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拚教養》：「我們沒辦法那樣養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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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我們沒辦法那樣養小孩
我和老公在市區做生意，我顧店面和兩個孩子，他跑夜市，每天都很忙。前幾天小孩不乖被我們打屁股，造成屁股黑青，市托知道，跟我們沒溝通就報警，跟老師說好以後不會再用體罰，老師也說好，結果…隔天早上被警察叫起來，第二天起床還沒吃飯，社會局就打電話過來說要談談，我當下情緒激動起來…沒多久我想去學校問老師為什麼明跟我們說好不體罰了，為什麼還報社會局，結果還沒說到話，老師卻說叫我趕快把小孩帶走，說社會局要來帶走小孩，叫我快點把小孩藏起來…我很怕小孩無預警ㄉ被帶走，誰可以幫我們？要怎麼辦？要找誰幫忙？議員或記者可以幫幫忙嗎？我很怕…
一位心急如焚的母親，午夜時分在網路平臺貼出上述信件。剛收完小吃攤生意，亂髮上也許還沾著油汙，才哄完孩子入睡，心力交疲的她還來不及洗澡更衣，就急著上網向陌生人尋求協助。回應的網友卻對她的處境鮮有同情，大多指責她「情緒控管」有問題、「教育觀念偏差」、「沒站在小孩立場想」、「不能只為賺錢，就節省時間用打罵」，嚴厲者甚至質疑她是否適任成為母親：「妳的做小吃環境不適合幼兒待在身邊夜市小吃……小孩有睡飽八到九小時嗎？」、「妳自己不知道怎樣處理孩子教育問題，而來打孩子，孩子在妳身邊妳能給什麼呢？」這位母親不但沒有借到知識之箭，反而成為眾矢之的，必須挺身為自己是否適任家長而辯護。她懇請網友理解「做生意的辛苦不是一般人能體會」，雖然舉家住在店裡面，但她「一有空就幫孩子洗澡，差不多九點就讓小孩上床睡覺，每天一定睡得飽飽的」，雖然偶而使用體罰，但「發誓沒毆打小孩，她不乖我打她ㄉ時候我都在哭了」。電腦那頭的她，寫下這些回應時恐怕已滿臉是淚：「請不要因為你個人看法，就把我說ㄉ像殺人犯一樣。」
隨著教育與親職腳本的轉變，祖父母輩的傳統教養風格，包括讓孩子自然長大，或要求孩子配合大人生活節奏，已被視為「不適任父母」的做法。國家將體罰確立為不合理與不合法的管教方式，並整合老師與社工，建立監看高風險家庭的網絡，得以「兒童虐待」的理由來剝奪父母的親權。這樣的立法與政策旨在保護兒童有獨立於父母之外的人權，用意固然良善，然而也使弱勢父母面對更加強化的國家監看與道德壓力。上述網友們的回應呼應了主流教養腳本的內容，指責行使體罰的父母是情緒管理失靈、教養知識不足、偷懶不願學習，或是大人賺錢優先。這樣的社會指責罔顧理想教養腳本內隱含的階級偏誤，與父母做小生意或打工的家庭生活在現實上有相當落差。
接下來的三章，我們將進入勞工階級家庭，瞭解他們如何在局限的經濟處境中保障下一代的安康。本章將聚焦在跨國婚姻與新移民母親的個案，考察全球化對於臺灣勞工階級的影響。這些父母雖不像專業中產階級得以頻繁地跨越國界，他們對於孩子的未來也沒有懷抱那樣熱切的國際化嚮往。然而，全球化的蒼穹仍籠罩他們的家庭生活。首先，經濟全球化浪潮的衝擊造成在地經濟停滯，讓臺灣勞工階級家庭陷入就業的險峻處境。其次，經濟弱勢的男性因而尋求外籍配偶，來擺脫他們在本國婚姻市場中的邊緣位置。移民母親的背景，在過去被認為是影響人口素質或人才教養的負面因素，如今在新南向政策之下，轉而被國家視為多元文化的資產。最後，文化全球化帶來的親職文化腳本的改變，重塑國家與學校對於家長的規範期待，包括禁止體罰與親職教育的介入，反而強化了弱勢家庭的不安全感。
「瓊瑤把臺灣描寫得太浪漫了」
四十歲的小布媽來自廣東。長相清秀、口齒伶俐的她，初中畢業後在百貨公司裡工作，業績很不錯。聽多臺灣人對「大陸新娘淘金客」的歧視，她屢次跟我強調：「我們那裡也是很繁榮的。」她二十五歲時透過朋友牽線認識了一位大她六歲、高職畢業的臺灣鐵工，雖然他的工作環境充滿噪音，個性卻含蓄沉靜。兩人遠距交往一陣子之後結婚，小布媽懷抱著對未來的夢想，辭職搬來臺灣。
首度踏上憧憬已久的寶島，她卻感到失望：「臺灣跟我想像的不太一樣，因為瓊瑤的書，把臺灣描寫的太浪漫、太好了。」他們與長輩同住在新北市的老舊公寓，公婆先後生病，照顧的重任就落在外籍媳婦身上，儘管剛開始她不諳臺語、難以和長輩溝通。稚齡的小布兄弟沒有人幫忙看顧，只好送回廣東給外公外婆帶了五年，等祖父母病逝後才帶回臺灣。
「如果歷史重來，我絕對不會嫁他」，小布媽屢次略帶懊惱地告訴我。婚後她才發現先生欠了很大一筆債務，他在三十歲時，受到朋友的鼓吹慫恿，到人生地不熟的柬埔寨做生意，失敗慘賠。「欠債沒關係，慢慢還就好了」，小布媽剛開始這樣安慰自己，命運與時代卻逐步將這個家庭推入泥沼。小布爸幾年前在工地發生意外摔傷背脊，不能再做技術性、薪資高的鐵工，只能打簡單、低薪的零工，而近年來經濟不景氣，加上他卡債在身，擔心被銀行催討，無法擁有正式工作，種種因素都讓他找工作的前景雪上加霜。
小布爸受傷後，小布媽被迫成為家庭收入的主要來源。她一度頂了騎樓邊上的空間賣早餐，雖然收入還可以，但清早備料的作息很難兼顧孩子，她決定放棄生意去上班。新移民的身分讓她深陷勞動市場的最底層，她只能在社區的小工廠當雜工，「點貨、搬貨，什麼都來」，沒有勞健保、薪資以時薪九十五元計，「比不識字的歐巴桑還低」，小布媽不平地說，月薪最多只有一萬六左右。
結識一陣子後，我才敢開口問小布爸究竟欠了多少錢，他搖搖頭表示搞不清楚，也不知道現金卡、信用卡的利率現在變成多少：「它（銀行）怎麼算的我都不曉得……我曾經半年期間還到三十萬了，可是奇怪，為什麼我繳的錢已經這麼多了，欠的錢還是這麼多？我打電話去問，它跟我解釋說因為你有一期沒繳，利息整年要算，那真的太離譜了，那我就不管它了，等我有錢，我再處理。」
儘管銀行對於像小布爸這樣的債務人提供分期還款的協商約定，但小布爸對銀行缺乏信任，也沒有能力看懂複雜的條款，並認為協商還款的方式與他們的現實生活有所落差：「銀行它講的跟做的，未必都一模一樣，到最後一定會變質……說真的啦，你家裡開銷什麼的一大堆，工作也有突發的情形，外面工作停了，這種情形你要怎麼辦？不是我不想還啊，真的。」
說到這裡，他默默走進房間，幾分鐘後，他拿了一個紅白條塑膠袋出來，裡面裝滿一張張郵局匯款的收據。他激動地翻給我看：「妳看妳看，我全部都有留起來，妳看，我還到一萬有沒有，然後這裡還五千，對不對？」我坐在那裡，眼前一張張收據像雪花一樣，遠遠追不上愈滾愈大的債務雪球，在後面無力追趕的小布爸，只能為自己辯駁，試圖擺脫「欠債不還」的道德汙名。
面對沉重債務與父親收入不穩定的雙重壓力，小布家的財務狀況非常拮据。每月固定花費至少要四萬多，包括房貸、兄弟倆的安親班費用，但父母兩人的薪資收入加起來經常不到三萬。媽媽只有想辦法節流，例如和中國來的同鄉一起到批發市場買整箱的蔬菜水果。另一個開源的方式，則是向國家申請失業補助、低收入戶救濟津貼。媽媽雖然很高興能得到雪中送炭，但她屢次用無奈的語氣表示，申請低收入戶讓她感到自尊受損，並認為依靠國家補助是沒有責任感、工作倫理的個人道德瑕疵：
說實在的喔，我不大好意思去申請啦。我真的不好意思，兩個大人這樣子，去申請低收入戶，養兩個小孩。所以，說實在的，我這個心很自責。你為什麼會弄得自己去申請低收入戶，為什麼就是說，不能靠自己，但是現在全世界經濟這樣子，不是我們不去做。老公遇到這個狀況，真的沒辦法……我覺得說，這一點對我的自尊喔，真的很傷，傷得很重。我說我甚至，抬不起頭做人……今天走到這個地步的喔，不得不這樣。我真的很不想去接受這樣。對我的自尊很傷……其實我真的不想申請什麼補助，希望政府給我一份工作就好。我真的不需要你什麼補助，我最希望你就是能給我份工作……我有手有腳，一定要靠勞力啊。
經濟全球化下的工作險灘
過去二十多年來，臺灣經濟面臨全球化的嚴峻挑戰。其一，製造業資本大幅外流到東南亞及中國，包括一九八○年代中後期開始的勞力密集製造業，以及二○○○年前後開始的高科技產業。其二，外勞人數自一九九○年初開放後持續攀升，除了因應人口老化及照顧短缺的監護工，製造業、漁業聘用的移工人數也持續成長，只有二○○八年的金融海嘯後短暫降低。目前外勞總人數已超過七十萬人，全國每一百名就業人口中，就有將近六名是外國人。經濟全球化固然創造了更廣闊的市場、更低廉的勞動力，但相應的利潤與機會，往往只為具備經濟資本、可移動的專業能力者所享用。對於沒有能力移動的人，不僅難以分享全球化的果實，反而更容易受到關廠歇業、外勞競爭的波及。
臺灣的失業率在二○○○年後明顯攀升，尤其在金融海嘯後隔年（二○○九年）達到高峰（近六%）。究竟哪些群體最容易遭遇失業處境？首先，臺灣男性的失業率歷年來都高於女性，其次，將男性區分成不同的年齡層來看，不分教育程度高低，青年失業的情形固然最為嚴重；但是，隨著年齡層的提高，大學畢業以上的失業率降低，但學歷較低的男性則持續偏高。下頁圖一顯示，低教育程度的男性失業率在二○○二、 二○○九年的失業高峰期尤為明顯。總體來說，低學歷的中年男性是遭遇失業的高風險群體。
即便是保有工作的人，勞動條件也持續惡化。臺灣產業已進入所謂「後工業時代」，服務業的產值與僱用人數均高於製造業，但是，臺灣的服務業工作普遍低薪、工時長，與家庭生活更難配合。勞動市場也出現高度彈性化的趨勢；派遣、臨時僱用、部分工時等「非典型僱用」模式持續擴大，工作穩定性與相關福利更無保障。
過去以中小企業為主的臺灣產業市場，提供勞工階級男性以創業來追求階級流動的途徑。然而，在今日的產業結構中，「黑手變頭家」恐怕已成昨日神話。根據中研院社會所林宗弘的分析，由於資本高度集中，創業利基不再，勇敢創業者中大約有一半以上面臨歇業的處境。本研究中有好幾位父親因為曾懷抱「頭家」夢想而借錢創業，不論在臺灣開超商、或是去東南亞做生意，歇業後欠下一屁股債，幸運的還能變賣祖產田地還債，不幸的只留下畢生難以償還的債務。
我訪問的許多勞工階級家庭，包括小布家在內，表面上看來並沒有明顯的經濟困境，但結識久了，才發現多數都肩負著數目不等的債務。由於他們的所得低，取得銀行的低利信貸困難，許多因而使用信用卡的現金借貸。一般人想像的「卡債族」是刷卡買名牌包、不節制消費所導致的，但其實不少人仰賴現金卡來平衡家庭收支的缺口，免於向親友借錢的尷尬。現金卡業務大量擴張時，這樣的族群成為金融禿鷹覬覦的目標。我在訪問一位信用紀錄上已累積不少債務的家長時，就有現金卡業務打電話來推銷。同時，他們也無法像信用良好、資訊充分的中產階級，可以透過換貸來向銀行議價降息。跟我自己支付房貸的經驗比較，受訪的勞工階級家庭能申請到的貸款成數有限、利率偏高。換言之，經濟弱勢或信用破產的家庭，容易陷入金融的惡性循環，難以脫離累進的債務漩渦。
跨國婚姻做為婚配出路
經濟全球化的海嘯將勞工階級男性捲入就業不安全的淺灘，同時也影響他們的婚姻穩定或婚配機會，促使他們在臺灣打造新一波的全球化家庭。根據中研院學者鄭雁馨的研究，臺灣進入後工業化時代之後，結婚與離婚的社會不平等都逐步擴大。結婚的「教育斜率」由負轉正，也就是教育程度高者，結婚率也高，同時他們也更傾向與教育程度相仿者結婚；而離婚的教育斜率則由正轉負，意思是說，較早世代的臺灣伴侶，教育程度高者較易離婚，但對晚近世代來說，反而是中下階層的離婚風險高。
跨洋娶親的男性，許多是離婚、喪偶的中年男性，多數為被經濟全球化排擠到邊緣的農、漁、工人。臺灣農村在工業化、都市化與國際化的過程中經歷衰退與凋零；男性漁民的生計也在外籍漁工引進後受到威脅，本研究田野點之一的宜蘭漁村便是如此。這些學歷與收入偏低的男性，不僅在就業市場上居於劣勢，婚姻市場上也不容易受到本國女性的青睞，許多因此遠赴東南亞或中國大陸尋求婚姻伴侶。跨國婚姻幫助弱勢男性解決婚配困境、滿足父母「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期待，也為農工家庭提供無酬的勞動力，無論是家庭農務或長輩照顧。
學者描述跨國婚姻是一種「空間上嫁」的婚配組合，意思是，來自較為富裕國家的新郎，得以將國籍當籌碼換得婚配時的優勢，以補償他在社經或身分地位上的劣勢。所有的婚姻都面臨磨合的困難，相對於本國通婚，跨國婚姻面臨更多結構性的困境與雙方期待的矛盾。對於來自貧窮國家的鄉下女性來說，她們期待跨國婚姻能成為向上流動的途徑，或透過「空間上嫁」來體驗現代化生活，或藉由工作實現經濟獨立，以幫助娘家脫貧。然而，這樣的期待往往與現實婚姻有所落差。許多新移民在婚後發現夫家其實經濟拮据，甚至面臨失業或債務的困境。有些夫家反對她們出外工作，其勞動市場機會也因為新移民身分而受到局限，多集中於以夫家或親友網絡所延伸出去的工作，如照顧老人、家庭代工、在親友店攤幫忙等等。
跨國婚姻的雙方也經常面臨性別期待的矛盾。許多跨洋娶親的臺灣新郎認為，臺灣女人太過挑剔、獨立，轉而渴求順從、單純的外籍女性；不少越南配偶也聽說臺灣男人比較「體貼、顧家、疼老婆」，不像越南的「大男人」懶惰不做事。男方想找傳統老婆，女方卻渴望現代丈夫，這樣的結構矛盾是引發婚姻衝突的導火線。此外，由於嫁來臺灣的東南亞裔配偶普遍被期待要負擔照顧與家務，與公婆同住的情形也居多。基於社會位置與婚姻地位的多重弱勢，新移民女性可能面對壓迫性的婆媳關係與較高的家庭暴力風險。
新移民母親生育子女的人數在二○○三到二○○四年達到高峰，該年每一百個臺灣出生的嬰兒中，就有近十四名的母親是新移民。新移民子女是當今中小學成員的重要組成，以一○六學年來說，每一千名中小學學生中，就有一百名學生的母親是新移民（當年度新二代約為十八萬人），其中有四十名來自越南，四十名來自中國大陸，九名來自印尼。由於本地母親的生育率持續下滑，新移民母親的比例更加顯著。
跨國婚姻家庭成為國家之眼監看的重點對象。尤其是新移民人數快速成長的初期，政府懷疑新移民母親生得過多、品質不佳（早產、體重過輕），也擔心她們缺乏足夠的能力與資源來教養「新臺灣之子」。衛生署要求各地衛生所對跨國婚姻家庭進行訪視、建卡管理，以提供家庭計畫、產前產後優生保健的指導，並對其子女加強兒童發展篩檢。在二○○五至二○○七年間，衛生署甚至編列預算補助新移民母親避孕與結紮。
新移民母親身負階級、族群交織而成的雙重弱勢，因而成為國家親職教育關注的焦點，本章稍後將探討國家的介入對她們來說是「培力」還是壓力，而她們與臺灣丈夫、新二代子女的互動，也凸顯了勞工階級家庭基於經濟與文化資源的不足而面臨的教養困境。
「我要努力學習，賺很多錢，買轎車給媽媽」
小布家住在老公寓三樓，雖然樓梯間狹窄雜亂，但室內空間在媽媽細心打掃下總是一塵不染。孩子房間裡僅有的玩具是放在熨斗板上的褪色絨毛娃娃和一小盒大富翁，牆上貼著媽媽手寫的「家規」，架上陳列了幾本課外書，與兩兄弟的年齡不符，一看就知道是別人送的。兩兄弟清楚體認到家庭經濟的拮据，小布有天拿著學校發的課外活動報名單回家時，便自言自語說：「家裡沒有錢讓我去。」小布媽跟我聊到這方面的經驗：
他們對錢的觀念很有的。我們什麼都是錢，怎樣怎樣。他在幼稚園大班的時候，他就跟我說：「媽媽妳為什麼騎摩托車，不開轎車來？」我愣了幾分鐘，這麼小，怎麼可以問我這個問題？我就跟他講：「因為媽媽那個時候沒有錢讀書，所以沒有辦法賺很多錢，開轎車。」「那買轎車要很多錢啊？」我說：「對啊，很多錢，媽媽買不起啊。那你要努力學習。」他說：「好，那我要努力學習，找到好工作，賺很多錢，然後我就買個轎車給妳。那妳就不用戴安全帽，就不用淋雨囉。」
小布媽強調家庭金錢的匱乏，好讓孩子體會成人的辛苦，並激勵階級流動的想望。她甚至帶孩子去孤兒院、看非洲兒童的電視節目，讓小孩看到更窮的孩子處境，以懂得珍惜自家有限的物資。經濟不安全，對於親子與伴侶關係造成的影響，不只在於物質層面，也形成認知上的困窘與情緒上的焦慮。小布媽媽嘆著氣說：「家庭上的影響，對我們心理的影響、教育小孩、脾氣方面，有時候多多少少會啊……你工作不穩定的話，會擔心。我現在教小孩，我又想到，我腦袋不會平靜啦，就像演電影，我就擔那麼多角，什麼又到期了，什麼又要繳了，什麼錢要給了。」
有一次我們在小布家進行訪問，那是一個酷熱的週日傍晚，白天去做臨時工的爸爸（日薪一千元）滿身臭汗抵達家門，狼狽而生氣地說：「摩托車被拖了，我，我停在紅線那裡，星期天怎麼能拖車，我要去吵架抗議……」還等不及爸爸說完話，也不顧客人在場會損及先生顏面，媽媽就激動地厲聲回嘴：「你怎麼不好好停車！那你今天不是白做了嗎！你去吵啊，待會拖車場的人打你，他們都有鐵棍！」我尷尬地在現場目睹這場情緒性的夫妻吵架，也讓我深刻感受到，一千兩百元的罰單，對這個陷入經濟泥沼的家庭來說，是一筆多麼大的懲罰。
現實童年vs.象徵性寵愛
不同於中產階級家庭，透過父母構築童話世界，保護孩子免於過早進入「子女代激烈競爭」的現實，勞工階級父母面對的殘酷現實，主要來自「父母代的經濟局限」。這些家長同樣珍惜孩子的「純真童年」，但視其為一個自然狀態，父母的責任在於避免強加的外部壓力，比較少像中產階級父母那樣，透過豐沛的商品消費或跨國的象徵符號來積極建構有別於成人世界的「純真童年」。
有些父母，例如小布媽，有意告知或無意透露自己的工作困境或金錢短缺，好讓孩子瞭解家庭資源有限，所以無法負擔額外的課外活動或新玩具。這些勞工階級父母採取「現實童年」的敘事觀點，將兒童與成人的生活狀態視為連續的生命階段，希望藉此激勵孩子努力，以成就代間的社會流動。
來自中國的新移民母親，受到母國文化與移民位置的雙重影響，往往更傾向用暴露「現實」的方式來激勵孩子。一位在宜蘭漁村賣魚的中國移民母親，也有意識地讓孩子瞭解父母賺錢的辛苦，以及孩子不聽話要付出的金錢代價：
我會跟他們講，我們經濟不是很好，錢也不是很好賺，所以不能亂花，他們有在聽，我也有跟他們講，我們回外婆家要很多錢……像是有一次把圖書館的書弄丟了，要賠兩本，三百多塊，我就跟他說，你知道這三百多可以買多少東西嗎，你十塊錢的餅乾可以買一包，三百可以買多少包。他有聽進去，以後借了書就馬上還給老師。
儘管面臨經濟條件的限制，勞工階級家庭無法經常滿足孩子的物質願望，有些家長仍會試著在儀式性的時刻盡情消費，或購買對孩子來說特別重要的商品，美國社會學者艾莉森．匹優稱之為「象徵性寵愛」（symbolic indulgence）。在消費文化充斥的環境中，流行商品經常成為孩子間比較與認同的媒介，經濟弱勢父母即便荷包扁扁，也會盡力滿足孩子具有象徵意義的消費需求。比方說，父母購買正版遊戲卡、掌上遊戲機，甚至手機這些比較高價的商品，做為孩子的生日禮物。
在接下來的兩章，我們會看到有不少勞工階級父母透過消費來展現他們對孩子的象徵性寵愛。例如，即便夜市可以買到比較便宜的盜版遊戲卡，父母還是願意在孩子生日時花多一些錢，讓孩子可以拿正卡去學校跟同學炫耀。或者，當他們終於有機會全家出遊時（相對於中產階級家庭，這對沒錢沒時間的勞工階級來說是較罕見的活動），父母在花費上會比較慷慨，願意進行不那麼符合經濟理性的消費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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