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变的“全运会”与夭折的“新运会” — — 钱钢老师课上的生日报【34】

2016-08-16 作者: Yiwei Wang 原文 #生日报 的其它文章

多变的“全运会”与夭折的“新运会” — — 钱钢老师课上的生日报【34】

文/白安琪

钱钢老师附言

历史的线索千条万条。政、经固然是主线,社会生活的演变同样重要且有趣。白安琪从生日报上关于全国运动会的报道,牵出体育这条线索。这里有会徽、LOGO串起的历史,有会歌的比较,还由此引出曾在国际上喧腾过一时的“新运会”。想“让体育回归体育”并不容易,被政治巨影伴随乃至遮罩,几乎是运动会的宿命。但白安琪说得对:“运动精神、强健的体魄可以由每个生命自由掌控”。

我的母亲于1965年9月22日在山西出生。翻阅当天的人民日报,可以看到第五版刊登的几乎全是关于“全运会”的内容。母亲出生当天恰逢第二届全国运动会。这届运动会从9月11日开始在北京举办,持续十八天。下图是人民日报在9月22日刊登的全运会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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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知道全运会一些好玩的事实,不妨跟着我看看一些“小角度”,也许能以小见大。

趣说全运会

最基本的元素是历届全运会举办的时间地点,看下图,你发现了什么不同寻常之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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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运会本来应该是四年一届,但我发现1993年之前,届与届的间隔是不固定的:第二届全运会(1965)和第三届(1975)之间相隔10年,第六届全运会(1987)和第七届(1993)年之间相隔6年。回顾一下当代中国的历史进程,我们发现, 这两段时间中国都恰好经历政治动荡。 1993年后,全运会一直保持着四年一届的传统,且一般在奥运会结束一年之后举行。

再看全运会的举办地,2001年之前一直在北京、上海、广东之间“击鼓传花”,直到2005年才由江苏接手。原来,2001年国务院办公厅出台《关于取消全国运动会由北京、上海、广东轮流举办限制的函》,允许北上广之外“有条件的省、自治区、直辖市申请举办全国运动会”,但所需经费“主要由承办全国运动会的地方人民政府自筹,中央财政给予一次性定额补助”。可见, 财政因素是使得国家放开举办地限制的主要原因 ,能办全运会的省份,可都是有一定经济实力的。

经济实力也能决定奖牌多少吗?综合十二届全运会各省所获名次的频次分布,广东、上海、北京是名副其实的“第一梯队”,辽宁、江苏、山东紧追其后。而右下角的地图是《经济学人》制作的2014年中国各省市人均GDP地图,颜色越深代表人均GDP越高。巧合的是,我们所列的六个省市恰好是GDP地图上颜色最深的地方。可见, 雄厚的经济实力与优秀的体育成绩是息息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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饼状图的图例为某省在奖牌榜上所获名次,颜色越深的图例代表的名次越高

早期的全运会有什么有趣的比赛项目吗?我在妈妈生日报上看到一个:“无线电收发报比赛”。提到无线电收发报,我们可能首先想到的是一系列谍战片中特务人员从事的日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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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1959年和1965年,无线电收发报都被列为了全运会正式比赛项目。该项目比的是参赛者通过无线电收报和发报的速度,每分钟抄收或拍发的字数越多、错误越少的选手,即为最终的优胜者。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比赛呢?我在当天的一篇报道《国防体育的优异成绩》中似乎找到了答案。在那个年代, 刚刚解放不久的新中国视国防为一大要务,上述那些具有战争色彩的项目出现在体育赛事中也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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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鲜明“战时体育”痕迹的项目不仅这一个,摩托车、航空模型、航海模型等在当时也列为了正式比赛项目。

全运会也是政治生态的一面镜子,从会徽、会歌和海报中可见一斑。会徽的设计从“大跃进”时期的“热火朝天建设新中国”,到文革末期“继续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再到改革开放后“拨乱反正”,“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意象离不开政治话语的加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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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届全运会的会徽和含义的官方说明

而会歌从妈妈出生那年郭兰英演唱的《丰收歌》到2013年孙楠演唱的主题曲《梦的天空》,由“丰收的喜讯到处传”变成了“真情化作彩虹,在梦的天空”。使用“词云”工具对两首歌的歌词进行词频统计,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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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强调“共产党”、“心欢畅”,现在推崇“梦”、“奇迹”、“超越自己”,集体色彩逐渐淡化,个人价值地位提高。

再把目光转向这两届全运会的宣传海报。妈妈生日那年的全运会,“革命精神”是主流。画报上的运动员眼神凶狠,“敢于胜利,善于斗争”;连诗歌《裁判员之歌》也说,要“为革命吹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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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第十二届全运会的标语“全民健身,共享全运”,海报设计风格也偏向西方的雕塑形式,突出人的形象和形体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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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的“新运会”

中国的运动会热热闹闹,那么当时国际上有什么运动会呢?恰好在当天的生日报上,出现了一篇报道《新运会联合会第二次理事会会议在京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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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运会”这个名词于我十分陌生,它的全称是“新兴力量运动会”,是在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倡导下举行的世界性运动会。

1962年,印尼举办第四届亚运会,以政治原因拒绝接受中华民国代表团以中华奥委会的名义参赛,以宗教原因拒绝接受以色列参赛,导致国际奥委会宣布不承认该届亚运会。次年2月,国际奥委会宣布不定期禁止印尼参加奥运会。在此情况下,苏加诺提出自行举办新兴力量运动会的倡议,希望创建一个国际奥委会之外的独立体育运动。而中国由于台湾问题,1958年就退出了国际奥委会,一听到这个消息,当然愿意支持。

第一届新运会于1963年11月10日在雅加达开幕,柬埔寨、中华人民共和国、几内亚、印度尼西亚、伊拉克、马里、巴基斯坦、越南民主共和国、阿拉伯联合共和国、苏联等48个国家和地区派遣了代表团参赛。 新兴国家的抱团,也是当时国际政治格局的一个显著特点。

但新运会没有撑到第二届就不幸夭折:第二届新运会原定于1967年在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举行。但国际奥委会认为新运会将政治和体育相联系,违背了政治不干预体育的奥林匹克精神,故宣布全面封杀所有参加新运会的运动员。1964年,阿拉伯联合共和国要求中国援助其建设体育场馆。双方迟迟不能达成协议,最后决定北京接办第二届新运会。1965年,印尼发生九三〇事件,苏加诺被推翻,新上任的苏哈托敌视中国,退出新运会。1966年,中国爆发文革,局势陷入混乱。一连串外困内乱的突发事件下,第二届新运会不了了之。

讽刺的是,国际奥委会虽然以“违背政治不干预体育的奥林匹克精神”为由封杀了新运会,奥运会本身也逃不开被政治干预的命运。 几乎从一开始,奥运会就成为了各类政治活动的舞台。1932年的柏林奥运会,成了希特勒展示纳粹意识形态的平台,是奥运会政治化最“成功”的个案。二战后的伦敦奥运会,战败的侵略者德国和日本未被邀请参加这届奥运会,而苏联虽然受邀,却未参加。

对于运动员个人,用不着得奖,奥运会也能成为“改变命运的时刻”。1948年的伦敦奥运会,捷克运动员普罗瓦茨尼科娃(Marie Provaznikova)赛后拒绝返回祖国,成为奥运会上从共产主义阵营叛逃的第一人。1956年澳大利亚墨尔本奥运会,56名匈牙利运动员叛逃。而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资格赛上,七名在佛罗里达州参赛的古巴足球运动员叛逃。

甚至像“新运会”这样的另起炉灶也不是特例。1984年第二十三届洛杉矶奥运会,苏联、古巴、东欧国家共计十七国抵制了这届奥运会,并在后来自己组织了友谊赛。而原因,则是为了报复上一次莫斯科奥运会时,由于苏联入侵阿富汗,58个国家拒绝参会的举动。

可以看出,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范围上,体育组织和赛事向来都是与政治息息相关的。 但是,运动精神、强健的体魄可以由每个生命自由掌控。愿每个人都能享受运动的快乐!

作者介绍

白安琪,2014级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财经传媒硕士毕业生

【下期预告】

1955年的万隆会议是亚非国家间的第一次“大联欢”。但之后长达五十年时间里,亚非会议迟迟未召开第二次。徐小童在1965年妈妈的生日报上看到第二次亚非会议延期的消息,继续探索,发现了中国外交史上一段“伤心往事”。

请继续关注5月9日第三十五期“钱钢老师课上的生日报”《被“反华大合唱”淹没的第二次亚非会议 — — 徐小童妈妈的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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