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千帆：广州，请带头回归法治文明的底线
在我走过的有限的大江南北中，广州是我最喜欢的一座城市。除了天气炎热，这座城市几乎没有什么缺点。我喜欢它，主要是因为广州人的开放、务实、温和而充满活力，而这些优点归根结底是四十年改革给广东带来的。作为改革开放最早的桥头堡，这里成了中国最自由也最文明的地方。开放带来自由，自由让人平等相处、通情达理，而不会像传统计划经济的命令—服从模式那样让人变得蛮不讲理。慢慢地，人们会更习惯用情理和法律，而不是权力和关系去解决自己的问题，而公权力在相对发达的市民社会面前也会显得相对谦卑与克制。这就是我对广州的良好印象。
当然，一个自由的城市注定少不了是非，这本是十分正常的。 2003 年春夏之交源于南方的“非典”，很可能是“吃出来的病”，但也正是当地的《南方都市报》首先揭开了“非典”的盖子；与此同时的“孙志刚事件”正发生在广州，也是南都报一篇《一位公民的非正常死亡》捅出了事件的真相。报社领导后来为良知和勇气付出了代价，但这并未对充满活力的“南方系”产生“寒蝉效应”。此后十余年，它是广州最大的“正资产”。“孙志刚事件”发生在广州，却并非广州之耻；悲剧哪里都有，但只有一个自由的城市才有足够的自我纠错能力，让悲剧不再重演。事件过后，人们并没有纠结于孙志刚之死是因为警察扣押了一位在广州合法暂住的大学生这样的细节，而是聚焦于遍布全国的收容遣送的制度之恶，并盛赞南方报系的报道不仅让类似的悲剧不在故地重演，而且帮助全国终结了一项施行多年的恶政，“孙志刚事件”也成了公民推动制度进步的一个里程碑。因为自由，广州变得更文明了。记得多年前还在辩论“广州模式”和“重庆模式”的时候，我毫不犹豫地站在了广州这一边。
然而，时过境迁。近年来，广州似乎变得不那么自由，也不那么文明了。先是女律师孙世华披露，自己遭到了荔湾区警察强令脱衣检查的羞辱。虽然律师和警察各执一词，但是警方不仅一直拒绝公布事发当时的视频录像，而且还拘捕了当时在场的数位目击证人，不免让人心生狐疑。如果错在律师，为什么不公布视频呢？重庆大巴坠江事故发生后，曾有报道说大巴是为了躲避迎面而来的逆行小轿车，但是短短十几秒的视频公布，什么都清楚了。公布律师和警察交涉过程的视频有那么难吗？如果错在警察，证据“不便”公布，那么荔湾区警察的这一行为无疑是极不文明的。而在尚未证明自身行为合法性的情况下，荔湾区公安局又拟对孙律师下达处罚通知。
最近又有“寻月小组”发布寻人启示称，北大毕业生岳昕和北医大毕业生顾佳悦已“失踪”两个多月，据说被控制在广州，顾佳悦还被“跨省追捕”了。两位毕业不久的女大学生失踪那么久，家人却没有得到任何正式通知，甚至全然不知被拘押在何处。还有中山大学硕士沈梦雨，据说也已失踪很久。如果这一切真的发生在广州，这样的行为不仅违法，而且显然也很不文明。
以上几位恰好都是女性，而对待女性的姿态是衡量一个国家、一座城市文明的尺度。胡适开玩笑说，“怕老婆”是民主国家的特征，但此言不虚。尊重女性不仅是一种风度，也是法治文明的底线。人民之所以设立国家，国家之所以供养警察，是要让他们维护文明、制止野蛮。如何区分文明与野蛮呢？也很简单，中国俗话说：“君子动口不动手。”动手，那就是野蛮了；如果只是动口，则虽然可能说的不对，也仍然属于文明社会自由表达的范围。对于暴力行为，譬如重庆大巴上打骂司机的那位女士，国家理当依法以暴制暴；但是对于不同意见的自由表达，即便表达的方式有点激烈，只要没有行动或明显煽动暴力的言论，即不得动用警力强行控制。文明国家使用暴力必须具备正当理由。如果无端使用暴力，那么警察就不是在维护文明，而是在实施野蛮了，而一个不让人民自由说话、讲理的国家一定会培养出一个官吏横行霸道、百姓冷漠暴戾的野蛮民族。
和男性相比，女性显然更为柔弱，一般不会有什么暴力倾向（重庆大巴上的那位女士例外），因而也没有正当理由对她们实施任何国家暴力。以上几位女性都很勇敢，其中一位是为了老上访户维权，其他三位则是因为声援深圳佳士工人而失去自由。她们的政治立场或左或右，或未必明确，但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她们有过任何暴力行为或煽动暴力的言论。按“无罪推定”原则，她们都在合法行使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都应该受到国家的善待。至少，她们的自由和尊严不应该受到伤害。
就在大学生失踪的同时，据说深圳佳士数名维权工人已遭到刑事拘留。关于今年 7 月发生的佳士维权事件，不同媒体有不同说法。有的说是工人因为待遇恶劣而要求组建工会，在此过程中遭到黑社会暴力打压；官方媒体则称，有些工人强行进入工厂并“冲击派出所”。如果确实发生了暴力行为，当然可以采取刑事措施，除非有关行为构成针对暴力侵害的正当防卫。但如果工人只是要求改善待遇、组建工会，那么他们显然不能因为行使宪法第 35 条规定的结社自由而受到刑事处分。在政府眼里，组建工会也许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但实际上恰好相反。一个真正的工会不仅能有效维护工人的权益，而且能帮政府节省许多麻烦。工会多了，工人得以自我保护，工人待遇得到基本保障，当地的劳资矛盾得到及时解决，罢工、上访乃至跳楼就少了。多一点自由，就多一点文明，政府身在其中也会受益匪浅，应该不会不明白这个道理。
至于此次事件的组织者，也是众说纷纭。有的说是某些左派组织所为，官媒则称是“境外非法组织”策划。作为外地群众，我们不明此次事件的真相。但众所周知的是，“境外敌对势力”早已成了几乎所有政府违法的保护伞；不论公权力做错了什么，只要给对方贴上这个标签，一切问责统统摆平。政府不用反思道歉，更不用调查追责，全部精力都用在了抓出“幕后黑手”交差。这一招真管用，但凡是国内重大公共事件，就必然有“境外敌对势力”做推手，至少境外媒体都会关注报道嘛。可是，“阴谋论”或许能为地方官员免责，但真的能帮助地方解决问题吗？我们能不能思维简单一点，不要那么在意这个“势力”、那个“黑手”，只要问问自己在行使公权的过程中有没有超越法治底线；如果自己有错，再大再黑的“境外势力”也不能成为追究公权违法的挡箭牌。
我并不是说广州现在做得比其它地方差。和许多地方相比，广州警察或许还文明不少。但是和其在中国改革之初即留下的历史记忆相比，广州近期的某些做法似不符合公众对这所美好城市的期待。当然，在目前大环境下，广州或难独善其身，但是回归法治文明的底线、纠正自己的错误而非推诿于某些外部因素，完全是在地方政府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文明的步伐终究是挡不住的。与其成为法治文明的绊脚石，不如在改革四十周年之际再带一次头，让广州率各地之先回到法治文明的轨道。这次不妨从尊重女性开始，把属于她们的自由、安全、尊严还给她们。
久违了，一个开放、自由、文明而尊重法治的广州！我们期盼你早日回归。
[ 张千帆 著名法学家，北京大学宪法学教授。本文首发于 2018 年 11 月 15 日 FT 中文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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