裙下之戏：性别、政治与征服
裙下之戏：性别、政治与征服
特约作者：张浚逸
女人是什么？女人的世界是怎样的？当我们试着回答这个问题时，我们会不由自主地将战争、铁血与征服与男性相关联，让人觉得男性好像是先天的“政治动物”。而温柔、平和与牺牲这些所谓“女性特质”，似乎只能让人想起下午茶时的窃窃私语。硬要女性和政治挂上钩的话，最多再加上“宫斗”。对女性的这种刻板印象，自然也不可避免地渗透进政治领域。“铁血”作为一种重要的男性气质被着重强调；打仗是男人的事，江山也是男人的事。
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女性在政治领域的存在感是很微弱的。以国家象征为例，在屈指可数的女性象征中，就算圣女贞德成为法国的精神代表，人们记住的也是骑着马穿着盔甲的贞德，而不是穿着裙子无拘无束奔跑的那个乡下少女。如果一个国家出现了一位女性君主，她往往也需要依靠终身不嫁或者超越男性君主多倍的政治才华，才能获得臣下的认可。
但在步入近代，女性成为政治近代化历程中的一支关键性的力量。女性地位的上升不仅体现于近代以来女性权益的增加，早在近代以前，随着国家形象建构逐步发展出征服与包容并存的新形象，女性就已潜移默化地推动并见证着社会的进步。步入近代后，妇女的权力意识不断觉醒，大量挑战现有的二元对立的性别观念的思想不断涌现，女性权益的发展也拥有了跨越性别界限的作用。今天我们看到的，正是这样一个在裙子下被改变着的社会。
女人们的国家
在那幅著名的油画《自由引导人民》，一位名叫玛丽安娜的女子高举红白蓝三色旗，号召身后的人们起来革命、奔向自由。曾有学者指出，法国人之所以选择一位女性作为共和制度的象征，是因为共和制度对旧制度的颠覆，就像是女性对于男权的挑战（参见政见发布的《一个性别平等的社会，娘炮可以坦然做娘炮》）一文。
然而，当我们把视角转向其他国家，就会发现：共和制度并不完全由女性所代表。在共和制国家的另外一个代表——美国，其国家的象征人物，无论是“国父”还是“山姆大叔”而言，都是男性角色。唯一一个近代的象征——自由女神，其实还是法国人送过来的。
更有趣的现象发生在英国。在英国从“快乐的英格兰”走向大英帝国的历程中，英国人开始用女人象征新的帝国了。与玛丽安娜成为法国象征同时，英国社会开始大规模使用“不列颠尼亚”（Britannia）这一女性形象作为“联合王国”、乃至最终的“日不落帝国”的象征。在法国，玛丽安娜象征着对于旧制度的颠覆，但在英国，女性代表的却是“庄严”与“反激进”。
不列颠尼亚的形象，早在罗马统治不列颠时期就已有使用[i]。但在罗马帝国结束对不列颠的统治以后，这一形象渐渐不为人所知。然而，17世纪以后，不列颠尼亚的形象再次在硬币、报刊、出版物上出现。某种程度上，不列颠尼亚其实起到了一种“连接”的作用：将一个不断成型中的“大英帝国”与“罗马帝国”相连接，来作为有别于原来的英格兰王国或联合王国时期的最主要标志。[ii]
在维多利亚时代，不列颠尼亚的形象发生了一个显著的变化：这位女神手上开始拿着海神波塞冬的三叉戟，身边也出现了绘有英国米字旗的希腊式圆木盾。这种形象的转变，实际上象征了大英帝国的新形态：以跨洋贸易与遍布全球的殖民地为基础，重视海军与海权的“海洋帝国”。
不列颠尼亚与玛丽安娜的象征意义固然不同，但都是一种对女性气质的重新定义：战争、征服这些惯有的男性气质符号，也可以由女性来承载。但随着而来的问题是：一个不再温柔，甚至一定程度上与暴力挂钩的女性形象，还是女性么？这个问题还可以延展到我们的现实生活中。诸如撒切尔、希拉里和默克尔这样的女强人，是不是依靠着“男性的方式“获得的成功？在不爱穿裙子的默克尔面前，，女人这个性别符号，究竟意味着什么？
女人是什么
性别在现代社会的基本含义，并不仅仅是“男和女”与“阴和阳”中的一极，而是一个复合型的概念。同理，在不同的时代，女性也意味着不同的内容。要理解现代社会女性的复合形象，就要回到近代以来女性性别意识觉醒的历程。
当一个国家开始把女性人物形象作为自己国家的象征时，随之也发展起了一整套的社会观念。换句话说，从政治家到普通公民，女人开始享有一些过往专属于男性的“性别特征”。尽管在20世纪中叶时出现了失去原有女性气质的趋势，但在政治近代化进程开始的初期，这种变化无疑是进步的。因为这种进步的起结果是扩展了女性在社会分工中的选择面，同时，也使得女性拥有了接受教育并独立于男性的力量。
这种“独立”的意识可以在英国思想家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女权辩护》一书中看出：女性具有理性素质，并应受到理性教育，社会才能得以进步。沃斯通克拉夫特的这一观点提出之时，法国政治家塔列朗在法国1791年制宪会议上发表的《公共教育报告》[iii]中对女性作出了如下定位：在一种“现代的民主制度下” ，女性只适合在安静隐秘的父系家庭生活中接受“适合女性的教育”。在塔列朗看来，女性处于一个被保护的状态，她们不应该主动地改变社会，而应等待社会改变她们。塔列朗观点的背后，正是当时法国社会对女性的主流观念：女性感情细腻而多愁善感，不适合理性抉择。故此，女性很难接受公共教育，因为公共教育是“理性和充满秩序“的。同时，女性也不应抛头露面，她们应待在家中作“家庭中的将军”，[iv]，不应进入社会权力的中心。
沃斯通克拉夫特反驳则直接批评了这种对女性贴标签的行为。首先，她并没有否认感情的细腻是女性的一个显著的“性别特质” ，但这并不为女性所专属。男性也需要感性，男性也不是绝对理性而全无感情，而多愁善感这正是社会同情心和对美德的追求的源泉。
故此，如果多愁善感对这个社会真的有害的话，那不仅是女性一个性别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两性的共同问题。她认为，如果社会一定要给某一性别给予一个性别角色的划分的话，这种划分应该首先是“公平” 的。多愁善感与感情细腻是一件好事，它是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象征，她属于女性，女性也乐意与男性乃至整个社会分享这种特质。
这两种观点的对比，体现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女人被限定在传统意义上“女性特质”的框框里，只能表现出敏感、细腻、阴柔的一面，只能温柔地坐在家中织毛衣的话，女性事实上就根本不是一个独立的性别，而不过是男性的附庸而已。
沃斯通克拉夫特的观点，体现在了这样一个观点：在性别不平等的现状下，女人只有变得更像男人，才能争取到更多的权益。而就算在现代社会，对于那些“不那么像女人”的女性，他们能保存身上所谓的“传统女性特质”，固然是他们的选择。但他们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又有何理由去指责他们呢？在一个多元价值的取向的，难道真的有人有权定义“女性究竟是什么”以及“女性应该有怎样的特质”么？
结语：她们拥有的世界
女性在政治中的角色，展现了这样一种逻辑：不仅仅是男人才能成为暴力与战争的主角，女人也可以；但更重要的是，政治中的女人，不仅拥有拒绝向“男性特质”趋同的自由，也同样拥有向男性趋同的自由。女人变得不女人了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因为女人在政治生活中所代表的含义，不应该仅仅是传统的“男性特质”（比如“好斗”），也不应该仅仅是传统的“女性特质”（比如“温存”），而是对两者的兼收并蓄。不列颠尼亚这一形象的象征意义，正好体现了这种“一文一武”的结合。
进一步而言，性别维度进入政治场域，最终指向的是一种包容、尊重多元性别认知的发展方向。如果人们只能通过迎合主流社会的性别刻板印象——不管是“像男人一样”还是“像女人一样” ——才能获得独立的话，这样的独立其实是一种“跪着的独立”。没有人能决定，女人应该是什么样、男人应该是什么样。同样，当女人也变得善于谋略，女人也意味着征服，女人也能成为各种“政斗剧”而非仅仅是“宫斗剧”的主角时，所谓铁血强力与征服，也不再是所谓的“男性特质”了。女人当然可以拥有更大的舞台。而她们的选择，也不应听从某一个权威的指指点点。
[i] 关于古罗马时代不列颠尼亚的拉丁名的由来可参见：Welch, G. P. (1963). Britannia: the Roman conquest and occupation of Britain.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值得注意的是，罗马人的征服不仅为英格兰带来了一个拉丁别称，更重要的是将罗马神话式的女神形象赋予了英格兰。这应是不列颠尼亚的女性形象产生的由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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