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孟翰 : 从江户日本到明治维新——断袭与承续
今年是日本明治维新一百五十周年，一百五十年来日本取得的成就，非常辉煌可观，虽然有不少人觉得理解日本不如理解美国，因为中国的GDP已经超越日本的GDP数年，而且今天中国的经济体量已经是日本的两倍以上，日本乃是中国的手下败将，何足挂齿，美国才是中国超越的目标。当然，更有另一些人觉得美国是自由民主的灯塔，火焰闪闪，昭示人类政治正确的大道，不像日本从历史上到今天，有颇多的政治不正确，理解日本徒劳无益之事，不如多多学习真理的发源地—美国。两群人出发点仿佛不同，不过竟然殊途同归，或许本是同根生？
然而，日本不但是曾经存在的东亚汉字文化圈的重要成员，在过去一百五十年来对中国各方面的好坏影响，其实至深且巨。理解日本，不但可以有助于理解一个同为汉字文化圈的国家如何在短期内现代化成功，跻身列强之林，更可以更深入理解反省中国自身在一百五十年来的艰辛追索。可惜的是，一百五十年来，中国学人对日本的理解，除了一些实务人士与研究日本的专家对日本现实政治社会经济有掌握以外，一般而言，对日本思想与历史的认识，应该是远远不如一百多年前的黄遵宪。
现在我将2017年阅读的一些，再加上一些过去读过的整理汇合成一文，希望能有所方便学习日文或懂日文的读者理解日本政治思想史与明治维新。
明治维新不是全盘西化
去年东京大学两位教授分别出版了从思想史来谈明治维新；沟口雄三的后任，研究中国思想史的小岛毅写了《儒教支撑的明治维新》，顾名思义，就是很直白地主张儒学如何导致日本走向明治维新以及如何主导明治维新。他同意阳明学是幕末变革的动力，但是他同时强调明治时期的能吏，换句话说就是政府的治理能力，所呈现出来的是朱子学的素养，即使对兰学·西学的吸收，朱子学都扮演重要的功用。小岛毅的说法令人想起明治后期同样是东京大学的教授，日本国家体制的发言人，井上哲次郎在解释明治维新时对阳明学与朱子学的重视，但是有所不同的是，井上哲次郎当时还注意到日本古学派，尤其是荻生徂徕的重要性，这在小岛毅的书里居然缺席，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
然而，小岛毅此书特别回顾了日本何时以及经由何种方式接受朱子学，某个程度修正渡边浩的成名作《近世日本社会与宋学》里，所主张在江户初期朱子学不是日本体制内学问的说法，因为朱子学早在室町时代就随着禅宗从中国进入日本，长期寄身在禅宗临济宗的寺庙里，后来的阳明学亦然，此外，更由于临济宗是日本镰仓时代以来，武家政权体制内的宗教，即使到了江户初期亦然，如此看来，又怎能将朱子学与江户初期的体制一刀两断呢？
这就想起同样去年名古屋大学教授池内敏的《绝海的硕学-近世日朝外交史研究》，在其书里，详细记载日本在江户时期从初期直到幕末，由德川幕府派遣到对马藩负责与朝鲜外交的主要人员，就是临济宗京都五山中的天龙寺，相国寺，建仁寺，东福寺僧人轮流值班。所以，谈江户时代，尤其是初期，不能不谈禅宗，不谈所谓“五山文学”承先启后的角色。这个历史黄遵宪是十分熟知的，在《日本杂事诗》中有云：“斯文一脉记传灯，四百年来付老僧，始变儒冠除法服，林家孙祖号中兴”。非常精当。
小岛毅在去年稍早出版的另一本书《儒教的历史》，则是从古至今，从整个东亚的格局，回顾儒教历史，时间上，从先秦孔子、孟子、荀子说起，到汉代经书的确立与儒教国家的成立，再到宋代儒家各派，尤其是朱子学的兴起，之后再言及明代阳明学，清代考据学，再到19世纪，20世纪东亚各国面对西方的冲击。地理上涵盖东亚的中国、日本、朝鲜、越南与琉球，呈现多彩多姿的儒学史。此外，言简意赅，有图有表，有专门用语解说，有人名索引，有书名索引，全部浓缩在一册书里，非常好用，对于理解东亚的历史文化，理解日本的助益，善莫大焉。更可以侧面看到为何小岛毅认为儒教支撑了明治维新，他去年出版这两本书最好合而观之。
虽然，小岛毅提到阳明学在明治维新前后所扮演的重要动力，他自己也写过一本《近代日本的阳明学》的书，我以为要更深入理解阳明学在明治维新前后的情况，则需要参考英年早逝，荻生徂徕的后裔荻生茂博，他去世后才出版的《近代·亚细亚·阳明学》一书。此书，第一部分讨论江户初期阳明学学者与幕府体制教学朱子学成立过程的关系，第二部分，则是深入探讨江户后期最重要的阳明学学者大盐中斋的思想以及与江户后期政治的关系，最后一部分，则是讨论幕末阳明学与明清思想史的对比，同时涉及明治以来的阳明学以及朝鲜的阳明学。此书非常精彩，可以深入看到阳明学在近代日本所扮演的地位与功能。
另一本谈明治维新的书《走向“维新革命”之道-追求“文明”的十九世纪日本》，是东大法学院丸山真男曾经担任过日本政治思想史讲座的后继者苅部直。在此书里，苅部直不局限在丸山真男认定的日本现代性起源-荻生徂徕的思想学问，而是广泛地论及日本在19世纪各方面，从政治，历史，商业，经济等思想领域，已经逐渐走向现代，与现代同步，所以，日本的“现代性”是从江户时期开始，并非始于明治维新，因此，与其将明治维新看成是一场革命，毋宁将十九世纪看成是日本漫长的革命路程（long revolution）则更为贴近史实。
这样将明治维新与江户日本看成是一个连续的历史，而非断裂的两个时代，正是小岛毅与苅部直两书最大的公约数。这个公约数其实由来已久，如果将日本近二十年来的日本政治思想史一类的通史拿来比较，亦会发觉几乎都认为从江户到明治的政治思想史是一个基本上连续（当然不是全面全部）的发展，而不是活生生将古代现代打成两截，更不是从传统走向反传统的思想构图。
以先前大阪大学国际公共政策学院教授米原谦的《日本政治思想》一书来说，从17世纪末的伊藤仁斋，荻生徂徕的儒学一直到冷战后的1990年代，无所不包，简洁扼要，对各个时期日本政治思想均有很好的交代，作者尤其擅长明治时期的政治思想。设想如果江户时期的儒学与后来明治时期以降无关，又何必画蛇添足，加上对江户儒学的讨论。总之，这是一本不可多得的日本政治思想史教科书，非常值得翻译为中文，成为基本参考书。
前面提到苅部直在东大法学院的前任教授渡边浩在从东大退休前，出版了一本名为《日本政治思想史—十七世纪-十九世纪》的书，从标题看来，非常明显就是从江户时期到明治时期的政治思想史，为何谈明治时期的政治思想史要从江户时期谈起，这又要回到我上面提到的最大公约数-江户与明治时期的连续性。在这连续性的前提下，日本学者间的差别，主要是对儒学或强或弱或好或坏程度判断的不同，关于哪一门儒学影响较大断定不一，儒学以外其他学问·学派的角色为何的认知分歧，以及关于江户明治的连续性如何理解的差异等等，而不是到了明治维新，就是打倒传统，全盘西化这么粗糙粗暴的认识。
而全面反传统，全盘西化的明治维新观，还真是中国的山寨日本史观，这不但在日本找不到一票像样的学者会如此说，在欧美的日本研究里，也几乎了无踪迹。
这两年来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里的一本巨著，就是立教大学法学院教授松田宏一郎的《拟制的论理自由的不安—近代日本政治思想论》。在此书里，基本上是处理明治时期的政治思想，尤其是与作为法人的国家论以及政治社会中的社团理论；这两者的关系，对于理解现代国家与自由以及自由主义错综复杂的关系，极其关键。
此书有三四章讨论福泽谕吉，但从来没有给人一个福泽谕吉就是明治维新最重要的思想家这样的说法，而是很细腻地检讨福泽谕吉的思想。包括提及在福泽谕吉的《福翁自传》中，就提到他年轻时非常爱读中国古典，从《文明论之概略》亦可以看到福泽谕吉如何受到中国古典影响，如何受到朱子“新民”说的影响。
如果仔细阅读松田这本书，可以发现书中虽然主要是讨论明治时期的政治思想，却时常言及江户时期的文献，展现对江户时期的思想有绝对充分的掌握，这不也启人疑窦何以如此。其实，知道的人就知道松田的博士论文就是研究幕末朱子学学者佐久间象山，当然不会感到意外。只是，真正的原因，还是要说三遍，便是江户与明治时期连续性这个最大公约数的存在。任何想要研究明治时期的思想史，甚至大正与昭和初期日本思想史的人，如果对江户思想太生疏，很难真正登堂入室。
江户日本是“周制”吗？
尽管在很多方面从江户，尤其是江户后期到明治，有很强的连续性，但这绝对不是说江户日本与明治日本没有差异。这些差异，主要就在政治体制与社会制度有了一些显著的变化，问题是如何理解这些变化。
首先，日本江户时期，可以用“周制”概括吗？可以，也不可以。可以，是因为江户日本的确是封建制，诸侯林立，江户的儒者比如太宰春台也将当时的日本明确形容为周代封建（他说“宛然三代之制”，出于氏著《封建论》）。但千万不要忘了，江户的儒者也深知这个封建的统治者是武家，只要稍微翻一翻荻生徂徕的《政谈》便知道。因此也说不可以，乃因日本是一个武国，而武国是什么呢？
上面提到渡边浩的《日本政治思想史》一书的第三章，就是讨论武家统治的理论-所谓的“公仪的御威光”。懂了这个就知道为何周制或封建不能完整概括江户日本。一言以蔽之，因为江户日本是个武家政治主导的封建，有武家统治的逻辑，这不是一个一千多年来文人横行的中国所能轻易理解的，如果从中唐以后，藩镇割据的情况持续了七八百年，或许就与日本情况距离不远。
近年来在日本很受欢迎的历史学家，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的副教授磯田道史，其历史研究的书已经拍成两部电影，票房极佳的是2010年《武士的家用账》（武士の家計簿）这部电影，讲的是幕末加贺藩专门管帐武士世家开源节流的轶事。他去年出版的小书《德川创造的先进国家日本》里，对武家的统治有毫无掩饰的描述，简言之，就是残暴性。比如有一个村子发生农民暴动，就杀全村男女老少，一个都不留，当时的日文叫做“一村亡所”，后来在1637年九州爆发的基督教徒暴动，世称岛原之乱，德川幕府的作法就是杀无赦，屠杀了少则三四万人。这个叫做“武断政治”。尽管如此，从此书书名，就可以看出磯田道史，如同研究日本政治思想史的学者，将江户时代与明治时代看成一个连续过程，明治日本以来取得的成就，仍要归功于江户时代。
武国日本从江户一开始，就对兵学特别有兴趣，尤其是对孙子的研究与注释，而不是对法家有浓厚兴趣。京都大学教授富谷至在法学院讲义改写而成的《韩非子—不信与打算的现实主义》就说了，即使江户时期有荻生徂徕的《读韩非子》，到后来太田全斋写了不输任何中国注释韩非子的《韩非子翼毳》，其实连太田全斋的思想与韩非子有什么关系都看不出来。至于其他，比如福山藩的治理模式，虽然有些蛛丝马迹，但实在是说不清楚，因此是他今后的研究课题，可是这本书成于2003年，十多年了，富谷至仍未交出答案。
与此相反的是，兵学，包括孙子兵法的研究，从江户到明治再到二战结束，都是相当显赫的学问。前神户大学教授野口武彦在《江户的兵学思想》一书，涵盖了从江户初期的林罗山，山鹿素行，新井白石，荻生徂徕，赖山阳，林子平，一直到吉田松阴，在野口的叙事中，荻生徂徕的兵学如同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的荻生徂徕，乃是江户兵学的高峰，江户兵学与《孙子》的研究亦是如影随形，不可二分。然而，孙子兵法的缺陷在完全没有水战，更遑论海战的想法，这严重影响到江户兵学，使得周遭四海包围的日本竟然严重缺乏海战思想。
这一点在大阪大学教授汤浅邦弘的《军国日本与孙子》一书里提到明治时期的海军中将秋山真之，在《海军基本战术·第一篇》提到中国兵法家时，居然没有提到孙子，而是吴子（吴起），原因就在《孙子》不提水战，而《吴子》在应变篇里提到水战，讲到水的战术。尽管如此，汤浅邦弘仍然从几个地方分析，认为秋山真之的海战战术基本上还是可以说受到孙子的影响。比如在《海军基本战术·海军应用战术》就强调不战而屈人之兵，这毫无疑问就是来自《孙子》。另外更为具体的是，在日俄战争，日本海海战时，日本联合舰队采取秋山真之的丁字法，就是来自《孙子·势篇》的奇正兵法。
《军国日本与孙子》这本书在时间点刚好接上《江户的兵学思想》一书，形成一个从江户初期到二战结束，日本以孙子兵法为中心的兵学思想史，这就是武国日本的一大特色。这个特色，一桥大学教授若尾政希在《读《太平记》的时代-近世政治思想史的构想》里，从一个过去日本政治思想史少有触及，可是实际上在江户时代又广为流传教授的文本，试图勾勒武国日本的政治思想。这个文本就是《太平记评判秘传理尽抄》（简称《理尽抄》）。
《太平记》就是日本南北朝时代的武家故事。《理尽抄》如此解释读《太平记》的目的：“太平记之评判者，武略之要术，治国之道也，非其器者，不可传授”，这不就说的很清楚了，《理尽抄》把兵学与治国之道串连起来，看成相辅相成的关系。值得注意的是《理尽抄》不是一般所谓的儒学书籍（虽然有儒学影响的痕迹），而是武家物语的评论，不过却又有不少儒者参与阅读评论，比如著名的朱子学学者佐藤直方。若尾的论点是，从《理尽抄》更可以看到江户时期民众（以富农为主）的想法，更可以看到那个时代的实际情况，而这些在一般以汉文写的儒学著作里，很难看得出来蹊跷。再以若尾政希的话来说，就是以“读太平记”为主轴，从武士以及思想家到一般民众的思想，才能有整体的掌握。
除此之外，《读<太平记>的时代》也处理到江户时期政治体制与佛教的密切关系，在《尽理抄》中对（主要是非禅宗的）佛教虽然有批判，但仍然将佛教视为国家安稳的基础，因为佛法有利于教化，与儒教与神道一同使人知道践行三纲五常，但是佛教必须服从王法，接着以冈山藩为例子，说明冈山藩如何将佛教编入体制统治民众，如何成为禁止基督教的一环。在此，这又回到江户日本的国家性质问题。
前东大社会科学研究所教授平石直昭的《日本政治思想史—以近世为中心》一书里，劈头就讨论江户初期的国家体制与意识形态建设，与反基督教有关，而参与制定反基督教的人，早期以佛教僧人为主，特别是临济宗京都五山之上南禅寺的僧人以心崇传，起草禁止基督教的法令，其中提到的理由就是日本是神国，并且以所谓的本地垂迹说，说日本也是佛国，同时日本又古来学习儒教，因而成为三教之国，所以必须禁止与排除基督教。
至此不言而喻，江户日本可说是一个神道，佛教，儒家杂居体制内的宗教与教育之国，这岂又是“周制”可以概括？简单总结，江户日本是一个武家封建三教杂居的锁国体制，这没办法单纯地挪用中国历史比附来理解，在锁国这点日本反而与中国明清接近，属于日本学者荒野泰典所谓的东亚海禁体制的一部分。
战前日本是“家族国家”
旧历1867年12月王政复古，一个月后在1868年一月京都南郊爆发鸟羽·伏见之战，前幕府军在几天内迅速败退，明治新政府正式成立，启动明治维新。虽然，在思想上江户到明治有连续性，然而在政策上，有些却可能给人有巨变的观感，前年物故的一桥大学荣誉教授安丸良夫的《诸神的明治维新》就谈到明治初年，在日本掀起一阵“废佛毁释”的风暴，其中最大最引人关注的破坏，就是原来在奈良的兴福寺，除了原来属于兴福寺的春日社独立成为今日的春日大社（神佛分离政策），兴福寺被拆的所剩无几，剩下的一些凤毛麟角今天散落在奈良公园里，好像是劫后的断壁残垣。
安丸这本书交代整个“神佛分离”与“废佛毁释”的来龙去脉，不消说也是从江户时期说起。从江户中期开始，儒学对佛教的批判逐渐高涨，到后来神道对佛教的批判，更形犀利，此起彼落，导致在江户时期，早已经有少数的藩实行神佛分离与去佛教化政策，比如水户藩，长州藩，冈山藩，会津藩，淀藩等等，这些在江户时期就已经展开去佛教化的藩，几乎都是特别重视儒学的藩。所以，三教杂居的日本从江户后期，也大概是19世纪开始，就出现松动，只是重大的裂痕，到了明治初年才一下子因为改朝换代而呈现出来。
“废佛毁释”以后，佛教被排除在体制以外，留在体制内的儒教与神道，随后不久，其在体制内的教育垄断也被取消，明治政府不再独尊儒术，也并不厚爱神道或国学，很多人因此误以为儒教与神道就如同佛教被排除在体制之外，实则不然。法政大学法学院教授关口澄子（すみ子）在其书《国民道德与性别—福泽谕吉·井上哲次郎·和辻哲郎》分析这三位懂西学谈西学的思想家，其实他们的国民道德主张或多或少都类似儒教思想主导的《教育敕语》（1890），福泽谕吉也不例外。
而且，福泽谕吉从未表态反对《教育敕语》，更有意思的是关口的分析之下，留学德国的和辻哲郎，其思想与江户时期古学派的伊藤仁斋相当接近，关口更进一步发现和辻哲郎研读伊藤仁斋的证据（在和辻哲郎所藏伊藤仁斋的著作划线与笔记）。因此可以看到日本明治维新以来在朝在野的知识人，都走向一个重视家庭伦理的国民道德论，最后，关口结论日本自明治以来成为一个自称的“家族国家”。
这个家族国家的主导意识形态，具体而言，就是国体论，国体论可见于《教育敕语》与《大日本帝国宪法》这两份战前日本宪法级的文件，在《教育敕语》正文里，更是直接提到国体一词。国体论可以上溯到江户后期水户藩藩校弘道馆初代首席教授会泽正志斋的《新论》（1825）一书。在《新论》里，国体的内容，简单说，便是基于宗法大宗论的万世一系说法，这个说法来自会泽对公羊学的诠释，在明治时期，上面提到松田宏一郎书里谈论的穗积八束，他对国体论的一个理解就是日本的国体为祖先教。虽然，穗积八束不认为祖先教是日本或儒教所独有，他同时强调古代罗马亦是奉行祖先教。然而在日本的历史情境，祖先教就只能是儒教而已。
祖先教在大阪大学荣誉教授加地伸行的畅销书《何谓儒教》里，就是儒教两种宗教性的其一（祖先祭祀），另一个就是以孔子为中心而形成的宗教性（孔子教/孔庙），而且做为祖先教的儒教（原儒）早于做为孔子教的儒教，同时亦更广为流传，不像孔子教只是读书人的宗教。加地伸行的《何谓儒教》出版于1990年，当时全球包括日本研究儒学的人，绝大多数对儒学的宗教性或宗教维度，不是忽略，就是否定，所以《何谓儒教》有相当划时代的意义。
最有意思的提示是，加地伸行将儒教/儒学的宗教性分成祖先教与孔子教两种，其实很能有效解释儒教在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命运。那即是尽管日本将儒教拆成两块，不再独尊以孔子为中心的儒教，日本却更加巩固做为祖先教的儒教，将祖先教看成是日本国体的内容，并且提高到宪法的地位。其实，在会泽的国体论里，孔子的地位已经很暧昧而没有特别的安置，已经似乎预告后来孔子教的地位。这里又可以看到从江户后期到明治的连续性。最后抄录日本文部省公布《教育敕语》汉文版全文，可以令读者细细咀嚼，反复思考明治维新所建立的战前日本究竟为何：
“朕惟我皇祖皇宗、肇國宏遠、樹德深厚。我臣民克忠克孝、億兆一心、世濟其美。此我國體之精華、而敎育之淵源亦實存乎此。爾臣民，孝于父母、友于兄弟、夫婦相和、朋友相信、恭儉持己、博愛及衆、修學習業、以啓發智能、成就德器；進廣公益、開世務、常重國憲、遵國法、一旦緩急、則義勇奉公、以扶翼天壤無窮之皇運。如是者、不獨為朕忠良臣民、又足以顯彰爾祖先之遺風矣。
斯道也，實我皇祖皇宗之遺訓、而子孫臣民之所當遵守、通諸古今而不謬、施諸中外而不悖。朕庶幾與爾臣民、俱拳拳服膺、咸一其德”。
出处：经济观察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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