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沈哲凡

钱钢老师附言
对来自内地的90后同学，文革已很遥远，香港的“文革故事”，更是陌生。沈哲凡胃口不小，从爸爸生日报上抽出线索，阅报读书，采访长者，竟做出一个关于“六七暴动”的小专题，让我们看到红潮曾如何祸港。沉睡的旧报就这样被唤醒了，当结束为期一年的研究生学习时，在MJ同学心目中“香港”已非标签，它有血有泪，今昔相连。

1967年6月12日，我父亲出生在安徽省安庆市枞阳县白荡闸村，22年后，他和大学同班同学 — — 我的母亲从合肥坐火车来到了北京，和全国各地赶来的青年学子们在天安门广场度过了三天三夜，父亲本人于6月3日白天回到合肥，有幸躲过一劫。

父亲出生的1967年，文革已成燎原之势，万里江山一片红。这把火也在这一年烧到了香港，并烧出了香港近五十年中最为严重的一次动乱。

在父亲出生当日的《文汇报》上，我读到了北京群众上街抗议的报道。不只北京，前后数日的报纸上，处处可见有关北京、广州、上海等大城市动辄数十万人的集会新闻。他们并非为自己的诉求上街，而是声援香港同胞的“反英抗暴”斗争。诸如“怒斥英帝反华暴行”、“加倍惩罚英帝”、“斗垮英帝纸老虎”的标题几乎每天都出现在《人民日报》《文汇报》等版面上，形成了内地群众与“香港同胞”相互呼应的氛围。

来港前我很少关注香港历史，对文革期间的香港也是一片空白：当港英治下的香港面对内地汹涌的文革浪潮，会发生什么？翻阅老报纸和相关学术著作后，一段从1967年5月持续到12月、史称“六七暴动”的香港“红色记忆”一点点呈现在我面前。

这场被赋予了“港式文化大革命”、“六七左派工会暴动”、“香港五月风暴”、“反英抗暴”等诸多名号和政治意涵的暴动由香港左派人士发起，造成51人死亡、800多人受伤、近5000人被捕，并反而砸了香港左派自己的脚。

其时香港经济不景气，劳资纠纷和官民冲突严重，工潮频发，左派工会对港英政府的不满日益累积。1966年，香港青年苏守忠绝食抗议天星小轮加价而引发九龙暴动；同年，葡澳政府阻止兴建坊众学校，引发严重警民冲突，左派民众拿着毛语录上街示威，军队镇压无果后政府被迫屈服，这次胜利大大激励了香港左派。周恩来对香港左派人士的接见更让他们深受鼓舞，时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梁威林就提出，香港的左派运动要“和国内文化大革命联系在一起”。

媒体也发挥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在当时的香港媒体中，《文汇报》《大公报》两报是左派报章的代表，《星岛日报》《星岛晚报》《华侨日报》《工商日报》是旗帜鲜明的右派报章，《明报》则较为中立。新华社香港分社是左派中当仁不让的主力，社长梁威林不公开的职位是中共香港工委书记，中共在港机构的最高领袖。

在社会内部矛盾和文革外部冲击下，只需一个小小的火星，左派运动就可以点燃香港。1967年4月，新蒲岗大有街一个人造花（塑胶花）厂的劳资纠纷拉开了“六七暴动”的序幕。

左派工会旋即介入劳资纠纷并组织工潮，称“我们是伟大的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工人，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是不怕任何镇压的。帝国主义对于革命人民所进行的种种迫害，是绝对动摇不了我们坚强的斗争意志的”。5月7号，《大公报》直接发问“港府当局是否存心向中国居民挑衅”，事件开始升级。5月11日，在流血冲突和宵禁后，香港左派工会成立“港九各业工人反对港英迫害斗争委员会”，大干一场的机会来了。

左派与右派报章的立场对比鲜明。左派报章断定此事件是港英当局精心策划、有预谋的。《大公报》《文汇报》登出一幅幅群众被野蛮镇压甚至留下“血衣”的照片，“血腥镇压”“白色恐怖”“暴行”“惨遭”等字眼遍布版面。

而右派报章则是以维稳为主，刊登警察维持现场秩序、工人安静配合、促进劳资关系之类的报道，并且引用街坊甚至佛教徒的声音呼吁市民冷静守法，在谈及工人骚乱也比较克制，体现出执法者的姿态。

左派很快得到了来自中央的支持。5月15日，中国外交部召见英国驻华代办霍普森爵士，抗议这场“英国政府勾结美帝国主义反对中国的阴谋”。第二天，受到鼓舞的香港左派阵营成立104人的“港九各界同胞反对港英迫害斗争委员会”，要求“立即停止一切法西斯血腥镇压行动；立即宣布无罪释放所有被捕的爱国同胞；严惩凶手，向受害者道歉，赔偿一切损失；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这一天，北京红卫兵和工人也组织了40万人的队伍游行至英国驻华代办处。

中央的支持也通过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进行表达，《人民日报》引用外交部声明表示“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决心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并警告“如果英国政府和香港英国当局不悬崖勒马，继续倒行逆施，是决不会有好下场的”。

与中央和内地民众支持相呼应，5月17日，左派人士来到总督府抗议，他们举着毛语录，高喊“戴磷趾（时任总督）滚出来。”在整个“六七暴动”期间，毛语录同样也是工人、学生抗议示威的统一“武器”，这一切，与港英政府治下的香港给人带来的印象格格不入，然而在那个火红的年代却显得那么合理。

在中央发声导致事件再度升级后，左派报章也受到鼓舞，痛斥“英帝国主义的法西斯暴行”，讴歌和赞扬工人学生的斗争。

对于外交部和中央的强硬声明，《大公》《文汇》也给予热烈拥护，并通过自己的舆论平台动员和鼓舞左派斗争。

右派报章则更多表达来自港府的声音，决心维持法律秩序，呼吁社会和平安定。

针对内地各大城市动辄数十万人的抗议示威，右派报章也针锋相对地刊登了“98团体代表90万人表示支持港府”的消息，并列出了所有支持港府的团体名单。

对于中共的表态和声明，右派报章将之形容为“攻击英国政府”，并转载《纽约时报》评论“毛派可能不顾一切使香港遭无理破坏”。

到6月3日，《人民日报》通过“六三社论”更加猛烈地向港英政府和英国进攻。社论写道，“英国殖民统治下的香港，是罪恶的渊薮，黑暗的地域，英帝国主义在香港干尽了坏事，血债累累，罪恶滔天，必须清算！”并呼吁“港九爱国同胞们，英勇地战斗吧！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取得了伟大胜利的祖国千百万红卫兵支持着你们，亿万革命群众支持着你们。”

在6月24日接待赞比亚总统的宴会上，周恩来“反英抗暴”的发言也中为香港左派打了一针强心剂。

此时，“六七暴动”已不再是一场简单的劳资纠纷，这场香港左派和港英政府之间的斗争，也让中共和英国政府站在了对立面。

“暴动”在于一个“暴”字，相比左派报章宣传的“英帝国主义的法西斯暴行”，左派抗议者由一开始的上街游行、集会示威转为诉诸暴力，成为更大的施暴者。激进分子们在街头放置众多土制炸弹(人称“菠萝炸弹”)以对抗警方，共造成10名警察的死亡，并牵连许多无辜市民死伤，让香港民众对左派人士愈发不满。

电台主持人林彬的遇害是左派分子暴戾的一个例证。这位长相酷似青年马英九的明星主持人在香港商业电台主持广播剧节目《欲罢不能》，由于不满左派分子扰乱社会治安的暴力行为，在节目中称他们为“无耻无良无能污秽邋遢下流贱格的港共分子”，并放话称“左仔，尽管放马过来吧。”当年8月24日，林彬上班途中，两名伪装成修路工人的激进分子截停汽车，并放火烧车。林彬后经抢救无效身亡。

这次袭击被左派报章形容为“地下突击队锄奸”，并称林彬一向在反华宣传中充当“烂头蟀”的角色，对爱国同胞“极尽侮辱污蔑之能事”。林彬死后，市民普遍对左派暴徒之暴行感到愤怒，左派的过激行为正在一步步将他们引入“玩火自焚”的境地。

林彬遇害前几天，北京的红卫兵们为声讨“英帝国主义”和声援香港左派，也采用暴力，火烧英国使馆。

事件缘起于8月20日，外交部的造反派们要求港英政府在48小时内重开被封禁的左派报章，并释放十九名驻港记者。

8月22日下午，英国政府没有满足放人要求，愤怒的红卫兵们来到英国驻华代办处放火烧楼，并殴打驻华代办唐纳德·霍布森，强迫他给毛泽东像下跪。

火烧英国驻代办震动中央，第二天凌晨就受到了周恩来的强烈谴责。随着周恩来的干预和中央对“六七暴动”的重新审视，中英两国开始了秘密谈判。到12月，“六七暴动”爆发7个月后，中央终于向香港左派下令停止进行炸弹袭击。

据张家伟《六七暴动：香港战后历史的分水岭》一书记载，周恩来表示，“六、七、八、九四个月国内报纸对香港的宣传是有毛病的，对香港用的口号同国内的差不多，把国内红卫兵的口号也用到香港问题的报道上了。”因此，“要设法同港英展开和平商谈，做好恢复香港和平、安定、繁荣的工作。”

张家伟的书中提到，外交部港澳办公室总结“六七暴动”为“在极左思潮干扰下仓促上马，脱离实际，没有达到预期目标。”中国政府自然希望香港可以和内地在文化大革命的浪潮中联动起来，然而激进分子通过炸弹袭击等方式来进行斗争，破坏了香港社会的安定和繁荣，这是中央政府不愿意看到的。坐拥窗口地位和国际优势的香港，对60年代中国的重要性不言自明。

香港左派尝到了自己种下的苦果：自身形象大幅下跌，渐失民心，大批支持者“脱左”，左派报章销量也一落千丈，很多人面临失业，逐渐丧失了话语权。左派也开始自我孤立，越来越少地参与社会事务和政治选举，不断边缘化的同时，他们也似乎被北京遗忘了。

新华社香港分社统战官员何铭思就曾抱怨：“爱国结果换来坎坷生活。”

与此同时，“六七暴动”却给港英政府带来了改善执政的契机。香港社会几近瘫痪，怨声载道的市民转而支持港英政府维护治安，就像《星岛日报》总编郑郁郎所解释的：“人们对港英并无好感，但在目前形势下，不支持港英，支持谁？这有如坐上汽车，一定要支持司机，港英就是司机，港人只好支持他。”六十年代底到七十年代，这位“司机”重新审视了自己的执政，并推动了一系列社会改革，避免了香港如同内地一样深陷阶级斗争的漩涡之中，保证了其后几十年的安定繁荣。

资深媒体人程翔老师在“六七暴动”期间就读于港大，他跟我们分享说，“六七暴动”后港英政府推出了十年建屋计划，稳定了社会；还推出了很多利于青少年成长和发展的政策，比如增加高等教育补贴；ICAC廉政公署的成立净化了行政系统，让整个社会也健康起来。

程翔老师说他们那一代学生成长于50年代，那时中国的对外印象是蒸蒸日上的，“因此那个年代的年轻人或多或少对新中国有一种热爱的情绪，对殖民地没有什么好感。”然而经历过“六七暴动”之后，程先生说，很多大学生开始思考自己在社会中的角色。就像“六4”之于我父母，这可能也是“六七暴动”留给那一代年轻人的重要遗产吧。

离港前我参观了尖沙咀的香港历史博物馆，关于“六七暴动”只有一块小小的展板和寥寥数句介绍，我盯着看了很久，思考着香港的那段“红色记忆”，有着火红的年代，有着不同的暴戾，有着媒体舆论的鲜明立场，还有着香港之所以成为今天这个香港所经过的坎坷。

作者介绍

沈哲凡，2015级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硕士毕业生

【下期预告】

文革初期，社会暴力丛生，政治秩序也遭到极大破坏，内政乱成了一锅粥。外交能否幸免？周凡琛带我们回到1967年的莫斯科。那一天，红场上来了一群手举小红书的“革命小将”，响起了毛语录的朗诵声……

请继续关注7月1日第四十九期“钱钢老师课上的生日报”《莫斯科红场上的红卫兵 — — 周凡琛妈妈的生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