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为群:从国家类型和文化类型看一国在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期间的病亡率

2020-07-08 作者: 顾为群 原文 #中國戰略分析 的其它文章

从国家类型和文化类型看一国在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期间的病亡率

顾为群

------谨以此文纪念全世界在新冠病毒疫情期间失去生命的所有人;尤其表示一位普通世界公民对全世界战斗在抗疫一线而付出终极代价的人们,医生、护士和其他人的深深的敬意。从他们/她们行动里所散射出的人类精神之光,只要人类作为一个物种存在一天,就一天不会消失。

目前,新冠病毒的全球大流行尚未结束。这个看不见且构成全人类最凶恶敌人的病毒给人类带来的死亡仍然在增加中。现在就来讨论这个话题是不是为时过早?是有一点。但是我认为现在就讨论此话题仍有一定的意义。首先我为撰写此文所使用的数据都是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和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网站上公布的权威数据(腾讯新闻)计算出来的。我使用的数据是它们公布的全球各国截止2020年5月8日的数据。算是几个月以来,(也许疫情已经过半?希望是。),我随机选择的一天的数据。在此之前我也使用过4月11日和4月29日的数据做了一些计算(结果没有全部发表)。我发现5月8日各国的病亡率应与4月11日与4月29日各国的病亡率有相关关系。这不难理解。我想我们因此可以推论,疫情结束之后各国的病亡率应当与我使用的5月8日各国的病亡率具有相关关系。 [1] 届时如果我还没有成为美国病亡率中的一个统计数字,我会在这份报告的基础上提出我关于这个话题的最终报告。虽然有些学者对某些国家的数据存有疑问,但是除非这些学者能自己拿出大家都公认更好的数据,我们目前做任何关于这次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的跨国比较研究所能使用的数据也只有这些了。如果我文章中的某些观察对我们全球抗疫的努力那怕只有一点点的意义,包括作为大批判的对象,我也算是没有完全虚度“宅居”在家的一些时光。

这项研究我选择的因变量如上所述是各国因新冠肺炎所导致的病亡率。我之所以选择这个变量是因为我以为这个变量最能反映一个国家在对抗这次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 一个国家公共卫生安全的威胁的综合能力。我假定目前世界上存在的所有国家都是程度不等的现代国家。其领导人都把国民的生命和生存作为第一要务。一个国家拯救生命的能力(减少病亡率的能力)不仅包括了国家公营、私营医院医生治病的能力,国家公共卫生系统的综合能力,更为重要的是,它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一个国家的全国家、全社会能力(包括政治、社会、经济体制的有效性(至少在战胜病毒问题上)、各级政府及其领导人的领导能力,专业人员及文官的素质,他们的组织、协调、合作、动员、指挥、管理、控制、信息收集及分析、信息传播、宣导能力;政府的可信度及社会的配合度等等)及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治理哲学和价值观(包括对生命, 尤其是对老年人、穷人、少数族裔等弱势群体生命的态度)。自变量我用的是不同政治类型的国家,自由民主国家、半自由民主国家、非自由民主国家;联邦制国家和单一制国家及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穆斯林国家和儒教背景国家。

一.疫情中3类国家抗疫绩效的比较---自由民主国家、半自由民主国家、非自由民主国家

在新冠疫情爆发过程中,我从媒体的报道得到一个印象,似乎一些典型的威权主义国家如中国要比典型的自由民主国家如美国在对抗疫情方面做的更为成功。这完全违反了我对自由民主国家能力的预期。我决定使用美国自由之家2019年通过他们的研究后界定的所有自由民主国家、半自由民主国家、非自由民主国家的全部数据并系统地对比这3类国家的病亡率。 [2] 所有国家加在一起共190个国家(也包括一些政治实体)。其中自由民主国家为85个,占比45%。半自由民主国家56个,占比29%。非自由民主国家49个,占比26%。这3类国家病亡率的中位数(截止到2020年5月8日)分别为自由民主国家:3.2%;半自由民主国家:2.8%;非自由民主国家:2.3%。(5月8日的全球病亡率是6.95%。185国病亡率的中位数是2.9%。)这个发现与我早些时候的印象相符合。即自由民主国家的抗疫绩效总体而言反而不如半自由民主国家或非自由民主国家。我也曾使用4月11日和4月28日的数据做过同样的计算。结果与使用5月8日的数据所得结论类似。当然我们知道全球疫情尚未结束。疫情结束后的数据显示的结果可能会与疫情中间的数据很不同,尤其是如果非洲、南亚、拉美的疫情完全失控---那里有许多半民主和非民主国家或亚洲、美国和欧洲重启经济后发生第2波甚至第3波疫情导致与5月8日相比完全不同无法预测的病亡率。但是如果人类运气较好,抗疫方法尤其是治疗方法都得到普遍改善,则全球病亡率与各类国家病亡率中位数都会有所下降。各类国家间病亡率的差别有可能会缩小(由于抗疫知识更为普及)。但是我的猜测是我发现的3类国家病亡率的基本差别---自由民主国家病亡率最高,半自由民主国家其次,非自由民主国家再其次的分布模式会基本上与截止5月8日的数据所显示的结果一致,因为最终的结果会与疫情发展到一半时(希望是这样)的状况具有相关关系。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和许多人一样,完全没有预见到发达和欠发达自由民主国家抗疫的绩效与半自由民主和非自由民主国家相比会如此差劲(只用病亡率来衡量)。下面我想提出若干假说来试图概括这3类国家系统性的不同之处用以解释它们绩效的差别。这些都只是一些假说因为它们还没有得到测试。疫情也还没有结束,它给人类带来的最终累计伤害仍有待于观察。

  1. 绝大多数发达和较不发达的自由民主国家不是真没有国家能力来对抗疫情,绩效差是因为它们由于比较发达而处于世界经济的中心,因此它们相互之间以及各国国内旅行非常多,病毒更容易在各国国内及在发达和较不发达自由民主国家间扩散。高感染率导致高病亡率。比如美国的感染率比中国高了88倍。欧洲拉丁文化圈的几个国家,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具有很类似的感染率和病亡率。半自由民主和非自由民主国家与自由民主国家之间的各种联系则比后者相互之间的关系要少。

  1. 民主国家的政治体制使然。民主国家领导人依靠选举的政治正当性上台执政。一旦选上,则可以在一个温和、稳定、具有可预测性的政治环境里至少做满一个任期(在总统制下)。即便做不好下一次选举选不上,也不会面临生死存亡的问题。那些富有的民选政治家尤其如此。下台后反而会变得更加富有。威权制度下的统治者,由于缺少或完全没有政治正当性做工作更有紧迫感和危机感,更加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似地工作。因为一旦某件大事情搞砸了,他们有可能进监狱甚至挨子弹。

自由民主国家都是法治国家。在法治国家里制定政策一般会比威权制度下慢一些。法治下的政治领导人时时担心会不会被人起诉的问题。威权制度下的领导人制定政策灵活性要大的多,也快的多。民主国家讲究分权制衡。制衡越多则肯定反应越慢。打仗需要“统一指挥”。抗疫也是一场战争,需要临时集权而民主国家集权相对较难。威权国家从定义上权力就比较集中。有的国家还“朕即国家”。做决策较快。民主国家都讲究人权保护,而强制带口罩、强制居家隔离、24小时分分钟被监控等举措从人权保护角度讲都是可争议的。一全面展开争论,耽误了时间,病毒就扩散开来。中国有的网民讽刺美国是“要人权,不要人命。”发达民主国家的人民往往受过更高水平的教育,思想比较独立,对政府存有更多的怀疑,也更多地会用言论和行动挑战政府的决策。威权制度下的人民则具有较多的“臣民”、“顺民”、“良民”的特点,更容易配合政府的政策。威权政府对媒体和言论有较多的控制。这有利于威权政府的文宣及政策的落实。民主国家正好相反。如果遇到选举年,民主国家的领导人在做正常工作的同时要用相当多的时间为自己和自己的同党候选人做竞选和竞选筹资工作,往往会分散他们做正常工作的注意力。上世纪70年代开始在英、美兴起的新自由主义哲学和公共政策主张小政府,导致许多民主国家政府预算,包括用于公共卫生的预算遭到大幅度消减,普遍削弱了各国政府除国防之外的各种能力包括对抗公共卫生威胁的能力。

上述民主国家政治体制和威权体制的特点使两者在对抗疫情时,前者较后者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

  1. 会不会是由于许多民主国家领导人的领导力实际上低于非民主国家领导人的领导力?民主国家选民太看中候选人的辩论口才、长相?不够重视候选人以前治理国家的绩效,导致一些完全没有治国背景的候选人当选?许多选民甚至不重视选举,谁当选都无所谓,常常也不投票。我以前的教授赛缪尔.亨廷顿—--美国政治科学大师,在1986年的一节我上的课上预测:50年后美国的共和、民主两党都会退化,甚至消亡。今后谁想做总统就临时注册一个公司帮他助选。胜选后公司的一帮人马都跟着候选人一起进入政府出任高级公职。没想到这种事情在他做出预测的30年后就发生了,虽然共和、民主两党尚未灭亡。自由之家认为:在过去的14年里,世界的自由民主持续的在衰退中。是不是也部分地由于某些民主国家政治精英制度、文明、种族、权力、财富的傲慢所导致的轻敌给自己制造了滑铁卢?

威权体制曾经被马克斯.韦伯称为“卡里斯玛型权威”或“魅力型领导”(charismatic domination)。而且实际上从定义上就被韦伯看做是有领导力的一类统治方式。韦伯说它是:“对某一个人神圣、英雄或出类拔萃之非凡特质,及其彰显出的行为模式的遵从,”建基于领袖“超凡的个人特质、神奇的洞见或成就,并吸引跟随者尽忠和服从”的权力。威权体制中那些政治上有很大抱负的人常常需要卧薪尝胆,建立绩效,使用各种权术,脱几层皮,才能攀援到权力的顶峰。在攀援过程中,他们会获得某些可以用于有效治国的领导能力,而且这个过程往往会比较长。一旦他们爬到权力的顶峰,由于缺少有效的程序,他们都会试图赖在顶峰不下来。这样他们又会掌握更多的领导力,如果他们比较聪明又愿意学习的话。而民主国家的领导人,做几年就要选举换人,不容易累积治国能力。

我不敢肯定在这3个假说中,哪一个更有可能解释这3类国家绩效的系统差别。也许3个假说中都有某些要素有些帮助?或者还有哪些可能的更具竞争力的假说?敬请各位读者指教。

二.单一制与联邦制国家抗疫绩效的比较

在疫情过程中我从媒体报道中得到的第二个印象是:似乎单一制国家的绩效要好于联邦制国家 。这是我的印象。为了证明或证伪我的印象,我也做了一个小的量化研究,通过系统地比较联邦制国家与单一制国家间在病亡率方面的系统的差别。这类国家的绩效见脚注3。 [3] 我发现27个联邦制国家病亡率的中位数是3.2%。剩余的157个单一制国家的中位数病亡率是2.7%。前者比后者高0.5个百分点。说明单一制国家在抗疫方面的国家能力要略好于联邦制国家。

我的解释是抗疫如打仗。需要统一指挥。如能以全国一盘棋的模式来组织动员人力物力则可能效率会比分散指挥更高。美国是典型的联邦制国家。中国则是典型的单一制国家。美国的病亡率到目前为止(2020年5月24日)为5.9%。中国(2020年5月24日)为5.5%。美国这个人均收入比中国高6倍的国家病亡率却比中国高0.4个百分点。这不能不让人思考原因何在。我的解释是,美国的联邦制和中国的单一制是造成这个差别的原因之一。在疫情期间,1月23日中国中央政府决定武汉封城。说封就封了。而特朗普在美国疫情初期提出纽约是否能封城时,纽约州州长科摩公开说:那种行为违宪,相当于联邦政府对纽约宣战。巴西作为南美洲最大的联邦制国家,在联邦政府与各州政府之间协调也出现一些问题。

当然这不等于说单一制国家在所有国家能力方面,尤其是在和平时期,都超过联邦制国家。这需要做系统的比较研究,才能得出较为站的住脚的结论。

三.“东亚儒教文明圈”政治实体的绩效比较

在疫情期间,我从媒体报道得到的另一个印象是,似乎东亚和东南亚某些受中华文明影响较大的国家对抗疫情的能力高于全球一般水平。为了用数据系统地确认或证伪我的印象,我建构了“东亚儒教文明圈”的概念,并把我认为属于这个文明圈的国家和政治实体放了进去。在我选择国家和政治体的时候,我并没有事先计算它们的病亡率。我选择的国家和政治体如下: 中国,病亡率5.5%(截止2020年5月8日,从高向低排列); 日本3.7;韩国2.4;泰国1.8;马来西亚1.6;台湾1.4;香港0.38;新加坡0.09;澳门0.0;朝鲜0.0;越南0.0;老挝0.0;柬埔寨0.0。共13个政治体。 [4] 这13个政治体的中位数是0.38%,低的出奇。也比上面讨论过的5类国家---自由民主国家、半自由民主国家、非自由民主国家、联邦制国家、单一制国家,以及世界所有国家的中位数都低很多。这13个政治体里,有3个自由民主国家和政治体(日本、韩国、台湾—在这组国家里病亡率也数偏高,与此组中国除外的大多数国家比。这基本符合前面谈到过的我的发现)。4个半自由民主国家和政治体马来西亚 [5] 、香港、新加坡、澳门(澳门虽然是半自由民主政治体但病亡率为0.0)也比中国、泰国除外的4个其它非自由民主国家(朝鲜、越南、老挝、柬埔寨4国病亡率都为0.0)要高。专制国家病亡率是不是应该低一点?基本上是。但不一定,因为我们比较的是不同性质国家组的中位数。

根据我的观察,这些国家和政治体有一些共同的特点:都拥有相对强而有力的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强调“一元化领导”;各方面的国家能力较强,尤其是文宣、沟通、动员、组织、协调、快速决策快速反应、执行、信息反馈、快速调整、学习等等能力。它们都有过相当长时间的威权主义统治历史,和现实,在10个非自由民主国家的案例中。政府的权威获得多数人习惯性的认可、肯定,甚至尊敬和支持,尤其在发生危机时,不管它们是否拥有经过民主革命的西方人所重视的统治正当性。像在美国中西部若干州在疫情期间发生的公民持枪包围州政府反对政府居家隔离令那样的事情,在这组国家里基本上是很难想象的。在那些国家,封城、全民带口罩、全民疫情监测、全民居家隔离实施起来要比西方民主国家容易的多,完全无需辩论。除马来西亚外,这些国家都采用单一制做为国家体制而不是联邦制。它们都比较重视文官的作用和专家的意见。它们都崇尚教育,普遍热爱并善于学习(中共曾在特朗普上台前的10多年中派遣司局级,甚至副部级的干部到发达民主国家,美国、英国等以及新加坡等新兴工业国知名学府的公共政策学院短期学习。中共政治局定期召开学习讨论会,邀请外面专家进中南海讲课。),从政治精英到普通百姓。它们的教育水平应当也比世界其它处于同样人均收入水平的国家更高。它们强调“集体主义”,而不是“个人主义”;强调个人对社会的牺牲与奉献。但同时在保护生命问题上也更会避险,更加惜命(在纽约,亚洲人的病亡率低于西班牙裔和黑人一倍有余,也低于白人;)。它们中的自由民主和半自由民主国家也有党争,但似乎比西方自由民主国家更为克制。它们在哲学上有“民本”思想的传统,“人命重于天”、“父母官”、“政府的无限责任”等概念,“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平均主义,“尊老爱幼”和根深蒂固的孝敬父母长辈的传统。最后,但不是最不重要的,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拥有能够从西方医学和以植物为基础的传统医学这两个医学范式中获益的能力和实用主义、实事求是的灵活、非教条主义的态度。

这组国家和政治体的这些政治社会学方面的特点,哲学观念和心理素质对它们与其它国家相比更加快速成功战胜疫情似乎起了很大的作用。

四.穆斯林构成人口多数国家的抗疫绩效

在疫情发展过程中我从媒体报道得到的另一个我想在本文里讨论、有意思的印象是,似乎穆斯林国家抗疫绩效好于一般非穆斯林国家。考虑到穆斯林人口在全世界总人口中占比24%,达到19亿人口,而且快速成长,因此很有必要了解清楚穆斯林构成人口多数国家真实、准确的抗疫能力,不能仅仅停留在印象的水平上。

目前世界上共有50个穆斯林构成人口多数的穆斯林国家。学界为了方便研究,把它们分成3类。为了我的研究目的,我把截至2020年5月8日各国的新冠肺炎病亡率放了进去以便获得各类国家病亡率的中位数。第1类是7个国家,它们是:1.也门20.6%;2.毛里塔尼亚12.5;3.伊朗6.2;4.苏丹5.6;5.阿富汗2.9;6.沙特阿拉伯0.6;7.阿曼0.5。中位数为5.6%。这组穆斯林国家可以称为最为严苛的穆斯林国家。它们把伊斯兰教作为国家的宪政和法律基础。

第2类国家共有20个。它们把伊斯兰教作为国教,但宗教以外的法律并没有伊斯兰化。它们是:1.埃及6.0%;2.索马里4.7;3.利比亚4.7;4.突尼斯4.3;5.伊拉克4.0;6.阿尔及利亚3.6;7.摩洛哥3.3;8.巴基斯坦2.3;9.巴勒斯坦2.0;10.约旦1.8;11.孟加拉1.6;12.马来西亚1.6;13.阿联酋1.0;14.文莱0.7;15.科威特0.7;16.马尔代夫0.4;17.吉布提0.3;18.巴林0.2;19.卡塔尔0.06;20.科摩罗0.0。中位数为1.8%。

第3类国家共有23个国家,为世俗穆斯林国家。它们是伊斯兰世界里实行政教分离的穆斯林国家,可谓最宽松的穆斯林国家。它们是:1.乍得10.8%;2.印度尼西亚7.2;3.塞拉利昂6.6;4. 布基纳法索6.5;5.尼日尔5.5;6.冈比亚5.5;7.马里4.9;8.波黑4.7;9.阿尔巴尼亚3.6;10.黎巴嫩3.3;11.尼日利亚3.0;12.土耳其2.7;13.塔吉克斯坦2.3;14.几内亚比绍2;15.吉尔吉斯斯坦1.3;16.象牙海岸1.3;17.阿塞拜疆1.2;18.塞内加尔0.8;19.哈萨克斯坦0.6;20.几内亚0.6;21.乌兹别克斯坦0.4;22.土库曼斯坦(无资料);23.科索沃(无资料)。中位数为3.0%。 [6]

所有50个穆斯林构成人口多数的国家病亡率中位数是2.3%。低于全球185国病亡率中位数(2.9%)0.6%。这项研究(虽然是中期的研究)证实了我研究前对穆斯林国家的印象和猜测。它等同于全球49个非自由民主国家病亡率的中位数2.3%,低于85个自由民主国家的中位数3.2%,也低于56个半自由民主国家的中位数2.8%。但它仍远高于东亚儒教文明圈13国的中位数0.38%。对这个现象的解释与前面我讨论自由民主国家、半自由民主国家、非自由民主国家、东亚儒教文明圈病亡率差别时所使用的论点基本一样。穆斯林国家多为威权主义国家。它们人民对政府的指令应当也更容易服从。不管我们是否喜欢这种政治统治模式,至少在抗疫问题上这种模式有可能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关于上述3类不同的穆斯林国家在抗疫绩效方面的差距,第2类与第3类的差距比较容易解释。第2类国家把伊斯兰教作为国教而第3类国家是世俗化的穆斯林国家。第2类国家比第3类国家更为威权主义,政治、社会哲学与各种制度、公共政策也会比后者更为严苛,因此抗疫绩效好于后者。按照同样的逻辑,第1类穆斯林国家的绩效应好于第2和第3类,因为这一类国家是最为严苛、保守、威权的穆斯林国家,病亡率应当在所有种类穆斯林国家里最低。但是出乎我意料的是,第1类穆斯林国家的病亡率中位数是所有3类穆斯林国家里是最高的5.7%。它高于所有穆斯林国家的中位数2.3%;高于全球185个国家的中位数2.9%;高于本文分析过的所有类别国家各自的中位数。我完全无法解释。这组国家只有7个。也许样本太小没有什么意义?也许是极端宗教专制主义的代价?如果有任何意义的话,我们是否可以说,在面对病毒攻击的时候,“自由”会带来死亡,但是,“奴役”会带来更多的死亡?

五.中国的案例

中国武汉是首先爆发疫情的地点。中国人民因此承受了巨大的牺牲和损失。中国地方政府没有控制住疫情,致使病毒扩散到全中国,并最终扩散到全世界。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然而中国人民对病毒的攻击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抵抗,在较快时间内在全中国控制住疫情。中国是全世界第1个击败病毒第1波攻击的国家。中国的初步胜利为世界引得了宝贵的对抗病毒攻击的准备时间。这些,国际舆论界都给予了肯定。国际间对中国主要的批评是早期报告的数字不准确,而且没有尽快采取措施控制住疫情使之不再继续向外地和国外扩散。

为了评估中国的绩效,我还是打算用数字说话。目前,从累计确诊人数来看,中国在世界上排名第14位。排在美国、巴西、俄罗斯、西班牙、英国、意大利、法国、德国、土耳其、印度、伊朗、秘鲁、加拿大后面。感染率为全国人口的0.006%。以美国为例,美国的感染率为美国人口的0.53%,是中国的88倍。中国的感染率在世界上算是很低的。但是从病亡率来看,中国的病亡率是5.5% [7] ,(美国是5.9%,只比中国高了0.4%;)高于全球185个国家的中位数2.9%很多。在全世界排名第48位。换言之,全球有138个国家病亡率比中国低;只有47个国家的病亡率比中国高。另外,中国的病亡率也比属于同类的所有49个非自由民主国家的中位数2.3%高。同时也比85个自由民主国家3.2%的中位数和56个半自由民主国家2.8%的中位数高。它比157个单一制国家病亡率中位数2.7%高不少。在我创造拥有13个国家和政治体的东亚儒教文明圈里,---- 其中位数为0.38%,中国的病亡率是最高的。中国的病亡率也比50个穆斯林国家的中位数2.3%高出很多。有意思的是,中国的病亡率与穆斯林国家里7个最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国家的中位数5.6%几乎完全一样,只低了0.1%。在做了这番比较之后,我改变了我对中国抗疫能力未做研究以前的看法。现在看来,中国的绩效实在没有什么值得吹嘘的。 [8] 中国需要认认真真地向绩效比中国好的国家虚心学习。

实际上,中国在公共卫生领域最容易学也最应该学的5个国家和政治体是:1. 新加坡:病亡率0.07%(截止2020年5月28日);公卫开支占GDP比重4.25%;人均预期寿命84.07岁,世界排名第5位。人均收入世界排名第8位。2.香港:病亡率0.38%(截止2020年5月28日);公共卫生开支占GDP比重2.9%;人均预期寿命85.29岁,世界排名第1。人均收入世界排名第13位。人民对香港公卫医疗制度的满意度98%。3.台湾,病亡率1.6%(截止5月28日);公卫开支占GDP比率6.7%;人均预期寿命81.04岁,世界排名第34位。人均收入世界排名第35位。4.韩国,病亡率2.4%(截止5月28日);公卫开支占GDP比率7.4%;人均预期寿命83.50岁;世界排名第11位。人均收入世界排名第27位。5.日本,病亡率5.2%(截止5月28日;很不幸,日本的病亡率在增加中。也许是因为日本医院系统受到过大压力以及病患人群中老年人占比很高,而且很可能没有使用汉方药物);公卫开支占GDP比重为10.9%;人均预期寿命85.03岁;世界排名第2位。人均收入世界排名第22位。 [9] 中国的病亡率仍是5.5%(截止5月28日);公卫开支占GDP比率6.6%;人均预期寿命77.47岁,世界排名第64位。人均收入世界排名第65位。

看过上述数字后就较容易理解我为什么主张中国向这些国家和政治体学习。它们都是东亚地区的国家和政治体,与中国具有相似的文化背景。然而它们的人均预期寿命及其世界排名都比中国高很多。尤其是,香港、新加坡的公卫开支占GDP的比重比中国还低,台湾、韩国的公卫开支占GDP的比重也只比中国高一点,但是它们取得的公卫绩效,用人均预期寿命和新冠疫情期间的病亡率来衡量,要比中国好很多。有些人可能会说这些都是小国,中国是人口大国,情况不一样。无法同它们比。但是我们比的是人均数字,是完全可以比较的。日本也是一个有1.25亿人口的人口大国。它的人均预期寿命世界排名比中国高出62位。难道不应该问一下为什么吗?难道中国不应该向日本学习吗?我建议我所谓“儒教文明圈”的13国和政治体可以考虑成立一个东亚政治体间的次区域公共卫生同盟。大家一起研究如何把公卫工作做得更好;通力合作以防止未来类似的疫情再次爆发;共同提高卫生绩效;提高人民的人均预期寿命;共同合作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植物性药物在预防和治疗传染性和其它疾病的有效性并为全球制定标准。这个组织可以由中国和日本做共同发起方。

六.若干试探性的结论与建议

  1. 人类社会的政治组织模式对其抵抗流行病疫情的能力有影响(对一个国家的对外战争能力有没有影响?)。
  2. 与很多人(包括作者在内)的想象不同,其它因素相等,非自由民主国家抵抗疫情的能力略强于半自由民主国家(两者的病亡率中位数为2.3%(49国)比2.8%(56国));半自由民主国家的能力又略强于自由民主国家(两者的病亡率中位数为2.8%比3.2%(85国))。

3.所有穆斯林国家(50个)作为一个整体的抗疫能力等同于非自由民主国家(两者的病亡率中位数为2.3%比2.3%);强于自由民主国家和半自由民主国家。

4.东亚儒教文明圈13国和政治体 的抗疫能力最强(病亡率中位数0.38%香港)。

5.单一制国家抗疫能力略强于联邦制国家(两者的病亡率中位数为2.7%(157国)比3.2%(27国))。

6.全球185国病亡率中位数为2.9%,好于自由民主国家;略差于半自由民主国家和非自由民主国家。

当然,疫情尚未结束。结束时我将提出一份最终报告。但是即便这些初步的发现也已经足够地令人沮丧。怎么那个令世界无数人向往的自由民主制度却会让更多的人死亡?中国国内向往自由民主的人士已经要求我不要再继续研究了。我婉拒了来自中宣部控制的国家的人士的请求。因为,感谢上帝,我所居住的国家,美国,不归中宣部管。相反,我们需要做更多的研究。我仍然相信并支持自由民主制度。这不仅是由于我的价值,也是我的利益。全世界39个人均预期寿命最高,均在80岁以上的国家和政治体中,只有3个是半民主国家/政治体:香港(世界人均预期寿命第1, 85.29岁;)、澳门(预期寿命世界第3, 84.68岁)、新加坡(预期寿命世界第5, 84.07) [10] 。其余的36个都是自由民主国家/政治体。自由民主国家多为长寿国家。全世界最富有的60个国家里(人均收入均超过世界平均数:$11,355),只有7个半自由民主国家和6个非自由民主国家(而且13国里的7个为产油国),其余47国都是自由民主国家。民主制度也更加稳定。人权得到更多的保障。因此,如果你想长寿、富有、免于恐惧、免于匮乏,那么,一般来讲,你就搬到自由民主国家来住好了,或者你就努力把你居住的国家变成自由民主国家,像很多人正在做的那样。

自由民主和国家能力是分析国家性质的两个不同的维度,是用不同的指标来衡量的。自由民主是用人民所拥有的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来衡量的 [11] 。国家能力则有不同的衡量方法。有的学者 [12] 把它概括为4至9种,如国家汲取财政资源的能力、宏观调控能力、合法化能力、强制能力、学习—适应能力、认证能力等等,有变得越来越多的趋势。联合国的某些专门机构如世界银行、开发计划署也有自己的衡量方法。自由民主国家的国家能力可大可小,但其能力的获得必须事先得到人民的同意,如征多少税,如何使用都必须经过代表人民意志的立法机构的批准。威权国家的领袖却有多的多的随意性。他们高兴时可以随意地将人民不得不缴纳的税金在国外“大撒比”以为自己获得“朋友”或者索性放到自己的口袋里去。关于强制力,有的国家政府甚至可以将坦克车开到大街上去镇压人民或者强抢别人的知识产权为自己亲戚所用。这样的国家能力是不是还是没有的好?

我的担心是这次疫情之后,许多国家及其政治精英包括民主国家的精英会从某些民主国家抗疫失败中总结出错误的经验教训。他们会认为是民主制度本身造成了失败而不是民主制度下某些国家能力的缺失、民主制度的缺陷(竞选筹资等方面)造成没有能够选出真正有能力、有担当、经过多重考验的政治领导人的后果造成了失败。很多人会不是努力在民主自由的宪政框架下提高国家必要的各种能力---远远不只是国防能力,而是试图向某些抗疫小有成就的独裁者学习,快步走向专制主义或更为严苛的暴政。

实际上,我们知道有许多自由民主和半自由民主国家和政治体在抗疫方面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单从极低的病亡率来看,如新加坡(病亡率0.07%)、香港(0.38)、澳门(0.0)、台湾(1.6)、澳大利亚(1.4)、新西兰(1.4)、智利(1.1)、冰岛(0.6)、以色列(1.5)、南非(1.9)、韩国(2.4)、蒙古(0.0)、科威特(0.7)、几内亚(0.6)、马来西亚(1.6)、巴布亚新几内亚(0.0)、斯里兰卡(1.1)、莫桑比克(0.0)、塞内加尔(0.0)、尼泊尔(0.0)、孟加拉(1.6)、巴拉圭(1.8)、纳米比亚(0.0)、哥斯达黎加(0.8)、斯洛伐克(1.8)、加纳(0.6)、东帝汶(0.0)、贝宁(0.8)、马耳他(1.0)、塞浦路斯(1.7)、列支敦士登(1.2)、多米尼克(0.0)、牙买加(1.8)、格林纳达(0.0)、佛得角(0.9)、卢森堡(2.6)等等(均根据WHO截止2020年5月8日公布的数据)。它们遍布亚洲、非洲、拉美、欧洲、中东、大洋洲。它们都大大的低于自由民主国家和半自由民主国家病亡率的中位数很多(3.2%和2.8%)。这说明我们人类是可以在自由中抗疫获胜的,如韩国总统文在寅所言。我们需要对这些国家和政治体做深入的研究,以便全面地了解它们是如何在自由和半自由体制中成功对抗疫情的,并且我们自己,也鼓励世界各国向它们学习。对于某些非常成功的非自由民主国家的案例,我们也要认真研究,以便决定在我们的宪政体制下是否可以复制它们的某些成功做法。

最后提几个建议:1. 为了让全世界在疫情期间丧失了生命的那几十万人,尤其是那些为了挽救别人生命而付出终极代价的各国的医生和护士们永远为人类社会所纪念, 建议国际社会响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先生代表中国政府提出的呼吁:开始采取行动建立人类卫生共同体。我们甚至可以明确地把它作为未来世界政府的第一个职能部门来设计(在WHO的基础上进行改革),索性称它做:世界卫生部。

  1. 国际社会达成协议,从所有国家国防预算中各自拿出1%,作为世界卫生部的预算(在原来WHO预算的基础上)。在世界卫生部成立之后,每年都另外从各国国防预算中拿出额外的1%,划入世界卫生部的预算。
  2. 世界卫生部的部长将由各国议会、公共卫生协会、医生协会、行政当局卫生部联合共同提出不考虑其国籍的合格候选人;最终形成一10人候选人名单。然后由全球选民通过互联网从名单的候选人中选举产生。

4.新组建的世界卫生部的官员可以在任何时间访问、检查任何国家的任何官方或民间生物化学实验室(包括各国军方实验室)或具报道已发生小规模疫情的任何地点。

  1. 将由世界卫生部部长任命每个国家的卫生部第一副部长,负责流行病、传染病工作,并派出若干名官员作为副部长助理。他们的工资由世界卫生部支付。

6.制定统一手册,培训所有国家传染病科医生,按统一规定和规格通过互联网直接上传传染病资料,全球联网,由世界卫生部全球协调;无需获得任何医院当局,任何国家地方或中央政府批准(更不需要经过任何政党组织 批准)。制定严格的世界统一渎职惩处和立功奖励条例。

在全人类对抗疫情---新冠病毒这个人类的共同敌人之际,我们迫切需要的不是制度、文明、种族、权力、财富的傲慢与偏见,因为它会造成无知、虚妄、轻敌、懈怠和失败。我们需要的是全人类真正超越制度、超越国家、超越文明、超越种族、超越信仰的大警惕、大团结、大动员、大合作、大行动。唯如此,我们人类,作为一个物种才能击败另一个敌视我们的物种-----新冠病毒。全人类,团结行动起来吧!我们的敌人正在窃笑我们的无能!

[1] 我做这项研究有一个重要的假定:新冠病毒对全球各国的影响是一样的。显然这个假定是不成立的。由于我不是流行病学家,我没有能力把感染率这个变量同时也放进这个项目并作出有意义的分析。因此,我提出的任何假说也受到这个变量缺失的限制。

[2] 自由之家的数据库里共有190个国家我查到其病亡率(数据库里还有一些“领土”)。其中自由民主国家(包括政治体)85个(占国家总数的45%);半自由民主国家56个(29%);非自由民主国家49个(26%)。下面我根据每一个国家的类别,按照其截止2020年5月8日病亡率的高低排序如下:

  1. 自由民主国家:1.比利时(16.4%---累计病亡人数除以累计确诊人数);2.法国 (14.9%);3.英国(14.7%);4.意大利(13.9);5.荷兰(12.7);6.瑞典(12.6);7.安提瓜及巴布达(12);8.巴哈马(12);9.伯利兹(11);10.西班牙(10.2);11.苏里南(10);12.巴巴多斯(8.4);13.加拿大(6.9);14.斯洛文尼亚(6.9);15.特立尼达和多巴哥(6.9)16.巴西(6.8);17.爱尔兰(6.3);18.安道尔(6.3);19.罗马尼亚(6.2);20.美国(6);21.瑞士(6);22.马其顿(5.7);23.希腊(5.6);24.阿根廷(5.3);25.波兰(5.1);26.丹麦(5);27.波多黎各(5);28.保加利亚(4.6);29.芬兰(4.5);30.德国(4.4);31.突尼斯(4.3);32.博茨瓦纳(4.3);33.摩纳哥(4.2);34.圭亚那(4.2);35.葡萄牙(4.1);36.克罗地亚(4.0);37.奥地利(3.9);38.日本(3.7);39.立陶宛(3.4);40.捷克(3.4);41.印度(3.2);42.爱沙尼亚(3.2);43.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3.2); 44.毛里求斯(3.0);45.巴拿马(2.9);46.秘鲁(2.8);47.挪威(2.7);48.乌拉圭(2.6);49.卢森堡(2.6);50.韩国(2.4);51.萨尔瓦多(2.2);52.南非(1.9 );53.拉脱维亚(1.9);54.斯洛伐克(1.8);55.牙买加(1.8);56.塞浦路斯(1.7);57.以色列(1.5);58.台湾(1.4);59.澳大利亚(1.4);60.新西兰(1.4);61.列支敦士登(1.2);62.智利(1.1);63.马耳他(1.0);64.佛得角(0.9);65.贝宁(0.8);66.塞内加尔(0.8);67.哥斯达黎加(0.8); 68.冰岛(0.6);69.加纳(0.6);70.纳米比亚(0.0);71.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0.0);72.蒙古(0.0);73.格拉纳达(0.0);74.东帝汶(0.0);75.圣基茨和尼维斯(0.0); 76.圣卢西亚(0.0);77.多米尼克(0.0);78.萨摩亚(0.0);79.基里巴斯(0.0);80.瑙鲁(0.0);81.帕劳(0.0);82.所罗门群岛(0.0);83.汤加(0.0);84.图瓦卢(0.0);85.瓦努阿图(0.0)。

  1. 半自由民主国家:1.匈牙利 (12.3);2.津巴布韦 (12);3.利比里亚(10);4.墨西哥(10);5.海地(9.3);6.印尼(7.2);7.马拉维(7);8.多哥(6.9);9.菲律宾(6.7);10.塞拉利昂(6.6);11.布基纳法索(6.5);12.洪都拉斯(6.2);13.尼日尔(5.5);14.厄瓜多尔(5.5);15.马里(4.9);16.玻利维亚(4.9);17.肯尼亚(4.7);18.波黑(4.7);19.哥伦比亚(4.3);20.多米尼加共和国(4.1);21.阿尔巴尼亚(3.6);22.缅甸(3.4);23.摩洛哥(3.3);24.黎巴嫩(3.3);25.坦桑尼亚(3.3);26.摩尔多瓦(3.2);27.尼日利亚(3.0);28.危地马拉(2.8);29.乌克兰(2.5);30.黑山(2.5);31.赞比亚(2.4);32.巴基斯坦(2.3);33.塞尔维亚(2.1);34.约旦(1.8);35.巴拉圭(1.8);36.孟加拉(1.6);37.马来西亚(1.6);38.格鲁吉亚(1.6);39.亚美尼亚(1.4);40.吉尔吉斯斯坦(1.3);41.科特迪瓦(1.3);42.斯里兰卡(1.1);43.科威特(0.7);44.几内亚(0.6);45.马尔代夫(0.4);46.香港(0.38);47.新加坡(0.09);48.莫桑比克(0.0);49.尼泊尔(0.0);50.不丹(0.0);51.巴布亚新几内亚(0.0);52.科摩罗(0.0);53.马达加斯加(0.0);54.塞舌尔(0.0);55.斐济(0.0);56.澳门(0.0)。

III. 非自由民主国家:1.尼加拉瓜(31%);2.也门(20.6);3.毛里塔尼亚(12.5);4.乍得(10.8);5.布隆迪(6.6);6.叙利亚(6.4);7. 伊朗(6.2);8.埃及(6);9.苏丹(5.6);10.中国(5.5);11.冈比亚(5.5);12.喀麦隆(4.8);13.索马里(4.7);14.安哥拉(4.7);15.利比亚(4.7);16.古巴(4.3);17.刚果(金)(4.0);18.伊拉克(4.0);19.刚果(不)(3.6);20.阿尔及利亚(3.6);21.阿富汗(2.9);22.土耳其(2.7);23.委内瑞拉(2.6);24.塔吉克斯坦(2.3);25.埃塞俄比亚(2.1);26.泰国(1.8);27.加蓬(1.6);28.斯威士兰(1.3);29.阿塞拜疆(1.2);30.阿联酋(1.0);31.俄国(0.9);32.赤道几内亚(0.9);33.文莱(0.7);34.白俄罗斯(0.6);35.沙特阿拉伯(0.6);36.哈萨克斯坦(0.6);37.阿曼(0.5);38.乌兹别克斯坦(0.4);39.吉布提(0.3);40.巴林(0.2);41.卡塔尔(0.06);42.厄立特里亚(0.0);43.乌干达(0.0);44.越南(0.0);45.老挝(0.0);46.柬埔寨(0.0);47.朝鲜(0.0);48.卢旺达(0.0);49.中非(0.0)。

[3] 世界上共有联邦制国家27个,如下所列。同时我也把它们截至于2020年5月8日的累计病亡率放在一起,从最高到最低排列:比利时16.4%;墨西哥10;加拿大6.9;巴西6.8;美国6;瑞士6;苏丹5.6;阿根廷5.3;索马里4.7;波黑4.7;德国4.4;伊拉克4.0;奥地利3.9;印度3.2;(中位数);尼日利亚3.0;委内瑞拉2.6;巴基斯坦2.3;埃塞俄比亚2.1;马来西亚1.6;澳大利亚1.4; 阿联酋1.0;俄国0.9;尼泊尔0.0;圣文森特和尼维斯0.0;密克罗尼西亚联邦0.0;南苏丹0.0;科摩罗0.0。占世界所有国家数的15%。另外,全世界共有单一制国家157个。占比为85%。实际是全世界除了联邦制国家之外的所有国家。为节省篇幅资料从略。

[4] 这13个国家和政治体中中国之外的12个都在历史上,有些在当代,受到过华夏文明或多或少直接间接重要的影响。往往是通过输入中华文字、哲学、法律、国家制度、服饰、烹调、医药学、文化、礼仪、宗教、移民、制造技术、商业模式与资本(近几十年许多方面是双向道。)不等。在我提出这个概念之后,我曾与著名文化学者李劼先生私下讨论了这个概念。他反对把中国和北朝鲜放在这个文明圈内。他认为这两个国家的儒教文明已完全被那两个国家的共产党当局所摧毁。另外,他也不同意把老挝和柬埔寨放进去。他认为那两个国家属于佛教文明圈。看来我创造出来的概念会很有争议。也请各位读者指教。

[5] 马来西亚比较特殊。它实际上可以看做半个东亚儒教文明圈,半个穆斯林文明圈的国家。下面我会专门讨论穆斯林国家文化圈国家的问题。

[6] 有意思的是,按照自由之家的定义,50个穆斯林国家里,只有2个是自由民主国家突尼斯和塞内加尔;20个为半自由民主国家;其余均为非自由民主国家。

[7] 会不会有许多新冠肺炎病人被民间中医治好后没有纳入政府的官方统计数字?有可能。

[8] 如果政府没有正式推动使用中医中药,中国的病亡率会更高。而大多数国家只会使用西医西药。

[9] 一般情况下,一国的人均收入与其人均预期寿命成正相关。如两者世界排名一样或几乎一样,说明相关性接近1,但可以说绩效平平。在世界所有国家里有20个左右国家属于此类。中国大陆与台湾是其中的两个。公卫绩效好的国家,其人均预期寿命排名应高于或远高于其人均收入世界排名,如日本、香港、韩国。这是我的看法。相反的最著名的例子是美国。美国的人均收入世界排名是第7位,然而其人均预期寿命却只有79.11岁,世界排名第46位。而且有学者估计到2040年,美国的人均预期寿命排名可能会降低到64位。相当于中国目前的世界排名地位。

[10] 它们都允许使用中医中药。

[11] 参见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发表的各种报告及分析的方法论。

[12] 参见王绍光、胡鞍钢《中国国家能力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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