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的革命成功了吗？ — — 钱钢老师课上的生日报【19】

2016-08-15 作者: Yiwei Wang

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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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的革命成功了吗？ — — 钱钢老师课上的生日报【19】

Yiwei Wang

Mar 17, 2016 · 9 min read

文／吕光一

钱钢老师附言

90后们在搜索父母生日报时，屡屡遇到完全陌生的名字，而这些名字曾经是人民日报头版热词，在我这代头脑里打下深深烙印。比如“陶里亚蒂同志”、“恩克鲁玛总统”，还有“苏加诺”和这位“艾地”。很高兴看到他们在利用网络，兴致盎然地冲浪，寻觅。研究或许是最初步的，有待破解的疑点也可能越来越多。但这不正是“涨姿势”的必经之路吗？

1963年9月5日，我爸爸出生在河南省西平县，是这个人丁单薄家庭中的第一个孩子。当时，南阳师范学院毕业的爷爷已经在家待业3年，用他自己的话说：“当时大学生虽少，但国家能提供的工作机会也少，很多人都无法安置，得等上个几年。”闲人养闲人，这日子自然不好过。

1963年距那场可怕的“三年自然灾害”（1959–1961）已经过去两年。但天灾仍频，对本来就脆弱的粮食生产来说更是雪上加霜。9月5日的河南日报上，屡见类似《一定要把小麦种足种好》的标题。这是因为1963年秋季，华北平原遭受了解放以来的特大洪水，大片农田受淹、减产甚至绝收；丰收的美梦被浇熄，大家只能把希望寄托于新一轮的播种。

同时，棉田里虫灾也正肆虐。反映到报上，就是“领导重视、群众齐心”，“扑灭棉田虫害”。

连续“上头条”的艾地

河南、河北等周边地区灾害的愁云惨雾，并没有冲淡首都北京“隆重热烈”的喜气。继西哈努克亲王1963年2月来访之后，又一位“中国人民的好朋友”，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领袖艾地带着印尼共产党代表团访华。类似《首都盛会隆重热烈欢迎艾地同志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代表团》的标题成为人民日报、河南日报等很多报纸9月5日的头版头条。

其实，艾地8月29号就来了，但他在人民日报头版上一直待到了9月7号，几乎也是“天天见”了。他为何受到如此隆重的欢迎呢？

艾地的来访，适逢当时社会主义阵营内部闹分裂，两大主力中共和苏共的关系因在对美态度和马克思主义道路方面产生分歧，降至冰点，阵营内部各国共产党纷纷选边站队。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当时是拥有300多万党员的印尼第一大党，是仅次于苏共、中共的世界第三大共产党。有了它的支持，受到美苏双面夹击的中国共产党顿觉腰杆硬了不少。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和印尼的关系堪称情比金坚，也全靠印尼共产党的牵线搭桥。当时印尼由独立运动的领袖、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苏加诺当权。苏加诺是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外交上是不结盟运动的支持者，即不与美国或苏联结盟。他在夺权和执政过程中得到了印尼共产党的支持，而执政中，苏加诺出于平衡政局的考虑，让印尼共产党放手发展，对中国也十分友好。1965年8月17日，在印尼庆祝独立二十周年的国庆演讲中，印尼总统苏加诺高度评价了中国和印尼的双边关系，称之为“北京 — 雅加达轴心”。

输出的革命

爸爸出生第二天，“九评苏共”第一篇登上人民日报，中苏论战自此开启。与“老大哥”产生分歧后，中国也开始加速扩大在社会主义国家和世界共产运动中的影响力，东南亚成为主要阵地。

艾地就是毛泽东在东南亚的崇拜者和忠实追随者之一。针对印尼民主革命，他曾提出过“工农联盟的民族统一战线”、“加强党的建设”和“建立敌后根据地和游击战”等等概念。听上去是不是很耳熟？没错，这些都是出口自中国，或者确切说，是从“毛泽东思想”中发展而来的。艾地熟读《毛泽东选集》，也曾深入研究毛的革命思想。他认为，在中国可行的革命思想和路线同样也适用于印尼。艾地曾多次到访中国，在全国各地参观交流，包括向中国同志学习游击战争经验。

由于苏加诺总统的支持，印尼共产党得到充分发展，势力遍及印尼政府各部门。1962年，苏加诺任命了他自己的内阁，给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领导人艾地和莫•哈•鲁克曼以内阁部长职位。在他看来，这是一次民主化的尝试。艾地因此认为印尼将开创一条同中国和苏联不同的道路 — — 通过议会合法取得执政权。他曾在公开场合宣称：“在世界各国共产党中，印尼共产党最有权威谈‘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一个党，因为印尼共产党参加了中央和地方的各级政府，而且具有实行各项政策的实际潜力。”

找资料过程中，我发现1965年1月11日人民日报上有一篇《坚决支持印度尼西亚退出联合国》。退出联合国放到现在可是件了不得的大事，印尼当时为什么这么做，中国又为何支持呢？原来，1960年代，印度尼西亚与马来西亚由于英国提出的“马来西亚”计划冲突不断，1957年马来西亚获选为联合国非常任理事国，印尼因此退出，以示抗议。中国通过总工会等组织的电报表示了支持，认为“联合国已日益成为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工具，是为新老殖民主义服务的腐朽机构”，而这是印度尼西亚人民，“反对英美帝国主义威胁、维护国家独立和民族尊严的一个果敢的正义的行动”。一方面，印尼的这类举动被视为“英勇的革命行动”，成为中国领导的“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斗争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在“共同的敌人”面前，“同志”与“友谊”得到强调，而“输出者”与“输入者”的关系则弱化了。

艾地殒命，中印断交

好景不长，1965年8月，总统苏加诺的病情突然恶化。印尼军方和印尼共产党之间失去了一个能够制衡的权力核心，国家开始走向动荡。有消息说印尼陆军的“将军委员会”策划发动政变，推翻苏加诺统治。

然而1963年9月30日，总统卫队长翁东先发制人，发动“九三〇运动”，控制“将军委员会”七名将领，杀死其中六人，并成立“革命委员会”。他声称这次行动是为了保护总统。行动得到印尼共产党支持。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握有陆军战略预备队兵权的苏哈托随即声讨翁东“发动政变，用暴力手段夺取国家政权”，并以此为理由开始政变，软禁了苏加诺总统。

政变发生时，正值中国国庆，艾地正在北京参加庆典，而当他匆匆回国，已回天无力。他于11月22日被捕，并被秘密杀害，投入一口被称为“鳄鱼坑”的古井中。他的子女也流亡国外近半个世纪。

政变后，苏哈托以政变“由印尼共产党策划”为由，大肆逮捕、屠杀印尼共产党人，造成了“930惨案”。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内，300万人的“印尼第一大党”土崩瓦解，最保守的估计也有50万人被杀害。这个过程中，大量华人也被当作共产党chu决，中国驻雅加达总领馆及驻棉兰等地的领事馆也受到冲击。

华人卷入印尼政变，除了印尼当地排华传统的影响，与印共和中国的亲密关系也分不开。当时中国正处于文化大革命前期，极左思想已难以遏制，外交政策也受到了严重的侵蚀，将“红色革命蔓延到东南亚”思想日盛，树立起“世界革命”的旗帜，提出要坚决支持亚非拉反帝革命斗争，并且，重新开始支持东南亚一些共产党的武装斗争。种种做法，都让印尼国内很多军政高层将中国视为印尼共产党的后盾，加紧了对中国的警惕和排斥，930事件因此被祸水东引到了华人身上。在民间，由于苏哈托宣扬印尼共产党是政变的始作俑者，而印尼共产党多有华人加入，对印尼共党的仇恨则延伸到了华人身上。

930事件发生以后，苏哈托成为印尼的控制者，亲美派的他同中国决裂，1967年10月，印尼同中国断交。

据说，毛泽东当年作了一首《卜算子•悼国际共产主义战士艾地同志》，以慰故人。

正如词中所写，“花落自有花开日，蓄芳待来年”。艾地的“花”已经“落”了，但“输出革命”仍在继续。印尼共产党总结失败教训，认为他们此前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1965年8月，林彪在纪念抗日战争二十周年的文章《人民战争万岁》中表示，“整个世界革命事业，终究要以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革命斗争为转移。社会主义国家理应把支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革命斗争当成自己的国际主义责任”。

据程映虹《向世界输出革命 — — 文革在亚非拉的影响初探》一文中所写，林彪的文章是“9评”后中国最重要的国际战略表述，和“输出革命”直接相关。其中有三个要点：世界革命形势已经成熟，亚非拉是发动革命的地区，以及中国输出革命理所当然。据新华社统计，1966年10月到次年11月，《毛主席语录》外文版25种460万册发行到世界148个国家和地区。而不久后，另一场更加轰轰烈烈的革命，则在“世界革命”的输出地，卷起了一场长达十年的风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