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3 王淑平：揭露中国“血祸”和艾滋疫情的医生|BBC中文
593 王淑平：揭露中国“血祸”和艾滋疫情的医生|BBC中文 ——
野兽按：今天因为要推介卢昱宁，而在youtube上搜索他的信息，结果输入名字，啥都没有。油管审查了？输入“非新闻”才找到了几个新闻视频，提到了他。比如以下这个视频，2019年11月29日这期的亚太报道里也提到了揭露河南艾滋病血灾的王淑平医生，于是来向大家推介王淑平女士，让我们记住这些勇敢良善的中国人。
王淑平：揭露中国“血祸”和艾滋疫情的医生
2019年9月26日
王淑平医生在美国犹太州去世，心脏病发作，享年59岁。
她生前是个普通的医生，研究流行病，30多岁时做了一件职责范围之内但需要勇气的事，然后为此付出了人生代价。
“吹哨”是件危险的事，因为会触动某些暗黑利益；吹哨者个人往往会因此付出代价。
王淑平生前最后一次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没有考虑自己的命运。这是医生职业操守的第一条。”
她去世前不久，以20多年前河南艾滋村和“卖血经济”为题材创作的一出舞台剧在英国伦敦上演，名为《地狱宫殿的国王》。
编剧高雅竹（Frances Ya Chu）是半个华裔，父亲曾任美国外交官，母亲是台湾人。她见过王淑平，对20多年前河南的“卖血经济”并不陌生。
王淑平1991年开始在区卫生局下属的血站工作。
不久，她发现当时在河南盛极一时的“卖血经济”中一个可怕的安全漏洞——艾滋病病毒和肝炎病毒携带者卖血，血站的血液制品受了污染，然后又通过不同渠道传染给健康的献血者和更多无辜的健康民众。
血站本身成了一个公共卫生隐患。
中国当时实行禁止血液制品进口的政策，以防止海外的各种病毒通过血液制品入境。但国内在血液的采集和处理方面十分落后，没有任何预防污染、交叉感染的措施。
许多人卖血求生，但对这个过程中的病毒感染危险没有丝毫概念。无论是官办的还是民办的血站都没有肝炎和艾滋病毒排查机制。因此，丙肝病毒在各地的采血站畅通无阻。
王淑平写疫情报告，最后卫生部下令必须对献血卖血者做丙肝病毒检测，她则被直接上司调离血站。
她随即成立了一个临床检验中心，挂靠在卫生局，财务自理，主要工作是筛查血液样本。
很快，她发现一个更恐怖的漏洞：一位艾滋病毒携带者曾在4个血站卖过血。
写报告请求血站排查艾滋病毒携带者，又被告知太费钱，事情又不了了之。
王淑平采集了4百多份血液样本，发现HIV抗体阳性反应率均在13%左右。
1995年冬，她坐下来开始写疫情报告。地方卫生部门不理睬，次年到北京“上访”，把报告和检测数据上交卫生部。
她知道这么做意味着给自己惹麻烦吗？
“我当时没这么想。我以为马上会采取行动来解决问题。作为医生，我首先考虑的是病人和公众的利益，不是我自己。我有机会修改报告，而且事情越来越清楚，如果不这么做会有后果。
“我遇到了巨大的麻烦，涉及到权力金钱和无钱无势者的冲突。我决定为感染丙型肝炎病毒和艾滋病毒的无辜的人站出来。”
王淑平去世前一个月接受伦敦Hampstead剧场官网采访，她这么回答。
最后的结果是她被开除公职，与丈夫离婚，告别子女只身前往美国，从此再也没有回过中国。
她的吹哨达到了目的。1996年，中国各地所有的血站都关门整顿。血站恢复工作后，增加了抽血前必须查验艾滋病毒（HIV）这一项。
王淑平很开心，因为很多人将因此免于无辜感染病毒。利益受到打击的人很不开心，包括地方卫生系统官员。
去世前不久的一天，王淑平接受BBC广播4台《女性时光》节目采访，回忆当时的情形：
“有一个地方卫生官员在一次公共卫生工作会议上公开抱怨，说哪个家伙那么大胆，居然把这事报告到中央。
我站起来说，报告是我写的，我是女人。”
1996年晚些时候，一名卫生官员告诉王淑平，她被停职了，可以回家伺候丈夫。
她当时的丈夫在卫生部门工作，因为妻子“吹哨”揭露河南“血祸”，在机关也受到排挤。最后两人离婚。
2001年，王淑平只身一人移居美国，英语名叫 Sunshine，意思是阳光。
就在那一年，中国政府承认华中地区面临艾滋病危机，至少50万人在血站卖血后感染艾滋病毒。河南是艾滋病毒疫情最严重的一个省。
政府后来开了一家专科医院，专治与艾滋病相关的病患。
很多年以后，王淑平和美国人盖瑞·克里斯滕森（Gary Christensen）结婚，到盐湖城定居。她在犹他州大学当研究员。
但往事并不如烟。2019年，中国安全部门找到她在河南的亲属和以前的同事，目的是设法让她出面阻止高雅竹根据她的经历获得灵感创作的舞台剧公演。
她没有答应。《地狱宫殿的国王》9月5日如期在伦敦公演。
9月21日，王淑平在和丈夫和友人在盐湖城登山途中猝死。据信她死于心脏病。
王淑平承认，说实话付出了代价：工作没了，婚姻破裂了，幸福消失了，但同时救了成千上万人的命。
她的朋友高大伟 （David Cowhig）得知王淑平去世的消息后发推特致哀：
“她是个意志坚定、无比乐观、极富爱心的女性。”
“（她是）我的英雄。我的朋友。”
王淑平（1959年10月20日－2019年9月21日），河南扶沟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生。在帮助曝光河南血祸之后的几年中失业、离婚，后移居美国。
在河南血祸事件后，王淑平被开除公职，并与丈夫离婚。2001年与子女告别后独自一人移民美国。她后来与美国人盖瑞·克里斯滕森（Gary Christensen）结婚，居住于犹他州盐湖城，并在犹他大学担任研究员。
2019年9月21日，王淑平家人对外宣布，王与丈夫在盐湖城附近的峡谷登山途中，因心脏病突发而逝世。
天涯笔客 / 法制与民声
我们在感叹岁月静好的时候，可曾想起，那些曾经在背后为我们负重前行的人？“为众人抱薪者，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为自由开辟道路者，不可使其困顿于荆棘。”
01 被遗忘的“吹哨人”
2019年9月21日，在美国犹他州一所普通的医院里，一个59岁中国妇女因心脏病发作默默去世。
她的死，在世界上没有掀起任何一丝波纹，仿佛她从来就不曾来到过这个世界。
她叫王淑平，与李文亮一样，曾经是一名医生，同时她还是20多年前“河南艾滋血祸事件”的“吹哨人”。
与李文亮去世后引发万民同悲，官方祭奠的结果完全不同的是，王淑平医生去世后，没有任何人为她祭奠，除了亲友外没有任何人为她悲伤，媒体没有半个字的报道，甚至没有任何人为她“正名”。
因为敢说真话，勇于揭露河南盛极一时的“卖血经济”中一个可怕的安全漏洞——艾滋病病毒和肝炎病毒携带者卖血。王淑平工作没了，婚姻破裂了，幸福消失了，甚至被迫流落海外，但换来的是成千上万人的生命。
临终前一个月，王淑平还向亲友们坦言：我当年没有考虑个人命运。
02 “吹哨”的后果，很严重
1991年，王淑平31岁，生活宁静，家庭幸福美满。对一个女人来说，或许正是她所需要的生活吧。
但一件事情的发生，彻底改变了她的生活，也让她由此开始了多灾多难的命运。
彼时，王淑平在河南周口地区卫生局下属的某血站工作。不久，她发现当时在河南盛极一时的“卖血经济”中存在着一个可怕的安全漏洞——艾滋病病毒和肝炎病毒携带者卖血，由于没有任何预防污染、交叉感染的措施，血站的血液制品受了污染，然后又通过不同渠道传染给健康的献血者和更多无辜的健康民众。
更可怕的是，当地还存在很多没有任何卫生资质的民间私人血站，一个会计、两个护士、几个针管、几瓶酒精，把牛棚改造一下，就成了人们趋之若鹜的“采血点”。
出于高额利润的关系，这样的“黑血站”还像雨后春笋一样在各地越冒越多。有人统计过，1993年，仅驻马店地区就有33个。
1991年间的河南周口地区，经济尚不发达，很多急需用钱的村民，就通过卖血这一途径去完成对金钱的需求，这种现象在当地比较普遍。
许多人卖血求生，但对这个过程中的病毒感染危险没有丝毫概念。无论是官办的还是民办的血站，都没有肝炎和艾滋病毒排查机制。
这是一个巨大的漏洞，必须得堵上，要不然将会有成千上万的人在不知不觉中被感染上艾滋病和肝炎病毒，会害死很多人的。王淑平这样想。
后来，王淑平又发现一个更为恐怖的现象：一位艾滋病毒携带者，曾在4个血站卖过血。
这个发现太惊人了，出于职业的道德感和良知，王淑平将此发现写成了详细的报告，请求各血站排查艾滋病毒携带者。
有人提醒王淑平，这样做不怕给自己惹麻烦吗？
但王淑平已经顾不了这么多了。作为医生，她觉得首先考虑的应该是病人和公众的利益，所以决定为感染丙型肝炎病毒和艾滋病毒的无辜的人站出来。
但结果是被有关方面被告知：太费钱。
事情就此不了了之。
再后来，王淑平又从收集到的400多份血液样本中发现，超过10%有艾滋病毒。
工作越久，良心越受煎熬。但王淑平只是个“小人物”，她根本无力改变这种让人痛心的事实。而且，她还明白，自己的行为还涉及到权力金钱和无钱无势者之间的冲突。
1995年12月，王淑平最终做了一件在很多人看起来是“大逆不道”的事：她将血站中存在的各种安全隐患和血色漏洞写成了详细的调查报告，上交到周口地区卫生局。
其结果，很失望。
王淑平期待中的有关部门快速采取雷霆并没有如期而来，她不甘心也不忍心看着越来越多的无辜者继续遭受“血祸”的毒害。次年，她又把调查报告和检测数据上交卫生部。
王淑平的“吹哨”的后果，很严重！
她最终被开除公职。她当时的丈夫在卫生部门工作，因为妻子“吹哨”揭露“血祸”，在机关也受到排挤，最后两人离婚。
03 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
1996年底，王淑平的“吹哨”终于见到了成效，在上级有关部门的重视下，国内各地所有的血站都被关门整顿。
血站恢复工作后，增加了抽血前必须查验艾滋病毒（HIV）这一项。将有多少人因此而免于无辜感染艾滋病病毒？这个数字无可估量。
但这些，已经和王淑平无关了。
没有鲜花，没有掌声，没有荣誉。有的是凄凉的孤身一人流落江湖。
其时，网络在中国刚刚起步，所以，也没有人知道，在血站被整顿增加查验艾滋病毒（HIV）这件事情的背后，还有着这样一位被开除工作，被离婚，被流落江湖的“吹哨人”。
2001年，王淑平只身一人移居美国，英语名叫 Sunshine，意思是阳光。
就在那一年，华中地区艾滋病危机获得承认，至少XX万人在血站卖血后感染艾滋病毒，其中河南是艾滋病毒疫情最严重的一个省。政府后来为此专门开了一家专科医院，治疗与艾滋病相关的病患。
寂寞长我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
毛主席《蝶恋花·答李淑一》里的这句经典诗句，是我闻知王淑平去世的消息并了解到她的事迹后，第一时间在心里为她写下的祭奠词。
04 她为苍生吹过哨
前段时间，在所有祭奠李文亮的文字中，有一句话被频频提及：为众人抱薪者，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对于王淑平来说，又何尝不是如此。
她在众人都在酣睡或者装睡的时候，独自一人吹响了“血祸”的哨子，然后承担了不该承担的后果。
王淑平之悲，何尝不是时代之悲。
此前，我们一直在呼吁，人民的利益是政府工作的出发点，一些官员的思维方式真的要改变了！我们必须承认事实，说出真相，遵循科学，尊重专业。我们更要重提实事求是，鼓励全社会一起讲真话，一起保护讲真话的人，这是国家迈向现代化治理的基础前提。
我希望从今天起，我们每个中国人都应该在心里记住王淑平这个名字，她更应该被记载在历史上。
王淑平的墓碑上更应该增加这样一句墓志铭：她为苍生吹过哨。
人们常说，“为众人抱薪者，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为大众谋福利者，不可使其孤军奋战。“但这是人们的理想，而现实是：那些抱薪者和开道者，本就冲在最前面，做着最辛苦最危险的事情，他们一定有更大的概率受伤和经受痛苦。
大多数人的希望他们好好活下去，是因为人们知道他们才是这世界的光，下一次困难来了，他们还会继续冲在最前面，去做抱薪者和大众谋福利者。
不要等到自己冻僵濒死的时候才想起，这世上的确有过为众人抱薪的人。只不过因为我们的冷漠，他们早已冻毙于风雪。
05 致敬那些照亮龌龊与黑暗的“吹哨人”
在科学面前，权力不能垄断真相，而与权力相比，“吹哨人”更接近真相。平时他们不显山露水，一旦突发公共事件等危机来临，立即能够凭借专业知识和经验发出预警，从幕后走向台前，成为看护社会公共利益的“逆行者”。
在中国，如王淑平一样的“吹哨人”还有很多。
揭露地沟油洛阳电视台记者李翔；
自费揭露乳业造假的蒋卫锁；
“三鹿”点名记者 简光洲；
揭露皮革奶主持人赵普；
中国揭黑第一人，调查“山西疫苗乱象”记者王克勤；
......
我们在感叹岁月静好的时候，可有曾经想起，那些曾经在背后为我们负重前行的人？
我只是想恳请你们，不要这么快将他们忘记。他们像一剂剂疮药，用生命止住了这个社会的溃烂，使你们得以避免更多的疼痛和折磨。
你们可曾想过，那些为我们负重前行的吹哨人，他们其实也如你我一样，是幼子的父母、是老者的儿女、是爱人的肩膀。他们为这个社会祭献了生命和前程，他们那小小的家庭又获得了什么？
我更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记住，在一次次公共事件的背后，总有一些人，在用点燃自己的方式，照亮了那龌龊的黑暗。
“为众人抱薪者，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为自由开辟道路者，不可使其困顿于荆棘。”如果万一你们被身上的痈疮疼醒了，我希望你们能记住这句话。
高耀洁：我的耄耋时光
2013年10月23日
BBC英国广播公司10月推出“巾帼百名谈天下”（100 Women – Half the World Speaks）特别系列，通过互联网、电视和广播，从妇女的视角讲述那些震撼人心的故事，了解当今妇女的生活、她们面临的风险、挑战、机遇。
“中国防艾滋病第一人”高耀洁医生自从揭露上世纪90年代中期河南农民因卖血和当地的“血浆经济”导致艾滋病蔓延惨剧以来，多次受到河南当地政府阻挠。高耀洁于2009年离开中国，前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目前居住在纽约曼哈顿上城。本文是高耀洁本人讲述她决定离开中国的原因和过程。如今87岁高龄的她在美国将她知道的中国艾滋故事撰写成书。
自2007年从美国领奖回来以后，我大多数的时间都花在整理这十几年来我在艾滋病调查中所获的资料。我对外界情况的了解也少了。不过，来找我的记者与艾滋病人有增无减。2008年1月就有58个艾滋病人来找我求助。
2009年3月下旬的一天，我接到法国驻华大使馆打来的电话，对我说法国要给我发一年一度的“杰出妇女奖”。我没怎么听清楚，答说：“4月中旬，我要到上海参加《南方周末》的颁奖典礼，到时我们可以当面详细谈。”对方回答说好。不巧，《南方周末》主办的这个“中国梦践行者”致敬盛典的时间被推迟，我就没有去成上海。
一、离家出走
到了5月6日上午9时许，我突然觉得气氛不对。我的电话又出故障，打不出去也打不进来，电脑也出了问题。我去小区门外超市买午饭时，发现小区内突然多了不少陌生人。他们目光异常，使我回想到2007年2月赴美领奖前被地方政府部分官员软禁前的情形。我中午饭也没来得及吃，假牙也没来得及带，两手空空，只取出电脑的硬盘(里面有三本书稿)，心想我不能放弃！我把硬盘放在内衣兜里，匆匆从小区后门离开了家。我这次外出，完全是为了保住这些记录着艾滋病人生命和遭遇的资料，不能让这些资料白白地消逝。2007年3月我赴美国领取“生命之音”奖时，尽管很多议员出面留我居住美国安度晚年，我坚持要回国，一是为了这些材料，二也是为了我救助的艾滋孤儿们。岂料近两年会出现这样的生活呢？
我这个风烛残年的老人，非万不得己，不会只身出走在外，这次盲目外出，不知所从，只是为了把这些资料（艾滋病疫情的三本书）留给后人。苍苍大地，茫茫人海，何处是我栖身之地?。
我80多岁了，行走困难，离开家之后先到北京，又到成都，最后朋友把我安排到广州郊区，住在一个农家小楼上，天天修改书稿。此处离大学城很近，有不少志愿者和大学生来帮助我，他们每天都来两到三人协助我，为书稿打字，这给了我莫大的安慰。
那时，我多次思考,多次流泪。我只是为弱势群体说话，救助他们，一切活动都是自费，先后花去人民币一百多万元，我没有向政府要过钱，也没收任何人捐的钱，即便情面难却时收下钱之后，改日再把钱还他。
我为艾滋病受害者呐喊，是一个医生的职责，为什么一些地方政府官员要对我进行各种打压、造谣、诋毁并限制我人身自由？为什么对我的工作进行多次阻扰？甚至在农村疫区悬赏500元举报我，阻止我进入艾滋村？我往贫困地区邮寄书籍、衣物，多次大量丢失，我的电话经常打不通，我出门经常有人跟着。
我想来想去，不知哭了多少次！我权衡了利与弊，我想，本人若无声无息地死去，我手里的资料便石沉大海，而且外界一无所知。最后我决定出走。我托香港的朋友帮我联络，请他向我2007年在国外认识的朋友打了个电话，说我已经离开了家，无处可归，需要出国。7月中旬取得联系，7月下旬开始办外出手续。国外的朋友转托在美国的华人组织，请他们派人来接我。
离开国内时有大学生送行，临上飞机前，其中一位大学生送我到机场入口处，他交给我一个字条，他说：“奶奶，你到飞机上再看……”。我上了飞机打开一看，字条上写的是他的个人感悟和凭良心做人的信念。8月7日晚上十点离开了广州白云机场，途中三次转机，8日抵达目的地，我的心中一块巨石落了地。接纳我的是山东同乡，住在他们家里，他们全家都对我的生活照顾得不错，特别他家的三个孩子给我增加了快乐,其他诸位同人们帮我工作与生活, 如郭医生等,在那住了七个多月，我非常感谢他们。
二、寄居纽约
我离开家后，在国内外辗转多处，最后到纽约。2010年3月，我被哥伦比亚大学聘为访问学者，由外地搬往纽约，因为身体原因，有中国留学生陪我居住,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们经常来看望我,特别是懂中文的東亚研所所长来的最多,我每次生病住院,他都赴医院探视我,为我将要出版的“艾滋病相册”写序, 令人深深的感谢!更促使我有信心尽力的、作好我要做的防艾工作，把书稿修改的完好、出版,让世人知暁中国艾滋病血传播的真相。
在此期间，我两次因血栓住进医院，2011年我在纽约的长老会医院做了心脏病手术。美国这里的急诊，及时认真。2012年8月我出医院。出院后的29天里，医生和护士9次来我家“家访”。最后一次，一个医生来家访，看到了我房中“高耀洁星”的奖牌，他用手机查了下我的经历，就开始坐在我家一直跟我说话，我也听不懂，只是看他很高兴，意思说，能够为我服务，他非常高兴。我们两个人比手画脚地沟通着，我觉得可滑稽，他能够将这些艾滋病人的故事告诉更多的人，我也很高兴。
在纽约期间，幸遇慈善机构和善心人，帮助我支付高昂的医药费，并把我的生活安排的很好，解除了我的后顾忧虑。世界上还有很多朋友和陌生人关心我的生活，特別是纽约留学生们，在我工作中帮助很大，因为我不会打字，多位留学生帮我攥写回复邮件等工作。
哥大的留学生们也为我举办讲座，请我介绍中国艾滋病疫情。自身体康复以来，我总共做过3场讲座。中国艾滋病疫情的历史，令人感叹唏嘘。有公共卫生界权威专家将此艾滋病事件定位为“世界公共卫生史上罕见的重大灾难性事件”。各地艾滋疫情被隐不报或少报，真相被封闭了。十年、二十年时间不知道病名、死了多少人更是不得而知。迄今艾滋疫情真相仍是不敢完全揭开，国内外很多人只知道河南有艾滋病，其实不然，全国有很多艾滋病传染者身份没有揭开，还有很多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甚至不知道自己感染了艾滋病,他们隐藏在茫茫人海之中，已成为鲜为人知的艾滋病病毒传染源。当今感染死亡已在千万人以上。（1995年周口王淑平医生统计过因卖血感染艾滋病者在500万人以上，还不包括输血者在内，见2010年第一期《开放杂志》。）十几年过去了，输血感染的艾滋病者大量出现分散各地，他大于卖血者10倍，我说的这些数字并不夸张。
后记： 我于2009年5月6日单身逃出我的家。若不是被软禁、无法继续工作，一个80多岁的老人非不得己，绝不会单身出走言语不通、生活不习贯的海外，每想起、谈起此情此境，泪水夺框而出……
自古人生谁无死？我不怕死，我怕的是手头这些关于中国艾滋疫情的真实资料被湮没。去年上半年三本书全出版了，还修订增版了。《高洁的灵魂》出了英文版，并获得香港笫四界优秀图书奖。
写此文时我心情非常难过，不过最大安慰是我出来时在硬盘中带出的三本书稿，全出版了，还有照片集是最后的一本书，目前，我正准备校对稿。本人己86岁，身体因病不支，多时躺在床上工作……留在人间的时间不多，应当让大家知道我这个人平生的遭遇，以作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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