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革命”,一代人的噩梦 — — 钱钢老师课上的生日报【53】

2016-08-17 作者: Yiwei Wang

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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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革命”,一代人的噩梦 — — 钱钢老师课上的生日报【53】

Yiwei Wang

Jul 14, 2016 · 9 min read

文/李艺宸

钱钢老师附言

我是老三届里的小不拉子 — — 68届初中毕业生，1965年秋至1966年夏，上过完整的初中一年级课程，此后便进入李艺宸讲述的教育革命时期，学过啥已全不记得，留下印象的是到农村割稻采茶、到蔴纺厂上夜班当小工。教育之灾对一代人的影响，当时并无感觉，日后才有切肤之痛。

我的父亲于1968年1月10日出生在河南。彼时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地进行。《人民日报》头版上挂了一个大横幅：伟大领袖毛主席最新指示的全面落实，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毛主席最新指示”，出现在头版的所有标题中。这个词，文革中天天见、月月有，它代表了什么？

检索人民日报数据库，我发现“最新指示”这个词早在两年前就出现了。1966年八一建军节这天，人民日报头版发表社论《全军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文中引用毛泽东的话，要求工人和农民学习军事政治和文化，而对学生，毛泽东是这样要求的：

“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这就是著名的“五七指示”。

这份指示其实是当年5月7日毛泽东给林彪的一封信，直到8月1日才由人民日报社论摘要公开。社论由毛泽东亲自审阅，主要说的是把“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革命化大学校”。

这是一份社会改造纲领，“教育革命”是重要组成部分，其目的是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现状。看来，经过反右和反右倾，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判断没有变化，连教书育人这种本职工作，他都不愿意交到知识分子手上去。1961年提出用于“做好知识分子工作”的“科学十四条”和“高校六十条”，自此形同虚设。

仅仅七天后，《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登上人民日报头版，明确提出，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

文革一开始，红卫兵大行其道，许多高校教师成为批判、殴打对象，各地的教学陷入停滞状态。“教育革命”第一步，带来了混乱与无序。1967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布《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要求学生们“边上课边闹革命”，还提出各学校的教师和干部“大多数是好的或比较好的。除了地、富、反、坏、右分子以外，有些人过去犯了错误，只要他们能够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就应该让他们站出来工作。”

到了1968年，版面上的“毛主席最新指示”越来越多。妈妈生日报上的“最新指示”有的和党内整风有关：“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有的则试图弥合“无产阶级”内部愈加分裂的情况：“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从“乱”到“治”，是这一年的基本诉求。两年前的指示也在继续发扬光大。妈妈生日当天的第四版，用了半个版面来讲“教育革命”。

教育革命要怎么开展？根据这篇文章，除了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政治挂帅，又红又专”，突出的一点是要“缩短学制”。

毛泽东曾说过课程“可以砍掉一半”。教材则要彻底改革，删繁就简。从1966年开始，中国的学制由原来六年小学、三年初中、三年高中的的“九三”学制改成了“五四”学制，即五年小学、二年初中、二年高中。这个制度安排一直持续到了1977年文革结束。

伴随着文革的进行，知识分子成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成了排在“地富反坏右”和叛徒、特务、走资派之后的“臭老九”。高校教师不仅首当其冲受到迫害，大部分人还被下放劳动，很多人从此没能再回到讲台。文革十年，中国的大学教授和副教授从7800人减少到5800人。

文革前的教育部领导此时何在？1966年6月，高等教育部部长蒋南翔、教育部副部长刘季平遭批斗。

紧接着7月23日，高等教育部和教育部合并。两部合一后，担任部长的何伟上任两个月即被打成“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总代表”，遭受迫害六年后含冤逝世。1969年10月，教育部及其所属事业单位全体干部、职工共1258人被下放到安徽省凤阳县五七干校劳动锻炼。据统计，仅教育部下属机构中受诬陷、迫害的干部、教师就有14.2万人之多。

教育部瘫痪了，老师不教书了，学生们学什么呢？上文举出北京林学院的例子，学生复课后，遇到“课如何上”的问题，解决办法是研读毛主席著作后，到工厂和林场“调研访问”，听取工人意见，最后的结论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以生产斗争为主线，专业课和基础课配套成龙，革命的学生、革命的教员和革命的工人三结合”。“以阶级斗争为纲，以生产斗争为主线”，是教育革命的另一核心主张。自此，知识分子褪下的教师光环，戴到了工人阶级头上。

文革中使用的教科书也“大换血”，注入了鸡血满满的“毛主席教导”和“毛泽东思想”。数学课本里，计算题设置了“阶级斗争”的背景，要“清算狗地主剥皮残酷剥削贫农”的“罪恶帐”；而下图右边似乎是生理卫生课的课本，直接宣称要“用毛泽东思想战胜疾病” — — 你可别笑，这在当时可是真到不能再真、都登上了人民日报的真理。

文革开始后，中国的大学教育中止，时间长达5年，这在世界上绝无仅有。1966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的通知》，通知认为，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没有跳出资产阶级考试制度的框框”，必须“彻底改革”。高考被定性为“培养了资产阶级的接班人”。为了筹备新的招生办法，当年高等学校招收新生的工作推迟半年。

教育部紧接着暂停了研究生招生和选拔派遣留学生的工作。到了7月份，则干脆发布通知，取消高考。大批高等院校被裁撤。1965年时中国总共有高等院校434所，到了1971年减少了约四分之一。

到了1968年7月21日，又一条针对教育革命的“最新指示”出炉了，毛泽东说：“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这段话通过广播公布，称作“七•二一指示”，短短90个字，引起了各地开办“七二一大学”的热潮。据《中国教育年鉴》记载，至1976年底，全国共有七二一大学33374所，学生148.5万人，是同期普通高校学生数的3倍之多。

7月22日的人民日报报眼上登的就是这条指示，头版还刊登了一篇“调查报告”，以上海机床厂为研究对象，大书特书学校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好处。

至于为什么只办理工科大学，文革研究专家、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教授宋永毅认为，这是因为理工科只是工具，不会挑战毛的权术和革命理论，人文学科则不同。从毛泽东以往的言论看，他对人文学科的不满积累已久。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说：“文科不改造不得了。不改造能出哲学家吗？能出文学家吗？能出历史学家吗？现在的哲学家搞不了哲学，文学家写不了小说，历史学家搞不了历史，要搞就是帝王将相。”

直到1971年8月，毛泽东还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里老调重弹，提出对教育界的“两个估计”，一是宣称在教育路线上“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二是批判大多数教师和学生“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

1968年10月，中共中央八届十二中全会以后，工人、解放军和贫下中农的各种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执行上层指示，进驻了学校，意在结束校园革命的混乱局面，掌握学校的领导权。但事实证明，教育的“无产阶级路线”是走不通的。由于自身文化程度局限，又不熟悉教育工作，工宣队逐渐成为校园中游离的权力一极。

1970年6月27日，中共中央批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决定废除考试制度，“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招收工农兵学员，并决定先在两校进行试点。文件确定工农兵学员的任务是“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简称“上、管、改”）。当时入学的工农兵学员，很多人都只有初中、小学学历。据1972年5月北京市11所高校的调查，学员入学前文化程度初中以上的仅占20%。即使是1973年以后，高校招生改为推荐和文化考试并行，也出现了像张铁生这样，交白卷也能上大学的情况。

极端的政治化制约了教育的发展，甚至造成毁灭性的打击。文革十年对中国教育造成了巨大的冲击，造成了人才的断层，这是一代人的噩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