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本书是著名文学家、学者C.S.路易斯的最后一部学术著作。书的前身是路易斯在“二战”前后为牛津大学学生开设的“中世纪和文艺复兴诗歌导论”课程讲稿。路易斯以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为主要样本，旨在勾勒其背后的思想文化形态，即作者所说的“中世纪模型”，并由此审视这个时期的文学特质。

《被弃的意象》不只是一部通识类的学术著作，更是一部智慧之书，它记载了西方人在两千年的时间里构想和谐的世界秩序、为自己的灵魂寻找精神依归的历程，也蕴含了作者关于宇宙、文学、人生、时代、思维方式的洞见和领悟。此外，为帮助读者更深入地理解书中的引文及思想背景，本书译者精心撰写了6万字平易翔实的注解。

作者简介

C. S. 路易斯（C. S. Lewis，1898—1963）是英国奇幻文学经典《纳尼亚传奇》的作者，更是20世纪著名的基督教思想家、学者、杰出的批评家。他毕生研究文学、哲学、神学，对中古及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文学造诣尤深，堪称英国文学研究的巨擘。相关著作有《爱的寓言》（1936）、《<失乐园>序》（1942）、《十六世纪英国文学史》（1954）、《文学批评的实验》（1961）、《被弃的意象》（1964）。路易斯的文学批评悠闲从容、学养深厚却又平易近人，兼具智者的人生洞见和稚童般的阅读热忱，体现了“牛津”文学批评传统最好的一面。

书籍摘录

译后记（节选）

在18、19世纪英国的文学作品里不常看到康斯坦斯控诉原动天那样的片段。18、19世纪英国作家在书写王公贵族或平民百姓的爱情故事，或抒发自己的爱恨悲喜之情时，绝少像乔叟等中世纪诗人那样，只要抓住情节或思绪的空隙，就往里插入关于诸天结构、运转和行星效应的长篇大论。中世纪模型里的天文学说在这两百年里逐渐淡出文学创作的领地，即使偶尔出现在作品中，也大多退居更偏远的后台，成为旁支末节的修辞，不再发挥支撑、推动和注解前台故事的作用。此时中世纪模型整体上已被新世界观取代，影响微弱，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理性精神的传播，人们逐渐在各个领域找到能更好地解释人世现象的理论。与此同时，以牛顿定律为基础的新天文学并没有在当时的文学作品里找到多少存在感。与中世纪占星术相比，新天文学对文学创作者并不具备那么强大的魅力，难以被系统地转化为创作资源，有效地起到教导世人、愉悦怨象或安抚心灵的作用。也就是说，与中世纪迥然不同，此时天文学不再被普遍视为人类社会文化的内在组成部分。广大文学创作者更常立足于社会机制本身来表现或探讨其笔下人物的关系或命运。如果他们想要赋予社会机制某种形而上的色彩，更倾向于选择以地质学和生物学为基础的进化论（尤其到19世纪下半叶以后）。文学创作者的关注总体上出现了从“仰望星空”到“脚踏实地”的转变。

在18世纪英国文学里，天文学不再作为“背景幕”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事天文研究的科学家反倒频频沦为文艺创作者嘲讽的对象。在《格列佛游记》中，“飞岛”居民很多都是天文学家，他们喜欢聆听诸天音乐，终日耽于玄思，不是害怕地球被太阳吞食，就是担心太阳无法为地球提供光明，或是庆幸地球没有被彗星之尾扫中，逃过一劫。在斯威夫特笔下，这些天文学家成为不切实际追求抽象学理，所作所为无利于民生的人群代表。塞缪尔·约翰逊在哲理小说《拉塞勒斯》中塑造了类似的天文学家形象：离群索居，日夜观测宇宙星象，妄图改变星辰距离、轴线斜度、运转轨道，自以为具有调配风雨、调节四季的神能。拉塞勒斯一行人发现这个人其实是疯子，沉浸于内省孤独的生活，想象力过盛，导致理智丧失。而这一切的肇因就是天文观测。在约翰逊的传记和期刊散文中，天文观测常被描述为一项脱离社会伦理生活、无助于提升人类幸福、好高务虚的智力活动。从荷加斯的《浪子生涯》第八幅中，我们同样能见到一位因天文观测而失去理智的科学家形象：他正处于精神病院的众多病友中间，手里握着纸筒做成的望远镜，眯眼看着天花板。“发疯的天文学家”可以说是18世纪英国文学艺术里相当常见的形象。尽管天文学在18世纪很普遍的科学，连自然神论都要从中寻找援助，但天文学在文学作品中失去了作为伦理价值观的载体的地位，从前述的天文学家形象可见一斑。当然，并非所有18世纪的文学作品都不再“仰望星空”。以古典神话为题材的诗作、论述人在宇宙中位置的诗作（如蒲柏的《论人》和爱德华·杨格的《夜思》），都留有一些中世纪宇宙观的痕迹，但这只是题材或主题使然。一旦作家将眼光投向复杂的社会场景或人际关系，就难以见到天文学介入的身影。从丹尼尔·笛福、塞缪尔·理查逊、亨利·菲尔丁、弗兰西丝·伯尼等人创作的长篇小说里，我们就很少看到作者将体现牛顿机械宇宙观的天文学揳入世俗故事的做法。

到了19世纪也依然如此。像狄更斯这样维多利亚时期举足轻重的作家，虽然一生作品丰硕，却很少在小说中提及天文学概念或最新发展动向，更没有将天文学作为故事写作的“思想幕布”。英国科学家亚瑟·杰克·梅多斯在《高高的苍穹：英国文学中的天文学概览》（1969年版）一书中指出几方面的原因：（1）在19世纪天文学不再是唯一受国家资助的科学，地质学、生物学等学科崛起，分享资源；（2）天文学曾有实用价值，如用以解释人间的事务或运道，确定时间，判定船只在海上的位置，但随着航海问题的解决，天文学完全失去了实用性；（3）维多利亚时期知识碎片化严重。虽然19世纪作家对天文学的关注和了解不足，但对个别门类的科学或理论还是有清晰的认识。与地质学和生物学紧密相连的进化论广泛出现在维多利亚时期的诗歌和小说中，甚至成为影响或构塑整部作品的思想框架，比如罗伯特·布朗宁的《卡力班论塞提柏斯》、丁尼生的《悼亡集》、乔治·爱略特的《米德尔马奇镇》等。但值得一提的是，维多利亚时期依然有一些作家关注天文学的发展动向，并将其揉入自己对人生与社会思考中（尽管他们关注的未必是与机械宇宙论直接相关的那些方面）。丁尼生在《悼亡集》中提及当时最新的天文假说：星辰在外太空的运动是盲目无序的，即使太阳也有寿限：“从浩瀚的深空中传来一声哭喊，那是垂死的太阳发出的呢喃”。这个假说出现在诗中，并不是偶然产生的联想，而是有机融入哈勒姆之死对使人世界观所引发的变化中。在维多利亚时代，托马斯·哈代应该是让天文学最深入参与情节塑造、人物关系设定、意象选择和寓意阐发的小说家之一。他的《塔中情人》是一部以无情、盲目的宇宙力量为背景，以一位业余天文学家为男主人公的爱情小说，旨在突出宇宙的强大永恒与人类关系的脆弱短暂之间的反差。哈代的其他小说，如《远离尘嚣》《苔丝》和《无名的裘德》，都体现了他以天文学作为文学实验工具的意图。也许只有在哈代的小说中，才能约略找到阅读乔叟等中世纪诗人的作品的感觉。

上文粗略回顾了天文学在18、19世纪英国文学中存在的身影，并未涉及宇宙模型的其他板块。因篇幅有限，无法将其他方面展开论述，即使只锁定天文学，也还是难免挂一漏万，请读者诸君见谅。此外，还要补充的一点是，C.S.路易斯在《被弃的意象》中只描述了中世纪宇宙模型及其古代思想源头，拣选与文学创作相关的要素来论述。如果读者想要更深入、全面地了解古代西方和其他地区（包括中国）的宇宙模型，宇宙模型中那些与文学想象关联不大的构成要素，可参考爱德华·哈里森的科普著作《世界的面具：宇宙属性观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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