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新闻史教学中的生日报演示
【前言】新闻史教学中的生日报演示
文/钱钢
偶然发现这件有趣的事。2011年初访问日本北海道的报馆,见入口处有台机器。朋友引导我,投入硬币,在触摸屏上输入出生日期,enter,机器打印出我出生那天的《北海道新闻》。
一道开胃小菜
曾有位教授提醒我，新闻史不好教。今天许多年轻人对历史隔膜，一大堆报名人名，令人目眩。我明白这一挑战，于是尝试激活新闻史课程，每次开讲前，上一道“开胃小菜”：让学生演示生日报。
所谓“生日报”，指同学父母或本人出生那日的报纸。最好是籍贯地报纸，也可以是全国性报纸。我请同学们在课前努力检索资料，从“触摸”一份旧报开始，仔细阅读那份和自己关系密切的报章，并把他（她）的所见、所奇、所思、所惑，带到课堂，与大家分享，并将疑问提交给我，让我解答。
2011年以来，我在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的硕士研究生课程Readings in China Media and Society、港大的公开课“通传媒，识中国”、以及在广州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的中国新闻史课程中，都使用了生日报演示方法，实践证明，对教学有帮助。
打开了万花筒
几乎没有人见过自己父、母或本人的生日报。寻找的过程引人入胜，演示的场面活泼兴奋。
我请同学们从生日报上读时代背景。从民国时代，到1949中共建政、1950–1953朝鲜战争、1956“双百方针”、1957反右运动、1958大跃进及由此引发的1958–1962中国大饥荒、1966文革、80年代改革开放，及至八九六四、邓小平南巡，同学的生日报演示，把国事风云串联一线。
港大一位藏族同学的母亲生于1958年，他从母亲生日那天的《青海日报》上，看到上一年的反右运动在深入，看到大跃进创粮食高产纪录的夸张口号。有位女同学，父亲出生于1959年。大饥荒已经开始，她却从《杭州日报》和《人民日报》上看到国庆前夕的多篇“辉煌成就”报道，报纸说，中国生产成就“十年胜过千年”，“今天，中国人民同声自豪地说：中国已经有了一个成功解决人民吃饭问题的政府，这就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这位同学在她的PPT上写了个大大的英文单词“Seriously?!”
有个上海女生的演示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她父亲生于大饥荒时期的1961年。内地报纸上，大饥荒的事实是绝对被封锁的。更何况在生活水准相对稍好的上海，报纸上会有“大饥荒”的印记吗？细读《解放日报》上的每一篇报道，她还是发现蛛丝马迹。有一则《童子牛怀胎了》的农村报道，说一个生产队里有12头耕牛，11头是母牛，三年来竟然无一头怀孕 — 这正是当年农村凋敝的写照。报道说，1961年调整了政策，对饲养员实行了“六奖一定”责任制，终于有一头牛怀孕 — 这也反映了大跃进失败后中共一度的政策调整。这位同学没有就此打住，她特意打电话回家给祖母，请老人家回忆父亲出生时的情形，知道了父亲出生时，食品短缺，祖母无奶的焦虑窘迫。
当年的港澳报纸上，有大饥荒报道。有位香港同学的母亲出生于1960年，她从母亲生日那天的《星岛日报》上发现《饥饿广东》，又从《华侨日报》上检出“今日之中国大陆 粮食缺乏自杀盛行……四日之内一百四十六人抵澳”的文字。
从生日报上，香港同学对国情的理解大增。我很惊讶，公开课上的一位生于1975年的香港记者，她能抓住“1975邓小平整顿”这大背景，和中共向东南亚“输出革命”的历史，并能用生日报上的资讯佐证。有位香港同学，1987年6月出生。是时，中共十三大将召开。她看了这天的内地与香港多份报纸。看到赵紫阳在谈政治体制改革，又看到韩国民众的抗议风潮，想到妈妈曾对她说“你生在香港是幸福的”。她在为生日报演示准备的作业中写道：“赵紫阳口中的政治体制改革，与妈妈口中的幸褔，有什么关系吗?我在做功课的过程中不时在想，看着今天的香港和中国，幸褔这话题可以很沉重。假如八七后并没有六四，当年《解放》、《文汇》、《南方》报导赵紫阳预告十三大的改革，也许后来或曾以另一姿态来临？但历史没如果，八九年在天安门广场的学生，跟八七年南韩反政府浪潮中，最后迫使南韩政府实行直选的人们，他们当时所追求的幸褔，又分别包括了什么？”
这位同学说：“钱老师吩咐我们读生日报，从新闻里看看我们个人的生命轨迹如何与历史交叠，有缘在这年做这功课的感觉特别深刻……”
活的新闻史
新闻史自然关注新闻自身变迁。对中国大陆而言，包括：宪法对于言论、出版的规定及其变化；执政者的新闻传媒管理制度的变化；媒体的变化；传媒人的命运；传媒运作模式的变化；科学技术对传媒的影响；等等。这些在课堂的生日报演示中，都能看到端倪。如中共建政初期鼓励批评，“做有牙齿的报纸”；在1956年鼓励“百花齐放”期间报刊内容的轻松生动；1957年反右运动后媒体被紧缚手脚，直到文革期间媒体充斥“假，大，空”内容。有生于1989年的同学，展示了六四前媒体的短暂“自由”；有生于1990年的同学，展示了媒体的万马齐喑；也有许多同学是“南巡一代” —— 他们是在1992年春天邓小平南巡后出生，他们演示自己的生日报，让我们又看到中国媒体市场化的开端。
新闻史离不开政治与社会变迁，也离不开经济、文化乃至生活风俗的演变。生日报演示的好处是，有大叙述，又有小叙述，既让人看到时代大背景，也让人看到生活的细枝末节。有不少同学，对报纸上的电影、戏剧广告饶有兴致，并从中发现故事。有同学留意报纸上的物价 — 米价、肉价，包括报纸的零售价。“为什么1953年的人民日报售价一份售价600元？”自己搜索，原来是币值的关系，那时是一万元等于后来的一元。
我的公开课学员，有来自香港不同机构的朋友。忘不了那位搜索资料极其认真的中学音乐老师，她对她出生之年1956年中国大陆有关音乐教育、音乐演出的资讯特别注意。来自香港电台的一位编导，从生日报上发现，在她出生的1970年，中国与意大利建立外交关系。由此及彼，检索出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Michelangelo Antonioni）应邀当年到中国拍摄纪录片《中国》，后来竟遭江青批判，说他“丑化中国”的故事。这样的检索讲述，令她对政治、新闻、文化的错综关系有综合的认识，也对自己从事的影视专业的历史有更多了解。
“回到现场”，是历史教学的关键。生日报演示为同学创造了触摸历史的机会，让他们初尝寻觅史料、考证史实、大海捞针、慧眼识珠的滋味。这方法帮助他们，将我讲述的新闻史转化为人的故事，更好把握每个历史节点的语境。
一份生日报会带给他们许多问号，这恰恰需要我来讲解。而千姿百态的生日报，对丰富扩展教师的知识亦大有裨益 — 一位新闻史教师，原本无可能见到如此多报章。一位位同学的生日报演示，毫无疑问，是他们在给我上课。
钱钢
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
中国传媒研究计划主任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