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老兵放下刺刀扛起锄头有多难？
让老兵放下刺刀扛起锄头有多难？
每一场战争或社会动荡过后，总会有一个问题困扰国家的管理者：如何安排那些贫穷、无业和高危的前参战士兵们？
如果工作机会太少，这些人会很容易重新参加各种暴力活动，成为社会中的不稳定因素。例如，在塞拉利昂，各个政党会花钱雇佣老兵们恐吓选民；在哥伦比亚，许多前参战士兵都被当地的犯罪团伙所招募；而在利比里亚，这些人则会被吸引到各种非法工作和雇佣兵活动中。
为了阻止这些活动发生，几乎每一个政府都会主动支持一些公共工程、培训项目或其他就业政策，国际组织也会实施一些“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DDR)”的计划，让前参战士兵们能够更快融入正常的社会生活。
但是这些就业项目真的有用吗？
难以实现的三个条件
事实上，要使得这些项目取得成功，需要满足三个前提条件。
条件一：政府能够通过提供培训和或资助来促进合法就业。
相对于普通的社会成员，老兵们除了在施暴能力上具有比较优势外，在其他方面往往一无所长，因而政府在人力、社会和物质资本方面的足够投入或许可以弥补退伍士兵在和平时期就业市场上的劣势。
条件二：合法就业能够降低人们参与非法活动或叛乱的激励。
退伍战士们需要拥有足够的理性，从而能够准确判断出参与犯罪和叛乱的机会成本。在一些发达国家，已经有初步证据表明，城市层面的犯罪率会随平均工资的增高而降低。
条件三：工作和高收入能够让前参战人员融入正常的社会生活。
理论上，工作时间可以排挤掉人们参与犯罪的时间，并向他们提供安全的生活方式。而贫困则会导致年轻人脱离社会主流，逐渐卷入暴力和犯罪之中。
但是这些前提条件在现实世界中真的能够得到满足吗？就业项目是否真的能够发挥“维稳”的作用？
“锄头换刺刀”的尝试
在1989-1996和1999-2003年间发生的两场内战让利比里亚变得千疮百孔，该国350万人口中有十分之一因战争而死亡。在战争中，各方招募了成千上万的年轻人成为士兵。直到2003年以后，利比里亚才变得稳定，经济也持续发展。
但是，据利比里亚政府和联全国维和部队估计，到2009年仍有9000名前作战士兵生活在政治热点地区。他们非法开采各种自然资源，包括黄金、钻石、木材和橡胶等。由于这些自然资源都是利比里亚经济发展的核心产业，政府迫切希望遏制这些盗采资源的行为，从而正常发放开采许可和征取税收。
不仅利比里亚政府认为这些前参战人员严重威胁了社会安全和政权稳定，联合国维和部队也将这群人视为对国际和平的威胁。几十年来，许多区域性冲突都因为跨边境雇佣兵的参与而变得火上浇油。利比里亚的老兵们正是这些雇佣兵组织的重要成员。
因此，为了让这群人不再从事犯罪和雇佣兵活动，一个旨在减少武装暴力的非营利组织（AoAV）在2009-2010年间设计并实施了一个实验项目。
研究者招募了138个社区中超过1100位“高危”人员。实验前的调查资料显示，平均而言，这些人的年龄为30岁左右，接受过5.9年的学校教育，月收入在47美元左右，有74%的人属于某一战时派系，并有47%的人声称自己在接受调查的上一周还从事过非法活动。研究者从中随机选取了一半人作为实验组，另一半人则为对照组。
实验项目的内容主要包含四个部分：第一，寄宿式课程和实践性培训内容，主要包括种植大米、蔬菜、橡胶、棕榈树和动物养殖等；第二，通过劝导和教授生活技能等方式让实验对象学会适应和平时期的社群生活；第三，在课程结束时，将实验对象送到他们自主选择的社区，让他们和社区居民共同开垦农田；第四，为每个人提供价值125美元的农业工具或现金补贴，并分两阶段发放。其中前一半是在课程结束时发放，后一半是在几周后再发放，以确保培训对象真正的参与到农业劳动中。
研究人员估计，去除固定成本（如建设培训场地和办公室的费用），该实验平均在每个实验对象身上花费了1275美元。
没有老兵会完全退出非法工作
在培训完成14个月后，研究者经过调查分析，得出了以下发现：
首先，即使是最危险的老兵也会对从事农业感兴趣。毕竟在利比里亚，农业是人们求生的最常见方式。
第二，实验组的成员将20%的时间从非法资源开采活动转移到正常的农业活动中。但是，并没有人完全的退出非法工作。也就是说，实验只是帮助“高危”分子们改变了工作组合，并在每月提高了大约12美元的收入。
第三，该项目对实验对象的社会网络、等级式的军事关系、敌对情绪、社会整合，和对暴力或民主的态度没有明显改变。
第四，当邻国科特迪瓦的选举危机引发出一场战争时，对照组中有3%到10%的人曾试图参与雇佣兵活动。而实验组参与雇佣兵活动的积极性则要低1/4左右。当然，由于科特迪瓦的战争非常短暂，他们并没有机会真正上战场。
第五，预期的现金激励对于减少非法和雇佣兵活动有重要作用。由于未预料到的补给问题，实验项目只能为2/3的实验对象提供实物补助，于是只好为剩下的人员提供现金补贴。结果发现，相对于得到实物补助的人们，那些预期能顺利得到现金补贴的实验对象参与非法活动的动机更小。
总而言之，从事农业所带来的更高回报确实显著改变了人们参加犯罪、雇佣兵的激励。一个细微的收入变化（一天40美分）就可以很大程度上改变人们参与非法工作的动力。这说明在合法与非法工作之间，劳动力对相对收入的变化非常敏感。
但是，“高危”人群对正常工作的选择其实只是针对风险的理性回应，为给自己留一条后路，他们并不会完全放弃非法行业。同时，就业率和收入的上涨并不能影响实验对象对正常社会和政治生活的融入程度。也就是说，经济援助本身并不足以完全帮助“高危”人群融入社会。
参考文献
- Blattman, C., & Annan, J. (2015). Can employment reduce lawlessness and rebellion? A field experiment with high-risk men in a fragile state (No. w21289).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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