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白色恐怖散文選》施儒昌訪問紀錄
施儒昌口述／張炎憲、許明薰、楊雅慧、陳鳳華訪問
◎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一九九九年八月二十八日、一九九九年九月一日受訪。收錄於《風中的哭泣：五○年代新竹政治案件》下冊，二○○二年十月由新竹市政府出版。二○一五年十二月，在張炎憲老師過世後，重新由吳三連基金會出版。
施儒昌（一九三二～）新竹香山人，施儒珍（一九一六～一九七○）之弟，新竹高商初級部畢業，一九五二年考入新竹香山鄉公所任戶籍員，一九七八年以里幹事退休。一九五○年開始，因新竹市委書記黃樹滋被捕，施儒珍等人曝光，施儒珍先是在親友家逃亡兩年多，後回海山里老家，由二弟施儒昌在柴房旁砌出狹窄的隔間，自囚長達十八年，一九七○年因黃疸無法送醫過世。施儒珍家族多受牽連，除舅舅因協助藏匿被判三年，施儒昌曾被關三天，父親也曾被拘禁恐嚇，身心崩潰下不幸於火車月臺跌落受傷過世，母親也因長期壓力腦中風而死。對國民黨政府的失望
日本戰敗，「祖國」要來，他非常高興，剛開始對國民黨還很期待，他在三民主義青年團指揮要迎接「祖國」來接管臺灣，沒想到蔣介石政權一來，卻是這麼匪類、這麼土匪，是來欺負我們臺灣人，糟蹋我們臺灣人，他非常反感。二二八事件以後，看到國民黨中國人的真面目，他搖頭說這是烏合之眾，是土匪不是人，差他的理想差太多了。他這時候思想開始轉變。
家兄的個性，從以前就很不喜歡和資本家或是有錢人、有地位的人交陪（來往）。他的個性不貪，在三青團時，協助國民黨新竹地區接收，看到國民黨很多接收人員私下奪取日產，他說這是屬於國家的財產，他絕不會去貪。我曾玩笑對他說：「那時候別人都在拿，你應該也拿一些來變賣，用來做為日後發展組織的經費，不用大家掏腰包，不是很好！」他說：「屬於國家的財產，我絕對不拿！」
二二八事件發生那日，他到新竹市區去看，不小心被手榴彈打到，右腿受傷，被炸彈片傷到還不算太嚴重，他趕緊去醫生館敷藥、包紮後就回家，不敢讓人知道。二二八事件之後他都待在家裡。後來國民黨開始清鄉抓人，由里長帶警察、棉被兵1來家裡調查兩次。兵仔的步槍上安刺刀，一來就砰砰叫，叫我們排隊，拿出戶口名簿，叫里長在那裡唱名。一個一個點名、舉手，兵仔再對人又對名。家人都很緊張，害怕他的傷會被牽連。那時他身穿長褲，蓋住受傷的右腳，所以沒代誌。腿傷後來就痊癒了。
根據後來他告訴我，他在宜蘭農林學校求學，住學寮時晚上都會去買馬克思的書回來看，就是那時候他開始研讀馬列主義思想，但是沒實際參加任何活動。我看過他桌上的書，多數屬於馬克思主義的書和經濟學方面的書。他雖然受日本教育，漢文自己有研究，看得懂。他曾對我說：「我的這些書，你有時間，可以看看。」我才知道他是在研究社會主義這方面的代誌，不過他很少對我提起當時的政治、思想的事。他們的組織，我知道是在二二八事件之後才開始有行動。當時我年紀還小，不過印象中黃樹滋、鄭萬成時常來家裡和家兄開會、檢討。我們住的是鄉下農村，四邊都是樹木、農田，他們都在偏僻的樹下，討論一個下午，甚至整天，我只知道他們三個人，至於他們如何發展組織，我不清楚。不過他曾經告訴我，那時他的工作主要是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宣傳，對朋友宣傳。我年齡差他十七歲，所以他的朋友交往，我比較不瞭解，連家父家母也不知道他參加這種活動。
在外逃亡近三年的經過
事情發生是從黃樹滋被治安人員掠去開始，家兄知道這消息後，事先聯絡厝裡，告訴我們常來厝裡的黃姓朋友已經被掠走，他自己可能也有危險，萬一治安人員來，有什麼動靜，大家要小心注意。家父家母這時候才知道他參加這種活動。家兄自結婚後，住在朝山里，就是現在香山車站對面，離我們厝海山里，大約有一公里。他回來通知我們以後，每日照常又去上班。有一日，他去桃園農業改良場出差三天，第三天要回來時，七、八個治安人員下午兩、三點乒乒砰砰來厝裡要掠人，一來就問：「施儒珍有在嗎？」那時我們心裡有數，趕緊說不在。家兄要出差到桃園前，早已經事先告訴我們，他三天後要回來，會坐普通車到香山車站，時間大約下午五點多。我們沒想到治安人員竟然對我們說，他們也早已經調查到家兄那日會坐下午五點多的火車回來。我們知道，逮捕終於要開始了。
香山車站前一站是新竹車站。火車還未進站前，我們已經事先派人去新竹車站等，四姊站第一月臺，二姊站第二月臺。另外，我們幾個親戚到香山車站，分散幾處，只要一看到家兄，馬上要叫他逃走。五點多，火車在香山車站靠站，治安人員上前包圍，沒有看見家兄下車。其實早在新竹車站月臺看守的姊姊們，一發現治安機關特別派一位和家兄認識的朝山派出所警員江光輝去守候時，更加不敢大意。那時二姊厝住在日本時代黑金町機關庫2後面，她守候在第二月臺，火車一靠站，馬上進入車內，一節一節車廂從頭找到底，看到家兄，趕緊趁火車還未開動，帶他從機關庫後面逃走。
家兄從新竹車站逃走後，不敢去住二姊厝裡，姊弟手足，一定會被治安機關搜查，他直接跑去我阿舅陳秋貴那裡。我阿舅在開貨運公司，就在現在新竹女中的對面。家兄去到那裡也沒告訴我阿舅實際的情形，只說他要去那裡玩幾天。阿舅只年長家兄一、二歲而已，兩人像兄弟一樣，感情很好。家兄在那裡待了三天，後來是楊進發打電話到我阿舅厝裡問家兄的消息。楊進發是家兄的朋友，和我阿舅也認識，不過他沒有參加家兄他們的組織。我阿舅告訴楊進發，家兄在他厝住過三天。事後家兄再次逃亡時，楊進發卻被治安人員逮捕，逼供用刑時，才說出家兄曾經住過陳秋貴厝裡，後來我阿舅被判三年，在軍人監獄關三年。唉！家兄去住三天，卻害他坐牢三年。楊進發也因為「知匪不報」，被判十二年。
我阿舅被關時，我外婆很不諒解，常常來厝裡要我們將她的兒子還她，說是我們拖累她，害她的兒子被掠走，我媽媽也很無奈。但是反倒是我阿舅，為人很開化，關三年出來後，我向他道歉，他說「關就關了，無所謂！」
我曾經責問家兄：「你怎麼那麼笨！他（黃樹滋）已經被他們掠去了，一旦知道這個消息，你就應該快走，到國外也好。」他說他們當初有約定，一旦被掠去，被打被刑，絕不供出來，到死都不能洩漏。他相信黃樹滋的人格，相信他不會供出大家，所以他才沒事先逃跑。他萬萬沒想到黃樹滋後來全部都供出來。國民黨一旦下令全面逮捕後，要再逃走已經很困難了。從黃樹滋被捕到全面通緝家兄，這中間，將近有一個月的時間。在新竹南寮漁港常有走私偷渡，但我們沒有特殊關係可以讓他偷渡出去，只好自己來想辦法。剛開始他也認為：「這種政治的事哪有什麼罪，有的話頂多進去關一下而已。」日本時代他也被關過，他認為沒什麼大不了。唉！所以說我們臺灣人很單純，沒想到中國人的心肝是這樣惡毒。
家兄在我阿舅陳秋貴厝住三天，也知道這非久留之地，早晚會搜查到親戚這裡來，決定先回香山。一路上怕被治安人員看到，晚上一個人走路先去竹東，再從竹東翻山到香山尾的南港里，一位大姊夫林崑明厝裡住一個月。後來被外人看到，擔心會洩漏身分，他又跑去同樣是南港里，我們姪輩親堂施火塗的一個靠山邊較偏僻的地方，住了半年。那裡地處偏僻，只住一、二戶人家，住久了，他出來活動，又被厝邊看見。那時外面四處會貼告示，通報可以領取獎金，家兄想一想，擔心可能會有危險。他叫我姪輩親堂的女兒來通知我，要我想辦法處理。
後來我想到住在海山里我堂伯施其清的厝，應該可以暫時去那裡。阿伯厝距離我厝有好幾百公尺，靠海邊，我事先跟他們先說好。我和家兄向阿伯借一些農具，傍晚七點多，頭戴斗笠，一個擔菜籃、一個擔畚箕，偽裝像是鄉下人工作收工要回家的模樣，特意選以前製糖會社的五分車路來走，行人較少。我地頭熟，碰到熟人較清楚，所以我走前面，他跟後面，兩人就這樣到我阿伯厝。阿伯厝附近差不多有十多戶，厝內人多，進進出出，還是不隱密。後來，我想到他們厝後有一間堆放柴火、稻草的房子，我在厝內地上往下挖一個地洞，高度不高，長寬度大約足夠一個人躺在上面，人躲在裡面，可以坐著，無法站立。下面用磚塊、木板鋪好，人躲進裡面，上面再用一塊木板蓋上，再鋪稻草掩飾，留一個小孔讓他能呼吸，三餐由我伯母送給他吃，我也常常去看他。就這樣，他白天躲在洞裡面，晚上再出來活動，躲了將近兩年。
當時只有家父、家母和阿媽、二姊和我，知道他躲在哪裡。
自囚的歲月
雖然我阿伯、伯母很照顧家兄，不怕被連累，但是我們厝裡自己也在檢討，這樣下去不是辦法，萬一連累阿伯一家被槍決也不行；家兄長期住在地洞，溼氣重，對身體也不好。我算了算，家兄在外逃亡將近三年了。他剛逃亡，治安機關一天到晚，無論白天或夜晚，一直來厝裡搜查，經過三年，已經較不那麼嚴密搜查，在厝裡家人較可靠，應該會較安全，外面不但不安全，也容易牽連親戚。我和家兄商量結果，最後決定回到厝裡。
那時治安人員來厝裡時，我都有觀察他們搜查的方式以及搜查的地點。我們厝附近很偏僻，風圍、竹籬很茂盛，治安人員都會到風圍、稻草堆、穀倉四處用刺刀去刺，進屋內會到每一間房間用腳去踹，但是我發現到他們沒有去量牆壁有多長、多寬。我利用這一點，想到可以去砌牆壁。就在廚房隔壁的一間柴房的牆壁內多砌出大約二尺寬，剛好一個人肩膀的寬度，可以躺下去。再留一個小孔。我厝附近除了我們一戶，隔壁還有我堂兄一家，我和堂兄說要砌牆的事，他提醒我砌牆壁不能用新磚塊，容易被發現，後來我想到可以拆舊豬舍的磚塊來用。但是還有一個問題，砌磚塊時，水泥塗抹後，外面牆壁還是會留下新水泥痕跡。我又想到可以將水泥和火灰（灰燼）混合試試看，就開始去試驗。我用一般稻草燒成的火灰，發現顏色太白，會硬、會澀，經過我不斷的試驗，最後用舊木柴皮所燒出來的火灰和水泥混合，顏色終於和原來的牆壁同色。砌完後，洞口只留兩尺高能夠出入，最外面再放一些乾柴。完成後，我才從阿伯厝將家兄帶回來住。
家兄在裡面只能躺著、坐著，沒辦法站立。鄉下的瓦片房屋，都有空隙，外面空氣可以進去，只是裡面光線不夠，不敢牽電火（電燈），怕有危險。他要看書看報紙，就點一盞水燈（煤油火），只能白天點，晚上燈亮怕會被發現。他一進去，磚塊就趕緊再砌好，為了方便明天要再拆開磚塊，我用赤泥土和火灰混合後塗上去，用赤泥土取代水泥，比較好拆，又有黏性。我就這樣每天拆，每天塗。白天只拆一、二塊磚塊送食物進去。晚上才完全拆開洞口，讓他可以進出。早、午兩頓餐，家母會送給他吃，家母過世後，由家兄的女兒送給他吃。他都在晚上五點出來活動、洗澡，七點就必須進去，太晚會擔心危險。排泄都利用晚上五點出來，裡面放一個桶子，供他小便。星期天我若有充裕的時間，就放他出來牆外的深井仔（小埕仔）曬太陽，有時我拿剪刀替他簡單的理髮，後來他女兒較大了，也會替他修剪。不過，星期天放他出來，我會趕緊爬到附近將近二、三樓層高的尤加利樹上四處監視，等到他進去後，我再下來。
裡面的放置很簡單，一個枕頭、一個便桶、一盞煤油燈，還有幾本書，有時我會拿報紙給他看，讓他可以瞭解一些社會動態。晚上出來時，我們也會聊天，談論時局的變化。
我們儘量不讓親戚知道。除了家母、兄弟三人、阿伯阿母，隔壁的堂兄夫妻、我太太、大姊、二姊、四姊們知道外，姊夫們都不知道。姊姊們回來都是隔著牆壁和他說話，不敢讓姊夫們知道。
那時候，治安人員已經不像剛開始那樣常來，通常在晚上十二點到凌晨五點間來。根據我的觀察，若白天九點、十點來，是屬於例行公事；晚上深夜十二點到凌晨五點就是來暗探的。我們厝前厝後都養很多隻狗，晚上若聽到前面有吠聲還不要緊，若厝後聽到吠聲，就知道一定有人來了。若是只有厝前有吠聲，後來再聽到厝後有吠聲，就知道他們跑到厝後去了。剛開始幾年，任何風吹草動，我們絕對都很小心提防，家兄晚上出來活動時，都儘量不讓他碰到任何東西，怕手紋印在上面，萬一治安人員檢驗到，就麻煩了。我們住家附近都是砂質土地，早在家兄逃亡在外期間，我就養成晚上睡覺前拿一支掃帚在附近地上掃一掃，天亮我會去找鞋印，就知道昨夜有沒有人來過我家。治安人員正式來我家搜查時，我偷偷注意他們的皮鞋印，會知道有哪些人半夜來過我們家暗探。有一天就被我看出一位朝山派出所警員張萬來，後龍人，他走過去的鞋印，被我認出正是半夜來過我們家的鞋印。有時我氣不過，天黑前會用畚箕到附近撿一堆石頭，十二點過後，我聽到狗吠聲，石頭拿起來就一直往外亂丟，故意大聲罵：「哪一個賊仔脯？」有打到沒？我也不知道。
國民黨治安人員來查是從緊到鬆的，剛開始搜查得很頻繁，但因為國民黨的治安單位太多了，互相沒有聯繫，所以個人走個人的路線，像是調查局、保密局、警備總部、憲兵隊、刑警隊都曾來過，其中最常來的是國防部警備總部，其次才是刑警隊、憲兵隊。最凶也最野蠻的，大多是外省人。經過五、六年，搜查的次數才漸漸變少。一年一年變鬆，我記得大約經過十五年，都在接近年節才會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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