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nkcat在2020-08-10~2020-08-16的言论

2020-08-16 作者: Spinkc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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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8: 指涉勾结外国势力黎智英及次子被捕, submitted on 2020-08-10 08:52:31+08:00.

—– 1018.1 —–2020-08-10 10:35:54+08:00:

快进到没收资产，禁止任何富豪在香港资产外流，看看本地中小企怎么哭爹喊娘。

—– 1018.2 —–2020-08-13 22:35:16+08:00:

富豪是香港中小企的资金上游，富豪如果资产不能外流，市场信心会大受打击，股市会暴跌，并且大企业与富豪持有大量地产，不能资产外流，肯定会出现抛售潮，两者夹杂下企业融资困难，市场需求下降，地价暴跌开始抛售房屋，会出现大量的失业与萧条。

1019: 梅艳芳幸好去世较早, submitted on 2020-08-10 10:40:15+08:00.

—– 1019.1 —–2020-08-10 10:54:35+08:00:

黄霑如果现在还活着，绝对被喷死，沧海一声笑附带不知道多少作品要被禁，他性格有不是那种逆来顺受的人，当初上香港电台节目，直接就着身份认同的问题开喷，道道道就是因六四而写的。

—– 1019.2 —–2020-08-10 12:08:48+08:00:

黄霑是传统大中华派，当年国内矛盾小，六四可以适当讨论。

他跟很多人，包括梁振英，政治上都是新港盟出来的人，有点精英治国的那个味，六四后这个互动路线在官方那得不到支持，不太走得通。

新港盟很多人是有传统中国概念，又想维持当下生活，又想跟北京搞好关系，又不愿意完全屈伸于中共希望有独立性的这么一个精英阶层。

结果就是后来中共直接扶持亲中派别，不采用新港盟的路线，新港盟就分裂解散，有的变成自由党，有的人如梁振英彻底投诚，有的加入民建联。民主派也有分裂，张炳良当初就是民主党的副主席。

他们之中有的人虽然政治立场不激进，但对历史事件态度是比较明显的，所以黄霑零几年接受香港电台访问才重申骂了一次，估计就是二十三条时可能怕给人感觉不好才表态。

1020: 习修宪的目的在于什么, submitted on 2020-08-10 12:19:37+08:00.

—– 1020.1 —–2020-08-10 14:09:47+08:00:

我当时认为习近平可能是要把党中央权力从政治局内拆一部分出来，让权力体系变成党中央、国务院同时受国家主席约束。

现在体系下，国务院名义是受国家主席提名和规管，任免权都在国家主席手里。

不过实际上我们都知道政治权力都集中在常委会和政治局，党本质上控制一切。

而国家主席目前排位在党总书记之后，在军委主席之前。

所以是不是有可能他想把党内权力搬出去一部分，在党外也立一个小中央，然后自己通过国家主席的位置控制党和政府呢？

目前看是没有任何迹象，但王岐山当副主席还办这么多事这是个苗头，从长远来说以前也有人对我这种看法认为不太可能，我自己也这么认为，所以要等以后有更多事件发生才好进一步推论。（我单纯就这个情况提出一种可能，本身我也不太确定）

未来我们不排除可能看到习近平退任党总书记，担当军委主席与国家主席，栗战书担任副主席，跟着党中央的总书记身份交给一个亲信。

习近平自己通过国家主席控制党中央，党总书记对国家主席负责，国务院总理也如实按照章程对国家主席负责。

可说到底还是那句话，没有发生的事，你重复一遍，等于你也有责任吧。

—– 1020.2 —–2020-08-13 22:40:29+08:00:

中顾委有实权的是个人，集中在一起够资格的叫中顾委，这次如果转移权力的话（假设存在），属于设置新机制了。

—– 1020.3 —–2020-08-13 22:40:56+08:00:

得等这届结束，我感觉习近平还是会退下，就是不一定是这一届还是下一届了。

1021: 7月猪肉价格同比上涨85.7%上微博热搜网友：吃不起, submitted on 2020-08-10 12:26:22+08:00.

—– 1021.1 —–2020-08-10 13:57:35+08:00:

来算一笔生活账：

猪肉价格现在基本已接近到了高均价最长阶段（上一次最长是今年年初，但均价比现在低1元左右）。

全国生猪的价格是每公斤计算，历史最高峰是去年10月28号的41.11元

37元以上价格大概持续了两个星期，大概有9天时间是40元以上，也就是说猪肉的平均成本是至少20元，之后很快下滑到38元以下，总的来说增长快下降也快。

随后很长时间生猪出厂价基本都维持在33元（每公斤）左右的均价。

然后今年年初时，因为春节的需求和疫情的影响，均价稳定增长到了36元，二月中到了今年的峰值大概38元左右，跟着用了大半年时间往下降，需求也在减少，以至于异常地掉到了26元（仍然是去年猪瘟扩大前的两倍价格）

跟着疫情开始经济幅度后，需求增长，生猪价格又扩大到了30元以上。

5月17是26.1元的新低价格，但6月3号价格马上增长回30.4元，6月4号增长到31.45元，20号增长到34.21元，一个月左右，价格增长四分之一。

最后7月1号开始价格涨到了35.96元，并且到目前为止都维持在37-37元的均价，7月9号峰值为38.24元，现在开始往下很轻微的掉，但持续一个月目前为止还没跌破36元。

而且这个是均价价格，各地猪价不同，海南今天生猪价格是42元，全国最低的黑龙江也要34元。

猪的出肉率一般平均在70%，而且卖到屠宰场时一般会瘦几斤，跟收购时价格还不一样，这里取五公斤左右，也就是说成本按照现在均价增加大约37X5=185元，算运输费凑整200元，当然这部分会算入成本。

中间到零售商之前，会有屠企成本、市场交易费、批发商在中间赚一部分利润。

实际上一头猪利润对猪农来说，不考虑猪瘟价格上升前，普遍毛利润在200-600之间浮动，一般都是200-300左右。

也就是说考虑整个成本，猪肉价格从猪农到商户贩卖，正常情况下成本大概提升了20-30％。

按照这个比例，参考现在的基础猪肉价格（现在已经没有存量了，跟去年还不一样）

全国猪肉均价37元每公斤，也即是生猪价格18.5元每斤，算杂七杂八费用约20元每斤，到零售商的价格不考虑现在人力成本增加的加价，按照2018年的标准算，每斤猪肉以现在市场均价要24-26元每斤（白条肉）

如果考虑市场人力成本问题，价格大概是27-30元每斤。

猪肉的不同部位价格不同，便宜的部位一般是主要肉价的一半到三分之一，但即便如此基础价格有在15元起，排骨肋骨估计都要40以上甚至60以上，普遍是在35元起到40元上这个价位。

因为去年价格暴涨影响消费，采用2018年的人均消费猪肉是22.83公斤（45.66斤≈46斤），取27-30元每斤的成本，年消费大约1242元-1380元（只假设所有人都从零售商购买自己做，不考虑任何餐饮加工的附加费用）

再算一笔经济账（以下均为现在价格以37元生猪基价算，零售按27-30元浮动）：

2018年全国人均可支配收入28228元，纯零售猪肉支出占比4.3%-4.8%。

2019年全国人均可支配收入30733元，纯零售猪肉支出占比4%-4.5%。

2019年全国收入中位数为26523元，猪肉支出占比为4.7%-5.2%。

2019年城镇居民收入中位数为39244元，猪肉支出占比为3.1%-3.5%

2019年乡镇居民收入中位数为14389元，猪肉支出占比为8.6%-9.6%

这里没有算餐饮加工的费用，因为没法有效统计，但再加个30%-50%我想没人有意见吧？如果这也算，平均猪肉价格支出超过10%是百分之百的。

然后再来看一个中国人均食品烟酒开支的比例（2019年，以27-30元零售成本算）：

全国人均食品烟酒6084元，猪肉开支占比20.4%-22.7%。

城镇居民人均食品烟酒7733元，猪肉开支占比16%-17.8%。

乡镇居民人均食品烟酒支出3998元，猪肉开支占比31%-34.5%。

那么从消费比例来看，这么大的开支虽然会因应地区原因价格有所下降，比如乡镇的开支可能低一些，城市价格在27-30元，乡镇或许在15-20浮动，但这么大的一个开销无论对城市还是乡镇居民，都已经有些超出承受能力了。

也就是说只能节省食物开支或吃其他肉类，并且自己做菜还有成本，一个月三千收入，单独猪肉就占比接近10％，就我国的猪肉自给率来说实在是不行。

算生活总收入猪肉占比只考虑零售最低最低都有3.1%，最高的将近10%，如果考虑加工费用，城市的破10%是没有问题的。

食品烟酒开支里，现在猪肉价格也占比五分之一，按乡镇居民支出比例算，城市的价格可能在他们年支出的三分之一（实际上应该是四分之一，因为农村猪肉会低一些，但不要指望太多）

现在祈祷其他肉类不要出问题，吃饭是个每天都要面对好几次的问题，吃不上想吃的，甚至被迫“改善伙食”，会让人暴躁，人暴躁了就要找抒发的地方。

1022: 不懂问下，为什么把邓小平理论写进党章的地位这么高, submitted on 2020-08-13 15:41:43+08:00.

—– 1022.1 —–2020-08-13 23:58:03+08:00:

邓小平党政军三个嫡系，党内胡耀邦，政府内赵紫阳，军队内杨尚昆，邓小平自己在这三个领域有有威信。

毛泽东死后，坚定支持毛路线的其实只有四人帮。

而华国锋为首的毛主义者，陈云等人为首的左派改革者，还有邓小平等人为首的市场化改革者。

三方其实对迫切需要改革这个议题没有什么争议。

最大的是矛盾是怎么改，往什么方向努力。

这个过程里华国锋被斗倒了，地方上赵紫阳和万里做出实干成绩，党内胡耀邦带头推华国锋，然后香港商人北上，这就敲定了党内的改革路线，拿出了各类的成果，让邓小平的党内地位被彻底确立。

但毛的东西不是被完全推翻了，七八十年代毛的那套东西，党内还是没法公开完全否定，或者说意识形态的转变上，左派有很大的优势，改革的早期就是思想路线的转变和再撕裂。

所以当时四川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赵紫阳支持并且推广，而那个年代这样说并不像现在社会一样理所当然，还是有非常大的顾忌，所以必须地方上实干出政绩，才敢推广。

陈云也寻求改革，不死板且对事不对人，看到对社会有利，也就默许下来，包括很多左派其实也参与了推动市场化改革，但他们本身也是阻力，比如这不可以改，那不可以改，今天的改革命令，明天撤掉之类的。

六四后，邓意识到一件事，市场化改革可能导致共产党下台，政治是哪个邓跟陈云等左派都是保守派，只有经济的改革上不一样。

反自由化狂潮下，胡耀邦、赵紫阳下台，杨尚昆下台的细节目前党内解密不足够，不清楚邓小平跟陈云、江泽民做了具体怎么样的交流，但现在看一些流出消息，也应该跟两派交换利益有关。

并且这也牵扯到了了十四大，南巡讲话前因为党内和政府都没了邓小平的一线人手（江泽民被推荐上位，国务院政府是李鹏接手，但有不少原改革派的团队。），保守派在疯狂开倒车，最后逼的邓小平出来南巡讲话。

所以十四大基本上是党内一个矛盾解决的过程，南巡讲话后双方和解，敲定了基本的政治路线，邓小平事后拿掉了军队，完全放权给江泽民，陈云等人也不积极干预政治，胡锦涛和温家宝作为接班人的身份也被确立。

这是两派从华国锋倒台后斗了十几年的一个最终结果，属于大和解，敲定了基本的政治路线。

意识形态的思想理论名义是邓小平的，但路线是陈云的（国家资本主义或红色江山），双方可能私底下做了交易。

所以十四大过后，到第十五大时，邓小平思想理论写入党章就是势在必行，陈云95年死了，邓小平到97年初才死，当时邓提拔的第二轮有改革派和团派背景的人，尤其是朱镕基、胡锦涛都已经在党内有实权和地位，十五大九月召开，江泽民想反悔都没有任何余地。

江泽民是投机者，无所谓左右，陈云不积极主张路线斗争，邓也不主张，党内就稳定。

十五大时，两派领袖都已经死了，经济改革已经成为既定事实，人大常委的主席团里，除了江泽民外，乔石、李瑞华、万里、田纪云、朱镕基、温家宝、习仲勋，在路线上都是支持市场化改革的。

军队内邓小平仍然有刘华清，并且包括杨白冰在内，两人都是十五大的人大主席团常委，就算不是军队的，政府内比如姜春云、邹家华这些都是支持改革路线的人（所以李鹏虽然有陈云推的作用，但李鹏本身也不是积极否定改革，他跟邹家华等人关系还很近）。

国内不可能公开教说党内在四人帮和华国锋倒台后，还经历多次政治斗争与政变，最后一大堆桌面下的私人交易把矛盾解决了，但最高层的事到最后还是必须拿出来给全党讨论，所以写入党章就势在必行。

不写入党章意味着还可以推翻，写入了等于做实了，党内没人好反驳，比如现在习近平想开倒车回毛时代，老人们想批评他就可以借邓小平理论来当话柄搞针对。

1023: 为什么休克式疗法在俄罗斯大败，而在其他之前采用苏联计划经济的国家（如波兰和一些从苏联分裂出来的共产主义国家）却大获成功？, submitted on 2020-08-13 18:43:28+08:00.

—– 1023.1 —–2020-08-14 01:16:04+08:00:

归根朔源，是因为戈尔巴乔夫时代改革失败，同时苏共高层保守派政变，这两点是苏联末期倒台的直接原因，也是休克疗法后来不能持续其效果的关键问题。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并不是从很基层的地方入手，而是从上往下放权给国企头子试图模拟市场化生产，结果失败了，改革没搞好，保守派政变打断了戈尔巴乔夫的新苏联计划。

结果是保守派政变还失败，导致了苏联过渡到俄罗斯的过程太突然。

从苏联过渡到俄罗斯时代，其实休克疗法本身是成功的，但问题在于，执行过渡时，市场化的生产力和消费者能力都不足够，这就造成了生产需求不足。

突然间原本计划经济体系里生产的必需品下降，但市场化没准备，很容易造成新萧条。

第一是失败的私有化推广，第二是应该循环渐进的过程被政变给加速打断。

从事实上来说，休克疗法其实是成功了的，但在事后解决问题上，核心关键不在于是否有外援提供大量资金稳定市场，而是苏共体制太僵化，基本上已经无法有效的理解市场化的经济与货币政策。

其实计划经济体系过渡到市场化的过程很简单，两个系统，A是计划经济，B是市场经济，A生产需要听指令，B会自行出现指令生产。

所有人都依赖计划经济时，指令效率低导致生活困难，生产效率低代表消费和经济活动跟不上，政府税基一旦吃过工业化红利继续想发展就越来越困难。

所以需要可以自行制定指令的企业，市场化是无可避免的。

总量100（单位）的工业产品需求，计划经济原本提供100，制定价格但不能有效维持经济时，想过渡到B，就必须有私营企业接盘。

中国也是经历休克疗法过来的，两次价格闯关，第一次有过热但给停了，第二次渡过就彻底解决了。

中间花了近十年时间，让社会的工业所需，可以适应从A的100%与B的0%，慢慢的变成A75%与B25%，再到A50%与B50%，然后某一天突然把价格放开。

市场上的大量需求，让民营企业有能力承担社会相当大数量的消费品生产，脱离了国企社会又不会出现广泛意义上产品缺乏，比如俄罗斯的城市断粮。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就是直接放权给负责生产的国企，指望他们可以自行市场化，或者说“有别于传统计划经济的高效率生产”，结果证明是完全不行的，而且这还成为官僚们从改革里捞钱的一个关键步骤。

休克疗法放开价格后的恢复经济重心，其实就三点，第一是稳定生产，第二是有稳定消费，第三是社会财富循环。

因为计划经济时生产效率已经不能满足全社会需求，作为媒介的指定价格等于让政府去扛一个根本无法负担民众生活需求的汇率水平，所以油价一跌就全完了。

俄罗斯在市场化的过程里，第一社会产能实际上在转变的过程里有下滑，第二跟中国国企下岗时一样，很多人因此失业，社会很多人没有能力稳定消费，没有消费就没有需求，第三财富循环上，有消费才能有需求，正常来说都会慢慢恢复。

但是，原来的政府官僚体系从中榨取利益，变为私人财产后人人都想保值，没有消费甚至雇佣，就跟溪水被截断了存在箱子里一样，下游没了水，河流也不会有水蒸发成雨云再落下。

休克疗法可能带来大量的失业，海外援助主要解决的就是通过政府提供社会保障金或其他形式投资，把大量的资金注入到市场里，可以挽救萧条带来的失业，而俄罗斯跟当做中国不一样，中国是已经持续数年有外资涌入，香港带头背书，改革也是从基层开始。

苏共保守派不政变，戈尔巴乔夫继续试错，新苏联其实基本上已经是把原来苏联不能维持的成本问题转嫁，一定要在短期内维持苏联的框架是因为苏联立国的国策就比较蠢，产业链均分，波匈事件后又要砸钱，继续维持旧框架只会死的更快。

如果外援的低息债到账，但在分配的过程里，仍然被跟水獭一样的僵化落后官僚体制给截胡，就算加倍投进去也一样，膀胱堵塞，尿不出来，跟有水没水不发生关系。

无论是改革的早晚，还是改革过程里发生的事情与成败，苏联都是从头到尾都叫一个反应又慢又迟，制度还严重畸形，最后还是苏共自己把苏联送进了历史，没有八一九政变，苏联至少还能续十年甚至更久。

这些也为后来休克疗法后，没有足够经济改革与资金铺垫支撑市场避免萧条有关，再到后来俄罗斯经济不行，纯粹是回归本色了，各类物资生产指标都不如苏联，但也没听说过闹饥荒，说白了计划经济光堆数据，分配效率是现代经济学没法严格统计的，只能靠货币这种媒介来粗略总结，为此还要创立一大堆标准，然后互相换算才能得出大概。

还有就是，不是休克疗法后国家经济就能起飞，经济起飞的本质，是上游市场对下游的某种依赖所带动，比如人力市场。

中国吸收了全球大部分发达国家的劳动力需求，这也是中国能快速发展的最核心原因，苏联改革时，中国有香港，内部改革方向分歧比苏联小，体制经历了一轮洗礼，并且经历了多年的铺垫，外部资本已经被带动到中国，海绵吸了绝大部分的水，挤不出太多给俄罗斯了。

俄罗斯后来属于给苏联时期错误的历史发展还债，中国七十年代中后期就开始在地方上搞改革了，苏联还在后勃列日涅夫时代，安德罗波夫不死苏联也许还能改革一下续一波，但到戈尔巴乔夫时，其实已经晚了。

说到这有些内容超纲，但我感觉说详细复杂些，有助于理解内容。

—– 1023.2 —–2020-08-14 12:12:12+08:00:

这些巨富持有财产，但并不参与高效率的分配，也就是说他们起到了一个蓄水池的作用。

整个经济系统要有财富流动性，但因为萧条或者追求资产保值等原因，当大量的财产积聚在少数人手里，而他们又无法有效消费或花钱雇佣时（苏联国旗改革和开始改革时压根没法有效对接市场化需求），社会上流通的资金就会减少。

不是社会总财富减少了（当然卢布贬值带来的对外贸易压力另算，对国内来说还不至于），而是投入到社会的资金某个环节出问题，这也是为什么我说他们是市场经济的里的水獭，囤积水坝会导致下游资金干涸。

货币的流通性只看认受性，给这种认受性背书的是本国的生产效率与长期经济信心，苏联当时可以说是没有这些东西。

而苏联的卢布区，当时没有采取严格的紧缩政策（基本上没听萨克斯，俄罗斯有没有忘了，但其他卢布区的国家，面对财政下滑都采取了印钱解决）。

所以到最后的结果就是卢布区汇率崩溃，因为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化中间这个体制和责任分配机制实在太僵化了（卢布区各国的货币政策不统一，等于朝鲜也可以印人民币对中国购买，朝鲜无限印钱的结果就是人民币一毛钱不值）

在脱离了卢布区的管束下，无法维持原来的生产效率，而也正是因为管不住下属国家才导致苏联内部的危机，所以这是个死结。

典型一个例子，我记得之前看过马蔚云文章讲有个数据是乌克兰银行，92年夏天给国内企业提供了5000亿卢布的信贷，同年夏天俄罗斯央行给乌克兰的技术性信贷是100亿卢布，这个差距是极大的。

并且同时俄罗斯禁止信贷直接兑换货币，或者有条件直接给现钱才能买俄罗斯货品，这就造成了俄罗斯希望通过打造卢布区维持汇率稳定来加强对外贸易的目标之一，彻底失败了。

然后更神奇的现象，其实跟现在中国很像，那就是虽然卢布区成员国拼命放水，动辄几百亿几千亿的卢布信贷投入到企业，但因为俄罗斯央行的政策禁止信贷直接兑换卢布或以此购买俄罗斯产品（俄罗斯在卢布区内占据主要生产地位）

也就导致了俄罗斯生产七八成的产品，又禁止卢布区成员国用信贷来买东西，要么就是买俄罗斯的信贷来购买等值货物。

而卢布区成员国，比如乌克兰，之前放水一大堆信贷，但国内货物却严重不足，可能一个小国占据的生产力只有不到一成，大部分生活必需品需要从俄罗斯进口。

信贷发给国内的企业，但企业又没法兑现，大量的信贷投入进去，可却看不到有流动性可言，结果就是虽然好像有一大笔钱，但卢布区成员国压根没有卢布，最后卢布区根本就撑不住。

所以更别提对外贸易了，卢布想通过卢布区建立硬通货稳定生产与贸易的目标就失败了。

连国企私有化，很多成员国都是休克疗法和卢布区失控后才全面展开，就这样的国家能有好就怪了。苏联改革最晚不能超过85年开始，勋章帝虽然当时死了，但他末期如果改革不会这么惨，直接坑了俄罗斯几代人。

如果当时成员国都采取货币紧缩政策，让国内生产力与效益和卢布的流通量对称，而不是为了救市在没有流动性的前提下滥发信贷，现在应该不会这么惨，但说到底这个弊病是一大堆僵化和不可逆问题造成的。

1024: 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主任沈春耀的一番言論被評論區網民罵翻, submitted on 2020-08-14 15:46:30+08:00.

—– 1024.1 —–2020-08-14 15:48:25+08:00:

你们转载时，最好习惯性自己把内容贴出来写出来，要不然404了就没人知道你说什么了。

1025: 推友们，请问你们觉得哪首歌旋律适合作为国歌？, submitted on 2020-08-14 15:52:33+08:00.

—– 1025.1 —–2020-08-14 16:33:25+08:00:

茉莉花，宋明古曲，歌词需要改一改，曲子基调合唱版非常震撼。

1026: 宪政化的可能？, submitted on 2020-08-15 10:53:40+08:00.

—– 1026.1 —–2020-08-15 22:04:30+08:00:

reddit没@投入的话其实看不看到纯随缘，我最近刚好忙其他事，比较少刷帖，有人告诉我这贴，要不然其实可能没机会看到。

其实宪政化这个议题讨论空间不大，因为发生了才会有结果，普遍来说，任何事都有可能发生，但从现在的常理推断，显然未来不可能。

因为中共下台不是一个人，而是一整个集团，持续了近百年的贵族&官僚体系失去话语权的开端。

宪政需要有一个遵守与形成的过程，作为社会最大公约数的写证之一，怎么履行，怎么验证，这些本身就后于中共失去权力的结果开始。

其实我很忌讳形而上脱离物质基础去延伸讨论政治或法律框架本身，一个社会必然有其随工业化转型的过程。

就像中国或土耳其，哪怕有一个实际的宪政与制度，维系其更倾向于民主化的基础是脆弱的，有很多人天然的更倾向于威权主义，从历史上来讲，这是一个有不少人仍然从经济上不迫切需要民主化或自由化的年代。

中共特权其实已经有很多合理化了，比如特供制度，户籍制度，还有习近平上台后的各种“制度改革”。

在两个矛盾争议最大的关键节点上，中共都走的比较好，比如第一次意识形态破产，找到了改革开放的道路，第二次在六四后不是退回计划经济，而是继续抓紧经济发展，通过扩大资源的总体数量，来抵消分配效率低下的问题。

但越发展，越会跟传统的市场化经济接轨，也就无可避免受传统的市场经济危机影响，资源增幅到一定程度开始自然下降，社会将自然而然把矛盾的重点回归到分配效率上。

所以我们可以推导出，随着资源总体增速下滑甚至倒退，社会的资源分配效率却越来越低，理性上中共会将更多资源集中在自己的控制下，比如国企资源的扩大与政府垄断更多市场份额，或者将原本纳税人的公帑所构筑的社会保障体系，当做一种武器去约束个体，继续将社会原子化。

可这不意味着中共会无端继续将特权“公开化”，就像现在许多细节上的特权，是隐藏在一大堆大众难以触及的繁文缛节后，社会总体资源增速与传统的“寒蝉效应”形成了一个质疑特权的成本问题，中共总是表面漂亮话会说一些，真正铁拳维护自己利益不会留情。

想来不会在资源减少时，给人话柄做宪政化去通过法理来合理化自己的执政与特权基础。

1027: 数字人民币将在京津冀等具备条件地区试点: 替代现金, 匿名交易, 无需银行, 尚无推出时间表, submitted on 2020-08-15 22:54:51+08:00.

—– 1027.1 —–2020-08-16 12:32:07+08:00:

各种优势，税务优势、追踪优势。

但我觉得核心还是给超发提供了空间，加强通过经济控制社会的能力。

比如制定发数字货币作为全部或部分工资结算款，按照官方说法是商业结构准备对等的准备金，但实际上如果到了有需要的时候，其实是可以无限贬值的，连纸币的成本都没有。

而假若政府大范围的覆盖了国内的市场机构，指定要用官方提供的数字货币来发国企或政府工资，官方想通过该手段达到某些目的，比如限制你消费，刺激民众消费，都是可行的。

部分工资指定用数字货币发放，而有部分产品只能用数字货币购买，政府在不断扩张货币政策的同时，你要么去买政府指定的产品，要么不买等通胀。

如果这东西全面普及，纸币使用占比下降，银行截断你的资产与消费权力轻而易举，纸币没法监控到个人，数字货币就算交易离线，官方也有极大的操作空间。

官方可以通过你的消费记录，知道你的行踪，你的想法和私人信息。

1028: 客观地说，自由民主选举在中国至少100年行不通, submitted on 2020-08-15 23:58:31+08:00.

—– 1028.1 —–2020-08-16 11:42:43+08:00:

社会在工业化时代，可以高度脱离公权力运作，很多人观念里没有那种“公权力参与少的社会仍然可以良好运作”的观念。

民主制度，本质就是在一个基本框架里，大家无所不用其极的互相斗争，任何人认为选民或族群会永恒不变，或者纯粹按照他们自己预期里的那种传统观念去参与到社会里，都是不切实际的。

也就是说，选举是为了社会更好的按照工业下天然的社会模式自然运作，而不是为了让社会往某个人为预期方向去进行塑造。

任何一种刻意的塑造，最终都失败了，纳粹法西斯的国家资本主义、苏联的计划经济都失败了。

要通过内战把大众的意见拉回到更安全的选举，这样的社会就无法避免内战，考虑到人不是机器，总要追求美好的生活，那么根据自然规律与人性的发展结果，就是内战后大家会寻求重塑社会的基础。

那也就是选举，形成一个社会最大公约数，而这个最大公约数的获取办法，可能有很多种。

所以我从来不认为内战是一件绝对要避免的事情，就像旧社会里，遵从皇权的人，你是不可能改变他们的脑回路的，那么当代社会遵从威权的人，也是一个道理，假设双方谈得拢，就不需要内战。

谈不拢，内战就会淘汰落后的或者人口更多的人，只视乎这个社会的生产模式发展到哪一个阶段。

比如，人口众多的国家里，大部分人都是支持威权主义，那么少数人寻求的公权普及化是不可能成功，这个社会将适应这种威权管制，直到该族群让出生存空间给其他附近地区（通过战争、内卷化或错过产业升级，如上个世纪的阿根廷，他们的社会结构问题重重，让出了发展机会，给北欧和欧洲一些国家崛起的契机，很多精锐跑路到欧洲或美国）

如果到了威权主义是少数或者较为弱势的一方时，那么就轮到威权主义从这个地区长期被淘汰的局面了。

我们避免内战，回避杀人，是因为我们寻求理性解决问题的办法与遵循内心道德观的约束，但同样理性的思考，内战也跟野火一样，在草原上可以带来新的生机，在话语权上淘汰落后的社会某一群体（不是指物理消灭，而是话语权的转移），跟着社会能自行的按照人性自然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