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白色恐怖散文選》【卷四：原地流變】導讀（胡淑雯）
《臺灣白色恐怖散文選》【卷四：原地流變】導讀（胡淑雯） ——
光復後不久，王添灯省議員在議會質詢戰後留在倉庫的物資去向。「倉庫裡的米、糖、樟腦到哪裡去了？」大家都知道，這些東西早被偷運到大陸出售，鉅額貨款也早已由貪官汙吏們分贓。可是物資局長卻毫無羞恥地回答：「全都被盜了。」王議員又問：「專賣局倉庫裡的七十公斤鴉片到哪兒去了？」專賣局長也面不改色地說：「被白蟻全吃光了。」王添灯議員大怒，要求行政長官罷黜這兩位局長。可是兩人不久即獲得升官，而王議員卻在二二八事件中慘遭報復，橫死刑場。說故事，是蔡德本與特務交手的方式。王添灯的故事是其一。被捕後，他必須「坦白交出」「從光復到現在，所有的交友關係和一切大大小小的社會活動。」於是他在自白書裡寫「光復」、寫「青天白日」、寫「二二八」、寫「戲劇社」、寫「聯誼會」、寫讀過的書……。他被迫寫了無數個日夜，為了什麼也不說，他說了很多廢話，對抓人定罪沒有幫助的廢話。關在沒有光的房間裡，口內乾涸如沙漠，嘴唇裂成一片片的鱗，捻了一小塊饅頭放嘴裡，霎時，舌頭有如著火般灼痛，本能地吐出那一小口食物，疼痛卻沒有消失，舌頭像是布滿了千百個水泡。不知經過了多少無眠無日夜、無水無排泄的日子，總算有了尿意，尿裡卻帶著血。
身體是經驗的容器。恐懼威脅與疲憊疼痛都在這裡。
在刑虐交替的「自白」裡，受刑人在虛實間滑動，藉此偵測特務的虛實。以書寫回應特務的需索，同時，以書寫爭取時間，偵查逃逸的路徑：對方知道什麼？想要什麼？是誰供出我的名字？大概說了多少？什麼訊息是致命的，絕對不能說？——逃逸的路徑，即是生存的路徑，書寫者一邊逃逸、一邊尋找武器，在自白裡不斷填入無害的細節。故事就是他的武器。為了不說，他彷彿知無不言地說了很多。而那些對政權來說無用的細節，對讀者來說，卻是發光的寶石。比如：有個軍人的太太到醫院生產，不幸難產不治，軍人要求鉅額賠償，主審推事吳鴻麒於調查後判醫師無罪。二二八事件後，吳推事和王添灯同樣遭到報復，陳屍於水溝中。
蔡德本以大量的書寫讓線索隱匿，供自己躲藏。施儒珍讓自己人間蒸發。如果天涯海角不可靠，逃得再遠終要被捕，也許，終極的逃逸便是「不動」。
在逃亡三年多、情治單位鬆懈下來以後，施儒珍躲回自家的夾牆中，再也不出門。藏身的地點，位在廚房隔壁的柴房牆壁內，砌出一片大約兩尺、一個肩膀的寬度；高度：半個人；長度：一百五十公分。只能坐臥，不能站，躺下時，無法將腿伸直。裡面的裝置極簡：一個枕頭、一個尿桶、一盞煤油燈、幾本書。
不敢牽電火（電燈），若要讀書看報紙，只能在白天點煤油。天黑了偷偷出來，排泄、伸展四肢，這時，弟弟施儒昌會爬到附近的尤加利樹上，監視周遭山徑的一切動向。睡前掃地，將砂質的地面整平，天一亮就檢查有無外人的鞋印。
這一躲，躲了十八年。
這不是行動藝術，也不是極限運動。這是以死求生。以「非存有」保留「存有」最後的一絲希望。如此自囚十八年，藏身於夾牆中，就地流變成鬼一般的傳說。女兒晚上睡著後，他會偷偷溜出來，去床邊看她，摸她的臉。女兒睡夢中迷迷糊糊又彷彿有一點印象，隔天跟祖母說，昨夜有人摸我。祖母告訴她，那是「床母」。
最苦的是弟弟施儒昌，那忠誠的保密者，艱辛的守護者。日復一日，將出入的洞口拆了又砌、砌了又拆。彷彿薛西佛斯，以荒謬抵抗荒謬。日復一日，在夜間爬上樹梢盯哨，讓兄長出來透氣。日復一日，不敢離家，放棄社交，靠喝酒麻痺才睡得著。想死的念頭何止一次，但，「既然你不自首，我們就繼續奮鬥下去！」繼續抹除，繼續消失，繼續流變為不可感知的鬼魅，絕不落入對方手中，絕不接受非法的國家審判。
以「不動」為逃逸，以自由換自由。
施儒珍病中不敢就醫，一九七○年死於黃疸，得年五十五歲。逃亡三年多，自囚十八年，幾乎占去成年後的所有時光。家人在夜裡挖洞，拆下門板抬屍，靜靜將他埋葬。沒有棺材、不做墓碑，就連死亡的訊息也不留下。
賴阿統的消失是另一種：一九五三年某日深夜，他被幾個便衣逮捕，神祕失蹤。七年多以後，被警總的軍車送回家。期間，沒有任何家屬獲准探視，妻子僅能透過「送牢飯的簽收單」，得知他還活著。獲釋後，他對自己被捕的過程、原因、失蹤期間的所見所聞，一字也不敢提——他遭到一位自稱任先生的「臺北菸廠廠長」暗中監視，時間達數年之久。
賴阿統消失那年，小女兒只有三歲，懂事以後，她從來沒有見過自己的父親。她回憶，爸爸是由六輛軍車浩浩蕩蕩送回家的。「這是她第一次看到爸爸。高大、豪爽、英俊、好客，她心目中的好爸爸。」而爸爸的朋友也來了，「一個手指受到酷刑，不能拿東西；一個已經發瘋；有一個變成白癡。」
賴阿統是白色恐怖史上，一度並不存在的政治犯。未經審判，沒有起訴書，沒有罪名，沒有刑期。以至於，上個世紀末，當政府清查白色恐怖受害者，據以發放補償、回復名譽的過程中，他的女兒竟找不到任何官方文件得以證明，自己的父親，曾經被國家剝奪人身自由。
謝聰敏在《談景美軍法看守所》一書中，寫下追索真相的過程，這個案子，是他的戰友魏廷朝託付給他的。謝聰敏說，「在五○年代的戒嚴中，臺灣最大的綁架集團就是特務組織。」他遍尋相關單位，找不到文件，於是求助李敖，找上了「保密局偵防組長」谷正文。谷正文承認，人是他抓的，「我逮捕賴阿統的時候就知道他是冤枉的，但是上級要辦他。」谷正文透露，龍潭軍區另還羈押了一位蒙古籍的俄國軍官，名叫「圖畢」，他已經被囚禁了四十年，並且，和賴阿統一樣，沒有判決書。
消失的人，不存在的審判，「活生生」寄存在謝聰敏的紀錄中，直到人已經死了，賴阿統死了，魏廷朝死了，謝聰敏死了，這故事依舊在等，等待一個叫作「真相」的東西。而「賴阿統式的消失」，極可能不是特例。谷正文說，「許多人被拘禁沒有登記，所以在牢裡也沒有軍糧，只記我的帳。我退休的時候，這些情治機關向我索取三萬公斤軍糧。這三萬公斤軍糧就是沒有名的囚犯吃掉的。我也沒有還給情治機關。」
這麼說來，賴阿統不過是，借用顏世鴻對自己的描述，「大時代亂局下的一個小小泡沫」，倘若有幸不死，「只是由網中脫出來的一條魚。」顏世鴻有幸不死，於是他以書寫見證難友的消失，尤其消失前夕，面向死亡的尊嚴。
施部生。被捕時小腿挨了三顆子彈。在保密局，他一邊跟特務莊西下棋，一邊讓軍醫開刀。槍決日清晨，他出了押房之門，走到好友楊廷椅的牢房前，用竹拐敲鐵筋，說，「大目的，我先走了，等你。」而後又是一跛一跛地走出去。
十月下旬開始，吳思漢「清晨不到五點起來蹲馬桶，再用乾毛巾擦抹全身，而後穿上新的內衣、潔白的襯衫，靜靜坐在自己的位置……」等看守把鐵門開了，知道今天還沒輪到他，「才脫下了外衣，回復一天牢內的普通生活，日復一日。」這必死的自覺、靜寂的「典禮」，令人心生肅穆。
多年後，我們會在檔案中看見他的臉，看見他臨刑一刻，臉上竟然浮現，令人費解的微笑。吳思漢對著鏡頭微笑，施部生也是——另有人，比如蔡鐵城、宋盛淼、傅如芝，是燦笑著離開的——當生命迎向終極的暴力（所謂「極刑」），那笑容送出一道深邃的謎，將生命解放至暴力的決斷之外，解放至生死之外。於是我們記住了，記住了施部生的跛行，記住了反覆的白襯衫，記住那幾乎不可能的尊貴。記住了層層微笑底下，可能的精神世界。如是，死者抵達。抵達未來。
「據說（吳思漢）他們十四位被槍決當天，唱國際歌、喊口號，致駕駛出了一點小車禍，所以當天不准收斂，示眾一天。」那是一九五○年的十一月二十八日，清晨四五點。
這大概也是四十年後，一九八九年，理解詹益樺的一種方法吧。在攝影師潘小俠捕捉的畫面中，儘管下半身已是熊熊烈火，詹益樺依舊「雙手攤開高舉，猶如浴火鳳凰」。雖說他所從事的「左獨」運動，無法靠烈士來克竟其功，然而，這個窮到連牙痛都沒錢治療的、來自街頭市井的草根黨工，以殉道逼使眾人記住他的道途。詹益樺以自焚完成了自己。
青年導演廖建華為我們重建了詹益樺的「死亡準備」：謊騙裁縫師身體痠痛，要將熬煮的漢藥穿戴上身，將救生衣改裝成行動汽油桶。刮淨鬍子，換上體面乾淨的衣著，皮夾裡放了一張五百元的紙鈔。錢是借來的，注定用不到，似乎，他不想身無分文地離開。在自焚的暴烈表象底下，收屍的戴振耀看見：卸除了焦黑的外衣之後，詹益樺的貼身衣物寫著「神愛世人」，皮夾裡除了那張紙鈔，還有兩張相片，是政治路上他最愛的兩個朋友。這一刻，戴振耀哭了，也懂了：詹益樺跟他要了相片，他沒有給。
在後人追封的「烈士」符號之外，更真實因而更珍貴的，是詹益樺身為普通人的一生。普通人的追尋與挫敗，普通人的渺小與脆弱。也因為指認了那脆弱，我們才有資格自問：面對試煉的時候，該如何保護自己的靈魂。或者相反：得知有誰自新、自首、求饒了，不輕易將自己豁免至那可以嘲笑別人的位置。
史與為戴著腳鐐高聲喊冤，目擊者說，臨刑前，他高喊「蔣總統萬歲」。他本是調查局專員，在內鬥的格局下遭到肅清，從「辦匪諜的人」變成「匪諜」。蔣海溶，調查局第三處處長，專門負責偵訊匪諜。他在自己設計的牢房裡，被獄卒辱罵，在自己訓練的調查員手下，遭到刑訊。以前，他自信「單憑嗅覺就能找出匪諜」，被捕後，他屢屢要求證據，「不能只憑口供認定事實」，因為，口供都是刑求來的。而那些刑虐，在他親身經受之前，只不過是——訊問者借用他的說法——「施用適當壓力幫忙被約談人自白」。
當權力需要的時候，特務也可以流變成匪。蔣海溶經手的死刑超過兩百件，假如他是「匪諜」，那麼，被匪諜「陷害」的人還是匪諜嗎？蔣海溶被判無期徒刑，在自己的地盤裡喪命——白恐別人的人被白恐了，加害人與受害者疊合為一——他的案子株連許多同僚與同鄉，包括慘死獄中的知名女記者沈嫄璋，以及調查局副處長李世傑。解嚴後，李世傑寫下特務的懺情與揭密，指陳了「刑」所從出的體制結構，並且從受害者的角度，透視極權的「卑鄙」。那卑鄙並不限於刑訊、羅織、搶功、與索賄的過程，更鑲嵌在牢獄（極權之微型樣本）的「日常性」裡。這是一個無情的故事：一個愛國特務，為極權服務到失去價值以後，成為極權鎮壓的對象，淪為蟲、淪為鼠，死的死、傷的傷，直到另一個愛情故事逆轉了這無情。
高麗娟負責監控八○年代的黨外，但事情不太對勁。她愛上自己監控的對象，並且在日復一日潛伏於黨外的工作中，認清了愛國主義的愚行。她一邊怠工，寫不痛不癢的報告，一邊思考逃逸路徑——如何能退出組織而不被報復？最可行的方法是移民，最方便的移民是嫁人。婚姻是女人的終身大事，調查局的長官不會擋她的。二十四歲那年，高麗娟隨夫婿遷居土耳其，在世俗婚姻的劇本中，在賢妻良母的角色裡，在傳統價值的縫隙間，找到脫身逃逸的路途。她叛逃了，以「乖女孩」的方式，矇騙了特務機關，但是，她的良心與感情從來不曾得到平靜，她欠自己一份告白。
然而告白，對高菊花來說，是多麼奢侈的事。身為高一生的長女，身為「匪諜的女兒」兼「尚未自新的匪嫌」，高菊花「被迫成為國民政府的特殊使節，和來訪的外國將領交往」。高菊花說，「上面有什麼要招待外國人的，就叫我去做很不好的事。我那時還年輕，才二十來歲。」
那些「很不好的事」，是高菊花年輕時「不能拒絕」的事，是解嚴前的她「不敢說」的事，也是晚年的她「還不想說」的事。難以啟齒的細節，朦朧的關鍵語：「招降波蘭將領」、「想殺了蔣孝文」。那是銘刻在身體最私密處，無法集體目擊、集體控訴、「無法被公共的記憶」，像政治犯女性「流血的身體」。
高草被捕的時候剛好來月經，特務卻不讓她處理經血，一路嫌棄她的血汙造成眾人困擾。在藍博洲與黃素貞（見卷一）筆下，她是一個可敬的烈士：怕自己的自白會連累黃素貞，好幾次寫了又撕，撕了又寫，二十六歲「從容就義」，是一位「把日人的教育餘毒全改過來」，思想清純、前進的革命少女。
這樣的一位高草可能是真確的。但是，在這樣的高草之外，另一個高草也是真確的。她在獄中精神崩潰，絕食、自殘、喃喃自語，咬破食指寫下給「蔣主席」的血書，「對不起，高草在這裡做錯好多事情，請原諒我，中華民國萬歲！」
學者林傳凱在檔案中發現，高草在訊問期間，反覆求生，也反覆求死。在呈送了某一封血書的隔天，以毛筆再寫了一封信，「昨天所寫血書不是惡意，請為原諒」，「自殺行為是一時心裡不安，找不到出路，恐怖心所做的……」然而，那些凌亂起伏的陳情書，完全沒有送上去，一封都沒有。保安人員把她的「失常」當作工具，在詞語裡追蹤可用的「案情線索」，以致，高草的陳情自始自終，只能是自言自語，又在得不到回覆的情況下，一次次揣摩著修正自己。
「請法官：趕快讓我自首，最短時間讓我死，打、殺、通電、槍斃、燒，我現在不管，請趕快開始，讓我死，我心裡難過死了。」高草在同一段文字中，混亂地，既要自首求生，又渴望即刻赴死，並且在對各種死法的殘酷想像中，折磨著自己。那是一分一秒再也過不下去的、精神的至疼至痛。只求離開，離開當下，離開此時此地。在這求死不能的殘酷地帶，語言已經離亂脫軌，高草已不是高草，我已不再是我。
面向死亡，等待極刑，如同面向「世界的出口」。高草精神上的裂變，或許，是她逃逸的唯一方式。在精神分裂的恍惚中，不知道她會不會重回自己的故鄉，回到斗六的莿桐鄉，重返那個神奇的夜晚：那一天，她與自己敬愛的大姊姊黃素貞談話到深夜，忽然，頭頂的石瓦片砰砰作響，出門一看，天啊，是天在下冰雹呢。那時，大逮捕還沒開始，高草年輕得要命，心裡戀著一個男人，堅毅地承擔各種地下工作，擁有的除了未來，還是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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