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小玲：没有人，会是一座孤岛
这个庚子年从开始就有些乱套。在离北京一千多公里外的江南武汉，像突然刮起一阵罕见妖风，从小到大，最后是风声鹤唳，鬼哭狼嚎。好一阵子了，每天都有感觉像“谣言”的新闻，有许许多多与原来的所谓“报道”不一样的直白开放的面孔。包括那种赤裸裸的烧心与伤心的事情、黑压压连同一片死神的追赶与捆绑，以及平时根本难以在媒体上见识的慌张无序、苦闷错乱与愤懑冲动——这是一个真实的、已无法掩饰的遇难的世界。它也一定经历了从僵化到中风的过程。不知是否为一段孽缘，但肯定属于一种难以回避的错鄂之殇。
对我来说，非常巧合的是，正是去年相同的时候，因身边发生太多匪夷所思的事，让我在整个春节不得安宁。而对历史的回顾与眼下的庚子年一样，琢磨起来令人烦忧。于是就写下了《戊戌，似乎过不去的年》，发表在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上，瞬间引来无数唏嘘感慨。但它也很快就被无形的手轻轻抹去，归隐角落。而两载跨越，却不料中间夹着一个已亥年，同样是风起云涌，而且还是与“洋鬼子”有关：中美贸易战。怪异的是，被中国疫情“吓尿了”的美国，在进入庚子年一时沉默了，可援助灾区的示好却一直不被搭理。
前面的三个庚子年都是不堪回首的往事。自己置身这个北京都城，似乎所有这些不幸的国家灵与肉的经历，都能感触到它每一个脉搏的跳动起伏。1840年北京政府派林则徐去广州处理贸易问题，引发的中英鸦片战争；1900年北京政府因宗教进入与改革对外的种种矛盾交织，慈祥太后利用义和团的胡乱爱国，导致了八国联军的入侵，使奢侈的皇家宫殿圆明园被外寇内贼洗劫一空；1960年依然是北京的政府的瞎指挥、而人民的日报又持续瞎鼓噪、成就最大的谎言，造成中国乡村的大饥荒。末了，千百万的生命殁了，还将人祸硬扯成天灾。
政府形态决定民众的生态，这个逻辑也属于武汉。即便有像文/亮/李这样少数知识分子出身、对现代社会有所意识与行为的准公・民的存在，事实证明，他们也无法改变这这种历史遗留的巨大缺憾！而这场武汉发端的大疫，正是武汉当局对武汉民众的利益独断专行的结果，不管这背后还有多少相互扯皮或所谓“甩锅”的纷纭论说。那么，武汉能是孤立的吗？当然不是，武汉的背后是湖北，湖北的背景是整个中国。至少两个月过去了，以“举国之力”加上外援，却依然无法阻止7万多人被瘟疫击中，2000多人在救治或无助中死去！
平时呼风唤雨、志在必得的地方官员，面临灾情四起、八方追究的阵势，便措手不及、荒腔走板。错愕的武汉政府，把千万民众仓促地赶进了笼子。然后，颠三倒四、乱作一团！但凡把对生命安全与人的尊严放在第一位，如何能让萌芽中疫情，放纵演变成一场浩荡的瘟疫灾难，惹得天怒人怨不可收拾？人民，感觉从来没有正经过——谁来主政、如何主政，这似乎也不关他们的事情。所以，当灾情已现，死亡四处扣门，他们依然被告知“不要传谣听谣”，招呼继续数万人胡吃海喝。而几乎将武汉推入了深渊的“人代会”却在闪亮登场！
瘟疫初始，微信或微博，人们就看到了一些发自武汉现场的“猛料”，包括极少数自媒体努力挖掘和提供的镜头真相。但是，往往没有必要的新闻连续性，虽有十几家湖北之外的体制内媒体介入，还是无法满足对“冰上一角”的关注。然而，允许新闻媒体介入报道的所谓“窗口期”，竟然很快地结束关闭了，并有规定不能随便披露相关信息。出现这样见怪不怪的现象，同样是政府的一种作为。虽然可以说错话，念错字，戴反口罩，但感觉这些官员在任何时候，似乎都能记住祖宗流传下来的驭民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的确，被诟病无数岁月的言论自由问题，依然坚如磐石，无从松动。“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这是发生在中国古老周朝的奇葩旧政，还在不时发酵，形成态势。而我在不断被事实触击后，也越发感受这种逻辑的荒诞不经：用纳税人提供的税金养活，并持续获得各种实际利益的人民政府，如何能明目张胆地限制人民的言说自・由，尤其是压制他们在非常时期的正当批评？退一步说，他们总该了解或遵从一点马克思主义的言・论・自・由观。知道当年马克思本人曾对俾斯麦的政府，因其控制普鲁士社会的舆论而进行过严厉地抨击？
一个湖北女作家方方发表了自己的封城日记，涉及了对一系列疫情中社会人生的细节感受。她痛诉了本来享有新春快乐的武汉人，却遭遇人为的命运劫难；揭示了武汉封城后民众的冤枉、恐惧，病痛与死亡；也抨击了在疫情还远未消退的时候，却要准备颂恩的文人的无耻！她说，高中群在为染病同学去世悲泣，而一向为盛世高歌的他们，却表示不枪毙一批害人精不能平民愤！历史真诚的记录，无疑具有深刻的社会警示价值！
可惜，方方的日记看不见了，被禁言了？也就是说，一个身在疫区、消息真实或接近真相的作家，她不再拥有对客观现实的披露权，情感流露或情绪宣泄的权利？想想，那种突然的，未有任何预警与事先准备的封城，加上所有的医疗手段、防护设备都不配套的条件下，如何能避免更广更复杂的疫情传播与感染？怎样不令人走向更多更可怕的惊慌、混乱与死亡？消除问题的根本办法就是透明再透明，让外部社会各方了解真实具体的危机，明白武汉民众和社会究竟需要怎样的救援。然而，武汉官方选择了保守，当地媒体野无所作为。
公民的言论自由，在现实为何显得如此艰难，乃至令人不时深感痛苦？可尽管有马克思的权威明指，有宪法的条款确定，还有以24个字包含的核心价值观随处可见，但说归说、期待归期待，民/主、自/由、公平、正义等等却是若即若离、经常缺位。某些执法部门还是我行我素。如果这个灾难不是演变得如火如荼，也许可能大事化了，没了民间对医生文/亮/李的所谓“网上国葬”。而造谣滋事将顺理成章，接受训诫也合理合法。因为，政府的大错重责几乎难被置疑或不容批评。至于社会的舆论监督，公权力的宣传机器可以轻易地绞碎它。
武昌汉口连成一片沉重，在疫情的汪洋中沉浮。病人的无助，医生的叫喊，护士的绝望，都是因为瘟疫的突如其来，没有任何的提防！结果，医院成了狼藉遍地的战场，走廊挤满了待治的伤病，门诊变成了停尸房！尽管外头频繁地支援这里的红十字会，但到处依然在呼叫人力不足、医用短缺、设备告馨而难以应对！而在一个音频中，我记得是武昌某殡仪馆负责人由弱渐强的不满：好多天了，忙不过来啊！人手不够。每天只能两班倒。我们都受不了啦！精疲力尽，他妈的武汉市领导瞎指挥······
连日来，伤心悲愁的信息一条又一条流向手机。被隔离，伸出小手想要大人抱抱的幼儿，玻璃墙外的护士却爱莫能助，只能掩面而泣！马路上的行人突然倒下，感觉已经毙命；在医院，三个孩子的遗体被塞进一个裹尸袋······普通人的遭遇在流出的画面与字眼上偶尔被发现。这个社会原本就有许多的不平等，可遇上这样的时刻，就更是顺其自然。死亡对精英同样不长眼：英年不幸，随文/亮/李之后，医院的护士柳帆、院长刘智明走了，大学的教授红凌、林正斌走了，而电影制片厂的导演常凯，竟同一家人先后诀别，自己最终也消失了！
“我一生为子尽孝，为父尽责，为夫爱妻，为人尽诚！永别了，我爱的人和爱我的人。”——同文/亮/李一样，人们也看到了常凯的一份遗书。中年的遗书，大凡都令人不忍淬读！而对救死扶伤的医生与解救灵魂的导演，他们对生离死别所散发的意味都是相通的。也许，武汉那些不知名的逝者中，许多人并没什么遗书。他们不知这场来自何方又如何形成的所谓“冠状病毒”，会如此轻易地夺取性命。他们还没开始过年，还要迎接梅花的绽放，又如何知晓人间疫情其实不可控？他们没能享受信息透明的自/由，却最终被动选择了呼吸死亡的自/由！
就在前天，法学家、武汉大学教授秦前红先生，将他自己深陷疫区的亲历，记下了具有现实启发意义的法学与宪法学观察日记。2月16日，他这样写道：“预期中的疫情拐点并末到来，武汉连续几天日增确诊人数几乎抵销了新增医疗床位数。这场战役太过惨烈，武汉差不多拼到了弹尽粮绝、精疲力竭的地步，硝烟继续笼罩，但胜利的曙光在哪？身处武汉，也未必比武汉之外的人更多地知道疫情，口耳相传式的消息渠道己被锁死，自媒体上的信息是碎片化的，而官媒除了发布枯燥的数字外，剩下的就是斗志昂扬、信心坚定、无限忠诚了。”
作为学者，或许他从未像今天这样身临其境，以深切到骨髓的社会事件来充实自己的学术。秦教授继续写道：“人有一双好奇的眠睛，但不能看到鼻梁之上的东西，身在庐山却难知庐山真面目。理性思考者一直陷入‘如果当初···那么现在如何’的纠问之中，但决策的黑箱很难给予我们明白复盘的机会。西哲说：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吾族却能神奇地重蹈sars的覆辙······”对这种体验我似乎当然可以预料。就在1月27日那晚，他曾如此回复我的问候：“江城异常严峻，官员颟顸，草民无力。吾及家人尚好，谢谢关心。”
但是，这样来自疫区一线的多么珍贵的记录，在问世不到一天的功夫又被遮蔽了！也就是说，疫区的公・民，哪怕他是一个有能力洞察宪法、政府、公・民与社会之间法律关系是否正常与正当，甚至依然与体制共存的知名学者，秦前红先生同样与武汉的普通人一样，迅速被剥夺了一个公民的言论自由权！不论是科技检索还是人为举报，这种未经作者同意，也不公示具体违法违规条款，即不用任何司法程序而对言论的随意屏蔽，政府执法部门又是如何做到自信满满而无所顾忌？
对于禁言，人们显然早已司空见惯。只是，面对这样一个令上帝都感到不安的人间时刻，地方的执政者依然循规蹈矩，无视个人对灾难事件中的事实、感观、希望的表达权利。这是在构成政府对公・民利权的更大损害？英国启蒙思想家洛克，曾深刻地影响过现代政府的制度建构。他提出过要用法律来限制政府，把法治作为防止政府侵害公・民・自・由的第一道防线。并强调，滥用职权并违反对他（政府）的委托而施加强力于人民，这是与人民为敌。假如我们承认自己也是一个现代的、依法治国的社会，那么，又如何面对公・民们的宪法自・由权？
正因对这种公・民自・由权的苛刻限制，导致了公权・力的无限放大。当武汉的医生被放置中央电视台示众，就意味着一场人祸灾难追随而来。不说海鲜市场或病毒所，不提红十字会的丑事，也不谈新闻发布会上的怪事，这些暂且都是过去时。眼下，运动式的防疫又在风生水起：逼人下跪，抽嘴巴，殴打，游街，堵路，喊口号······在某些地方，管制风气突变。而临时佩戴红袖标的某些人，正在以文・革式的激进野蛮，对付着疫情肆虐下不知所措的弱者。鸟人执法，法就自然也会变成鸟样。上面给了点小权管理，下面就把它放大成暴力统治。
这种事，就连官方的人民网都看不下去了！2月17日，旗下的《人民网评》发了题为《如此战“疫”，群众很生气》的相关评论：“一家三口在家里打麻将被志愿者砸桌子连扇耳光，口罩进价6毛卖一块被认定哄抬物价罚款4万多，物业拦门不允许一线抗疫医护人员回到自家的小区······最近，一些地方任性而为的‘执法’案例让人看不下去。”这些以政府名义执法的人员是在执行何种政令，防疫的“人民战争”，人民怎么就能起来折腾人民？如此夸张可笑无耻的行径居然多处出现。一联想到某种“基因说”，便可令人毛孔悚然！
群友转帖，全文如是说：今天，路上遇到一处查通行证，检查的说通行证失效，单位开的通行证没用，得用新的；另一处说：快点过去，像你这样的会丢进去的，过了8点不能上街。我很清楚 ，自己是普通的无权民众中一员，心中的苍凉不输于晚年的杜甫，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也许还难及其百分之一，与许由，与庄周，与陶渊明，甚至与鲁迅们，都是没法比的。一介平民，其命如草。在这个年代，哪怕能写出传世之作，只要在官阶系列中没能谋取到位置，只要手中不掌握支配人财物的权力，也仍然什么都不是。大疫当前，自求多福罢。
比起遭受煎熬与惊恐中死去的武汉人，以上这番属于文人感叹就暂时可以忽略不计了。我呢？在北京，大概也算是一部分“死心眼”的分子。一个多月的日子，面对江南武汉瘟疫突发，一片凄惨，我只能进行无力的观察或再思考。虽也遇上了言・论不自・由的状态，文章屡屡被分分钟屏蔽，公・民的虚无感也越发倍增。但是，遥想武汉城，细思一下从不轻易低头的千万只“九头鸟”，他们又何时遭遇过杀伤力超强的NCP病毒呢？尤其是，这种可怕病毒背后，却是缘于另种不可控的、无视生存保障的制度漏洞！
2003年，在北京那场“非典型性肺炎”即SARS结束后，经济学家吴敬琏老先生明确认为：“这次危机的整个过程说明，我们的社会组织、公・民素养，特别是沿袭多年的政府处理危机事件的方式存在着极大的缺陷。”可17年过去，同样的，新型的传染病毒NCP，因相同原因而迅速肆虐武汉、席卷湖北，并且还殃及了整个中国和世界！正如秦前红先生感叹的，对于“同一条河流”，我们竟能毫无犹豫地“两次踏进”，竟可以用这样“铁的事实”来证明：我们这个社会能让前进的河水发生逆流，似乎为了迎接灾难而选择了——静止？
最近人们都在关注：湖北的省委书记、省长，武汉的市委书记、市长一并被撤职。许多网民为此叫好！问题是，这一干手握重权的领导干部，都同样以低级的错误和不可饶恕的过失，在证实一个“劣币驱逐良币”的逆淘汰用人制度。他们作为一级执政党和一级政府的实权代理人物，对于这场灾难，却充当了谎言制造或推波助澜的角色。从应对现场的角度上看，感觉他们既无政治能力，亦无道德水准。而现实，是如何将一个有着五千万众生的大省份、一千多万人口的大城市交由他们来随意料理？而现在，谁来承担如此巨大的灾难责任？
难道我们不是一个人类的彼此构成吗？不是一个中华民族的肉身与精神凝聚而成的命运共同体吗？那么，当我们完全有条件和能力将这块土地上的人、说汉话或不说汉话的黄皮肤的人、在周围走动或身在远处的人，也无论他们有无血缘关系，有无利益诉求，有无目光的曾经交织，但作为社会的相依共存者——为什么，掌权者们不能以最朴实的人的观念、最简洁的人的思想、最真切的人的情感，去表达最普遍也最常态的人的关怀？欲真正表态和体现一种良知与人道，其实很容易：不需什么惊天动地，只要按照宪法履行相关责任。难吗？
文字就要结束，却依然无法准确表达出一种常识。英国诗人约翰・多恩，写过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其中这一首尤其深入人心，对人类间相援与互害的关系揭示得深刻至极，令人警醒！今天，当武汉等地像被某种无良的力量抛到病魔与死神面前，谁能不担忧生命的伤痛与毁灭？谁能不为草菅人命的官僚习性痛心疾首？谁又能拒绝面对淋漓现实的重新思考：为什么我们的社会竟有如此糟糕的关系和结局？面对诗人这般鲜明的理性与情感，我们是否能理解和感受这种思考的光芒，甚至为迟到或未到的醒悟感到非常的耻辱？
没有人是一座独立的孤岛
可以自全
每个人都是大陆的一片
整体的一部分
······
任何人的死亡都是我的死亡
因为我是人类的一员
因此
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
它就为你敲响。
2020.2.19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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