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楯：中美日合作，向前看
说“有一千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没有一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提出“构建不冲突、不对抗、合作共赢新型大国关系”，以及，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赞同。但只说不做，解决不了问题，自己的说法相矛盾，或说与做不一致，也不好。
历史的纠葛、旧账的处置，是第二位的，人权保障，人民的福祉，人类发展是第一位的。
不同人之间，不同人群之间，利益、主张有不同。面对利益、主张不同，或者利益、主张冲突，是暴力相加，你死我活，还是采用非暴力的方法，对话、谈判，立意和平，着眼合作、发展。我赞同后一种方法，对国内、国外，都是如此。
中国至今不是发达国家，我们没有把自己的事搞好，应该检讨。
大致在 1860 年以后，中国具备了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特质。后来，孙中山提出“以党治国，党在国上”。 1928 年后，国民党在政治、军事领域，建立党治政体，经济、社会、文化，仍处开放世界之中。 1950 年后，中国大陆开始走向封闭，于封闭之中，经超强力社会整合，建立了独特的——不同于发达国家，也不同于发展中国家的——制度文明质态，即党治国体。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之中，行进至 1969 年。 1970 年代初，情势改变，乒乓外交、尼克松访华、中日建交，国门逐渐打开，终至提出“开放”，行进至半开放的状态（一些想重新封闭的主张和做法也不时出现）。邓第一次复出，万里整顿铁路，农村从大寨式记工改回工分制等，至 1979 年，改革之势遂成；经过探寻第三条道路和在党领导下采用市场的方法去实现经济增长的两轮改革后，既有的深层制度化结构终使中国大陆经由“与世界接轨”的时段，进入了“中国特色”的时段。
上世纪 80 年代有“人治与法治”之争。其实，中国问题，在“党治”与“法治”的发展路径选择。
上世纪 50 年代的手工业、工商业改造与今天的发展民营经济，上世纪 80 年代起的强制“只生一个”与今天的放开二孩，是当时、现在都对，还是“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以至土地改革，是非用革命的、划分阶级成分的政治的方式，还是用法律的、经济的方式即可，更是一个应该检讨的问题。
上世纪 80 年代初，全国法院改判案件一百余万起，还不算以其他方式平反的冤假错案。
改正错划右派 50 余万，改原定资本家为小业主、独立劳动者（小商贩、小手工业者） 70 万。这些，能认为在当初划定时也是对的吗？
另，摘掉地、富、反、坏帽子 600 余万。
以上各类，连带家属，当是多少人？遑论文革伤人更多。
城乡分治的制度设置，在上世纪 60 年代曾使数千万人死于饥馑，至今仍使国民中的多数因并非自己的原因处贫困和低收入状态；社会的不公正，造成了人们在拥有财富和资源上的过大差距。
今天，提这些，不是为追究具体人的责任，而是为搞清楚事实真相，寻求能使整个社会通过和解向前看的可能。
要消除那种强迫症般的敌情意识，及自己的事没办好，皆因有他人阴谋的不当思维方式。认可别人可以和自己不同。要确立一种良好的价值理念和伦理准则，认可、尊重和保障人权。在国内，施行宪政，遵循法治和善治的原则行事。在国际上，与美日这样的国家建立真心实意的合作关系，共同面对人类的难题。
我认同这样的说法：近代以来，美国在中国可以有势力范围，甚至是殖民地，美国没有要。美国退回庚款的一半用于支持中国学生赴美读书。美国的民间机构和教会在中国创办了协和、华西、燕京、金陵、岭南等大学和医院。美国人先以民间的形式，后由国家跟进，支持了中国人的对日抗战。以至上世纪 50 年代初，必须下大力，以一系列的运动来改变在中国知识分子、专业人员，及国民中的亲美、反苏等观念和主张。终于，在封闭和半封闭的状态下，在信息的取得和发布都处管制的情境下，在多数中国人心中，美国成了头号敌人，中国人所有愿望的不能实现，都来自美国的阻挠和破坏，一切发展中的阻碍，都源于美国的阴谋。
我认同中国的开放首先是对美国的开放，中国四十余年的发展，在相当大程度上得益于美国的支持和与美国的合作。
中国如果要消灭私有制，当然无法和美国深入、持续合作。但中国如要保障人权，提升人民的福祉，使国家走向发达，则只有和美国合作。
日本和俄国（包括苏联时期），近代以来，极大地伤害了中国。
日本侵略中国，对中国人犯有罪行——但不应忘记：日本的战争罪行，是在带领东方抵制西方的旗帜下进行的，所谓“东亚共荣”，即此。在一个所谓“好”的目标下，能够烧杀抢掠，是我们应汲取教训的。
二战后的日本，制度结构已变，且已进入发达行列，再无“复活军国主义”可能。相反，主张“先军政治”，天天喊打仗，不顾自己人民生死的主张，倒是值得警惕的。
俄国政府，占据了曾是中国的大面积领土；至今，对中国，唯利是图。朝鲜党，从不真心以中国为友，且对中国有领土要求。印度，与中国芥蒂犹深，暂难有深入的合作。而在其他一些国家中，自身即不稳定的政府，对外朝秦暮楚，只是要钱，不可能和中国有稳固的，可使中国人信赖的关系。
中国人生存状况的改善，首先要靠中国人自己，即要靠中国人下大力气去搞好自己的事。对外战略的选择，应是基于为搞好中国人自己的事而做出的。
由此，我认为：把人放在第一位，以中国大陆进入发达行列为目标，对内，修复人心，修复社会，修复生态，改变“强权力，弱市场，无社会”的结构，保障人权，实施宪政；对外，与美日等国合作，遵从人类共同的价值理念，尽可能地协调相互间的利益——这，就是我在新的一年来临时的期许。
2019 年 2 月 22 日
[ 李楯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政策研究所执行所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本文为作者为中评周刊 2019 年「新年期许」撰写专稿，转载请注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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