茅于轼：中国社会需要一致的是非观
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这就是是非观。人类社会经过几千上万年的发展慢慢地搞清了对和错的标准。这一点至关重要。要温良恭俭让，仁义礼智信。有了一致的是非观才可能有社会的安定和秩序，否则就会发生冲突。至今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各种宗教的是非观还没能完全一致起来，这是当今世界冲突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我们中国而言，我们有几千年的文明史，培养了我国所特有的是非观。有了它才可能维护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生存。这是我们最重要的精神文化财富。我国的是非观和西方国家的是非观虽然有细微的不同，但是没有原则上的冲突。
但是在改革前的一段时期，提倡阶级斗争，批孔批儒，用残暴代替仁爱，用造反代替秩序，发生全国性的是非观的倒退，造成极大的混乱。社会失去了一致的是非观，导致全社会的迷茫。改革后虽然试图恢复传统的是非观，还引进了西方现代价值观，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个过程并非一帆风顺。至今中国社会中对普世价值的看法还有极大的分歧。在高级干部中，是提倡和谐社会，还是搞阶级斗争，也是阵线分明，无法协调。当然，观点不同在任何社会中都是正常的，但是基本是非观的对立则是危险的。
最近发生的毕福剑事件，因为他骂了毛泽东，引起轩然大波。赞同和反对的双方十分对立。造成对立的原因是两方面的。一是由于不同的是非观；二是各自根据的历史事实不同。例如毛领导建立了人民共和国，毛发动了反右运动，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斗倒并逼死了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等人。这些事实应该说很少有人不承认。但对这些事实的是与非看法是很不一致的。比如已经入狱的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认为这些事基本上做得很对，所以要唱红打黑，继续文化革命的做法。但是中国的前总理温家宝就不这样看。以他们两个为首下面各有一大群人跟着。
对毛泽东看法不同的另一个原因是对历史事实的不同认定。有的认为毛发动的大跃进饿死三千多万人。也有的认为饿死人完全是造谣，至少是夸大事实。到底是不是饿死了人，饿死了多少人，这么大的事当权的政府绝不会毫不知情，可就是至今还不愿意发布真情，弄得百姓中各执一词，互不服气，成为当今中国社会一个不稳定的隐患。
试看世界上各个国家对自己历史人物（不论是正面的或反面的）的看法，固然有些不同，但很少像中国这样的对立和互不服气。这说明中国这种情况是非常特殊的。如何消除这种极不正常的状况？我认为唯一的方法是开放言论自由。经过一段时间的公开讨论，是非会慢慢搞清楚，事实真相逐渐明朗，意见也会慢慢一致起来。中外历史中对重要人物的评价，就是经过透明的讨论逐渐趋于一致。相反，越是限制不同意见的发表，越是隐瞒真像，社会也越是混乱，中央政府越是没有权威性，它的话越没人信。
由于中国长时间对言论的控制，社会上只有一种声音，大家很不习惯于出现不同认识的新观点。对毛泽东的看法很典型地说明了中国所特有的这种言论空间。这也说明，言论自由不仅仅是政府的事，更是百姓是否习惯的问题。对毛泽东的看法私底下早已议论纷纷，见怪不怪，但是在公开场合中议论毛泽东还很少见。所以毕福剑的话引起巨大反响。我觉得每一个人都要承认别人有发表不同于自己观点的权利。这是你自己能够有言论自由的前提。认为“错误”的言论不可以发表，这种意见似是而非。谁有权判断哪个言论正确或错误？每个发表意见的人都认为自己是正确的。对或错只能在自由讨论中见分晓。
一个公众人物在公众场合中必须谨言慎行，但是在私人场合也这样要求有点过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私人空间。把私底下说的话传播给还不习惯于言论自由的公众，是不是有故意挑起是非的动机，这个动机是好是坏，那是很难说的。
这件事给大家上了一课，那就是允许每个人有发表自己意见的权利。用宽容的心态对待不同于自己观点的看法，这就是社会进步。
[ 茅于轼 著名经济学家，天则经济研究所荣誉理事长，人文经济学会理事长 ]
2015 年 04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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