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百年共和路
笑蜀------袁伟时教授访谈录
民主应包容多元，尊重各方利益
笑蜀：辛亥革命的最大成果，是创立了亚洲第一共和国。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第一共和国的光芒逐渐消散。现在回过头来看，我想是不是可以从两个方面总结，一个是革命党人自身的缺陷，一个是我们民族本身的缺陷，正是这两种缺陷导致亚洲第一共和国的短命，造成中国民主之路的百年坎坷。
袁伟时：民主共和其实不是孙中山首先提出来的，鸦片战争之前，已经有一些外国传教士在中国鼓吹民主共和，1833年，西方传教士在广州办了中国内地第一份中文刊物：《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1835年，它发表这么一段有启蒙意义的“新闻”：“英吉利国之公会，甚推自主之理……倘国要旺相，必有自主之理。不然，民人无力，百工废，而士农商工，未知尽力竭力矣。”这里说的“国之公会”是国会最早的译名，而“自主”就是自由的意思。1838年，该刊又发表《自主之理》的文章，进一步阐明有关的道理：“自主之理者，按例任意而行也……自帝君至于庶人，各品必凛遵国之律例……至于自主之理，与纵情自用迥分别矣……欲守此自主之理，大开言路，任意无碍，各语其意，各著其志。至于国政之法度，可以议论慷慨。若官员错了，抑官行苛政，酷于猛虎，明然谏责，致申训诫敬，如此露皮漏肉，破衣露体，不可逞志妄行焉。”
看看这些文字对自由宪政对国家发展的决定性作用、自由与法治的关系，说得多么准确、清楚。可惜，这些言论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后来王韬、郭嵩焘，特别是郑观应都主张改革政治制度，要有议会，要办报纸，要言论自由，要办新式学校，这些都讲到了。他们追求的是君主立宪。
笑蜀：但民主思想最大范围的普及还是在辛亥革命之后。无论辛亥革命有着怎样的遗憾，但民国初年，确实出现了新气象，民主思想深入人心，言论自由、结社自由有充分保障。这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从未有过的。
袁伟时：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确实是空前的，但危机也同时潜伏下来了。这里的危机一个是财政危机，一个是制度上的硬伤。首先说财政。革命造成财政上的困难。
笑蜀：各省都不给中央政府上交税款。
袁伟时：不是不上交，是没法上交；他要养民军。辛亥革命，各省突然增加了几十万形形色色的革命武装——“民军”（光广东省就有14万8千多人），每月军费开支由清末每月216万多元增至970余万元，整整增加了四倍多！这就惨了，拿不出钱来上交给中央政府。到了熊希龄上台，中央财政还剩下多少钱呢？9万元，不如一家公司的资产多。闹到这种地步，就只能借外债了，就闹出一个善后大借款。
笑蜀：政府在财政上完全破产。
袁伟时：对。更大的危机是制度设计上的问题，主要是三权分立、互相制衡的机制不完善。革命党人与以袁世凯为代表的清末革新势力力量对比太悬殊了，不得不把总统职位交给袁世凯。但又没有互信基础，对袁世凯不放心，老是想怎么样仍然把实权控制在自己手上。于是，本来《临时约法》规定的是总统制，匆匆忙忙改成内阁制。议会权力过度扩张，议会可以罢免总统、总理和各部的总长，总统却没有解散议会的权力。第一次国会选举，国民党控制国会，多数议员没有国家管理经验，而党争意识太强，行政管理受到严重制肘。行政对议会无力反制。后来国会干了包括贿选总统等不少坏事，被讥为“猪仔国会”、“万年国会”。
不平衡就必然冲突。袁世凯是清末新政的重要支柱，废除科举、发展新式教育、行政体制改革、推行基层自治和三权分立、发展实业、修铁路、练新军各方面都有突出表现，非常能干、非常勤政，招揽和重用海归派，不可能接受国民党设计的这样的一权独大的制度。
笑蜀：就用暗杀的办法来解决。
袁伟时：对。这是袁世凯的一个罪恶。袁世凯有两大罪恶，另外一个是称帝。
1913年3月20日，还差半个月满31岁的国民党工作的实际主持人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被暗杀。用手枪解决政治权力的角力，这是民主共和的挫折。不过，当时司法独立的意识深入人心，不但各地商会、教育会等民间组织和各界领袖、各种报刊直截了当指摘袁世凯的罪恶，纷纷要求通过司法途径解决这一罪案，上海地方检察厅也发出传票，要求北京地方检察厅协助将犯罪嫌疑人国务总理赵秉钧及其秘书“解送”到上海审问，展现了司法机构作为正义的最后守护者的威力。不幸，解决这一罪案的正确途径没有被国民党接受，他们不顾舆情和力量对比，7月12日竟然再次拿起刀枪发动“二次革命”，不到两个月，不但自己全军覆没，而且开启了在民主共和的基本框架建立后，继续用武力解决政治纷争的恶劣先例。
这不仅是个别领袖的认识错误问题，更深刻的根源在这一举动背后的制度缺陷和文化根源。民主共和制度建立后，那怕很不完善，革命党也必须及早完成从革命组织向民主政党转变的历史任务，摒弃暴力思维，学会民主、法治，在改革和完善制度中寻求国家长治久安。这是观念和制度的深刻变革。这一变革过程包括政党本身的运作和领导方式的变革，完成政党本身的民主化。当时国民党多数领袖对反对这一孤注一掷的行动，但党本身没有民主化，多数人的意志不被尊重。
笑蜀：如你所说，袁世凯是清末新政主要支柱之一，而清末新政成就很大。可见袁世凯并非守旧，并非冥顽不化，并不一定就是民主共和的敌人。当时袁世凯存在两种取向，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如果能够包容他，团结他，他可能就是民主共和的好朋友；但如果排斥他，打击他，让他没有选择，就会激活他心底的邪念，这种邪念是很多枭雄都有的，他就会撕破脸皮，变成民主共和的死敌。而新生的民主共和并没有足够强大的力量跟他抗衡。
总之，怎么对待袁世凯，怎么对待从旧体制中分化出来的关键人物，怎么引导他们向善，我认为是民国初年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的好，就有希望双赢。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容易两败俱伤，甚至前功尽弃，导致全面的复辟。辛亥革命的最终失败，或许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解释。
进一步分析还可以发现，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利益分配机制的问题。即革命成功后，旧派的利益要不要尊重的问题。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暂时掌握话语优势的新派，有没有海纳百川的气度，天下为公的胸怀；愿不愿意做出实质性让步，跟旧派在利益分配格局上达成妥协的问题。要做到这一点很困难。它要求新派必须非常成熟。今天回过头来看，国民党在这一点远远谈不上成熟。
袁伟时：民主共和的前提就是承认社会是多元的，要承认各方利益，通过民主程序和法治途径，进行决策和达成必要的妥协。当时较大部分的社会精英大体都懂得这些知识，愿意付诸行动。但是，作为激进势力的代表，国民党的某些领袖没有真正接受这些现代文明的规则。而另一端的袁世凯却是摇摆的，他的选择，取决于各种势力博弈中将他往哪一方向推。对国家发展和人民福祉最有利的是把各种势力都拉进民主、法治的制度轨道。
制度只是工具，不存在姓西姓东的问题
笑蜀：我听到这样一种解说：辛亥革命的最终失败，说明民主不适合中国国情，我们不需要建立现代民主国家，而要建立文明国家。所谓文明国家是什么呢？就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有民族特色、体现东方价值的制度。
袁伟时：制度要体现民族特色，这个问题我认为应该有一个明确回答。邓小平有个主张，就是不要纠缠姓社姓资，要有世界眼光，人家什么东西好，对中国的发展有利，就应该为我所用。根据邓小平的这个重要思想，中国政府采取了几个步骤，我认为是值得赞赏的，也给我们提供了很重要的一个思维角度。什么步骤呢？其一是相继在联合国《经济社会权利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上签字。前一个公约全国人大已经批准生效了，后一个公约虽然有待全国人大批准，但从江泽民到胡锦涛都说我们正在积极研究批准；就是说方向坚定不移，只是需要创造条件。这两个公约涉及的是制度。另一个步骤是参加WTO。这不只是经济上的一个大变革，在思想上、理论上也是一个大的变革，也是经济制度和法治的变革。市场经济就是市场经济，全世界的市场经济都是一样的，不存在不同于整个世界的自己独有的所谓市场经济。其中重要的一条是约束政府行为，使之遵守法治。以上几方面都是一点也不能含糊的。
笑蜀：就是说，各个民族的具体情况固然差异很大，但同为人类，总有很多带规律性的东西，根本需求是一致的，根本价值是一样的。制度安排应该体现普世价值。
袁伟时：对啊。比如说非洲的各个民族，他们当然有他们自己的特点，跟欧美各个民族差异很大。但在基本点上，他们跟欧美各个民族应该是一致的，不能说因为他们是非洲人就可以不要个人自由，就可以不要男女平等，就应该被歧视、被奴役。人的权利和公民权利应该受到保障，这在全世界都是一样的。
笑蜀：这个层面上没有什么民族特性可言，起作用的只能是普世价值。只是在这个基础之上，在技术层面，各个民族可以有自己的特点。只是体现普世价值的方式可能不一样。
袁伟时：对。制度上如果不跟国际接轨，而是过分强调所谓东方特点，肯定是要出问题的，东方三大共和国的历史实践都证明了这一点。
东方三大共和国，除了中国之外，另外两个是印度和日本。印度经济改革以前的几十年中，经济始终发展不起来，原因很简单，就是没有充分保障公民的经济自由。国大党学苏联搞了几十年的计划经济，公民的经济自由完全没有保障，印度经济因此一直没有活力。
笑蜀：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中国一大批知识分子主张走所谓“第三条道路”，就是政治上学美国搞民主，经济上学苏联搞计划经济。认为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兼得美国和苏联两种制度之长。他们的这个设想在中国落空了，但在印度是完全实现了，印度几十年来就是这么搞的，但看来并不成功。后来印度在经济上学中国，也搞市场取向的改革，经济马上飞速发展，现在很多人惊呼印度经济要赶上甚至超过中国了。
袁伟时：对。过去几十年中，印度有宪法，有议会，也有选举。但这都不能改变经济上的落后局面，就是因为它在制度上总想跟国际惯例拉开距离，另搞一套，限制公民的经济自由。政治民主跟经济自由相辅相成，公民的经济自由一旦丧失，政治民主也就很难维持、很容易败坏，印度就成了全世界最腐败的国家之一。
笑蜀：这是印度的情况。那么日本呢？
袁伟时：日本的例子更明显。日本明治维新之所以成功，取决于在一些领域坚决抛弃所谓东方特点，比如建立新的教育体系，建立初步的民主制度特别是地方自治。但明治维新不彻底，在另一些领域仍保留所谓东方特点，比如有元老院，元老肆意干政；军队不由内阁管理，军部直属天皇，军人利用这个本国特色的制度干政。在价值观上则保留儒家那一套，讲服从，讲忠君爱国，讲集体主义，结果成了军国主义的沃土，不仅祸害日本，而且祸害整个亚洲太平洋地区。这个历史教训应该永远记取。
笑蜀：二战之后美军强制日本照搬西方，马上问题就解决了。
袁伟时：也没有全部解决问题。问题在哪里呢？战后日本经济起飞很快，因为它恢复了公民的经济自由。公民的经济自由是最关键的，四小龙都是因为有公民的经济自由才快速发展起来。但战后日本的资本主义是所谓东方特点的儒家资本主义，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的十年停滞，证明了所谓儒家资本主义的破产，这是那些鼓吹“儒家资本主义”的中国人没有严肃对待的。
现在日本进行的第三次改革，即小泉改革，具有里程碑意义。小泉改掉了什么东西呢？一个是银企结合体系，银行和企业互相持股。一个是官商勾结的规划体制，政府不恰当地干预市场。国营的邮政，拥有三分之一的公务员和四分之一的银行存款，政府可以逃避监督，支配这笔庞大的资金。它的通产省专门负责产业政策，规划整个经济发展。日本官僚是很能干的，但这样的计划体制和政府支配非财政资金的体制本身就不行，个人素质再高也不能改变这一点。再一个是所谓终身雇佣制。日本泡沫经济灾害就是日本特点的“儒家资本主义”的苦果，整整损失了十年时间。改掉了这些跟现代经济不相容的东西，日本的市场经济就基本上跟欧美接轨了。原来日本的市场是很难进入的，现在慢慢打破了。这就奠定了日本经济再度复苏的制度基础。
小泉不惜以自身的政治命运为赌注，坚决进行包括邮政民营化改革在内的改革，这是非常深刻的经济结构的变革。它证明，在制度层面，没有以所谓东方价值观为基础的东方特点的制度。各国现代社会制度大同小异，在价值观念上也是如此，不能说东方人永远要坚持等级制、匍伏在领袖和尊长脚下，不要个人自由，不能享受人格尊严和人际平等。
在制度层面上过分强调所谓特点，在现代化过程中像日本那样强制推行传统的“东方价值观”，只会使我们误入歧途。
笑蜀：制度层面上与国际惯例接轨愈彻底，就愈是少走弯路，发展速度愈快。
袁伟时：对，就是这样的。
笑蜀：但跟着就有一个这样的问题：还要不要民族特点、民族文化了？
袁伟时：这个问题很简单。制度层面上尽可能与国际惯例接轨，并不等于不要民族特点，不要民族文化。民族特点、民族文化是私人的东西，只要在制度上保障个人自由，个人有充分的选择空间，民族特点、民族文化就一定能在人民中间生根发芽，就一定能传承下去。现在个人空间还是有的，只要家庭成员同意，谁要在家里裸体也没人管啊。谁不愿意西化，不穿西服，穿江青提倡过的“国服”（现在叫“汉服”），穿长袍马褂，这些私人事情，没人会干预你。同样，我要是喜欢吃面包、牛奶，穿牛仔裤，过西方情人节，爱听贝多芬，这又有什么不好？有的人喜欢孔孟老庄，有的人喜欢苏格拉底、柏拉图，政府都不必也不能干预，不能像上个世纪的军阀那样，强迫人们读经。说穿什么衣服、读什么书是爱国不爱国的标志，那是和现代社会多元并立的状况背道而驰的，是对公民自由空间的侵犯。说这些话的人或是狭隘民族主义遮蔽了眼睛，或是商业抄作，只要不是政府行为，应该尊重他们的言论自由，不值得理会。
政府当然也有责任。例如，保护文化遗产，确保文化发展的自由空间，如此等等，要做的事情很多。
笑蜀：你的意思是说，个人偏好可以有东西方之分，但制度只是个工具，不存在姓西姓东的问题？
袁伟时：对啊。人类文明进展到今天，形成一个共同的制度结晶。制度就是规则，现代文明规则是人类文明的精华，对它需要敬畏，需要珍重。中国政府坚决参加WTO，在两个联合国人权公约上签字，是非常明智的制度选择。在这个问题上差之毫厘，不免谬之千里。
对法治的虔诚信仰是民主的根基
笑蜀：制度结晶或者说文明规则就好像一条大路，无以计数的人走了几千年，碰了无数次的壁，付出了无数的鲜血和生命才踏出来。这是最成熟的，走这条大路最安全，最便捷，这已经是人类共识。不承认这个人类共识，放着现成的大路不走，非要在崇山峻岭中另辟一条羊肠小道，不仅不可能走通，而且在你付出惨重代价之后，历史规律的铁掌最终还是要把你拽回来，逼着你从头踏上大路，你怎么都无法绕开的。
这里我想问的是，在这个问题上，孙中山是怎么思考的？
袁伟时：应该承认，孙中山一直坚持民主共和是自己为之奋斗的理想。所以他才强调“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是孙中山非常可贵的精神。但孙中山讲民主，有三个问题没有解决好。
一是空想。比如他在《〈民报〉发刊词》就说:“吾国治民生主义者,睹其祸害于未萌,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对此，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有过非常准确的评价：“社会主义的任务,合并在民主主义任务上面去完成,这叫做‘毕其功于一役’,那就是空想。”孙中山主张的“五权宪法”，空想色彩同样突出，所以在民国初年无人理会，对民国初年的制度建设没有什么影响。
二是总想搞自己的特点。这是孙中山的一个很大的问题，他一方面要顺应世界潮流，另一方面，又总想根据自己国家的所谓特殊情况，设计出一套不同于欧美并且远远驾乎欧美之上的社会政治制度。但他设想的完美的社会政治制度，并没有长期的和大规模的社会实践作为基础，不是社会客观现实的自然总结。这种情况下，就只能依靠个人的天才想象了，就只能是个人闭门造车的结果了。后来国民政府按照他的设想，搞所谓五权宪法、五院制，国民大会，军政、训政；机构上叠床架屋，制度漏洞很多；不但给后来的运作带来很多麻烦，更成了蒋介石国民党独裁专制统治的理论根据。
三是不理解民主共和的真谛是保障公民的个人自由。他公开提倡个人不能有自由，只能讲国家的自由。这也给国民党利用了，成为摧残公民权利，实行专制统治的工具。
笑蜀：革命党人在制度建设上的理论准备很不充分。武装起义多达十次，有的是人打天下，却没有专门的人为治理天下做制度准备。一旦胜利猝然来临，这样的缺陷就显得很要命：革命党人无法尽快提供一套可操作的规则体系来规范整个社会，其管理社会的能力以及合法性受到强大质疑。
袁伟时：革命党人中，有过一些制度准备的是宋教仁。《临时约法》主要是宋教仁起草的。但宋教仁也仅仅是翻译过几部外国的宪法，包括德国的宪法，没有系统研究过现代政治学和法学。
笑蜀：法律是最讲实证的。这么重要的一部法律，差不多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就靠宋教仁等寥寥几人差不多一夜之间赶出来，此前并没有长期的和大规模的调研，更没有公开听证和博弈。
袁伟时：没有。他们没有实证经验，没有对宪政问题做专门和系统的研究。就是一心一意想搞共和。
笑蜀：这么说来，无论是孙中山还是宋教仁还是其他革命党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对民主共和的追求，更多的是出于一种信念，一种热情，而不是出于一种实证的、理性的研究，缺乏坚实的心理基础。
这也就不奇怪，他们对法律为什么会抱着一种轻忽的态度。孙中山当总统法律是一个样子，等到袁世凯要做总统了，马上把法律改成另外一个样子，典型的“因人立法”。他们并不知道法律自身的尊严比他们的权力更重要。这种法律上的工具主义和机会主义导致的法制危机，最终必然演变为政治危机。
革命党人对法律缺乏信仰的另一个证据，大概就是“二次革命”了。
袁伟时：“二次革命”更是大错。本来，“二次革命”之前的形势对国民党非常有利，凶手抓到了，作为铁证的来往电报拿到和公布了，而且上海地方检察厅也公开传讯在位的国务总理赵秉钧。在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下，袁世凯被迫批准赵秉钧辞去总理，由段祺瑞代理。如果坚持依法追究下去，袁世凯极为被动，国民党则于法有据且哀兵动人，胜算很大。
笑蜀：法律之途尚未穷尽，就选择了枪杆子，要用暴力解决问题。现在回过头来看，如果孙中山不搞“二次革命”，而是继续在法律上博弈，最终能不能解决问题？
袁伟时：在当时情况下，很难做到完全水落石出，但是袁世凯在政治上会非常孤立。
笑蜀：不能把真相完全追出来，不能达到完全实现公平正义的目的，但是会削弱袁世凯的权威，会造成一个弱势总统？
袁伟时：不一定弱势，但肯定是一个受到牵制的总统。他最后采取什么办法呢？他毒死了国务总理赵秉钧，这样他就可以把一切责任推给赵秉钧，到此为止，不了了之了。这种情况下如果继续在法律上博弈，虽然查不出元凶，但袁世凯会跟今天美国的杀人疑犯辛普森一个下场，纵然逃脱法律惩罚，但逃不掉道德和舆论的惩罚，要天天被人家唾骂，天天被舆论批评、督促，同时还有一个国会牵制他的行动，那么他后来要复辟帝制也就不可能了。
笑蜀：那么，多党政治、国会政治就可能持续下去，并有机会逐步成熟。中国也就不至于陷进军阀混战的泥沼？
袁伟时：这种假设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事实上，孙中山放弃法律上的博弈，选择“二次革命”，不仅党内阻力极大，而且社会上极为反感。社会舆论本来完全倒向革命党人一边，这时几乎都转而支持袁世凯了，革命党人一下成了孤家寡人，孤立无援的革命党人根本不是袁世凯的对手。袁世凯轻轻松松转败为胜，革命党人则功败垂成。
笑蜀：从这个角度来说，动摇法治，就是动摇民主共和事业的根基。信仰法治，尊重法治，纵然是在对自己不利的情况下也不放弃对法治的坚守，这才是一个民主主义者应该具备的气质。当时的革命党人缺乏这种气质。
袁伟时：现在的国民党就不是这样。现在很多人骂马英九，但是你看马英九非常理性，他说我们一定要守法，不能用菲律宾驱赶马科斯的方式，群众一哄而上的办法，不能采取推翻原有政府的办法。台湾要是开了这个头那就后患无穷。
笑蜀：不能用非法对付非法。
袁伟时：对。龙应台、林达这些公共知识分子都这么主张，要尊重法律，要依靠制度。这说明现在的知识分子也越来越成熟、越来越理性了。
笑蜀：这就派生出另外一个观点，这跟国民党当时的状况是息息相关的，国民党当时的内部文化建设，尤其是思想建设，是远远不够的。国民党当时实际上是一个比较极端的政治小团体，还没有转型为一个现代政党。
袁伟时：应该说正在转型过程中，没有完成从一个秘密的会党、秘密的革命组织向一个现代政党的转化。所以才有后来的中华革命党，才有要求党员按手印宣誓效忠孙中山个人的事件发生。而且这么做还理直气壮的。
笑蜀：实际上也不独孙中山他们如此。这是我们整个民族气质的缺陷，我们还没有养成现代政治人格。
袁伟时：还有一个原因不可以忽视，就是制度积累不够。民国建立之后，粱启超做司法总长，他就推行现代司法制度，建立新型的法院，改变原来的行政跟司法统一的制度。结果呢，很多地方行不通。为什么行不通？没有那么多法官，或者法官的素质赶不上。因为严格上的法律人，清末新政的时候才开始培养。1905年以后，相继有青年学生跑到日本去，上所谓速成政法班，学一点皮毛就回来，就当政府官员或者是建新式法院，但他们不仅数量少，质量也不行，结果建了新式法院以后，一般人反而觉得没有原来县太爷打板子公正，因为县太爷打板子已经形成了一个传统，他有一套办法了，你现在废除旧的，新的接不上。没办法，只好放慢进度，撤掉一些边远地区的法院，恢复行政与司法统一的制度。所以说这里面有一个制度积累问题，没有制度积累你是做不来的。
笑蜀：辛亥革命是突变，清末新政特别是废除科举就那么五六年，那你怎么能够培养出足够的人才来支撑一个新的庞大的制度？人才准备不够。知识、经验准备也不够。整个社会都没有为这个突变做好准备。民主制度突然一下冒出来，各方面都没法适应。这就不免冲突。冲突的过程就是排异的过程。
袁伟时：归结起来可以这么说，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渐进的改革是成本最低的。改革应该逐步积累，尽可能避免突变。但是，时机成熟了拖延不改，也会带来无法挽救的灾难。到二、三十年代情况比较好了，人才，知识，经验，各方面的准备都比较好了，国民党却还要搞他那一套“训政”，讲老百姓水平低不能实行民主等鬼话，控制舆论，搞特务政治，独裁专制，结果带来无法遏止的腐败，引发更大规模的革命。回顾百年共和，创深痛巨，其中的教训值得中国人永远记取。
出处 : 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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