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聿文：习近平思想要成为21世纪人类的指路明灯？
中共党刊《学习时报》日前发表的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何毅亭的长文《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因为该报以预告刊发“重要文章”的方式吊足了舆论市场的胃口，何文阐述的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命题——习思想何以作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并丝毫不避讳其使命，是要在21世纪为人类的发展提供解决普遍难题的“中国方案”，足见中共之“雄心”。从此角度看，它的确称得上是一篇重要理论文章。
简单概述何文论述，它先提出一个“世纪”尺度概念，认为以“世纪”为尺度命名马克思主义应具备三个条件，即理论研究对象是世界典型样本，理论成果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理论实践成效深刻改变现实世界。以此衡量，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只有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具有这样的“世纪”尺度，因此前者可称为“19世纪马克思主义”，后三者可称为“20世纪马克思主义”，习思想则继它们之后可称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乃在于习思想的研究对象是21世纪全球最伟大的中国样本，它的理论价值具有世界历史意义——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提供了中国方案，为建设美好世界贡献了中国智慧，其实践成效深刻改变了中国和世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世界社会主义走向振兴的中流砥柱。
其中第二点，即为人类提供中国方案在何文中尤显关键，是习思想冠名“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第一要件。文章在解释中国方案的具体含义时，特别强调这不是面向中国问题的方案，而是指向人类共同难题的方案，是中国在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背景下，为破解人类共同难题、推动世界和平发展而提出的中国主张或采取的中国行动，它包括四个方面，治理、信任、和平与发展。
何文也提出了另两个概念——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形态和世纪形态，并指前者侧重于解决本民族的特殊性问题，后者侧重于解决全人类的普遍性问题。何文虽然认为两者都有价值，不能互相否定，但显然后者的价值要大于前者。在何文里，马克思主义世纪形态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主流和主干，民族形态处于支流和枝干的地位。既然习思想是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的主流和主干，那么它也就和前面的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20世纪的列宁主义、毛思想和邓理论并驾齐驱，甚至不难从何文中推出，其实际意思，习思想不但超越列毛邓，也超越马克思本人。因为列毛邓的理论作为20世纪马克思主义，是由四人（包括斯大林）分享组成的，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也不单是马克思一人创造，还有恩格斯。只有习思想由习近平一人创立并独享21世纪马克思主义，故其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地位和对人类的贡献要超越上述诸前辈，甚至比马克思还伟大。
因此，我认为，何毅亭此文是要让习思想充当21世纪的指路明灯，要让习近平成为全人类的大救星。这会是习本人的意思吗？也许。这种勃勃雄心足可和当年林彪对毛泽东思想和毛本人的吹捧相比。在文革高潮时，作为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林副统帅用“天才论”和“顶峰论”来形容毛，把毛思想比作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顶峰，不能再发展、不用再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到毛这儿就停止了。然而，毛尽管提倡要搞点个人崇拜，可尚有自知之明，当他看出林彪“顶峰论”背后的野心后，说林彪封的四个伟大“讨嫌”，在接见尼克松时，面对后者的奉承，老实承认自己没有改变世界，只是把北京周边改变了点。从习近平的言论，目前尚还看不到毛当年的自知之明。何毅亭当然不是林彪，纵使他有政治野心也到不了林彪位置，他就不怕把习捧得越高，万一掉下来砸着自己？由此可见，文人一旦无耻起来，是没有底线的。
习思想能否成为21世纪人类的指路明灯，暂且不论，不管从历史还是何文本身来看，它的结论其实都经不起事实和逻辑的检验。以列主义和毛思想为例，何文把它们列为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理由是，两者研究对象是苏俄和中国这两个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的中心地带，其理论照亮了俄中两国的革命和发展道路，深刻改变了现实世界，不但在两国建立起了世界上首个社会主义国家和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改写了20世纪国际政治结构和地缘政治格局，改变了社会主义国家的面貌和人民的命运，启迪了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反帝反殖反封建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然而何文恰恰忘了或是故意不见，在临近20世纪末，世界社会主义阵营轰然倒塌，苏联自己也垮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熄火，甚至马克思主义在当今仅剩的四个号称社会主义的国家之外，也岌岌可危。因此，倘若它们曾经是各自世纪的人类指路明灯，已经很久就熄灭了。
何文在雄辩中“不小心”也露出了逻辑破绽。它在论述中国为习思想提供了21世纪全球最伟大的研究样本时，提到中国样本不同于以美英为代表的西方样本，不同于以阿根廷、智利为代表的拉美样本，不同于以日本为代表的东亚样本，也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苏联样本，以它们为样本的理论，无论西方学说，华盛顿共识、新自由主义学说，还是儒家资本主义，抑或苏氏社会主义学说，都解释不了中国或完全不适用于中国。何文无非要强调，中国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样本，用其文内话说，中国样本诞生于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独特环境中：超大规模的经济体量、超长时间的历史纵深、超大幅员的国土面积、超大数量的人口规模、超常复杂的民族宗教结构、从未间断的文化血脉和文化传统，既如此，从这个非常独特的中国生长出来的习思想按照何文的逻辑，就不具备普适性，只能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形态，它怎么可以成为世纪形态、主流和主干，做到放之四海而皆准，解决人类发展的普遍难题？这样，何文就自己否定自己，自己打脸自己。
这个被称为习近平智囊的何毅亭，他的此种论述方式，放在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上，实在是一点也不新鲜，翻开国际共运史，只要本国出现一个强人政治领袖，该国的宣传机器和御用学者就开足马力，将其思想无限抬高和夸大，宣称为具有世界革命的意义，可以光耀千古。斯大林曾称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林彪曾称毛泽东思想是“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和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失败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东边的邻居朝鲜也说金日成的主体思想是世界革命的思想武器。即使习思想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这个提法，何毅亭也非首创者，在19大之前，就有中共党史学者在讲座中提到，习的19大政治报告以及王沪宁的讲话也出现过，但何无疑是系统性论证的第一人。他其实也不是第一次著文，2018年为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何以同样标题在学习时报刊文，只是那次的论证方式和这次完全不同，未说要给人类提供中国方案。虽如此，没有历史感，闭眼不看现实，一味讨好领袖，自说自话，夜郎自大，在两篇同标题的文章中完全一样，也是此类御用学者理论宣传的通病。
中国目下受到全球特别是西方国家的质疑，当其他国家纷纷警惕中国要把自己的治理模式和价值观强加于世界，乃至要接管世界，何文对习思想的吹捧特别是有关向世界提供中国方案的野心正好为西方提供了弹药，从而使得那些不认同中国模式的国家更有理由团结起来对付中国。或许中国在这次疫情中能够率先突围，但这绝不意味着中国的治理模式、中国方案就具普适性，可指导他国实践。从这个意义说，官方御用学者无原则无底线的吹捧，虽然顺了领袖的意，却把中国推向一个更危险境地。
【编者注】邓聿文先生曾为《学习时报》副编审，因为撰文批评中国的对朝政策被罢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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