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左”与“右”
中国人的“左”与“右”
#意识形态
“左右阵营”就社会问题的论争是中国社交网络上的常见现象。当中国人在谈论“左”、“右”之分时，我们究竟在谈论什么？长期以来，学者往往只能从理论层面探讨这一问题，而对国人心中“左”与“右”的标准一直未有定论。
2015年4月初，“中国政治坐标系”测试（zuobiao.me）公布了2014年间17余万在线参与者的匿名调查结果。哈佛大学政府系博士候选人潘婕（Jennifer Pan）和麻省理工学院政治系博士候选人徐轶青对上述测试数据加以分析，试图从实证角度为中国 “左”与“右”的分野加以诠释。
两位研究者发现，与美国和西欧民主国家不同，中国人的意识形态标准同时统领了政治、经济、社会等多个维度。换言之，公众的政治、经济、文化倾向之间存在紧密关联。“左派”倾向于认同保守主义的政治思想、国家调控的经济政策以及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价值观。“右派”则往往同时偏好自由主义的政治思想、自由市场经济以及现代科学技术和社会价值取向。
作为政治术语的“左”和“右”，在西方民主国家和中国这两种不同的语境下，具有不同的内涵。美国和西欧国家的左翼政党追求较为激进的自由主义政治主张，而右翼政党则倡导政治上的保守主义。可是，两者都建立在绝大部分民众所认同的民主、法治、公民自由等核心价值观基础之上。左右倾向不同的党派仅对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的实践方法有分歧，而对于这些目标本身并不存在争议。
与此同时，西方国家左倾经济政策的支持者（倡导政府以适当手段调控经济）未必赞同左派的社会观念（倡导少数族裔、同性恋者及其它弱势群体权利，不反对堕胎），而右倾经济政策的支持者（倡导自由放任的经济模式）也不一定认可右派的文化传统（强烈的宗教意识，反对非法移民、堕胎、同性恋合法化等）。
与之相比，中国由于深受儒家思想和共产主义革命精神的影响，对“左”和“右”的理解也有所不同。研究者认为，当前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核心分歧在于政治体制的发展方式。基于这一考量，传统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被归位为“右派”。与之相应的“左派”则被研究者归结为保守主义者，因为他们倾向于维持当前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同时坚持缩小贫富差距的经济模式，巩固中国传统社会文化观念。由于这种分歧，研究者仅将“左”和“右”作为抽象标签使用，其实际意义与西方的情况不但没有可比性，而且必须通过对调查结果的分析处理来揭示。
为此，两位研究者分析了“中国政治坐标系”测试网站公开的所有2014年的数据。该测试共包含50道题：前20题关于政治（例如第3题，“发生重大社会安全事件时，即使认为信息公开会导致骚乱的风险，政府仍应开放信息传播”），中间20题涉及经济（例如第33题，“靠运作资金赚钱的人对社会的贡献比不上靠劳动赚钱的人”），最后10题则关乎社会文化（例如第46题，“周易八卦能够有效解释很多事情”）。每题均设置“强烈反对”、“反对”、“同意”和“强烈同意”4个选项，参与者须择取其一，且只有50个问题全部回答完毕，并提交学历、收入等个人信息后，系统才会收录答卷，同时也记录下作答时间和参与者IP地址所属的地理位置。
研究者运用统计学手段，为17万参与调查者的每个答案赋予了一个量化的意识形态值。数据表明，意识形态值偏“右”的参与者，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有关问题分别同时体现对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现代科学技术和社会价值观的支持，而意识形态值偏“左”的参与者，在这三类问题上分别倾向于威权主义、政府调控经济以及中国传统文化和儒家思想。
不论是“右”倾的自由主义，还是“左”倾的保守主义，都大幅涵盖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三个角度。因此，公众对这三类议题的观感具有极大的相关性。这一点同西方民主社会中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取向间存在可观距离的情况大相径庭。
“中国政治坐标系”测试作为一项网上调查，其参与样本并不随机，也未必具有代表性。研究者在分析数据时承认了这一问题，但他们认为，纵使数据来源于非随机抽样，其研究结论依然成立。他们将这17万个数据点依据不同的省份加以分类，首先去除来自香港和海外的数据，发现去除前和去除后的意识形态值相关性依然极高。以此类推，从样本数量最多的北京开始逐步去除，并将分析剩余数据得出的意识形态值与原始数据加以比对，发现直到仅留下海南、宁夏、青海和西藏四省（占原始样本的1%）时，相关度仍高达99.95%。
同样，按调查时间划分，即使仅留下2014年最后7天的调查数据，对比其与原始数据分析得出的意识形态值，两者亦存有99.96%的相关度。因此，两位研究者认为，即使用不随机的手段显著缩小现有样本，也可以观察到公众对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三者的倾向紧密相关。
政见CNPolitics.org在讨论这篇论文的研究方法时注意到，上述结果只能证明现有样本数据本身是非常均匀的，因此去除一部分数据前后的分析结果之间并不存在明显差异。然而，这不意味着现有样本对于全中国人口这一总体而言具有代表性，因为任何基于有限样本的结论都无法推知样本以外群体的情况。
当然，作者也在论文结尾指出，研究个人教育程度、收入、所在地现代化程度同意识形态的关联时，选取有代表性的随机样本实有必要。就当前样本而言，教育程度和收入较高的群体，意识形态上往往偏“右”。在较为现代化的省份，居民的“右”倾往往也更强烈。不过，囿于样本自身的局限，这一结论还有待进一步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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