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魔幻贵州田野报告二期

2019年12月18日，中国美术学院网络社会研究所与空间生产小组在黄孙权教授的带领下，第二次踏上了西南延绵的丘壑。「乡建中的中国」正被一个巨大网络结构下被卷动着，出发以便思考，行动以便反思，学会在田野中辩证看待自己与他人的关系，琢磨社会─技术关系如何共同地形塑我们。

此次贵州乡村扶贫建设调研探访的行程共计7天，贵阳市的花果园社区 (18-19)；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都匀市毛尖镇坪阳村螺丝壳河头茶叶农民专业合作社(19)，三都县九阡镇石板村 (20)；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丹寨县万达小镇-标志性地产扶贫(20)；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兴义市楼纳村大冲组楼纳国际建筑师公社 (21)，安龙县坝盘村 (21)，巴结镇南龙布依古寨 (21- 22)；安顺市的紫云县中洞苗寨 (22)；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榕江县大利村妇女织染拟合作社、侗天山居民宿 (22-23)，归柳村，丰登村倚山人手作工作坊 (23)，黎平县茅贡镇粮库艺术中心&乡创学院 (23)，从江县占里侗寨，高增村乡约乡见村寨联盟、从江生态文化社&侗房民宿(24)，黎平县無名营造社，黄岗侗寨创客中心、好声音客栈、村民民宿组群 (24-25)。

自2016年起围绕着“城、乡的空间生产”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多次的田野调查实践。贵州田野报告二期系列文章是「乡建中的中国」研究课题下暂时性的田野思考。无论如何，故事带来更多的理论思考，我们在田野间发现的问题、思考和案例书写，都是大时代下中国、山水、群体、个人的共同足迹，提供讨论和批判的基础。

撰文：仝昭祥
中国美术学院视觉中国空间生产小组研究员
全文字数：13428

你想要回到出生的地方

看云上连绵的山岗

那是你最后的愿望

种上一片深蓝色的海洋

在那里会有一艘小船

带你驶向远方的天堂

—— 袋鼠通讯

2020年1月13日下午，来自贵州的吴花燕因病去世，年仅24岁。身患疾病，营养不良，家境贫困，将这个瘦弱的姑娘压倒。同日在她的家乡，贵州省原副省长王晓光，却苦于将上千瓶茅台往下水道中倒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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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不同位置，境遇相异的人物并置在我们眼前时，不禁让我们感叹在当下发生的一切。

扶贫攻坚，是当下贵州省最重要的政治任务，2020年全面脱贫的任务是悬在每个官员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扶贫本是财富、资源再分配的益事，但如今却在地方被诸多基层官员，与乡民抵触。通过基层干部的反馈与实际的现场调研，我们可以发现扶贫攻坚政策的制定与推行对于大部分乡村的发展来说几乎是失效的状态，或者说政策的推行意不在扶贫本身！这就很有意思了，一个特色社会主义国家，企图利用自身制度的优越性去彻底消除贫困，但其解决的方式却是制造另一个萧条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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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当我们在说贫困的时候我们到底在说什么？

对贫困概念的认识

对于贫困我国最初是从物质层面开始理解贫困问题的，认为家庭或个人在物质层面不能满足其生活之必须或者达到一定的社会标准,即为贫困。[mfn]刘牧. 当代中国农村扶贫开发战略研究[D]. 长春: 吉林大学, 2016.[/mfn]

国内学者对于中国贫困成因进行了分析与总结大致归纳为如下几点：

一、制度不合理

制度性贫困是由于社会制度,如政治权利分配制度、就业制度、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社会服务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决定生活资源在不同社区、不同区域、不同群体和个人之间的不平等分配，而造成某些社区、区域、群体或个人处于贫困状态。1979 年，英国著名学者汤森提出了“相对剥夺”这一概念，他认为当某些人、家庭和群体因缺少资源而被排斥在一般生活方式之外，就可以说他们处于贫困状态,这是制度的不合理所造成的。

二、人力资本的缺乏

人力资本的匮乏是产生农户脆弱性的直接原因[mfn]李小云等.农户脆弱性分析方法及其本土化应用[J].中国农村经济 2007(4):34-38.[/mfn]。中国扶贫的关键是政府要把扶贫和扶智结合起来，在进行物质扶贫的同时增加文化扶贫的力度；在提供必要的资金救济，使贫困人口达到最低生活水准的同时，加大提高贫困人口文化素质和知识水平的教育投入；在以物质投入缓解贫困现状的同时，强调“扶人”、“治本”这一根本途径。

三、自然因素和环境因素

由于各阶层和地区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同，环境差异也是非常明显，占有优势地理位置的阶层往往在经济发展中占具着绝对的主导地位，而对所处地理位置和资源条件不好的阶层来说，经济发展的就会很缓慢，因落后的经济使得这些阶层在政治上地位变的软弱，进而很难参与到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进程中去。大多数国内学者都认为中国贫困地区大多集中在西北部，只有将此地的贫困人口迁出，迁向资源丰富的地区进行非农就业，才有可能摆脱贫困。“移民扶贫”是一项重要举措，可以为不具发展能力的贫困地区的贫困人口找到生存出路。这也与地方政府扶贫最爱推行的“易地扶贫”政策不谋而合。贫困地区落后的原因归结为三点，生产方式、经营结构和思想的落后，要想摆脱贫困，就要改变那些和市场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经济体制。

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贫困的真正原因是资本主义制度和此制度下的生产方式造成的，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的制度下必然是贫困的。但中国由于城乡二元制度结构的关系，对于大陆的大部分农民来说，因为每个人多多少少都有一亩三分地，因此可以算是小有产者。这使得中国有相当大的“资本”去维持经济高速运转，每当都市的经济危机来临的时候便可以顺利向乡村转嫁。这也导致资本的积累与经济的发展必将伴随着转嫁与区域不平衡。同时完全使用经济标准去衡量贫困，明显存在着不合理的地方，比如我们是否考虑到对于不同生产方式甚至不同社会组织方式的少数民族部落地区，经济指标对于他们来说毫无意义。反而无端的破坏其生产生活方式，强行将其卷入都市资本危机的漩涡中，才是正真的问题。

目前贵州省给出的贫困户的标准：该户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国家扶贫标准3335元，便算是贫困户。这个标准对于像吴花燕这样在都市中生活却无法享受任何社会福利保障的人来说杯水车薪。但在政府的扶贫攻坚政策卷动下，王晓光却可以轻易贪污上千万元。中央甚至在扶贫中国app软件的开发中，分化出一个很重要的板块便是“曝光台”。用于专门曝光扶贫地区贪污腐败的官员。可见在资金下沉与融资的过程中几乎是失去控制的，某种严重的债务危机正在不断快速积累，这也让“扶贫”政策的前景更加迷雾重重。

因此我们需要结合中国历史因素的变迁重新理解“扶贫攻坚”这一政治经济事件，这样才能使我们更好的理解当下的格局，也让掌握生产力的实践者可以更加清楚明晰的把握乡村建设。

第二部分·为什么要扶贫与新农村建设？

我们为什么要建设美丽乡村？为什么要完成扶贫攻坚？可能有非常多的答案，但解决三农问题，这可能是关乎于这个问题大家公认的答案吧。我们都很清楚早在十年前中国经济便同时出现三大过剩：劳动力过剩，工业产能过剩，金融资本过剩。近些年伴随着，经济周期性下行与贸易摩擦等等环境因素，三大产能过剩加剧。找到转嫁的下家以及经济结构深化转型，成为当务之急。

早在90年代，温铁军就曾经强调过“三农问题”根源的两个矛盾：1.人口与资源的高度紧张关系；2.在此情况约束下又必须加快工业化进程。于是就产生了国家工业化从农业提取积累的客观需求，也就形成了我们现在经常谈到的“城乡二元结构”的问题。[mfn]温铁军. 告别百年激进[J]. 中国企业家, 2011(2):38-39.[/mfn]

城乡二元结构的发展由来

1939 年费孝通先生在其博士论文《江村经济》中，就同我们详细描述过，作为中国蚕丝业重要中心的苏南区域就是当时中国工业化的先驱地——江村的发展。在当时的历史环境条件下费孝通先生认为走发展乡村工业工业化道路是解决中国乡村问题和复兴中国经济的根本道路。实际上按照政治经济学理论与传统的工业化理论的发展规律分析(原 始资本积累-产业扩张-结构调整)，在中国未完全介入世界金融资本竞争之前，是没有任何条件完成工业化的。三次土地革命让接近九成人口的农民回归到传统小农业生产，这与工业化发展的逻辑违背。

1950 年代后中国一直追求工业化道路，因为国家工业化才能维护主权独立，而工业化意味着资本与技术的不断投入与此同时也需要完成原始资本的积累。当时的中国没有办法如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般进行向外的殖民掠夺与“危机转嫁”的方式进行积累。导致中国一直处于对内剥夺加上对外负债的的模式下力求完成工业化。对内剥夺的对象很显 然便是通过对乡村的“三农”领域以及环境外部化去完成剩余价值的剥夺，这就会导致农业的生产要素不断被提取，这也是形成中国当下诸多问题的缘由。其中通过30年代苏联引进的“剪刀差”模式，通过调剂工业产品与农业产品的交换价值，使农业一直处于补偿工业发展的状态。而城乡二元结构的形成，通过向乡村转移危机成本，来完成都市弱化经济周期性危机的影响。尽管其间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依靠国家内部的成规模提取农业剩余而人为形成的二元对立体制结构,还是在总体上维持住了工业化进程的不中断。

而对外部分则依赖外资的制度模式，所需承担的代价便是高昂的债务、主权自由以及发展方向的话语权。这也是大多是发展中国家深陷“发展陷阱”的原因。(1979年英、美发生新自由主义化转向，同年中国宣布改革开放，并与美国建交。)1956年乡村推进集体化运动，为完成农业现代化所采取的的政策，意在将分散的农民以初/高级 合作社的模式有效的组织在一起，并辅以机械化生产。实行土地集中规模化经营，同时承接城市资本下乡以实现农业价值的提取。

1958 年中央政府下放权力给地方(财权、计划管理与企业管理权力)，号召地方政府发展工业。这次放权是中央对于地方的第一次放权，以此来刺激地方生产，促进地方资源集中来应对苏联的撤资的经济危机局面。但是大多地方政府并未受过工业化模式的学习，只能模仿中央接受苏联援助的模式，大炼钢铁发展重 工业走“大跃进”路线。

在 1960 年代几乎发动了所有的知识分子、广大人民群众与官员参与到国家工业化的原始资本积累中，在这艰苦的 10 年间中国正是以密集的劳动力来代替 资金的断裂(劳动力资本化)，来完成工业化的原始资本积累的。1960~1962 三年自然灾害由于全国上下倾其所有在工业化发展上，加上本身就处于经济危机之中。导致全国人口死亡率加剧。中央政府在危机下于 1961 年对农村集体化政策进行了调整。

1965-1978年国家投入近一半建设资金在“三线建设”的备战经济模式中， 但这次三线建设仅仅只是国家工业资本的地理空间转移并未在结构上进行纵向优化，且转移工业布局分散无法形成规模。但使得中国脱离了依附关系，有了安全的后方，同时也为之后的乡村工业提供了基础条件。在70年代由于诸多经济危机问题，分别在1972年和 1976 年实施了“四三 法案”以及“八二法案”，意在引进大量外部资本以及技术设备去改善调整 50 年代重工业化所带来的工业结构问题(引进机器技术，展开轻工业的生产，利于转 化与形成完整的工业结构并产生剩余积累，之前的重工、军工的工业模式，实际上维持下去需要巨大的成本维持)。这两项法案的颁布最先试点的区域便是苏南，这也 使当时苏南社队工业开始兴起为之后的苏南模式埋下伏笔。

1978 年之后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在全国乡村推行，意味着乡村组织结构由保留土地集体所有权的前提下，将高度集中统一的土地经营方式以农户家庭为单位经营作为主要方式。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以及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中肯定了社队工业的合法性。“同样是 1978 年，在历经多年的政治不稳定与经济危机之后，邓小平领导的中国政府终于下定决心，开始借鉴西方资本主义模式，结合中国社会现状进行改革。巧合的是英、美发生新自由主义转向的时间与中国改革开放的时间不谋而合。

1978 年在改革进程初始，国家集中一切力量发展国有企业，集中精力发展 这些国有企业在当时不仅仅有利于达成快速工业化的目的，而且也具有相当好的盈利能力，同时也为城市居民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与保障制度(铁饭碗的由来)。乡村居民则很少能享受到这些优惠政策，户籍制度也阻止了大规模乡村迁入城市的浪潮。国有企业作为国家控制经济的核心虽然稳固，但也限制了剩余市场的发展。随着政策的开放、个体化的“个人责任体系”、国有银行的信贷体系完善、 以及国外资本的介入。乡镇企业不断的发展起来，后者逐渐成为开放市场的竞争核心。自此之后中国尝试探索一条与英、美不同的市场经济与城市化、工业化的发展模型。1980年代中国在特有体制下在地方形成了，以政府为主体带动村民探索市场经济的模式——乡镇企业。由于被路径依赖所制约，由一个中央政府承担经济主体角色，变成数万个地方政府公司主义单位，在农业很难产出更高的剩余价值的条件下，依靠土地资源外部化、举债融资、以及廉价劳动力持续推进经济增长。形成了地方政府地方都市化、工业化高潮，之后出现了“三次圈地运动”（1984年“以地兴企”、1994年“以地生财”、1998～2003年“以地套现”）都与宏观政策相关。这也成为了之后地方政府常用的发展策略。

2004年中央便开始强调新农村建设与扶贫攻坚，2005年加大了以拉动内需为目标的新农村建设投入，2008年之后乡村建设投资的支出已经大于城市，扶贫更是有专项资金。之后连续15年，年年一号文件都是关于乡村建设。2012年党的十八大上提出建设“美丽中国”的重大论点，以生态文明为核心的美丽乡村建设，2013年至2017年连续五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强调了美丽乡村建设的问题，如2013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加强农村生态建设、环境保护和综合整治，努力建设美丽乡村”；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又进一步强调：“深入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和美丽宜居乡村建设”。2017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九大上，提出了要以“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同时要“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而美丽乡村建设就是美丽中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主要手段和重点任务。

而在农村扶贫攻坚部分，2015 年为了补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实现现存的 7000 万农村贫困人口脱贫；为了维持新常态（三产过剩，经济下行）下扩大内需、促进经济持续增长的任务；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提出了确保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的扶贫开发新目标。重点提出了要通过异地搬迁、产业扶贫、教育支持、转移就业、医疗救助等措施实现 5000 万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脱贫。同时创新性的提出了资产效益扶贫、“互联网+”等扶贫开发、开展医疗保险和医疗救助脱贫、加强教育脱贫、完善扶贫开发用地政策。

通过政策文件我们可以很清楚的发现2004年之后政策急剧转向乡村发展，不管是新农村建设，还是扶贫攻坚。各项政策中多次提到“为了维持新常态（三产过剩，经济下行）下扩大内需、促进经济持续增长的任务”。我们可以很容易捕捉到随着之前在东部都市地区的“高负债+高投资”拉动的经济模式，在经济周期中逐渐开始下行，这时候必须找到新的客体继续积累资本与循环金融系统投资继续拉动经济增长，一系列的乡村建设投资与一带一路，成了经济的救命稻草。但原有经济结构的不健康积累以及贸易环境的变化，使得现在的诸多新农村建设成为金融危机的隐患。

那么在这次政策转向下的发展模式，是否能够解决城乡二元所带来的问题呢？答案显然是不能。最新一轮的投资浪潮可以理解为对于上一次危机的软着陆点，虽然是在实施乡村建设与扶贫攻坚政策，但不管是从扶贫手法还是主体上来说都没有真正解决问题，在高速的经济发展下，仍然使得农村资源向外流出。接下来我们可以从“土地、劳动力、资金”这三个方面去分析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

第三部分·中国当下的经济局势

国家统计局在1月17日发布2019年宏观经济数据，数据显示，初步核算，全年国内生产总值约为99万亿元，比上年增长6.1%。但在上升数据的背后，这一年中国的经济环境实际上可谓命途多舛。

一、经济下行，去杠杆化

在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中国金融展望报告（2020）》[mfn]《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19）》[/mfn]中描述到2019年经济下行压力增大，中国经济金融主要面临中美贸易摩擦（贸易顺差增加，前三季度1418亿美金是上年同期的5.1倍。外汇储备增加，官方外汇储备3.1万元）、猪肉价格上涨（物价上涨，猪肉价格上涨29.7%，CPI全年上涨2.7%）、实体经济需求低迷（投资增速创历史新低，制造业投资成为最大拖累）、债券违约风险或向信贷市场传导等风险。

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由“加息” “缩表”转向了“降息” “扩表(QE)”

并预测2020年中国经济自然增长率很可能会低于6%。预计经济增速为2.6%，创近年来新低。

二、家庭债务上升导致消费能力下降

家庭的消费能力之前一直是内需拉动的主要因素，但随着都市化进程大量家庭不断将资金注入房地产市场，同时按揭贷款，这也限制了许多家庭的消费。惠誉（Fitch Ratings）发布的一份报告[mfn]https://www.fitchratings.com/site/pr/10085057家庭债务上升或将拖累中国中期增长[/mfn]中表示，中国家庭债务持续快速上升，2018年底已达到可支配收入的85%。偿债成本上升短期内不会对金融稳定构成风险，但会拖累中期经济增长。中国家庭债务去年增长18.2%，略低于2017年增速，但仍是名义GDP增长率的近两倍。惠誉估计，家庭债务占GDP的比例在去年已上升至53%左右，而十年前仅为18%。中国家庭债务与可支配收入的比率低于大多数发达市场。这一增长主要由住房抵押贷款推动。其中信用卡的未偿债务余额截至2018年底约为1万亿美元，与美国接近。中国家庭债务仅占国内银行资产的18%低于亚太许多其它地区与国家。

相较于家庭债务的水平而言，其快速的增长节奏更令人担忧。不断增长的消费信贷虽然有望在短期内为经济增长，与资金的再平衡提供支撑，但中国的企业债务水平已经很高，如果家庭债务水平与同类国家的差距拉近，那么中国宏观经济的脆弱性将会大大增加。

三、制造业撤离，规模性人口失业

由于中美贸易战与中国产业改革的缘故，有大批的厂商将产能从中国撤离，去往亚太地区成本更加低的国家，特别是柬埔寨、越南、印尼这些国家，这同时也可以避免高关税以及政策冲击。企业外移必将会造成固定资产投资的减少，以及大量的工人失业。今年中国制造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幅度下降到2.5%，这是自2004年来最低的一次。今年在上海与深圳的制造商超过2300家，其中一半出现获利下降。

12月12日中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24日便出台《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稳就业工作的意见》[mfn]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9-12/24/content_5463595.htm[/mfn]。《意见》强调六稳，其中第一项便是强调就业稳！中央政府要求地方政府做好稳就业工作，全力防范化解规模性失业风险，规范企业裁员行为，全力确保就业形势总体稳定。这也侧面反映出接下来可能会出现规模性的失业浪潮。要解决大量的劳动力过剩则需要高增长的经济相匹配，制造业大量外迁必然会使大量民工返乡，这时候新农村建设项目便会起到关键作用,基础设施建设不仅可以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也为返乡年轻人提供了新的就业环境。

四、房地产市场下滑，土地流转连片化

根据人民法院公告网的数据[mfn]https://rmfygg.court.gov.cn/web/rmfyportal/noticeinfo?content=%E6%88%BF%E5%9C%B0%E4%BA%A7[/mfn]截止2020年1月20日为止，国内宣告破产的中国房地产开发商已经有570家，为历史最高记录。而根据企业征信机构企查查的数据显示，至2019年12月底今年中国已经有89921家房地产公司停止营业；而同一时间新成立的地产公司有68860家。今年中国房地产公司实际减少超过21000家。随着地厂商的大量倒闭，随之而来的便是房地产市场的低迷。市场供需关系不平衡、经济下行、地产商负债高，急于套现、融资难度增加。像恒大、万科、碧桂园这类一级房企都遭遇巨额债务压力。官媒预测明年只有20%的房企可以存活，但80%倒闭的房企会带来大量的债务危机！从而影响整个金融系统运行。而在乡村建设过程中则存在大量的发展模式通过土地流转以及异地安置连片化，将原有农民手中的土地，以及资源都进行置换。随之而来的是改变了农民的生产方式，同时增加了都市区的就业压力负担。

五、多重信贷危机转向

多年受诸多的历史因素影响，中国经济发展中一些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逐渐暴露（高增长=高投资+高出口+高负债），金融风险易发高发，经济增长由于周期性的影响面临经济下行。

下面这张图显示了过去15年左右的全球各个组织信贷创造情况。

根据IIF国际金融协会（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Inc.）的数据[mfn]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global-debt-iif/global-debt-shattering-records-iif-idUSKBN1ZC1VQ[/mfn]，中国的债务正迅速接近其GDP的310％（这意味着我们每赚一万元便产生3.1万的债务），是新兴市场中最高的国家之一，继2017、18年度显着放缓（中央大力去杠杆化之后）之后，企业债务再次出现回升。IIF表示，去年中国的政府债务也以自2009年以来的最高速度增长，而家庭债务和政府债务目前已达到GDP的55％的历史最高水平。央行对可能持续存在的潜在风险，期望采取主动措施进行逐步化解，实现“慢撒气、软着陆”。这里软着陆的对象便是以新农村建设为导向的乡村与一带一路上的国家。

Financial times一篇报道指出刚果参议院周一投票决定重组其与中国的部分债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称此举对于释放金融支持是必要的。自2017年以来，有关石油依赖经济的救助谈判一直在拖延，因为刚果当局未能说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他们正在尽力控制国家债务和解决腐败问题。政府在四月与北京签署了一项协议，以重组逾25亿美元的债务。财政部在一份声明中说，刚果参议院投票通过了对中国进出口银行贷款的重组方案，其中包括刚果与中国之间的八项信贷协议。它补充说这并不能弥补全部25亿美元的中国债务。这样的信贷违约在“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之中多次发生。这些高额投资援助给中央政府带来不小的财政压力。

2. 地方政府债务危机

2015~2018年，中央财政组织地方累计发行地方政府债券12.2万亿元，用于置换截至2014年末经清理甄别认定的非政府债券形式的存量政府债务。今年，地方政府从税收和土地出让中获得的收入增长已大大放缓。与2018年同期相比，今年前八个月的税收收入下降了0.1％，土地销售仅增长了4.2％，是十年来最低的数字。在2019年的前八个月中，由国家支持的基础设施投资仅同比增长3.2％，而市县政府及其金融工具的债券发行同比增长38％，至人民币5.1亿元。

根据国家统计局（NBS）的数据[mfn] https://www.ft.com/content/6aaa5bfe-efce-11e9-ad1e-4367d8281195[/mfn]，仅在2016年，包括地方政府基础设施投资在内的资本形成就占中国经济增长的40％以上。

传统上来说，国有银行是公共部门基础设施项目的主要资金来源，但它们如今也更加谨慎，因为地方政府高举债的发展模式已经带来了巨大的债务隐患。在银行收紧贷款标准之后，今年前八个月中长期公司贷款与2018年同期相比下降了6％。

“过去，我们向任何政府批准的公共项目提供贷款，”中国银行成都分行的一位信贷员说。“现在，除非项目能够产生足够的现金流量来偿还贷款，否则我们将不会从事该项目”。在缺乏来自国有银行的宽松信贷的情况下，资金短缺的地方政府正在转向债券融资以资助公共项目。2018年8月20日，四川省人民政府在上海证券交易所顺利发行了全国首单乡村振兴债券—泸县乡村振兴专项债券。[mfn]https://mp.weixin.qq.com/s/SCyb_vrqACWO3I9Ts8-3ow[/mfn]根据预算法规定，地方政府债券只能用于公益性资本支出，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使用具有投资属性。但中央关于新农村建设与扶贫攻坚等等政策的贯彻都离不开投资的支撑，乡村振兴卷入金融市场的热潮便开始拉开序幕。

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的激增包括几种“特殊目的”债券，这些债券本来可以为创收公共项目提供资金，并且所支付的利率低于传统政府债券。这些债券在2019年前八个月的发行量增加了一倍以上，达到2.4亿元人民币，使其成为最大的公共融资来源之一。北京也在6月采取行动，放宽了对特殊目的债券的使用限制，使从特殊目的债券中筹集的债务收益被视为基础资本。反过来，这使地方政府更容易说服地方银行向他们提供贷款。

大量的非持续性发展项目的建设带来了大量的违规融资，这也产生了大量违约。中国法院已将今年前10个月的831个地方政府拖欠债务，而整个2018年全年为100个地方政府。这些地方政府逾期付款的金额比上年同期的41亿人民币增长了50％以上。截至去年底，到10月底，净资产为69亿元人民币（合9.84亿美元）。这些总数未考虑地方政府融资工具和市政或省级官员经营的公司所欠的款项，在过去三年中，有1000多家被列为违约者。案件的大量增加使我们瞥见了许多中国地方政府的财政状况恶化，因为他们努力恢复经济增长，第三季度GDP增速降至6％是30年最低点。

“政府违约者的激增可能导致社会危机，工人走上街头抗议官方机构。对于北京来说，那是最坏的情况。”香港大学亚洲全球研究所所长陈志武说。在未遵循法院命令付款后，地方政府已成为为违约者。大多数违约发生在县和镇一层，这些县和镇的预算比城市和省会的预算要紧的多。但大量的公共项目往往都集中在这些地方。中国的下层政府承受着财政压力，因为它们的收入远远低于其在教育和医疗保健等领域不断增加的公共支出。例如，地方政府在2017年的教育支出为人民币3.9亿元，高于十年前的人民币1.1亿元。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给地方政府带来了额外压力，地方政府今年前三季度的财政收入增速下降至3.1％，为11年来最低。在山东省东部，尽管法院判决必须在5月前付款，但红河镇政府尚无确定计划偿还欠当地房地产开发商的2600万元人民币债务。一些大城市的政府也因未付款而被起诉。上个月，法院判决江西省南部省会首府南昌市政府为违约者，此前该市拒绝支付1.61亿元人民币。让政府支付账单是一项挑战，因为没有一项关于扣押政府资产以结清逾期付款的法律。中国的政治体制优先考虑政党对法治的控制，如果地方政府决定不付款，不会产生什么后果。一个官员因不向承包商或者银行付款不会受到惩罚，他们高于法律。

同时中央政府在一带一路上的大量投资本身便占了大量的债务份额，中央政府实际上是没有更多的办法去接手大量的地方债务危机，为了预防地方政府的破产，2016年，国务院出台《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mfn]https://baike.baidu.com/item/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的通知[/mfn]，按照政府性债务风险事件的性质、影响范围和危害程度等情况，将划分为Ⅰ级（特大）、Ⅱ级（重大）、Ⅲ级（较大）、Ⅳ级（一般）四个等级。其中，如果出现省级或全省（区、市）15％以上的市县政府无法偿还地方政府债务本息，或无法履行或有债务的法定代偿责任或必要救助责任，导致无法保障必要的基本民生支出和政府有效运转支出；或全省（区、市）地方政府债务本金违约金额占同期本地区政府债务应偿本金10％以上，或者利息违约金额占同期应付利息10％以上等情况，将被认定为Ⅰ级（特大）债务风险事件，启动地方政府财政重整计划。

一旦启动重整计划[mfn]http://www.gov.cn/xinwen/2016-11/14/content_5132430.htm[/mfn]，无论是对于地方政府信用，还是地方经济来说都是毁灭性的打击。这会导致一场自下而上的多重信贷危机，导致地方经济萧条，三大剩余同时爆发。甚至使得全球金融市场遭遇经济危机的影响。

第四部分·贵州政府的扶贫与危机

■ 贵州宏观经济状况

贵州省经济增速连续八年位居全国前列，但经济总量相对较小，产业结构以二、三产为主；近些年来投资固定资产投资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包括高铁、高速公路和大数据的基建投资对全省经济增长的贡献显著。2018年GDP为14806.45亿元，占全国比重为1.64%，在全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不含特别行政区）中位居第25位。贵州今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虽有所放缓，但增速持续大幅高于全国水平。从投资类型看，贵州省固定资产投资主要投向房地产和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两者之和在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中的占比约为50%，2018年两者增速分别为6.7%和20.5%，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高于贵州省固定资产投资增速（15.8%），在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中的占比将进一步上升。综合来看，贵州省在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持续大力投入，基础设施投资对全省经济增长的贡献显著。

■ 财政收入以及债务状况

每年动辄上万亿的固定资产投资，对于财力较弱，财政自给率不到40％的贵州而言，无疑是一笔沉重的负担。贵州省财政厅发布的数据显示，2016~2018年该省财政收入分别为8385.79亿元、8339.74亿元和9327.17亿元，以税收收入和非税收入为主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还不到全省财政收入的20％，分别为17.82％、16.29％和19.07％，上级补助收入和债务收入构成了财政收入的主力。

特别是通过转移支付加以扶持。2019年，中央对贵州的均衡性转移支付补助757.72亿元，比上年增长9.1％；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分配贵州104.24亿元，比上年增长22.7％。这部分资金属于无偿补助，贵州省可以统筹用于脱贫攻坚等有关支出。

即便如此，依然不足以满足贵州巨大的资金需求，通过举债等方式进行融资，对于承担着主要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地方政府而言，变成了特定时期下行之有效的发展方式。从2013年6月到2015年底，贵州地方政府性债务从4622.58亿元激增到9135.5亿元，3年间增长了97.63％，债务总量居中国第6位，但前5位都是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经济总量较大，债务率并不高。而贵州地方政府性债务率达207.73％，远远超过中国规定的100％警戒线，成为中国债务率最高的省份。[mfn]https://mp.weixin.qq.com/s/UYoO1TziTqFmBQAe3e_9hw[/mfn]

在《贵州省2018年全省和省本级预算执行情况与2019年全省和省本级预算草案的报告》中提到，“政府债务已全部置换为政府债券，按规定可通过发行再融资债券予以置换，加上政府债券利息已纳入预算安排，政府债务风险总体可控。”在此次贵州发布的总额为39.0795亿元一般政府债务中，15.2803亿元为置换债券，拟用于置换存量政府债务。剩余23.7992亿元为再融资债券，拟用于归还2016年贵州省政府一般债券（十七期）本金。中央政府考虑到贵州省正处于脱贫攻坚“爬坡上坎”和“啃硬骨头”的关键时期，经报国务院批准，中央财政今年大幅增加贵州省新增一般债务限额，2019年中央财政下达贵州省地方政府债务限额9810.5亿元（2018年全国一年的GDP不过才90w亿），全省和省本级综合债务率均降至100％以内。不但如此，利率也大大降低，据贵州省财政厅发布的数据，平均成本从7.8％降至3.5％，2015~2018年，累计节约利息约1000亿元，极大缓解了该省集中还本付息压力。

可以看到，贵州政府通过二次置换、发行地方债券等等金融手段，不断积累债务危机的风险，不管是中央减息还是在金融市场的债卷都没有将债务减轻，只不过将更大的雪球推向未来而已。但正是依靠着这十年来对于乡村建设与扶贫攻坚的计划与发展，在国内上一轮内生性经济危机发生时才有效的缓解了之前债务周期的经济下行。

如今的快速的全面的扶贫攻坚项目却存在着诸多问题，可能会导致我们之前提到的多重债务危机的爆发。

“不顾民生盲目举债上项目，导致政府债务风险不断激增；不按规定向组织请示、报告重大事项”。这是央媒给贵州省独山县县长发展地方项目的评价。据《中国纪检监察报》披露，潘志立被免职时，独山县债务高达400多亿元，绝大多数融资成本超过10%。这意味着，独山县每年光债务利息就高达40亿元！另外，2018年独山县地区生产总值（GDP）为94.3亿元，独山县的杠杆率超过400%，远远超过一般地方政府的杠杆率，更超过国际公认60%的警戒线。在高举债的同时这个项目并不能带来更多的持续性的经济带动。

也有评论指出，在政绩考核压力下，投资可以对GDP增长有更加直接的拉动作用，让地方官员“面子上更好看”。甚至还催生了一个怪现象：欠债越多的地方，发展得越快，地方官员提拔得越快。

第三方理财平台人士表示，2017年和2018年年初，有信托、券商和期货的产品投向独山等地。今年以来，部分已到期的产品违约，目前处于展期状态，其中，期货公司成为踩雷的重灾区。金融机构踩雷主要在于地方政府债务不透明，没有公开的数据，金融机构尽调（审慎调查）也不太好操作。“[mfn]https://mp.weixin.qq.com/s/62kBkqAbhTv7OqvWwX4D1Q[/mfn]仅从常规考虑，地方收入和融资规模完全不匹配，风险很大，这也不符合基本逻辑”。

但就是这样不合逻辑的融资，在贵州省县一级的政府仍有许多。据知情人士透露，贵州省县一级行政单位的债务，最少的一个县仍有超过300亿的债务。这样快速的全面的大量的扶贫攻坚与新农村建设项目使得整个贵州笼罩在债务危机之中，根据笔者一行人今年两次的实地调研，贵州大部分乡村的投资是不健康不可持续的发展状态，地方政府打着扶贫攻坚的旗号，迅速的利用都市化、产业化与信息化将整个贵州的村落都整合到资本卷动的网路之中。这也就使得许多魔幻的事件这两年在贵州集中出现。

我们查询了独山县近些年以来政府的收支数据，发现与《中国纪检监察报》披露的报道有明显的差异：

政府公布的数据显示独山县处于稳步上升且收支平衡的状态。我们显然无法直接的通过一系列的财政数据，分析得到当下相对真实的结果。

第五部分·扶贫攻坚与乡村建设的危机如何转嫁呢？

那么扶贫攻坚与乡村建设的经济危机将如何转嫁呢？按照历史经验答案将会是继续转嫁给乡村，转嫁给一带一路上的国家，中国将成为新自由主义国家操控国。如何转嫁给乡村我们已经非常熟络这一流程。至于一带一路上的国家则可以通过打通一系列交通路线，使得国内一系列产能得以释放，同时对于还不起款项的国家，甚至可以接管其重要的交通线路为交换，掌握其资源输出以及价格，并且与这些国家达成深度双边合作（俄罗斯便是最好的例子，天然气供应以及与中国共同开发北极圈的资源）

美国媒体曾指责由中国牵头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一带一路”的贷款使贫穷国家背负了不公平且不可持续的债务。亚投行行长金立群在一次投资会议小组讨论中表示，与中国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相关的债务问题通常是贫穷国家长期以来财政管理不善的结果。“这些贫穷国家的债务问题多年来积累了下来。我认为将其归功于“一带一路”倡议并不公平。”金在利雅得举行的未来投资倡议会议上说。他说，在过去的40年中，中国从外部来源大量举债，但“明智地”花费了这笔钱，从未遇到偿债问题。马尔帕斯（Malpass）同意，对有利于国家的优质项目进行投资很重要，并表示需要提高基础设施贷款的透明度，包括抵押品，留置权和其他条款，以避免合同中的隐含条款。他说：“债务负担一直在迅速上升，最终结果是该国人民不需要如此多的项目，”他没有指出具体案例。

2017年，斯里兰卡将其由中国资助的汉班托塔港口的控制权移交给了北京，原因是该国正面临着欠中国国有控股公司80亿美元的债务。2018年，巴基斯坦缩减了“一带一路”铁路项目以应对不断增加的债务。

Financial times一篇报道指出马尔代夫担心“陷入中国债务陷阱”，这是由于因欠下中国的债务高达30亿美元。印度洋岛链陷入了中印之间的争夺战，在亲中国前领导人阿卜杜拉·雅米恩统治期间，中国投资了数百万美元，作为中国“一带一路”计划的一部分，旨在改善全球贸易格局。马尔代夫当局担心对中国的债务可能高达30亿美元，并有可能使经济陷入沉没。

世界银行在一份新报告中称，中国大规模的“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有可能加速数十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并减少贫困。这份拖延已久的报告称，“一带一路”，一系列港口，铁路，公路和桥梁以及其他通过中亚和南亚将中国与欧洲连接起来的投资，如果得到充分实施，将使3200万人摆脱中等贫困。

综上全文所述我们可以清楚的把握到近些年以来在全国主推的新农村建设以及扶贫攻坚，不仅起到政治宣言兑现的目标，同时承担着化解上一轮经济周期下行带来的危机。我国诸多学者都期望通过加大农村投资，改变城乡二元体制结构下农村多次成为经济危机载体的状态，使中国逐步实现相对稳定条件下的可持续发展。但这次以贵州省为主的扶贫攻坚运动，进行的过于全面与快速，在达成经济指标的同时，却积累了太多危机，同时诸多关乎于不同的社会组织与文化的少数民族部落问题并没有被重视，而是在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中被淹没。我们再次拿起城乡二元结构这把“武器”将它指向乡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