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而后工”现象真的存在吗？
“穷而后工”现象真的存在吗？
“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
司马迁在不朽名篇《报任安书》中的这段话，想必大家都是耳熟能详。太史公认为，古人往往在“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的时候，才会“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用一个成语来总结，就是“穷而后工”，意即文人在穷困不得志之时，才能创作出优秀的作品。
乍看上去，这种说法似乎很符合我们的常识。老杜若不是后半生辗转飘零，怎么写得出“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这样的名句？李后主如果没成亡国之君，自然也不会有“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的感叹。
事实上，类似“穷而后工”的观点不仅是东方独有。在西方的心理学家中，也有不少人认同负面情绪对创造力有推动作用。然而，从实证研究的角度来看，我们总免不了要问：怎么才能准确地衡量艺术家的情绪状况？有没有可能，是澎湃的创造力引发了负面情绪（比如在完成一部作品之后，人更容易感到失落），抑或是某个不为人知的因素同时影响了这两个变量呢？
在即将发表于《经济与统计评论》杂志上的一篇论文中，来自南丹麦大学的经济学家Karol Jan Borowiecki巧妙地用定量方法对上述问题做出了解答。他使用文本分析的技术，考察了三位大作曲家：莫扎特、贝多芬和李斯特一生中写下的全部书信。因为这三位大师都是年少成名，所以他们的所有信件都得到了后人的妥善收藏和整理，如今已经被电子化，并被翻译成了英文。而他们的生平和活动范围也有颇多重合之处，这就在很大程度上排除了时代和地理因素的干扰。
从书信文本中，研究者首先摘取了那些被认为能够反映人类情绪的单词，如love，happy，hurt，nervous等等。文本分析发展至今，学术界已经为这些常见的词汇建立了一个“情绪词典”，从而每个词都在其中对应着某个情感等级。根据和词典比对的结果，和各个单词在信中出现的频率，研究者就可以计算出在这封信写作的时间点，作曲家的情绪状况大致如何。
接下来，Borowiecki教授又基于三位大师的传记，整理了他们各部重要作品问世的年份，和他们一生中的重大事件。简单的回归分析表明，在控制了收信对象之后，作曲家们随着年龄增长会更容易表现出积极的情绪，新作品的问世以及外出旅行（或者巡回演出）也会让他们更加快乐；而亲属的生病或死亡则会导致负面情绪的显著增加。婚姻并没有对三位艺术家的情绪造成明显的改变。
那么，处于低落心境之中的作曲家是否真的更加高产呢？为了排除反向因果以及其他因素的干扰，Borowiecki教授利用了亲属的突然离世给大师们带来的冲击。在18、19世纪的欧洲，由于医疗和通信技术尚不发达，亲人的离去往往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因此可以被认为和其他决定创造力的因素无关。而如前所述，作曲家们的情绪却会因为此类悲剧的发生而更加消沉。对比亲属去世前后三人的表现，研究者发现，他们的负面情绪指数每增加9.3%，下一年中新创作作品的数量平均来说会上升0.25。如果进一步将负面情绪细分为愤怒、焦虑和悲伤三类，那么悲伤对创造力的正面影响将是最大的。
然而，有没有可能是辞世的亲属为作曲家留下了丰厚遗产，使得他可以心无旁骛地进行工作呢？研究者指出，在冲击发生前后，作曲家在信中提及自身金融状况的频率并未改变，因而可以排除这种可能性。同时，统计分析还显示，结婚或者获得固定职位，也会明显降低大师们的创作效率。
这样看来，“穷而后工”确实不无道理。或许正是由于对人类的苦难感同身受，大师们才能够写出那些直击人心的文字和乐章。如同罗曼•罗兰在《贝多芬传》的结尾中所写的那样：“由痛苦造成的人，世界不给他欢乐，他却创造了欢乐来给予世界！”
参考文献
- Borowiecki, K. J. (in press). How are You, my dearest Mozart? Well-being and creativity of three famous composers based on their letters.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