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伟东 : 香港的“半民主”模式和“中间道路”
香港不断发酵的形势，给70周年国庆蒙上了一层阴影。民众抗争以特首宣布撤回引渡条例为标志，完成了第一阶段目标。有学者 提出 ，此时应该“见好就收”了。但香港抗议运动进入第四个月以来，抗争的规模虽然在近几周有所缩小，但程度 仍然激烈 ，其目标还有所增加，即在 “五大诉求，缺一不可” 的基础上，还有至少一小部分激进者是支持“港独”的，这个势头的出现让某些海外反对派欢欣鼓舞。
可以说，香港目前实际出现了两个互相重叠、互相支持（“不割席”，“兄弟爬山，各自努力”）但目标并不一致的反对运动。一个是以争取“五大诉求”完胜为目标的运动，其核心是在“一国两制”框架内争取实现双普选，阻止中共将极权体制用于香港，蜕变成“一国一制”。这实际是完善港人治港的民主改良运动，也是香港抗争运动的主流。另有少数激进派则以“港独”为目标，进行不仅反共而且反中的城邦革命运动。一些人甚至把“光复香港、时代革命”这个口号谱成的歌曲， 当成他们的“准国歌” 。独派学生组织“香港学生动源”召集人钟翰林近日在其 推文 中对这个口号做了如下解释：“如何光复香港，完成时代革命？就是推动香港独立直至香港共和国正式成立。
相信大部分香港民众并不认同“港独”目标，他们理解光复即是光复香港的自由法治精神，革命只是一种更勇武的抗争精神。但问题是，北京更愿意相信提出口号人士的本来含义，并可以正中下怀地把整个抗争运动污名化为 “以港独为目的的颜色革命” 。
我们再来看看北京应对香港抗争的策略。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了迎接70周年大庆，港府撤回了“送中条例”，以求在“十一”期间降低香港的抗议声浪。但有专家认为，这只是暂时的退却。据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 郑永年 表示，北京“此次风波之后，要完成认同上的‘二次回归’”，而接近高层的信源则指出，它准备在今年“十一”过后实施。如果属实的话，那抗争并没有动摇北京的决心，实际上香港的“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正面临生死存亡之秋，本质上趋于“一国一制”的政策正悄然开始实施。
根据目前北京的态势，我们有必要检讨一下香港民众提出的两种目标各自成功的可能性，或言之：香港民众抗争的最高天花板到底有多高？成功概率最大的目标是什么？
要想看清各种抗争目标的实现概率，我们必须回到香港基本法，看看这个香港的“准宪法”到底给民主——港人治港提供了多大空间。
香港基本法是基于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及三个附件起草的，正式通过的《基本法》也包括类似的三个附件。这个基本法几乎保留了英国殖民地时期的所有经济法律教育言论结社制度和文官制度，保留了货币发行权和特别关税区，而且增加了司法终审权（原来终审权属于伦敦枢密院），不承担驻军费用，也不给中央政府纳税，并承诺了普选民主制（原来香港只有法治没有民主），只对特首和立法会的产生办法做了特殊规定，并承诺择期实现双普选。就是说，基本法对如何实现一个稳定的民选政制没有具体规定，如何实施的解释权留给了北京的全国人大。
香港就是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对香港基本法的根本认知应该建立在此基础之上。它的普选本来就不是一个独立共和国按照国际标准的普选，而是由中央政府控制的有限民主制。这个民主制能放宽到何种程度，需要与中央协商。不管如何落实，香港的民主制度都达不到一个独立共和国的普选程度，除非中国全国实现了普世民主制，到那时也就不需要在香港设立特别行政区了。
换句话说，香港民主制的天花板高度本来就是一个“半民主”或“准民主”模式，即由中央政府控制的特首普选制度和完整的立法会普选制度（最终取消界别功能组制度，实现全民普遍提名和普选议员）。这是由基本法天生出来的一种特殊状态，如前所述，要想实现特首的完整普选（真普选）有赖于中国全国的民主化。在这之前，“民主宽松度”取决于与中央谈判争取，要看中央意愿。
不幸的是，中央意愿在香港回归前后发生了重大变化。中英联合声明中的“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是由邓小平创意、赵紫阳代表中国政府签署的，后来基本法也是由赵紫阳领导起草的。之所以把香港政制放得如此宽松，一定程度上是因为那时改革派认为香港是中国大陆的楷模和目标，50年后，大陆政制有可能要向香港靠拢，也许香港50年后就不用变了（见 《邓小平文选》 ，第三卷，第220页），大陆正在深化经济改革并要启动政治改革。但是，“六四”事件后，中央改革派出局了。
30年来，中央的民主善意一步步缩窄，直至现在要走“右翼极权”的红色帝国之路了，并与美国在争夺世界主导权。香港从大陆的民主楷模跌落成了需要整治的“反共桥头堡”和“逃犯天堂”，经济地位也不如从前了。近年又发生了大陆越界执法和对香港出版业的思想整肃。陆港两地的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
从目前北京与香港的关系状态回望2014年的“占中运动”，就会发现，当时香港的民主派力主“真普选”，没有按当时中央承诺的普选方式，“袋住先”（先拿到）一人一票，是何等失策。因为当时“习中央”刚刚执政，还陷于反腐的激烈搏杀之中，注意力不在香港。如果那时接受2017年的一人一票——先不管中央是否高度控制特首提名，就有可能迎来立法会的全面真普选。有了完全民选的议会和一人一票，或许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下届特首提名，可以要求增加特首提名渠道——如网络民意测验，拉长被提名人士的公开辩论时间，让民意广泛介入，或争取到政党提名，等等。那样的话，也可能就不会发生2019年“送中条例”的强势二读。民众与北京的博弈能力就会大大增强。
可惜，2014的民主派们痴迷于一种普世价值的选举概念，想对普选即香港的民主化毕其功于一役，一次性建立一个自治共和国式的普选方式，把中央定义的特首选择方式（用1200人的特首推举委员会，先选出两到三名“爱国爱港”的特首候选人）指斥为“假普选”，拒绝接受北京承诺的2017普选，并发起了长达三个月的占领中环运动，最后无果而终，特首选举又回到了老办法，而且至今还在争取双普选。但这件事仍有重新谈判空间。
从价值观层面说，我完全赞成香港民主派关于真普选的界定。但从现实政治角度看，我却认为民主派的要求超出了基本法关于“半民主”的设计。北京现在虽然拒绝普世意义的普选，但并不违背基本法。倒是香港民主派犯了与1920年代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期间犯下的同样错误：左倾冒险—机会主义幼稚病，在一个特别行政区试图实现自治共和国式的全自由选举。
就此，北京会试想：香港基本法已经赋予了香港类似自治共和国一样的特殊地位，北京的“抓手”就剩下一定程度控制特首提名（还不是完全控制）。如果把北京残存的控制权也剥夺，香港的选举就不是选特首，而是选自治共和国“总统”了。北京能容忍香港如此“脱手”吗？如果那样，他们会认为自己成了千古罪人——把历经155年才收回的香港，又弄丢了。
如果中央政府是由赵紫阳那些改革派执掌至今的，或许可能达成香港的愿望。如今的中央，怎么可能？相对来说，如今香港能“袋住先”一个“半民主”制度已经很不错了，这是香港的历史命运。要想根本破局，只有帮助大陆逐渐实现民主，才能达成目标。
2014年香港民主派的追求失败后， 他们不但没有总结经验教训，反倒默认了带有分离主义色彩的目标（不割席），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北京会问：往哪里光复？回到英国殖民地吗？这恰好给了北京蓄谋已久的策略——“二次回归”以充足的理由。
这也是此次中国民众与1989年支持学生的心态不同的原因之一。当香港200万民众上街追求双普选时，得知相关信息的部分大陆民众并未反感（虽然有防火墙屏蔽信息，但香港的各种信息早就通过各种迂回隐晦的方式在各微信群流传了），虽然不敢公开支持。但香港出现打砸烧式的勇武抗争和“港独”口号后，大陆民众的反感情绪就增强了。而香港的抗争运动，如能争取到大陆民众的同情支持至关重要，他们的舆论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央政府的决策。
综上分析，香港目前的抗争应该全力追求最可能的目标：双普选。而且最好用“和理非”方式。双普选目标也不应过高，能争取到我上面定义的“半民主”就算成功。这就是我给香港民众的战略建议：中间道路。目前香港根本没有制度革命的空间，但仍然有在“一国两制”框架内争取更名副其实的港人治港的政制改良空间。如果香港的民意继续由极端自由主义引领，早晚会招致北京的极端保守主义的反击，陷入灾难性的“二次回归”。如果香港和北京都能放弃极端思维，追求中道状态，也一定会求仁得仁。
就这个中间道路方案，北京也一定要改变它的思维与策略：
香港回归22年来，总体保持了稳定，既发挥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桥头堡作用，也给世界和台湾评估中国能否保持一个特殊地区的民主运作增加了信心。香港人民总体上是支持“一国两制”和“港人治港”的，少数人的激进诉求代表不了香港的普遍民意。如果香港能够顺利完成有条件的普选，也许世界和台湾都将对中国刮目相看，对保持中国发展的良好外部环境很有助益。香港仍然会回到比较平稳的发展状态。切不可用阶级斗争思维看待香港，夸大敌情，贸然作出所谓“二次回归”的决策，使香港陷入长期动荡，并失去应有的国际地位。
香港的中间道路状态，其实就是一个“半民主”的管制框架，既不追求“一国一制”，也不放任中央无法控制的大民主。香港是通过国际协议回归的，又是经过严肃立法来确立与中央关系的。因此凡事都应以国家角度来依法处理，不应像内地一样用党化思维来干预或超越法治来对待。以往发生的不愉快事件，应该通过特区政府作出合理解释和了结。
同时，还应该根据中共中央作出的依法治国决策，对内地司法体制做进一步靠拢国际司法标准的改革，增加透明度和程序正义，让香港民众对大陆的法治逐步增强信心，再来继续讨论合理的司法引渡办法。其次，应遏制国营资本对香港地价楼市的炒作，帮助香港想办法降低楼市价格，增加廉价房供应，也增加就业和工资水平。香港和北京如果都能放下极端意见，所有外部势力也就没有可乘之机，也就不用担心所谓外部干涉内政了。
出处 : 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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