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有了经济学，人类才变得理性？
因为有了经济学，人类才变得理性？
每年到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之时，坊间除了猜测诺奖得主会是何许人之外，也常会出现质疑：所有社会科学里，凭什么只有经济学有专属诺贝尔奖？经济学难道比其他学科高贵？
对这一质疑的常见回应是：经济学对现实世界的影响，是其他社会科学学科远不能比的。的确，即使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对经济学强势地位多么不满，也不得不承认这样的事实：经济学的影响已深深渗入日常生活，甚至塑造了每个人的思考和行动方式。
学了经济学，变成理性人
大多数经济学分析中，往往都会假设人是自我中心、偏好明确、精于计算的“理性人”。理性人假设一直饱受其他社会科学同行们质疑——毕竟，人们在许多时候都是“非理性”的——经济学内部近年来也对这一假设的局限性反思颇多（详见政见曾经推送的文章 《经济学家终于承认：人不总是理性的》 ）。
面对这一争论，法国社会学家米歇尔-卡杨提出了一个全新的分析视角：即便承认人们在很多情况下确实是“理性”的，这种“理性”是本性使然吗？米歇尔-卡杨认为，这种“理性”并非天生，而是多种社会力量塑造的产物，而经济学崛起就是其中一股重要力量。换句话说，当以“理性人”为假设的经济学知识普及到社会当中、成为人们决策和行动的依据，甚至根深蒂固地扎入人们的思维方式，经济学也就使人们从“不理性”变得“理性”了。
早在1993年，经济学家Robert Frank和两位心理学家发表论文，介绍一系列相关实验研究。他们发现，经济学专业学生在实验中比其他学科学生表现得更“自私自利”，且这一差距在高年级学生身上更明显；另一项问卷调查中，上完一个学期经济学导论的学生，与他们刚开学时相比，思维方式更贴近“理性人”假设。这些发现似乎证明，人们在接触经济学的过程中，的确会逐渐变成经济学所设想的“理性人”。
经济学真能预测现实吗？
不过，以上发现都是在实验环境中得出的，而在现实生活中，是否有证据表明经济学知识催生出了更加“理性”的制度呢？2003年，两位社会学家在《美国社会学杂志》发表研究，通过对芝加哥期权交易市场的历史分析，为这一论断提供证据。
作为全球最早的金融衍生品市场之一，芝加哥期权交易市场成立于1973年，而就在同一年，金融经济学领域最为著名的期权定价模型“Black-Sholes-Merton（BSM）模型”（这一贡献在1995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横空出世。在芝加哥期权交易市场运行的最初几年里，实际的期权定价状况与BSM模型所预测的相去甚远。大多数市场参与者不认为他们需要一个定价模型，更不认为BSM模型真能描述现实。
然而，1978年巨大市场波动极大地刺激了交易者们寻找一种“理性”交易方式的需求。同时，随着越来越多的大型机构投资人进入市场，它们也需要一个标准化的模型作为决策、统合的依据。
那么，为什么是BSM模型获得了投资者的青睐呢？因为它能给投资者提供简便易行的指导：将同一只股票衍生的所有期权产品价格与BSM模型所预测的价格进行比较，买入实际价格比预测价格低的产品、卖出定价过高的产品，而当所有投资者都如此操作时，定价低的产品价格上升、定价高的产品价格下降，使得所有产品都趋向于BSM模型的预测价格。
这也是为什么，1978年以后，BSM模型预测的期权定价与实际定价状况迅速走向一致——即使这个模型的假设一直都和现实情况不吻合。
如此说来，BSM模型的巨大影响力并非因为它天然具有预测现实的超能力。只有当市场参与者因为机缘巧合而开始广泛使用这一模型时，现实才变成模型所预测的样子。这种现象，被称为经济学的“实践表现性”（performativity）。
活在理性的世界
被经济学驯化成“理性人”的，远不止市场交易参与者。随着经济学不断把触角伸向市场之外更广阔的政治生活、并把理性假设运用在公共政策问题的分析中，政府也变得越来越像“理性人”了。
如今，成本—收益分析已经变成政府在做决策时必不可少的步骤，不管其背后的政策议题本质上是否只是一个收益最大化的问题（比如那些涉及到如何在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分配利益的问题，本质上就不是收益最大化问题）。食品药品监管部门、环境监管部门、交通管理部门逐渐学会用边际成本核算的方法为生命定价。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政府开始使用经济学中的“净影响分析”来评估其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干预手段是否成功。
种种转变，看起来只不过是政府决策手段的技术性升级而已，但实际上，它们意味着政府在通过一种全新的视角来理解自身与社会的关系：社会问题里众多层面的复杂性，统统被简化到单一维度上进行衡量；错综纠缠的社会利益版图与人们的悲欢离合，可以被几个特定的数字指标所代表。通过这种方式，政府将许多政策议题从“政治问题”重新定义为纯粹的、可以通过理性计算解决的“技术问题”。
“理性人”假设也深深影响了美国政府对经济活动——尤其是金融市场——的监管态度。
基于这一假设的“随机漫步理论”和“有效市场假说”，虽然在经济学界内部一直面临争议，但自70年代开始就成为美国两大主要金融监管机构——美联储和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指导原则。按这个原则来看，既然由理性交易者所组成的金融市场完全可以实现资源配置的效益最大化和有效的自我管理、既然违反规则的行为无法在这样的市场上找到获利空间，政府何必还对金融市场指手画脚呢？这因为此，这一系列的金融经济学理论为70年代后大量金融衍生品市场的成立提供了合法性基础，也成为80年代后美国政府对金融活动大幅放开管制的主要理由之一。
我们生活在一个变得越来越“理性”的世界，而经济学正是这一趋势的重要推手。但2008年发生的事情也在提醒我们：“理性化”趋势背后同样蕴藏着深刻危机。当人们变得越来越像经济学意义上的“理性人”，这到底是不是好事？是不是所有社会问题都可以通过“理性计算”解决？是不是有些社会问题不应该通过这种方式解决？这些问题的答案，还需我们继续找寻。
参考文献
- Breslau, D. (1997). The political power of research methods: Knowledge regimes in US labor-market policy. Theory and Society, 26 (6), 869-902.
- Callon, M. (1998). Introduction: the embeddedness of economic markets in economics. The Sociological Review, 46 (S1), 1-57.
- Frank, R. H., Gilovich, T., & Regan, D. T. (1993). Does studying economics inhibit cooperation?.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 159-171.
- Hirschman, D., & Berman, E. P. (2014). Do economists make policies? On the political effects of economics. Socio-Economic Review, 12 (4), 779-811.
- MacKenzie, D., & Millo, Y. (2003). Constructing a market, performing theory: the historical sociology of a financial derivatives exchang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 109, 107-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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