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nkcat在2021-12-27~2022-01-02的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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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6: 毛泽东冥诞128周年 万人汇聚韶山 张艺谋和科学界都有“祭献”, submitted on 2021-12-27 00:17:05+08:00.
—– 1476.1 —–2021-12-27 03:03:22+08:00:
毛主席不能显圣，是因为76年刚一咽气到下面，就被刘少奇打到投胎了，彭德怀都没排上号。
1477: 【#西安全市全面消杀#】西安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决定，自今天18时开始，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全面消杀。#西安市民请提前关闭门窗#，收起在露天阳台晾晒的衣物、放置的物品；消杀作业后，避免用手触摸建筑物外表面及花草树木，一旦触摸，立即用清水冲洗。（央视新闻）, submitted on 2021-12-27 01:15:34+08:00.
—– 1477.1 —–2021-12-27 02:56:46+08:00:
长安大洗澡
1478: 如果当年按照赵紫阳的方法进行改革，现在的中国社会会变成什么样呢？, submitted on 2021-12-27 07:57:38+08:00.
—– 1478.1 —–2021-12-27 16:14:05+08:00:
基本情况我已经说很多次了，但大多数人根本没看到。
—– 1478.2 —–2021-12-27 16:54:47+08:00:
现代中国人，或者说现代年轻人。
对赵紫阳这个人对现代中国有多大影响和意义，是普遍缺乏基本认识，然后习惯性侃侃而谈。
首先我到现在都搞不懂什么变联邦、变叶利钦、戈尔巴乔夫的依据是什么？
整个中国现代经济的改革过程，包括整个经济框架的建设，都是来自于赵紫阳亲手带队，组建班底顶着保守派拖后腿，一面要给毛泽东政府擦屁股，一面还要给未来铺垫。
胡赵的配合非常好，很多人根本意识不到，现代中国胡赵能当政近十年，改革方向上才有我们现在的生活，是中国近百年来罕有的优秀领导者，你越深入了解赵紫阳的经济与政治观念，越能意识到这个人有多牛逼。
因为我以前上学时也只是认为赵紫阳是个政治上失败，仅仅是靠给六四学生背书同情的失势前领导人，很多人会错误的把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这类形象摆在赵紫阳身上，或者反过来同样认为赵紫阳只是借机上位，或者年轻时极左有原罪等等。
这种看法都是对自己和对自己作为中国人，对中国现代史与当下生活的一种敷衍。
事实上这些印象基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与历史人物之间毫无相关性，大概跟戈尔巴乔夫唯一相似的就是都做过经济改革。
戈尔巴乔夫的经济改革失败了，而且他完全不懂虚心学习，自上而下的改革，充满傲慢与怠慢。
赵紫阳的经济改革，到现在为止还是在这个框架里运作，中共就像是用一台几十年前的老机器和人才储备，沿着创造者留下的设计图与操作指南，很勉强才开着这艘破船到现在。
可以非常直接纯粹的说，赵紫阳是中国近代史以来在政治与经济改革上能力最优秀的领导者，没有之一，真正意义上担当了领导者这个身份，未雨绸缪对社会进行规划，培育之后数十年的人才梯队，从农村到城市每个阶级都细致入微进行改革，还要自学对当时西方政府来讲都未普及的经济学理念。
sub里进来大多数人已经有定调的人，可能多数根本不知道赵紫阳的改革到底是什么东西。
你问他，他十有八九是说不出来，那我就科普一下吧：
1.党内派别公开化，党内选举轮流执政，从而解决派系矛盾不可调和就政变的传统，中共仍然保持长期领导地位。
2.媒体一定程度允许自由创作，可以批评，但不能无端攻击党，对旧的历史问题暂时搁置，政府维护权威需要通过司法机关起诉，
3.公检法独立办案，中央与地方行政不干预，除少数特例才会介入。
4.“党的领导只是政治领导”，也即是说党不领导媒体、文化与经济。
5.政府各级机关不设立党组，政府只需要按照章程工作，不需要请示高层的党组织，习近平时代现在干脆连私人公司都要有党组了。
6.经济上控制债务，约束货币与债务的发行量（李鹏这司马货上台就开始疯狂发债，结果到九十年代末经济危机，要朱镕基给他擦屁股，代价就是大批国企工人下岗，之后中共也一直延续这种政策。），给政府财政减负，胡耀邦的性格比较莽，有冒进和一定好大喜功的缺点，但赵紫阳一再强调要稳稳前进，所以最后两个人调整矛盾后就主要以赵紫阳的路线为根基。
7.地方放权，避免臃肿化，中央只负责提出大的方针和路线，财权交给地方，事权也交给地方，土地财政也开放给地方（现在是财权交给地方，事权加倍要求地方办事，开放土地财政意味着地方必须靠土地财政拉动投资与经济，这也导致了后来的高房价。），但必须量入为出，赚多赚少自己本地自己用，不会出现如今的“转移支付”，先拿走你的钱，然后按照中央认为你应该有多少需求（而不是你自己认为）来分配。
8.确立工会体系，加强NGO的存在， 《工会改革的基本设想》就是当时全国总工会的一个改革架构，工会与政府在法律上是平等的，工会不再是政府的从属机构与应声虫。所以你现在基层劳工没有保护，内需消费低上不来，白领、技术人员与知识分子天天996然后有往007发展的趋势，没日没夜骂资本家，跟改革派的设想被颠覆有很大关系。
9.党脱离政治属性，不作为国家权力机关，而是受宪法约束的一部分，但保持领导地位管理社会，循环渐进达到改革的目标。人大作为立法机关要有监督权，有立法权，还有有明确的立法体系、过程，要让各人大委员的职务专职化。
10.立法要明确条文细节，比如游行权等，还包括新闻法，试图杜绝一贯的口袋罪，让“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情况减少。（因严打时期特殊手段反思而得来的结论，胡耀邦性急，有冒进情况，后续意识到这个问题）
11.国际贸易对接，八十年代赵紫阳亲自带头推动中国进入WTO，后来因为六四推迟，当代政府隐去了进WTO是赵紫阳主导要求才进的事（说个私人笑话，当时保守派有的人根本不知道什么是WTO，以为跟合作社一样，因为三年大吃饱的经验，还颇为排斥）
12.赵紫阳在82-85年里跟胡耀邦合作，主导新的外交模式，中国多边外交立场由赵紫阳在85年联合国上提出，83-84年赵紫阳就开始频密参与联合国事务，然后86年正式在政府工作报告里提出了中国的多边外交立场，后续的中国不粘锅和所谓韬光养晦，本质只是套邓小平背书后的对内合法外皮，延续赵紫阳当年推行的外交路线。（所以整天邓公韬光养晦我就一身鸡皮疙瘩）
13.对国际合作与NGO的态度，77年毛主义与立场还没彻底被放弃前，中国参加国际政府组织的数目为21个，INGO（国际NGO，后通作NGO）数目为71个。86年时是32个国际政府组织与403个NGO。到89年时是37个国际政府组织，以及677个NGO。增长率高达76%以及NGO的853%。中国此时才彻底现代化融入当代世界体系。
赵紫阳执政的观念是经济增长很重要，但比起增长，更应该注重公平，以及有条不紊的循环渐进改革，目标是在学习香港经验的同时，放大自身优势，坚持公平为基本社会原则。
—– 1478.3 —–2021-12-27 17:25:18+08:00:
补充几点：
1.赵紫阳是否想借机上位？
当然不是，也毫无必要，他当时已经是法律上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点名要求他接班，去朝鲜前还说要将军委主席位置交给赵紫阳，赵是军委第一副主席，根本不需要借机上位，因为邓小平除了他和胡启立没有其他人选，废除胡耀邦后胡启立也就不能用了。
2.赵紫阳跟戈尔巴乔夫或叶利钦是否有相似性？
没有，赵紫阳是成功的改革者，戈尔巴乔夫是失败又错误改革的典型。改革失败导致武力维系的联邦制瓦解，退而求其次试图缔结新盟约将损失最小化时，保守派不接受现实，颠覆戈尔巴乔夫权威后，被叶利钦二次颠覆，导致苏共被团灭。
叶利钦立场上跟戈尔巴乔夫也有矛盾，赵紫阳不是这两个角色里的任何一个。
3.赵紫阳的政治面貌在当时是怎么样的？
赵的政治面貌在八十年代不算清晰，当时胡耀邦的政治面貌最清晰，所以也受最多纪念，在朝野很多支持者与门生。赵紫阳大多数时候是技术型官僚形象，胡耀邦死后，在政治观念上的突出性才逐渐显现，但学潮期间也是攻击对象。
所以我们现在看赵紫阳在学潮的表现，会先入为主，从现在时间线逆推认为赵紫阳当时已经公开对学生有表态。
赵紫阳大部分与内部保守派的矛盾，都是六四后通过各种口述、文档与信件才逐渐曝光。
学潮前后几年，胡耀邦在党外独立的支持者（平民、学生和部分学者），都不把赵紫阳当作一个胡耀邦的继承者与盟友看待，部分时候待遇跟李鹏区别不大，但党内有了解和接触的一些党外人员，已经开始着手将资源转向保赵运动（因为当时保守派在酝酿倒赵）
—– 1478.4 —–2021-12-27 17:54:21+08:00:
赵紫阳政府改革有两个最核心的要点：
第一是接受与承认共产党可以放弃权力，失去执政地位的现实。
第二是以公平为原则，去发展整个社会的经济。
赵紫阳在八十年代就已经在考虑公平社会的雏形构思，而到2021年为止，政府的主要思路还是通过高增长带来合法性然后其他的就得过且过，什么公平政策都只是靠行政手段逼别人吐一笔钱，然后等经济增长辐射给不同阶级，并不会从根本上去改革。
八十年代的社会，经济才刚起飞，就已经开始着手思考公平社会，从这点上你其实可以看得出赵紫阳的远见，我越是看他的各方面改革政策，越佩服这个人的水平，因为他的思维逻辑和对改革需求的判断，哪怕放到2021年也是完全正确并且是社会所需的。
具体可以参考入WTO的判断，如果没有进入WTO，中国经济也会发展，但很难跟现在一样在成功改革基础上继续高速增长，赵紫阳是八十年代国内大部分领导人物都还没意识到WTO是什么的情况下，就亲自带头推动中国进入WTO。
从WTO路线的沿用可以看得出，赵紫阳在能预先做准备的前提下，已经把中国经济大方向未来几十年的框架都打好了，WTO证明了成功以及赵紫阳的政策可执行性与预判水平。
所以失去了公平社会这个概念，我觉得对中国人来说是个非常可惜的事。
然后再回到前面谈谈第一点为什么是核心政策。
共产党目前面临一个困境，就是无法和平下台，没有过渡机制，我国现在一切都在走向一个高压锅，可能出现最糟糕的烂摊子，在位置上的人不见棺材不落泪，打算将手持的资源整合后，跟历史趋势做最后死斗，这可能给中国留下极大的创伤。
赵紫阳对这一点也是完全预见了，所以反复强调中国需要一个和平过渡交接权力的机制，无论是对党内还是对党外。
共产党不可能永远执政，避免共产党无法控制局面时，国家出现混乱，就需要共产党自己主动建立一个交接权力的体系。
相当于提供了一个中长期仍然是共产党执政，但慢慢的也可以和平过渡的机制，顺着历史趋势前进改组共产党。
而这个机制，不是说我一下就要下台，然后解散中共，而是循环渐进，先党内开放，允许大家文斗，不要老是政变，有一个稳定的权力交接机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72年，唯一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按机制和平交接权力，只发生在胡锦涛裸退。其余时候要么是靠政治运动（文革、否定三个凡是），要么就是靠政变（怀仁堂事变、八六学潮、六四军事政变）或不完全交权（江泽民）。
每一次权力交接，都跟开盲盒一样，充满各种惊喜，大部分结果都不怎么好。
所以轮番上岗工作，对任何人都有好处，避免身死名裂，而不是单纯靠既得利益者共识将国家公器当作私人所有，二十一世纪还跟封建国家似的。
否则，你能想象到习近平习主席的派系，交接权力需要靠什么吗？维护政权的成本与代价，很可能是数代中国人以及一百年中国发展的优势期。
—– 1478.5 —–2021-12-27 20:14:44+08:00:
很多都是我系统性总结的，出处非常杂，但大概是有来源，有兴趣可以读：
初学读《改革历程》（赵紫阳的录音补著，比较完整容易理解），入门读《赵紫阳文集》，更深入的，要读杜导正、姚监复、杜润生、田纪云、宗凤鸣等赵紫阳亲信的各类著作与散碎文章，书名就这这几个人查，一般都可以查到。
赵紫阳文集其实概括的最全，四川卷非常重要，能让人很好明白为什么赵紫阳在整个中国现代史上如此重要。
周其仁也写过不少赵紫阳的内容，其中有一个是赵紫阳去世后写的纪念文章讲赵紫阳的执政风格与理念，叫《三次近距离观察赵紫阳》
杜导正有一个比较出名的著作叫《赵紫阳还说过什么》
邹至庄有一篇合著，第一视角讲改革开放，叫《中国经济学教育与经济改革: 邹至庄先生访问记录》
米尔顿弗里曼到中国访问，跟赵紫阳有谈话，这个备忘录内容应该还存有，我看过其他文献隐约透露过一些观点，但不清晰。（我怀疑上述一些人，和第三方的人士可能有的人接触过原始资料。网上能看到的除了官方给的，就是他们流出的一些想法）
英文中国史圈子我不清楚有没有，不是我日常范围没去查，但党史研究室可能有，这个很重要，以后政府改组，几次访谈的备忘录可以解密很多经济思路，丰富赵紫阳的经济观念。
还有一个前四川共青团书记蔡文彬主编的脚《赵紫阳在四川》，用一大批四川原赵紫阳老干部或相关人员的视角阐述赵紫阳在当地的情况，不过这个我看的少。
田纪云也写过一个叫赵紫阳在四川的文章，他在炎黄春秋有很多赵紫阳改革的文章。（因为田纪云是少数赵紫阳一手带到中央的铁杆嫡系）
赵大军的事我原本也以为是可能有参与过倒卖，但后来考证后，我认为基本是赵大军疑似官倒的根源是赵大军所在的国企与佛山市政府合作进口一批设备，赵紫阳不知情下以为公务，后来在六四问题发生前，赵紫阳执政时开始了对此的调查。
倒卖彩电这个事，可能存在，但越来越多证据反应可能是避嫌不足，所以赵紫阳主导针对该公司的调查，保守派接手后也没查出结果，而倒卖的言论，现代人了解起源是来自于李鹏日记，这件事李鹏也明确表示：“说老实话，我也不知道是否真有其事。“，因为本身只是作为道德污点和当时拉仇恨的议题放出来。
公开在双轨制下主导官倒政策的其实就是康华公司，当时社会氛围下官倒拉仇恨，主要是时代惯性，现在来看官倒无可避免，所以赵紫阳等人主张从制度上解决问题。
现代基本上没有基于年轻人视角，互联网话语体系用易读性高的方式，对分散在各类赵紫阳文献里的内容作总结的，我可能是少数感兴趣的爱好者中的一个。
希望以后有比我更专业的年轻人治学该门类，出一个比我更专业的系统性书籍，弥补老一代人跟现代的文化断代与历史断层。
整体而言，赵紫阳为中心的整个改革开放团队体系（以及胡耀邦的体系）扩散成改革开放历史，可能是中国1975-2075年内一个非常重要的单独分类，因为改革开放和赵紫阳的实质性长期影响范围太大了，不考虑舆论宣传，可能会比毛泽东都要大，现在只是碍于官方压力，很难作为通俗历史与常识流通。
目前官方的改革开放史，基本是秽史，晋书都不如。
—– 1478.6 —–2021-12-27 20:24:33+08:00:
4.政治是行政权，改革开放没有党完全领导其他领域，出现了四大名著改编，各类演艺优秀人才，严格意义上的经济未发达，但文化黄金的时代。
所以我也是不太理解了，行政权在手，制定计划是政府的公务工作，有什么推行不下去的？
5.政府不需要发工资给省内居民，但居民需要对政府财政预算有监督权。
现代中国分税制与缺乏监督权下，地方政府怎么花钱与民众需求无法耦合，而地方政府需要缴纳本地税收给上级，导致地方资源分配不均，而上级政府可以靠财政带来的威权实行对下级政府管制。
甘肃和青海没也了中央支付转移，也没有了分税制的钳制，本地税收所得可以自定义分配大多数，是地方需要什么，钱往哪里花。
分税制下的中央支付转移，是中央先拿走你的钱，然后按照他认为你需要什么再发给你。
即便是穷省拿的可能较多，这个比例也受限于中央认为你需要发展倒什么程度，勉强饿不死，靠支付转移想发达，就跟吃失业救济补助想当世界首富一样。
8.工会是保障居民劳动权益的组织，跟少出肉为世界碳排放作贡献的逻辑联系在哪？这对我来说也太跳跃性了，还是你看错了？或者表达有问题？
—– 1478.7 —–2021-12-27 20:28:38+08:00:
我国执政党每次交权不整人或不死人，都算难得，可以从这瞧得出执政党在现代社会里是个什么贵物，相比之下，胡锦涛双裸退不恋栈，按党内历史，封圣都不过分了。
—– 1478.8 —–2021-12-27 21:04:18+08:00:
社会运作不是靠计划推行，政府的定位不是绝对领导者，只是一个职位上负责该工作的公共机构。
所以认为什么都要靠政府运作的观点，本身就是不适时宜的。
胡温四万亿我不清楚你想说什么。
分税制下，政府是不接受下层机构监督的，一个国家的法理构成，不能完全基于纯粹的威权暴力，靠弹压来让人服从这么简单。
这也是治权问题带来的事权不对等。
分税制下，从来都是青海甘肃这些省份，钱被抽走，中央按照他们认为穷省该有怎么个穷的模样去分发资金。
但这并不是这个地方政府运作的基础，地方政府运作还是要依赖本地税收（而不少都被征走），同时要靠土地财政，拉高地价，让民众的刚需变成奢侈品，而民众的收入水平没有显著上涨，公共服务没有显著改善。
青海或甘肃等穷省，中央在分税制下转移支付所得，也只是够他们在贫穷的公共服务标准下勉强维持运作。
你以为的转移支付是中央抽富省的钱，分配给穷省。
实际是穷富一起被抽，然后中央控制财权，决定穷省继续是穷省，富省继续是富省。
分税制目的是确立中央的绝对威权地位，而不是单纯为了协调全国各省工作。
因为分税制下有个最核心的地方，就是事权不对等。
所有省份，都必须做200%的事，拿50%的钱。而不是赚100%的钱，做100%的事。
转移支付实质性是将30%的钱，扩大到50%，然后你继续去做200%的事。
中央认为50%的钱就够你的穷省人民不闹矛盾时，就可以集中更多资源给富省。
典型的一个例子，现在财政分配下，富省的医保标准，依然高于穷省。
中央为了节省在穷省的投入，首先大规模推行中药注射液，目的就是降低在人口大省的医疗支出成本，富穷待遇一样，仅仅是按照中央保护自己地位而分配。
东北原本是富裕省份，现在也不差，但中央政策故意引导下，变成了对外技术型劳动力输出的大省。
这里还要引入一点，分税制要配合户籍制度看。
民众不能影响政府施政，意味着地方资金不一定用于本地民众，我赚钱交税不给我花，那我在这待着干什么？
聪明人早跑路了。
但是，中国不允许自由迁徙，靠一系列的户籍政策对人口进行限制，从而避免人口因政策不受益与低福利和烂透的公共服务，会选择用脚投票的这种情况。
另外别用墙内那套逻辑不能自洽的价值观去看客观世界。
NGO是世界发展的重要组成，非政府组织里，大量的注册工会决定了经济的发展，白左有错，只是国内自己不让人说话虚空打靶子的一种惯性思维，没有工会谁来保证你的劳动所得与薪酬合理性？
当捆绑一系列使用攻击者自身都搞不清楚背景和词义的内容后，就形成了条件反射，让人省略思考去给出反应，这本身就不是一个中国人善思应有的做派，更谈不上格物致知了。
—– 1478.9 —–2021-12-27 21:57:03+08:00:
收入水平增长，那么实际生活开支和劳动所得呢？
收入的实质性增长，要看经济所得在社会内的分配。
贫富差距巨大，阶级落差巨大，这些不考虑，是睁眼闭眼就当不需要管的吗？
城镇人口收入中位数3270元每月，乡镇人口收入中位数1199元每月，很高吗？
李克强都蚌埠住了，出来说中国的6亿人口，月收入不足1000元。
中国的实质性收入，除了正常经济发展带来的基础增长外，相当多地区仍然滞后在2000元水平，二线3000元很常见，他们没有话语权而言，可能也有，只不过是被人当作不值得被看重的声音，比如鼠人？
东北和西北农村，许多地方本地收入仍然有不少不足一千的情况，福利支出对孤寡或留守儿童极差，约等于没有。
到城市务工青壮年乡村劳动力，收入也普遍就在3000-4000，部分人可能更高，但中位数高不出这个区域。
现在社会面临非常严重的贫富差距，一二线白领，有的人可能5000月薪起步，还有的大学毕业，在一些新兴企业工作，月入8000-10000，这些就已经是相当少数了，更高的就是极少数。
我在东北省会，两三人聚餐随便吃一餐都两三百起步，而满大街都是只有两三千的工作，劳动所得与增值空间已经非常小。
房价呢？这个不需要我提了吧。
大部分的土地收入用于供给给政府，造你认为应该造的地铁高速。
那么，这些东西能不能带来对应的经济收益，并且保证使用率满载？
现实情况就是，你以为京沪深高铁才是常态的公共基建，实际上独山县才是常态。
大部分地区，地方的政府根本不接受监督，也没专业能力，去合理利用大量土地资金，转而去用业余手法浪费掉，除了生产时诞生的经济价值，就再也没什么后续渠道从项目上盈利。
甚至有的地方，一年收入几千万，花好几年的财政储备，去造一条使用率极低的公路，并且还要持续维护多年。
怎么监督和解决这种分税制下，政府无能的现象？有的地方政府甚至都未必是自己愿意做，而是上级政府强行摊派指标。
因为有凯恩斯主义背景的计划下，要求各地搞起建筑项目，作为长期经济吗啡，牺牲地方难得的税金，去用在保证地方经济短期不会下降这一点上。
然后被迫降低公共服务的质量，只提供最基本，甚至基本都做不到保障的所谓政府牌面，我是指东北或南方的一线城市，还不是十八线县城。
深圳都有发不出公务员薪酬的事，还要降低医保标准，用更差质量的医保耗材，去为政府节省，禁止医院个人用自身的医保去为其他病人买单，否则追责到底。
东北遍地都有交警巡警发不出薪，挂名好几个月，当地政府已经弃疗，允许他们自己谋取其他生路了。
那么问题来了，东北为什么没有权力自己当特区？经济政策的控制权，有什么合乎道理的地方，必须由中央来管控吗？
中央说你穷，不给你机会，你就没机会？东北政府需要不断供给本地资源和税金给国企与中央优先，却不能自己决定该怎么运作政府和省内的经济政策，是免税能解决的事吗。
把中央的权力交出来，别对地方指点江山，也不要控制地方财政，地方生产的自己决定自己生产所得。
就算普通人交税，也没有交大部分收入给政府，职业要听安排的说法。
开放人口自由迁徙，解决分税制政策，我本地的钱可以全部用在本地，就变成多省竞争人口资源。
生产税金的，是人，而不是省份。地理条件不是一个限制人口的绝对因素。
沿海也不全是富省，内陆也有富省。
青海人口，能迁徙时，待不住都可以自己选择移民到其他省份，形成数个分散的人口大省，而不是现在户籍制度把人往大城市故意赶紧去，让他们当廉价劳动力压榨。
举例，新疆那个地方，能开户籍，一群人拼了命的离开，根本不需要劝，物价贵到死，离得远，管控严，没多少人愿意待一辈子，南疆农民有条件了，也会想办法给后代谋出路。
甘肃再穷，本地资源自己决定怎么用，也比中央拿走大部分收入然后限制你的发展强，兰州大学砸十倍资源，不做学术限制，宿舍和教学给最好的配套，不惜血本做支援，你看多少人无脑报考的，本身就没那么多人愿意无意义的内卷，一大群人扎堆竞争。
工会作为社会重要组成的一部分，你都直接忽略了，NGO这种组织是天然的客观实体，不会因为你想不想要，所以其他人就不需要了，只有墙内封闭式的逻辑，才会天然敌对，因为这种简单的理解方式，可以让人们降低成本理解一些事物，但往往是错误失真的。
如果没有工会或NGO，劳动权益无法得到保障，政府也必须承担无数种职责，NGO的存在意义就是反应民间需求，而政府本身不适合或擅长提供该类服务。
比如，老龄化社会，政府能独立提供超大规模的养老或护老服务吗？能给钱就谢天谢地了，NGO去参与照顾，帮助社会集中职能，分散政府的财政压力，有问题吗？是政府有问题，不允许出现第三方组而已，谁有问题谁就需要滚蛋。
西南西北农村，留守小孩一年不洗头发，鞋都穿不起，我走访和生活过的那穷地方看到这样的情况太多了，哪怕你在城市都可以看得到，豪华大商场，给大理石地打扫穿工作服的农村人，看外貌、打扮就知道出身阶级，多么神奇的社会主义国家！
等这些小孩长大了，穷到上不起学，但能上网，也没什么渠道成长和培养自己的见识，变鼠人了，他做错事说错话都可以批判或评价他，但能怪他成长为这个样，完全是自己问题吗？没人是圣母，有人或许自甘堕落，但大环境下我们是可以看得起的。
我在太多乡村或者渠道看过地方上的穷人，要多穷有多穷，我都为自己在这种畸形剥削制度下享福感到羞愧心虚，无论是收入水平，还是NGO对这些人的帮助，都不是网上某些人可以否定的。
所以我从来不过度苛责一些人张嘴闭嘴就批判的群体或所谓的低俗文化现象，这些人天然就只能这样活着，法律的事独立看，我们可以批判出问题后，行为在道德上的动机与法律上需要承担的责任。
但我们不能去否定他们存在的原因。问题在那，堵上耳朵，捂住口鼻眼睛，不代表就不存在了。
—– 1478.10 —–2021-12-27 22:24:39+08:00:
我过去就着这份神秘感，去了解赵紫阳，越了解进去，越发现现代中国居然没什么人研究这个领域，就非常惊讶，好奇心更盛。
然后发现赵紫阳的影响力如此之大，以及庆幸中国在最需要改革时，刚好有这么一个人和他的同道者们，跟现代版诸葛亮一样，胡赵一起扭转整个中国颓废的趋势，带领一大批改革人才和老一辈先烈，重拾理想主义为中国打下长远基础。
同时代的苏联和印度从社会主义制度改革，都彻底失败了，只有中国成功，说明成功从来不是偶然，需要一大堆胡赵改革派一样的前人们努力。
胡耀邦跟赵紫阳虽然失败了，但却在历史分水岭上站稳了脚跟，完成了立德的最后一步。
有时候很难不感慨，胡赵的悲剧不止是他们的，也是中国人的。我希望我们和我们的后代也能继承前人从五四开始的精神，有一天能从学术或通俗角度，都理解当时情况吧。
—– 1478.11 —–2021-12-27 22:36:49+08:00:
价格闯关这件事的确很离谱，赵紫阳是自谦说失败了，因为成绩不是特别好。
但周全资料，我们知道是邓小平的要求，希望靠老人名声把价格闯关坐实，解决双轨制价格问题，缓冲可能的动荡。
赵紫阳可能执行有数据误判问题，但另一个角度我们也知道保守派在执行上故意拖后腿。
价格闯关总共两次，第一次赵紫阳执行打下基础，第二次李鹏执行有前面的铺垫才成功，我看到过一些信息说李鹏想将价格闯关成功当作一个功劳，但后来考虑到赵紫阳在价格闯关上的工作太多，自己只是拾人牙慧，才最终做罢。
然后价格闯关就成了一个需要被拿来打击赵紫阳的诘难话题，把其他当权派都摘出去了。
所以价格闯关第一次其实不是失败，而是分两次才成功，现代史不教改革开放，就只谈第一次是失败，避谈李鹏和邓小平等人了。
还有一点就是，价格闯关本质也是给毛泽东时代的制度问题还债，因为双轨制本身外，毛时代超发货币，对市场产能的平衡压力很大，从新视角切入，第一次价格闯关不但不能算失败，而是基于毛时代巨大问题的成功。
而李鹏后来取消了赵紫阳的严控债务与货币发行的做法，开始大规模发债滚雪球，结果到九十年代末，各类改革施政方向错误，一刀切国企大下岗，还引发一系列的银行积债，到两千年初，甚至奥运时都还没消除。
我原本以为真实历史不会跟故事里那么脸谱化，但没想到赵紫阳跟李鹏在历史里的真实表现，越挖掘越发现就是这么符合小说般的脸谱化，一个什么都做对做好了，立场也站住了。另一个不但立场没站住，各种对赵紫阳的挖角埋坑，用本该做好事的制度恶事做绝。
—– 1478.12 —–2021-12-27 22:58:23+08:00:
能有人看我就很满足了。
—– 1478.13 —–2021-12-27 23:05:16+08:00:
毛时代货币超发，计划经济拉胯，邓着急落实合并，市场经济产能没拉高，保守派生产执行故意拖后腿，赵部分可能预判失准。
—– 1478.14 —–2021-12-28 11:37:27+08:00:
中国经济起飞，就是因为赵紫阳政府定制的框架与方案实行，既然九十年代比八十年代更好，那是不是就说明问题不存在了呢？
显然不是，不但问题仍旧随着经济发展存在，需要不断改善，更反应出赵紫阳政府的宝贵经验与预判之正确，也反应出保守派利用赵紫阳经济政策，却不执行赵紫阳执政内核，对社会不公平与分配不均现象的推波助澜。
一部分人收入增加，证明了赵紫阳政策的正确性，另一部分人贫富差距扩大带来的不公问题，也反应了赵紫阳强调要解决不公的现实需求。
所以你明白不明白自己到底说什么呢？
收入中位数跟其他国家比并不通常用于反应实际国内状况，因为每个国家物价不同。
中国的物价，建立在剥削廉价劳动力的基础上，包括农产品价格、服务劳动力价格。
农民没有自主定价权，城市劳工没有自主对薪酬的干预权，户籍制度限制了人口流动，而逼迫人口为户籍所提供的不同城市与省份福利，被迫作为流动人口，作为廉价劳动力进入少数城市。
原材料便宜压根不是什么好事，反应的是农业生产没有其他出路，堆积大量的产能，东北老农民又缺乏关内南方农村人口的流动性，不生产农业就是死路一条。
整个东北就处于一种不该通缩的通缩，不该通胀的通胀，原材料都过于便宜，最后生产者的获取所得越来越少，怎么养活自己？一个东西最合理的前提下，是在生产可选择性多的时候，有合理的通胀范围。
分量只是东北菜的一个风传说法，并不是实际价格因素与通胀导致的结果，实际只要吃过，就知道虽然大，但还没大到一个菜能顶两份，反而原材料成本越便宜，到可能越多，反正也是农民没有得选，被迫倾销的结果。
东北一方面实际物价贵，而原材料与服务提供者的收益却不见明显上涨，中间价那么大一个空间谁赚了？从头到尾就是随着人口流失，政府没有改革权力，本地户籍制度的围城效应加强，农村想进去，而城市人口想出去到更好的城市。
进而人口增加后，房价与无形成本增加，类似情况在全国都因人为设计而持续发生，房价暴涨，对所有经济活动的成本都大大增加，基本刚需成了奢侈品，唯一获利的是政府而已，民众却不具备监督这笔属于自己本该所得的财政收入。
你是不是没听过独山县？独山县造的什么东西你去查一查。许多高铁和高速公路的架构，你知不知道并不是全部都中央出款，而是地方有的要自己分摊成本。
你以为需要，实际上地方的经济水平与财政收入，根本不足以支撑这类工程。
要不然非洲为什么不每个地方都通高铁？中国经济比非洲再好，也只有一二线城市可以负担高铁的成本，无论是政府财政或消费者本身的经济能力。
所以很多人完全忽视了，高铁的建设开支，维护成本与回本能力，都必须是考虑要素，我前面已经说过很多次了，你用好不容易得来的土地财政资金，去开发一个使用率并不能满载的基建项目。
等于侵占大量的公共福利支出空间，去换来一个大多数人可能不会用，满足使用率不足15%的产物。
别跟我说高铁所在是人口密集或沿海地区，人口密集不代表有能力消费让高铁满载。
全国目前就极少数的那么一两条，比如京沪线，是赚钱的，其他的全是赔钱运行。
一线城市赔得起，二线呢？三线呢？如果使用率不足导致赔本，已经说明，哪怕当地有人有需求，也不足以支撑起一个成熟的消费网络让设备高效率使用。
那为什么还要认为这种蠢到家的基建思路有道理可言的？
美国缺乏高铁或你说没4G信号一个道理，因为根本就没有这种广泛足以支撑起经费的庞大需求，你在荒郊野放铁路或基站，可能满足了几万人的需求，然后要支出数百万人规模项目的经济开支，一个地方政府硬生生被挖空占据了一块开支。
政府也有理性消费概念，不是觉得好，就需要铺满。中国铺满，是因为政府需要凯恩斯主义作为一种催动全国经济的吗啡，一旦停下来就可能陷入萎缩，要靠政府主导来拉高经济的效果，三家马车早就不灵了。
中国，根本就没有那么高的基建需求，基建需求早就饱和了，加上分税制的体系，导致项目从上往下规划，都是分散式，无论再怎么有需求，都会出现地方政府浪费资金去做无意义的事的情况。
—– 1478.15 —–2021-12-28 12:01:44+08:00:
什么是官本位的来源基础？你有没有考虑过，真正意义上的思考过？
官本位的根源，在于权力的来源是上级所推动，而体制本身在整个社会主导的比例过大。
现在，一不让地方政府自己选执政者与立法机构，二不给经济政策的自主权，必须强制按照比例让国企参与当地经济与供销。
看半天我发现你对分税制到底是什么还没搞明白啊？
分税制就是一个剥削地方自主权的体系，并且掠夺地方财政，将更多责任与工作交给地方，地方根本没有权力改革自身，没有完全的财政自主权，如何做到从政府行政角度变革？
我说，要选地方的政府和立法团体，去转移权力的来源，由上级赋予，变成来自地方民众。可以不可以？
不可以。
为什么？
不止分税制下的权力来源不平等，扩大来说，是整个共和国的法理基础就是有问题的。
是中央自身明确了东北的政府体制，进而衍生了官本位，社会权力被政府过度垄断，导致一切都是往官员看齐，那谁导致了这种局面，为什么不允许地方民权自主运作，运作又损害了官本位体系下什么人的权益？
为什么要相信中央？可不可以告诉我？我跟它又没有票选关系，它的存在与上台，与民众意愿完全无关。
在地方的民众，自己能选票让人滚蛋，怎么就轮到本地官员有收支大权就为了私立而行？为私立，直接叫他卷铺盖走人。
地方财政的自主权，最根本的就是民众代议机制下，对政府工作的监督，代议机构负责审批预算，钱不是在政府手里，政府也只是被选出来以后，给立法机构打工的而已。
所以到底明白不明白地方自主财权该怎么运作，起码应该恶补一下这方面的知识吧。
内地腐败，包括现在也一直有，不就是因为没有外部权力监督，权力来源于上级，财权被行政官僚自由支配，不受监督的行政权还可以寻租导致的么？
我就起码搞不明白一个逻辑，我雇佣你给我干活，你要钱得找我，你只是提供方案，然后我看合理不合理再审批给你的上司，你怎么在这个过程里不受控？
只不过上司从中央，换成了地方民众，地方政府服务对象是地方民众，上司和老板也只能是地方民众。
另外你说工会这个我都忍不住了，你有起码对工业经济相关的知识再下结论可不可以，对自己负责点。
我基本在国内就看到三板斧，你这种话术套路，就是告诉别人，我对这些方面完全不懂，我了解的都是国内人云亦云，受官方舆论煽动形成的一些没有任何实质性内容的观点。
最典型的一个，工会跟美国工业转移有毛的关系？
工业转移，是因为本地成本过高，所以转移到国外，将中低技术的密集劳动产业外包给更便宜的国家，全世界都是如此，没有任何国家可以避免这点。
工会的目标是保障劳工薪酬以及合理待遇，最低工资制定是政府行政和立法机构层面，在一个允许工会独立运行的国家，你到哪都需要遵守该法律。
所以跟工会有什么关系？尤其是亚马逊这种国内谈工会就说“哎，你看亚马逊没有，我们也没必要有”的烂逻辑。
我寻思亚马逊是员工自己多次投票都没通过，政府和各方面一直在催促亚马逊成立工会，正是因为亚马逊没有工会，所以才一直被人诟病，这难道是什么优点吗？
只要成本抬高，产业都会外移，跟你有没有合理劳工需求都无关，重点是如何给劳工合理的转型。
你又说NGO没养老，那各地的食物银行NGO，防自杀NGO，酒精成瘾者互助NGO，长者关怀NGO，职业培训NGO，政府又不能承担起所有责任，就必须跟这些NGO合作。
劳工只会这些技巧，需要转型，NGO跟政府合作，帮助劳工转型。
要不然工业有自己发展的客观规律，难道要降级去适应被淘汰的劳动力，不发展了呗？
既然一个事物有其必然性，就必须承认其必然性后，出现新问题该如何使用新工具去解决，政府要保证这些被淘汰劳动力的转型、生活质量，尽可能去保障他们。
那你要是不跟NGO合作，自己又不能做好，不就会出现国内现在大量中年失业潮的现象么？没有工会，996到35岁，六个钱包榨干，背着房贷然后被踢出自己贷款还一半的房子，无限权力政府屁都不管，合理么？
—– 1478.16 —–2021-12-28 12:05:04+08:00:
拿智能手机的孩子，跟鞋都穿不上的孩子，是一个孩子么？
或者…..拿手机的都有鞋，穿鞋的都不拿手机？
而且智能手机现在很稀罕吗，二三手小牌子便宜货几百块一个，通过这么一个小窗口去看抖音，这就是他们人生里的最大乐趣。
然后长大了，了解多了，就跟你说的一样如何如何，变鼠鼠了，你会因为这种立场否定他们存在的原因吗？
你有没有真正的去思考过，我说的这个情况稍微动下脑子都马上自己可以给出衍生不同情况的答案，多顾虑下，别老让人替你补充。
—– 1478.17 —–2021-12-28 12:50:49+08:00:
无论过去多久，重新回到这个路是历史趋势。
但曲折多久不好说，因为我们不清楚共产党会以什么形式下台，也不清楚是不是见棺材时才肯落泪。
如果共产党执政末期时习近平死后或晚年，有人政变夺权，或者原来下属抛弃旧路线，重复改革开放2.0，那就有可能和平达成。
否则，大概率会出现全国动荡跟内战，最糟糕情况时全国地方版图碎成民国或汉末一样，通过多年各类手段，逐渐形成一个联合政府。
然后才会慢慢重启赵紫阳方向的政府与社会改革工作。
—– 1478.18 —–2021-12-28 13:05:55+08:00:
邓小平极度反对且厌恶政治体制改革（当代我们需求的那种改革），这是邓小平与胡赵的分歧点。
邓小平坚持要求四个基本原则（共产党的绝对领导地位不变），他支持的改革，是政府优化，比如可以提高社论批判政府的程度，增加党内透明度，但不允许出现三权分立。
也就是说，邓小平的改革，只是让共产党更好的统治下去的一种优化工具。
胡赵的政治改革，是认识到共产党迟早要下台，愿意为共产党和平交接权力，做一个主动引导与过渡。
在其他方面邓小平只是经济改革支持者，所以南巡前，来自于周恩来与陈云的老国务院派系，希望通过江泽民结束改革开放，江泽民是他们提拔上来的，也很乐意配合。
才让邓小平被迫出来南巡讲话，最后跟保守派互相妥协，邓的观点思想写入党章，确立改革开放不会变的路线，江泽民获得军权，双方妥协。
政治体制改革上，最终来看，邓是保守派，而不是改革派，赵紫阳在晚年总结，政治体制不改革，经济到一定程度就很难有效增长与公平分配，所以需要提前做好准备，也是他下台前一直在筹划的。
从资料上来看，我认为对公平社会的看法，肯定是跟元老们讨论过，但元老不选择该路线，我想也可以看得出他们对中国人福祉与自己利益到哪个环节可以相安无事，到哪个环节又绝对不退让，大家也看得出来。
晚年邓小平虽然依然权力在握，但已经自废武功，政府和党务上胡耀邦胡启立被废，经济层面赵紫阳被废，军事层面杨氏兄弟被废。
所以到后期，只能靠隔代指定延续自己的政策与思路，尤其是在经济层面，要靠赵紫阳的嫡系田纪云为南巡讲话背书，处于一个比较微妙的局势。
94-95年时，邓小平理论上已经没能力扳倒江泽民了，不过党内老人威望很重要，江泽民是空降的，所以没根基，对老人意见很看重，也比较心虚。
加上有李鹏和朱镕基前后夹持，常委里也有不少比他分量大的人，才能让隔代指定落实，邓小平如果早死在南巡前，改革开放大概率会大部分废除赵紫阳的改革路线，所以邓小平在经济上还是跟赵紫阳穿一条裤子的。
—– 1478.19 —–2021-12-28 13:27:15+08:00:
看过，但全书不怎么复习，记不牢，朱嘉明访谈把部分内容拆出来，我比较多看。
这书有两个关键地方，一个是翁永曦因为是人才空降副部级，但被党内血统论和阶级论干预，最后没能发挥出来被邓踢了，朱对血统论这点强调很深。另一个是赵紫阳也试图让马洪介入保守派控制的上海地区，但失败了。
—– 1478.20 —–2021-12-28 14:35:31+08:00:
经济深化改革没有停滞，政治改革在八六年就已经证明不被允许深入了。
—– 1478.21 —–2021-12-28 14:37:15+08:00:
所以你搁着到底说什么你自己知道吗？
中国孩子穿不上鞋，你不去解决问题，自己跟自己说拿手机就很不错了，然后就不需要管了？
穿不上鞋自动开出中国国籍还是被隐形了？能摸到手机无论质量与生活品质，自动发中国国籍呗。
—– 1478.22 —–2021-12-28 14:38:41+08:00:
那可能有必要改善的是你，需要丰富观点和同理心来扩大对事物的认知程度，避免被某种狭隘的情绪限制自身，进步成更好的人。
—– 1478.23 —–2021-12-28 14:44:14+08:00:
共产党是无限权力政府，不是他的锅，难道是基层自己的锅？
伊拉克、叙利亚、利比亚都曾经发达过，但当权者拒绝改革，杀戮平民，导致世俗化改革升级的机会错过，国内资源减少，最终基层穆斯林别无可选，就跟中国基层的毛主义和极左泛滥一样。
不去批判问题根本，到给问题做完全站不住脚的回护，对中国人多大恨。
要说鼠人受教育或环境所致的极端思想并不应该成为主流但有其客观原因，那受教育者自诩批判鼠人，却拿不出一个基本应有的逻辑和知识、态度，是不是就是存粹的坏？
彻头彻尾的既得利益者，会为了自身既得利益，屠杀呼唤改革与批判问题寻求改正的中国人，然后以此为乐。
我寻思鼠人整天说图图，拿来玩梗就已经是主流社会能接受的边缘了，那有的人拒绝改革，要杀中国人去维系他们要被淘汰的制度，这种人不是把残忍写脸上了吗？
无限权力政府，就有无限责任。
分锅既不会多给，也不会漏哪怕一个。
—– 1478.24 —–2021-12-28 15:09:10+08:00:
东北老农不一定需要星巴克本身，但我们需要让东北老农收入达到有能力承担星巴克的消费水平。
这是作为人的同理心，作为中国人对同胞苦难的基本关怀，我们需要解决问题，让自身与社会变得更好，从而推动中国真正意义上的长期健康发展。
而不是靠掠夺东北老农，依靠近似奴隶制度的户籍剥削劳动力。
换个更功利的角度，如果问题存在而不思考，也不去判断是否属于自然或人为现象，最后问题就会不断累积，然后爆破影响全部人。
东北老农造不了反，但东北鼠人就是生力军，政府管控能力一旦有一点下降，就会出现社会动荡，然后国内出现混乱局面，从政府或居民角度，你难道认为这是好事？
—– 1478.25 —–2021-12-28 15:14:39+08:00:
我告诉过你，我是非常有现实感的人，有时候我不愿意说，我一直尽力避免把话说的太难听，但有的人似乎跟现实世界是脱节的，意识不到自己生存在怎么样的一个客观世界，以及不能从世界运作的逻辑规则中找到问题与解决办法。
但是这样的人本身就很多，他们也一样可以活的很好，但并不适合或具备对某些问题发表观点的专业性，发言的参考价值也只是作为样本例子来使用。
你唯一有用的，就是你手里的票，来证明谁是多数谁是少数。
—– 1478.26 —–2021-12-28 15:15:33+08:00:
所以你直接绕过了我通过分税制对官本位成因的科普么？
拜托，努力学习一下客观现实世界的运作逻辑，对你没有坏处。
改变你自己，让你自己变得更好更专业，才能消除你的错误观点，摒弃偏见与狭隘视角获得进步。
官本位形成是因为官员权力过大，产生垄断后一切都要依靠行政权进行主导。
民众控制官员的筛选渠道，政府变成有限权力的情况下，官本位就是伪命题。
权力下放较多的沿海发达地区，官本位都不如东北与山东这些地区严重。
—– 1478.27 —–2021-12-28 15:25:34+08:00:
对啊，共产党逼买的，你是社会主义挂名，就得做出基本的样子。
房子是刚需，但共产党垄断土地，通过土地财政抬高了价格，抽走了大部分的利润，让居民必须用高成本负担房价。
可不可以到其他低成本地区生活？
不可以，因为户籍制度限制人口自由迁徙，城市人口没法往下流动，农村人口不能随意进入城市享受公共福利资源。
强制人口扎堆内卷，同时各地政府限制土地出售，人为拉高价格，甚至限跌，还压榨第三方的中间商，让他们降低利润，保证房价增长减少，但政府利润不变。
分税制下，让政府权力被剥夺，税金被抢掠供给给掠夺者中央政府，再通过这些钱去建立武装和维稳优势。
也就是说，民众哪怕不想扎堆内卷，在这些政策下都没得选。
人人都被迫扎堆，保证房价和人口管控、劳动力供给的充足，就是因为人过于密集导致内卷，原本成本正常的东西，必须高成本才能获得。
才让社会仅有的资源都被高度竞争，政府再从高竞争中获得利润，房价只是最基础的。
要不然哪来那么多抱怨，那么多的感恩和躺平党，以后是你这样的人多，还是阴阳怪气的多，稍微有一点客观认知，都知道谁多谁少。
到底是你对现实世界和中国缺乏正确认知，还是你是平行宇宙穿越过来的。
医保强制降耗材，我给你说过了，没看是吧。
小布尔乔亚是吧？中药注射液和暴击教培谁做的？卷都不让卷了，还给你用可能致死或重大后果的药物，就为了节省成本和增加对劳动力的控制。
—– 1478.28 —–2021-12-28 15:51:26+08:00:
如果你想，你自己也可以成为，学习胡赵的观点和了解历史曲折，丰富自己，分享知识给其他人，让人人都可为赵紫阳，甚至你的后代也可以，当历史需要你，自然会有你发光发热的机会，这也是我做科普和分享知识的动力。
—– 1478.29 —–2021-12-28 16:20:57+08:00:
不用爬上去，知道信息，分享给其他人，就是一种有价值的信息递进，用物理和生物学比喻，对我们有用有利的信息，用于巩固观点，制造向心力的知识，要简易化后，跟癌细胞一样在帝国内外传播，直到让巨人倒下。
—– 1478.30 —–2021-12-28 17:03:50+08:00:
你是不是没住过房子？租房成本跟房价直接挂钩，能不能少说这种让人感到莫名其妙话。跟何不食肉糜有区别么？
—– 1478.31 —–2021-12-28 17:05:11+08:00:
所以我跟你说，要补充你自己的常识和知识面，医保禁止使用更好的耗材已经是几年前的式了，我说过好几次了，不止更好的耗材不让用，还禁止科室为单位到个人拿自己的医保给患者买单。
也就是说，这套体系目的就是为了减损医保支出，而不是为了让医保服务更好。
—– 1478.32 —–2021-12-28 17:06:44+08:00:
文革是官斗官，选举和平解决问题不好么，只有你非要坚持民斗官。
—– 1478.33 —–2021-12-28 17:07:41+08:00:
利益集团控制大多数立法者本身就是没验证的伪命题，因为利益集团直接控制政府，政府压根就不给和平解决问题的渠道。
我寻思现在人大不就是利益集团既控制立法机构又控制政府，民众还没渠道和平获得权力么。
—– 1478.34 —–2021-12-28 17:22:45+08:00:
既然是选举机制，和平选举递交权力，还选出川普了呢。
你不爽可以到其他符合自己政治需求的州或国家啊，当你连票都不配有时，难道你要去武装政变？冲击合法政府吗？
—– 1478.35 —–2021-12-28 17:44:41+08:00:
所以这里情况给出的反应，你才是有问题的那个人。
你要求基层必须在不合理的制度下挣扎求存，认可这种剥削同胞的阶级制度，而否认这种制度造成的问题与极端情况。
那你跟清朝统治阶级杀汉人逼留辫子的满人，有什么区别？
潜台词就是，奴隶该有奴隶的样子，别妄想有自己的金字塔是吗。
—– 1478.36 —–2021-12-28 17:49:04+08:00:
谁限制农民必须以官方参考价为主，去销售农产品，来剥削他们的利润所得。
户籍制度坚持剥削农民的劳动力，而土地分配因为承包比例不同，法律上还是国有资产，最后农民既做不大卖出合适的粮价能生存，也很难在城市扎根，只能消耗劳动力被赶回家。
这些谁的制度，有什么天理道义，或公开可证明的合法性吗？
这不就是人为制造一种对农民窘迫的残酷环境，让农民的生存意义变成为政府所需吗？
如果分配和社会制度不公平，就算中国GDP是美国的几倍，但不允许基层被分配到合理的利益，而是把人当奴隶一样。
这样残酷且不合理的社会不会有任何希望，你又不是生活在国外，对国内状况可以无所谓了。
—– 1478.37 —–2021-12-28 17:50:42+08:00:
带线要带球，别硬推冲塔，容易送自己人头，墙内其实没太大空间了。
—– 1478.38 —–2021-12-28 18:02:36+08:00:
控制教培，是在控制教育资源的分配。
第二点的说法其实已经接近实际情况的思路。
主要在于，教育资源是有限的，官方目前是无锚扩招，也就是学位不值钱，但付出的时间和辛苦加倍了。
中国目前无法提供那么多的高等教育对应就业岗位，分数是硬性的，考过了，始终是要有书读，录取率又不能无限拔高，各地这方面的资源都越来越紧张。
人人通过教育培训渠道，让分数线和资源竞争更激烈，不断拉高教育成本，以及分割政府教育资源的分配比例。
你可以想象到那么多人开始选择考研或留学，作为日常镀金手段，十几到二十年前，正常本科毕业就能有不错的工作，现如今越来越多人选择读博。
其实反应的就是就业与毕业人数不对称。
那控制教育培训，等于变相强制停止一部分人试图内卷来获得晋升机会的可能，清空了学位过扩化不受控的基础。
本来有可能接受这类强制培训，卷进去的学生，现在双减是蔓延到学校本身，那肯定有人就随波逐流，他们出来能从事的就业岗位，在各种意义上都更好提供与控制，中基层劳动市场补充生力军的效率更高。
整体上是官方对社会计划生产的一部分。
还有一点就是的确跟钱有关，除了现在有说法但还没落实，是官方会入场赚这笔钱的消息外，剩下的就是理所当然的，官方已经在试图控制一切产业了。
深入教培产业，既有整体控制全国各行各业的大方向，也有细致针对性的功能性政策目标。
—– 1478.39 —–2021-12-28 18:07:14+08:00:
购房是刚需，是不言自明的常识，没有任何解释必要的，中国人不懂那显然就不是中国人，结婚生子都需要住房。
住房的基础价格，会带动租金价格，也是常识，你跟我说租售比100：1这句话是出自于什么逻辑。
你不能强行要回复，然后说个莫名其妙，你以为相关，但外人看来完全不能理解你行为的话，要么就不回复，要回复就起码在一个合理能交流的常识区互动吧。
—– 1478.40 —–2021-12-28 23:10:37+08:00:
首先搞清楚中国的高房价，源自于土地财政，土地财政不是为了服务于民众需求，而是掠夺民众资产的一种手段，尤其是在土地资源充足的中国。
发达国家买房出来的质量，包括土地产权所属，都是中国不具备的。
中国要永久产权没有，要居住质量没有，并且限购带来巨大的无效成本。
任何一个家庭，有条件都不会用租房这种形式度过一辈子，为什么你总是说一些跟现实社会与生活常识完全不符的话？
国内房子大部分的价格都是畸形的，国内房子贵，并不是作为投资产品的原因，而是因为政府圈地以及高价出售，同时户籍制度约束人口，引发内卷以及市场供需关系不平衡。
这个我说了无数次，你基本道理好歹得明白，这都搞不明白我说什么你都没法理解。
吉林收入中位数也就两三千，有几个能长期租两千多的房子？正常按工资收入水平，这种区域的房租应该是1300以内.
如果一个人高杠杆购入房产，脑子有病才会all in，又怎么可能给低租金，租金只会越来越高，按照市场价格继续增值。
因为房源紧张，居住质量好的更少，价格只会更贵。
现实有不是没有市场给你研究，为什么老是那么离地。
假设我是个中国工薪族，在东京买不起新房吗？超低的利息与借贷条件，几百万可以入手属于自己的土地，连地皮到房价，对比中国居住条件的，也才几百万人民币，还是在市区范围内的独栋一户建。
我就缴土地税，地也是我的，房子可以根据自己需求设计，可以弄地下室和车位。
而且还是在全球一线超级都市圈，国内一线城市能拼出来几百万同居住待遇吗？
同价位，无论是生活质量还是居住质量，发达国家的都市群都有很不错的选择。
正因为中国没有永久土地产权，所以买房才比住房更重要，类似问题引发多少产权纠纷？
大部分人进入城市，根本没有能力买房，而高房价却带高了租金，让居住成本暴涨。
只能去吉林当大城市的人，2000一个月都是高租金。有的选去深圳的人，一个月能承受两千，但吉林的2000租金房子，在深圳就要4000到8000不等。
都不一样的城市，你拿来比，难道忘了国内的户籍制度怎么圈人口与公共福利，对阶级进行隐性划线的？租金与收入比例换算，不同阶级和年龄层对比根本没有改变，在吉林也没法有深圳的前途和收入水平，但无论到哪租金比例都变化很小。
因为制度就是在撵人口进城，许多人被迫密集扎堆，租金也是必然的高，人们无法在地自选合理的公共服务区域，东京核心区域我卷不下去了，我可以去春日部，实在不行我还可以去北海道，房子白菜价，福利待遇不变，甚至部分福利更好了。
有这种条件，让人们选择到大城市卷的唯一原因，就是就业和生活质量，居住与国民福利待遇的落差非常小，居住成本落差却很大。
国内做不到这种合理的土地与公共服务分配制度，执政党就该被淘汰了。
—– 1478.41 —–2021-12-28 23:37:07+08:00:
你知不知道很多农产品，需要经过地方合作社与收购站销售，否则农民只能很小范围的自己到市场有限销售。
而国内大豆，大部分是进口，而今年因为产量下降，实际大豆供应市场供需已经不平衡，你要是关注过前两年猪肉价格就知道，这些产品价格离开稳定周期上涨，都不是什么好事。
尤其是价格短期内突然上涨，你短期价格上涨，你产能下降，又不是日常收购的均价基准线永久性上调。
国内大豆不但质量不如进口的，价格也跟不上。
因为农民的耕地流转困难，既难以扩大生产，进而很难在这些需要加工的原材料农产品上脱离国储库下行的收购规则。
这也是为什么许多不需要加工能直销的农产品，可以走电商或快速销售的渠道，橙子或猪肉是最典型的，橙子还需要相当大的电商销售与储存合作。
猪肉前两年价格爆炸时，对养殖业者伤害最大。政府不但没兜底，还背刺了一波，除了暴力检疫扑杀，以及让官方扶持的白手套入场争利，开始将部分例如猪肉这样能快速自销的产品，列入官方控制外。
还把农业市场一类的地方“规范化”，进一步打击小地方余粮自产自销，走名义市场化的路线，变相靠行政权把农民原本的自留地都给赶尽杀绝。
粮食收购，重点是价格稳定，不是价格出的高，农民就会卖，因为某些时候高价是不稳定的，比如大豆产量低，就100吨农民需要卖3元回本，5元才能盈利赚的多，官方给的是3元，意思是2元每斤的价格农民要自己亏本或者几乎不赚钱，进口价是2元，官方价的确比进口价高，但生产成本一样吗？
如果农民有美国的土地政策和生产环境，价格也能降低到3元还有得赚，问题是官方用美国的生产条件作为市场价基础，本质上在农民最希望有的环节卡死了对方。
然后才绕过大宗交易，单独针对农民补贴，也就是说农民的生产所得与收入，无法跟自己劳动所得挂钩，而是跟补贴，那么补贴多寡是农民有权力控制的吗？
你去看看农民为什么在大豆价格上调的时候，反而惜售，产能又不一样，生产成本都不同，农民希望盈利，市场整体虽然干不过进口货，但官方定价许多时候，本身就是在压农民的真实利润，救农民靠固定补贴，这样官方就可以又省一笔了。
—– 1478.42 —–2021-12-29 00:04:32+08:00:
实际选民大体立场和倾向，无论分裂程度，大体都会形成一超多强或者二元化，因为现实社会也没不是RPG游戏加点，议题的不同来来去去就那些，政治上的左右以及经济上的左右区别。
党派划分也来自于这种二元化价值观的撕裂。
民主是代议制的体现，任何人符合选举条件，都可以参与选举，除非该国能有某个影子势力或专权者可以操控选票的行为。
否则在扩大到公投层面，没人能控制住每个人怎么想，也就是说，验证每个人都投票的事实比选民是否能理性做出想要的更重要。
因为理性选民是少数，社会的构成不是单纯为了让少数选民作为最终正确决议，而是要获得法律意义上的认受性，这样就必须不分阶级背景的进行投票选举，否则施政的法理来源都不具备，终归会产生动荡。
舆论机器这个看美国最典型，两党都有自己支持的媒体集团，但是选举的结果还是五五开，以至于出现摇摆州，甚至反建制的川普能被选上来，如果舆论机器真的管用，一开始川普就不可能胜选。
实际上，美国作为总统制国家，党派力量已经比想的大很多，但仍然无法控制党内选举，配票的主要方式，都是靠竞争者之间互相妥协，完成党内选举统一票源，比如桑德斯推选后呼吁团结。
我大概一个月前谈过美国党内选举的制度与逻辑，如果翻一翻可能还找得到。
党派轮流做，是因为选民就这种倾向而已，选民是人，人出生了通常会活几十年，价值观形成了几乎是不会变的，拿这么多年这些选民不断选，肯定来来去去政党的大纲与派系也就那样而已。（典型的一个例子，LGBTQ的推广，在几十年前无论哪个地区都不可能，改变松动就是来自于选民的投票对政策的实际影响，政策再反过来推动社会观点，扩大与公开化。）
变化较大的，也就是议会制，比例代表的议会很容易出现新政党与小政党，所以经常可以看到联合政府或者政党联盟，相反如果对比，美国总统制那种反而是赢家通吃。
而比例代表制的议会制国家，有时候反而因为地方利益过于细分，导致政治纠纷极度复杂。
国内这些无论是官方通过其他渠道施放，或者某些人自己想出来的结论，都是毫无实际体验，自己臆测出来以后，把许多新闻片面的放大化，然后赋予不合理的“合理性”。
最典型的就是这些引用的各种黑料，以美国为例，都是两党互相编造诋毁对方，或者揭老底，再传到各大社交网站，然后十八手流入国内，国内再根据从未有过的公开选举与民选传统，给出一个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答案，管中窥豹，典中典了。
就像跟原始人解释封建制，或者跟帝制臣民解释共和制一样。有的人价值观到一定年龄就固定了，所以就算事实摆在那，让他体验了，大概率也不会改。
—– 1478.43 —–2021-12-29 22:04:29+08:00:
从时间角度讲，他们做什么都是苟延残喘，高层危机感已经爆炸了，最近一两年政治运动与铁拳密度多的不像话。
但控制教培除了这点，更多的不是因为知道产业升级失败。（我认为是中国产业升级是非常缓慢或停滞，而非不能，缓慢到来不及转化成果供中共使用，他们本身无法转化，过了中共这个坎，大概率是可以的）
而是他们的这个体制上限，只能控制劳动密集型的基层工业，以及不算很多的中高层信息、技术与知识分子产业。
所以可以看到，一旦知识劳动的技术产业开始蓬勃发展，官方就主动出铁拳。
产业升级过程里，民权扩大是必然现象，官方实际是在想办法剪除一切可能做大威胁到自己统治的潜在对象。
—– 1478.44 —–2021-12-30 11:43:59+08:00:
资料方面，目前很多第一当事人口述资料都留的很充足了，得益于赵的朋友下属亲人们事后的准备，尤其是录音和文稿。
剩余的就是官方的档案馆以及备忘录，不清楚有没有大规模销毁，但应该有底稿留存，中共倒台时，这些不大会是敏感资料，希望专业人士能有渠道第一时间拿到。
比较幸运的是，赵紫阳同辈的年纪都太大，但幕僚团队里当时很多年轻人，还可以将研究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口述资料也有很大挖掘空间。
—– 1478.45 —–2021-12-30 23:48:40+08:00:
经济活动升级的本质，就是一种生产主导权的扩散过程。
如果把威权视为君主与一个指导性生产的极端，民权就是大多数人生产的另一个极端。
越古代的社会，因为技术限制，产业种类越少，威权的本质就是靠暴力和某种力量，去压制少数工种进行生产。
因为技术水平限制生产能力，工种少，威权相对容易控制，同时生活水平也更差。
所以随着时间推移，技术进步后，人们的生活水平与需求越来越高（严格来说是技术进步才有新的需求，但也互为因果。）
君主可以控制农民缺乏生存资源，只是勉强糊口没有能力与话语权的农民。
但很难控制劳动有盈余的手工业者或地主。
所以往往需要靠一些制度合作，或者一样用威权弹压，但合理且长久的制度往往是以暴力为手段，而不是目的。
当手工业者这个范畴的工种越来越多，劳动者持有稀缺技术，而威权政府不可能跟控制农民这种不动产且技术含量低，可替代性强的基层阶级一样，去控制习得新生技术的从业者。
否则他们会失去这种技术，或者干脆无法享受到技术红利。
这个在欧洲中世纪到后期，以及现代都是一个道理。
欧洲要善待工匠与受教育的工程师，因为他们可以打造与设计非常好的武器、生产力工具，蒙古人很清楚这一点。
现代则要对待知识分子尽可能提供给他们所需的待遇，尤其是在超尖端产业。
技术需求是刚需，但技术人才的数量有限。
代表威权的君主或独裁政府，不可能控制所有人和事，如果他们试图控制，就会适得其反，因为无法有效管理。
每一种产品的生产、消费与推广，都存在一个经济节点为单元进行思考。
政府、个人、企业，他们都会进行消费与生产。
如果社会的工种有10个，单一的经济节点，比如一个威权政府，它可能控制得住。
但是如果工业化社会，工种有5000个，一个单一节点的政府去策划这些产业，怎么确保经济的良性循环是符合需求的呢？
所以经济发展，是随着生产力提高，将人赋予对应的价值后，让他们可以自行消费与生产，成为独立的经济节点。
这也是为什么农业社会可以维持威权政府，越高度工业化与现代化的政府，来自于个人的民权也必然扩大。
企业本身就是一种来自于个人权力扩大化后的经济组织，政府主要存在目标，就是花钱，而不是赚钱。企业的主要存在目标，就是赚钱。
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里，需要扮演一个从威权过渡到现代化，将经济节点的主导权，扩散给企业与个人的这么一个引导角色。
否则很容易出现计划经济，跟市场需求严重不匹配，而负责推动技术与市场可行性的消费者本身，都不具备自由支配消费品的权力，产品的竞争力自然下滑，从各方面都会被淘汰。
一旦跟外部世界对接，本国经济就很难站得住脚，而计划经济其实就是威权政府在工业化可以快速通讯，获得前所未有的弹压能力后，披着共和制外皮的封建王朝，失去法理依据，又存在于工业化社会，就只能处于一个畸形位置。
对于快速工业化或者农业人口过多的国家，出现计划经济与典型威权政府，都是较为常见的。
—– 1478.46 —–2022-01-02 13:11:17+08:00:
国富论或者约翰洛克的政府论，再到现代的米尔顿弗里曼、艾茵兰德、蒲鲁东，尤其是经济上芝加哥学派对部分货币主义衍生出的一系列对社会看法，奥地利学派也有影响。
所以无政府主义者与互助主义者的观点延伸也是有的，但更多的是我个人总结思考阐述，用部分我认为合理的去解答其他观点无法独立解答的问题，如果说纯粹经济学从工具角度去看，显然是对标不上的，而且我也不是科班毕业，从经济学上讲是很难找到标准答案。
前人观点有一些常见的典型情况，就是他们的观测窗口很短（自然寿命），所以只能根据当其时的经验去总结结论，这就造成一些很容易出现的讲点判断，比如马克思对私有产权与资本主义社会的长期预判细节，当时社会现象有资本家在改善劳动待遇，马克思也有观察到，但没条件进行更长期的预判。
所以现代人有了足够多的观察工具以后，就可以根据现代技术产业的发展路径，综合前人的观点，自己总结拓展前人未能探索到的领域，我不清楚世界上是不是有其他大学的研究者在做这个领域，不过我认为现代社会用的社会观测工具或框架学说很多都太老了，估计三十年内会有大量革新。（所以我自己提的观点，我希望它是不新鲜或已有人在研究的）
—– 1478.47 —–2022-01-07 19:13:50+08:00:
无锚扩招最早是为了提高教育素质（名义上的），但到执行层面，因为财政细分，地方执行根本拿不到钱，质量就根本拉不起来，演变到后来就是解决教育压力。
合理的大规模扩招其实没问题，但政府财政跟不上地方教育改革，就像一袋泥，下面拼命往上挤，上面产业不改革不放权，压着口不让挤出来，只能停在中间，导致这个层级内卷，就业压力反而变大。
—– 1478.48 —–2022-01-07 22:37:45+08:00:
你引用的内容没了，但我看你回复大概猜到一些。
对产业的相关指导，一个是限价，还有一个特别关键的是民企入住党委。
限跌和限涨，等于抑制盈利空间，跌了成本由企业自己承担，涨了意味着难以从市场热潮里获利，虽然正常来说限涨某些情况下合理，但行政限令更多是因为需要对执政党本身有利。
党委入驻影响最大，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公司的实际运行权被转移出去，政府行政权主导越来越严重。
还有一类情况，就是政府会指定企业，给许多民企的某些事务做处理，这个企业可能不是刚需，或者原来刚需不在这家企业，当政府通过行政权以及各类新规树立。
让民企们产生了一种业务需求（审查、字库等），或者原来有需求但被集中（运输、医疗、教育等）的某些业务，转移给指定有政府背景的企业。
也就是说，政府靠白手套，直接管控许多行业，既有直接党委入驻，随时监察，也有第三方白手套，作为上游。还有更粗暴的提供指导价格。
—– 1478.49 —–2022-01-10 05:53:38+08:00:
手头上没数据，不是医生有些地方可能说不准，但我了解一些说我知道的。
医保资金有一个重要的开支指标就是耗材，医疗本身就是非常耗钱的事，而小城市不是不贵，而是他们没法提供更好的治疗。
耗材是越好效果越好，有的耗材不行是可能导致术后治愈差，轻的留疤，重的可能死人。
所以医疗服务本身，就是可能多花30%的钱，提高1%的治愈率，这种加钱没上限的产业，任何情况下价格都是只高不低。
一线的只是实际体现了这方面价格，所以你到小城市医院，治不了都要送更好的大城市。
一个是医疗很吃人才，大城市天然有优势吸引。另一个就是配备资源相对充足。
那么一线城市的医疗水平越高，人口越多，就越需要更高的价格去供养，如果不能提供，就会让人口被迫流失，甚至出现很严重的社会运动。
但这样迟早养不起，这就是个捉襟见肘的问题，因为医保社保还有许多公共服务资源，本身就是通过压榨地方财政，缩减其他地方开支，针对到大城市提供更好服务的。
现在一线医疗上不断升级，等于开了一个无底洞。
资源倾斜的结果就是，有的人用了超额资源，在剥削资源的情况下，医疗资源居然还不够用，而不平衡的地区政策，让地方又没法填补这个财政窟窿。
更大地方的医疗水平永远比小的好，医疗资源累进向上，小城市与乡镇人口却跟城市人口一样会生病，但本地自己的政府没能力负担合理的医疗水平。
就变成了漏斗式全体向下的集中扎堆，医疗资源被迫挤兑。
医保前几年改革，有一个关键的，很重要的地方，就是医保每个医院每年有给病人使用限额，这个限额改革后发到了科室，并且针对个人，个人超了科室被罚，科室超了医院被罚，属于逐级连坐。
到最后只能通过一二三线城市降低耗材品级，三线开外到乡镇开始用医学上风险极大的中药注射液来降低成本，最近几年没跟进关注，但肯定还有不少骚操作。
分税制取消后，富省依然可以对穷省进行财政支援，但不能是一种强制式的。
中共的分税制一个很大的问题在于，中共去规划哪些地区就该穷，应该发展到什么程度，超过了这个标准不给你技术和政策支援，怕你做大或者失控打乱政府的计划。
也就是授人以渔不如授人以鱼，颠倒了。
而正确做法是富省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真正带来富裕的，始终是就业，留守儿童是因为一切产业与资源过于集中，让家长被迫外出打工，当富裕城市与省份为了降低成本，开始脱离中央控制，有能力将产业转移和推广到国内其他地区后。
这种产业扩散，会大幅度降低家庭长期分离的割裂，同时赋予人口自由迁徙权，意味着税收是跟人走，穷省能走的会选择走，没走的要么是打算利用贬值的土地的超级农民，要么是太穷实在走不了。
这种人就需要政府帮忙，还有希望专职做超级农民但没起步渠道的人。
其他省政府可以给他们提供就业补贴、农业银行贷款。
重点是，要给人们选择权，人们会根据自己能力范围选择认知内的最优解。
政府需要的是扫除没有选择余地的情况，提供选择空间，并且主动承担科普责任，让人们有足够的认知水平去进行选择。
如果你多弄几个部门，官僚主义都另一说，政府雇员本身薪酬需要较高，这又增加政府的直接开支，就跟做高铁一样，政府没法随意裁员，除非经济有基础，税收允许持续扩张，否则任何政府没充分准备下的扩招，都可能导致效率浪费。
因为改变贫穷的最好办法，是让他们有学习与生产的机会，更多的政府人员围绕没法学习或生产的人，也依然不能让他们学习和生产变成劳动力。
所以除非真的缺乏，或能明确估计未来人口增加需要扩充部门，否则政府应该多花钱在提高教育水平、企业补贴，这些可以扫除障碍，能让人口在学习岗位或劳动岗位就业的方面。
要不然就是几个亿造独山县城楼的结果，花了大量的公务员薪酬，但服务对象到最后没法学习或劳动产出高价值，甚至自己都没法养活自己，这就得不偿失了。
NGO的好处就是，许多时候政府不需要对他们进行雇佣，他们多数时候不是政府雇员，政府不用直接承担他们的人力成本，某些服务只是合作、外包或纯粹自发，经费也不一定需要政府出，在发达国家人力成本是非常高的，政府雇员的待遇也不错，NGO还可以号召义工。
也就是让有生产盈余的人，愿意为利他观念付出劳动或金钱，还不需要细分部门，否则每个部门都回报，政府的效率无可避免会下降，NGO则大多数不需要。
就跟计划经济，政府要挨个给国企与工厂指令，反馈几次不知道要多久一样。但资本主义下，企业只需要负责纳税，政府拿钱就行，两者权责关系是法律中，生产是“去中心化”的。（部分社会企业概念的出现，其实更应该把企业看成一种社区，大公司则是超级社区。当然，一般印象里社区观念都是无利益性质的）
政府得到了高效率高流通性的媒介（钱），企业得到了合法性的保障，政府不需要再花钱养人去控制企业，否则就是资金越耗越多，人越来越多，企业生产效率跟不上，这么多人反馈更慢。
—– 1478.50 —–2022-05-20 16:27:36+08:00:
没错，邓死后，我们上帝视角是可以继续进行政治改革的，但当时赵紫阳也不可能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等到邓小平和陈云去世，如果邓先去世了，对赵反而不利，只是现实里是陈云先死，邓才死，让改开路线最大化被确保了。
但可以肯定，没六四发生，赵紫阳是肯定可以接班的，六四最后一刻邓还在给赵紫阳表态支持的机会，赵紫阳确定不表态支持后，才放弃他。
—– 1478.51 —–2022-11-06 03:15:45+08:00:
改革历程和杜导正日记其实基本讲了，还有部分我没记错应该是是录音内容，网上可能有的已经遗失（非固定顺序节选，绝大部分是改革历程）：
执政党必须过两个关：一是开放党禁、报禁，当然这种政治开放也可以采取逐 步的形式，但这一关必须过；二是党内的民主关。在共产党内实行彻底的民主制 ， 用民主的方法对我们党进行改造。
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领导整个社会向着议会民主政治过渡，**党内如果不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那就是不可能的。这就要保留党内持不 同意见的人的合法存在。**毛主席过去还讲要保护少数嘛！党内一定要允许不同意见，甚至不同的派别合法存在。党内不同意见的争论、竞争，遵守共同的游戏规则。
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我们需要一个较长的过渡时期。在这方面 亚洲国家和地区有很多情况值得我们重视。如台湾、韩国这些国家和地区，他们 由原来那 种体制逐步转变为议会民主制度，有很多很好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根据中国的情况，在过渡期，为了能过渡得好，至少是在一定时期，保持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改 变共产党的执政方式，仍然是一种正确的选择。
这种选择的出发点，一是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的稳定，为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创造一个好的环境；二是有利于随着社会经济文化条件的变化，顺利地过渡到比较成熟的文明的民主政治体制。也就是说，第一不可仓促，冒然地全部搬过来； 第二必须朝着这个目标前进，绝对不可以反其道而行之，防止任何不利于甚至阻 碍向这个目标前 进的倒行逆施。
这个过渡需要多长，那要看整个社会各方面的发展，**关键是共产党领导集团有 这样一种思想，这样一种信念，然后再因势利导，分别轻重缓急，逐步实行。**但 是也不能完全靠执政党的自觉，必须有社会舆论各方面的推动
我 们希望在相当时期保持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以便有领导、有准备、有秩序地 在稳定状态来完成这种过渡。至于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究竟能保持多久，这要看随 着社会的 开放，政治的开放，共产党同其他政治势力竞争的结果。如果我们一 切都很主动，一切都搞得很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就可以保持很久。但这不能靠宪法的规定来垄断这个执政地位，而是要靠自己去竞争。
“我们现在不培植反对党，一旦垮了，国内会大乱的，这是最危险的。现中央不考虑这一点，不愿看到这一点”。
赵紫阳说：第一，现在我党的腐败，是经济放开，政治改革长期滞后的必然结果，必然产物。这不是作风问题，思想问题，而是制度问题；第二、腐败的主题内容是官吏尤其高干子女、亲戚、朋友、藉高干手中的权力，钻权钱之间出现的空子，暴发起来。暴发起来后，钱来得容易，便会无度挥霍；第三、这叫做**新生官僚资本阶级，总之是一层人，一批人，是个阶层吧！**他们勾在一起；第四、这种力量与广大人民之间，形成对抗性关系，对抗性矛盾。广大人民将他们看做革命对象，有一日可能爆发剧烈的斗争；第五、**结局也可能是，官僚资本家暴发了，但广大人民生活也还改善了，生活过得去，于是人民容忍了，以后这矛盾淡化了。**一九九四年九月十三日
我当时一方面主张广泛对话，一方面对学生提出的社会关心的热点问题，如廉政问题、透明度问题、民主与法制的问题以及舆论监督等等，要积极采取措施。 建议人大 建立一个有权威的廉政委员会，独立接受对高干子女违法行为的举报 及调查，加强舆论监督，加强透明度，加快新闻法、游行法的制定。 通过具体立法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
我还提出，专门召开 一次人大常委会，**听取对几大公司以及社会认为“官倒”严重的几个大公司的审计情况，由人大进一步 审查，或由人大直接组织审查。**因为在人们心目中，人大的透明度比党和政府还是要大一些。我当时总的想法，就是通过对一些社会上关 心的热点问题的改革，一方 面来缓解社会上和学生中间的一些不满，把学潮缓 和下来，平息下去。并以此为契机启动政治体制改革，通过这些问题使人大真正 能发挥最高权力机构的作用，引导 学生把注意力转移到如何深化政治体制改革 问题上来。
他几次向我打招呼，说无论如何政治体制改革不能受西方议会政治的影响，连一点这方面的痕迹也不能有。平时在讲到人大、政协作 用的时候，他多次批评说有些人想把人大、政协搞成两院制， 想把政协搞成上院。
1988年我提出要进一步发挥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作用的时候，他反对在人大会议 期间民主党派建立党组，进行党派活动。 （指邓）
对于选拔民主党派人士到政府担任实职 ， 他也只允许以个人身份，不能以党派身份参政。可见他在这个问题上连一点点小 口子也不让开。
邓小平自从掌握最高领导权以后，非常强调要保持政治局势的稳定，稳定压倒 一切。他认为没有稳定，乱糟糟什么事也办不成。为了维护稳定，主要手段就是 专政这个 武器。在我印象中，邓是在老人中强调专政、对专政念念不忘最为突 出的一位，至少是其中之一。他常常提醒人们不要忘掉使用专政这个手段。
他不仅反对政治制度建立什么分权制衡的制度，而且**十分厌恶人们用游行、请愿、闹事的方式表达意见。**他主张用立法的形式，实际上达到禁止人们进行这样的活动。一旦出现这样的事情，他就主张快刀斩乱麻，用强硬的手段予以压制。因此，邓主张的政治体制改革，专政是不允许动的。
我曾设想过，把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真正丰富它，完善它， 使之真正发挥参政作用，使这个制度是真的，而不只是形式。这样才能使各民主党派活 跃起来，真正发挥参政的作用，监督的作用，使社会上那些政治参与感 强的人，通过民主党派这种形式实现自己的政治参与愿望，不致在体制外再形成 一种与党对立 的组织。
使共产党不致全面垄断权力，但绝对不会对共产党执政地位挑战。为此我曾提出把**“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改为“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虽然差别不太大，但领导是个政治问题，领导下就是一个组织问题了。
我还建议把民主党派中有能力的人提拔到国务院各部门当副部长或部长，解放初期我们就是这样做的。另外，有些事不要等共产党有了决定再告诉民主党派， 没有定下来就可以听取民主党派的意见，使协商成为真正的，而不仅是形式。 吸收民主党派成员参加国务院各部的领导工作，得到了邓的同意，而且说要抓紧办。
我有这种想法，当然也没有最后定。也有人说，人代会期间共产党建立党团组织，为什么民主党派不可以建立党团组织。这件事不知怎么传到邓那里，他那里传话给我的秘书李勇说，邓讲发挥民主党派的参政作用，只是讲讲而已，怎 能当真？绝不能在人大中间搞党派政治，邓是反对的。我们原有的，大家已经认可的制度，都不能有真正充分的实际内容，你再谈其他的改革，谈何容易啊。
关于党政分开问题，工厂实行厂长负责制问题，党内顾虑阻力很大。**相当多的地方党委是反对的，他们习惯于党委总揽一切，垄断权力，党政一把抓，书记说了算。**实 行党政分开，书记似乎就变成虚的了。所以当时对确定厂长是中心人 物，是法人代表。书记不对工厂实行全面领导，而主要负责党的工作，思想政治 工作。各地实际 上顶着不执行。党政分开，厂长负责制实际上涉及权力分配问 题，既得权力的一部分人不愿放弃权力，改革相当困难。
我曾说过，要加强和改造政治思想工作，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实行改革开放 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这当然是对的。问题是怎么加强？**按照过去的路子会适得 其反。虽然我们原来政治思想工作有许多好东西，但1957年以后，差不多20年 的时间，思想政治工作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
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政治工 作， 实际上是把群众看成改造的对象，控制的对象。所以思想政治工作不讲什么道理，不做什么说服工作，基本上靠帽子压人。“阶级斗争为纲”对思想政治工作造成非常坏的影响和习惯。同时政治工作官僚化、行政化非常严重，机构非 常庞大，大量的脱产人员。
我提出改造政治思想工作，就是要从根本上改掉这些年的做法，继承和发扬战争年代的传统，重新探索，重新塑造一种新型的思想政治工作，很大程度上是要重新探索 重造。我说出这个口号后，引起轩然大波，许多老同志反对，各地党 委的同志也反对，特别是工厂里搞思想政治工作的更反对，全国一大批靠政治思想工作吃饭的人认为是要革他们的命。
那时我就感觉，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步履维艰，经受困难，经受风险的承受能 力很低，稍遇挫折就议论纷纷。至于政治体制改革那就更是寸步难行。因为政治体制改革 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要改变过去党的执政方式，行使权力的方式， 办事的方式。归根到底，就是要改变党对权力的看法和对权力的全面垄断，所以阻力很大。
政治体制改革的阻力首先来自党内及各级领导。如**果说经济体制改革容易得到 各路诸侯的拥护，而政治体制改革他们中很多人是消极的、抵制的。**但当时我感到，政治体制不改革，经济体制的改革就很难深入下去。
譬如选拔干部的标准， 还是过去那一套，并不是把赞成和支持改革作为主要标准。**中国的改革虽然搞了 10年，但并没有突出去解决各级领导掌握在改革派手里的问题，所以经不起风 浪。**有一些地方对改革采取实用主义的办法，对他有利的就执行，对他不利的他 就阻止，有利的方 面就加以扩大，不利的方面就加以缩小，加以限制。
1988年我在广东过春节，在接触许多情况后，我深深感到搞市场经济以后，经济是活跃起来了，但腐败问题也出现了。当时我提出“经济要繁 荣， 政府要廉洁”。政府就是指干部，指掌权的。后来我越来越感到廉洁是个大问题。
在旧体制转变为新体制的转轨时期，如果没有监督，腐败就会滋长起来。 权钱交易、官倒、官商、贪污受贿。解决这类腐败问题，**最根本的是解决透明 度，解决民主监督问题，包括新闻监督、舆论监督和司法独立。**这就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 如果司法不独立，法院不能独立办案，检察院不能独立行使职权， 即使立了法也不能真正实行。这就涉及司法和党的关系问题。
我深感政治体制必须相应地进行改革，当然不是完全照搬西方那一套，而是根据中国国情，逐步地实行民主的、有监督的共产党执政制度。权力绝对不能垄断 ， 权力必须有监督，人民群众有这样的要求，形势有这样的需要，十三大也原则上提出了这样的改革。但是，要真正着手政治体制改革难度非常大，党内那些老同志几乎没有 人支持这种改革。所以十三大以后，政治体制改革实际上处于停滞状态。
这就发生了一个问题，一方面人们要求民主，要求加快政治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强 烈；另方面十三大以后政治改革没有什么行动，这就形成了很大的反差。人民的要求，特别是知识界的要求同党的想法差距很大，矛盾很大。
—– 1478.52 —–2022-12-12 16:11:39+08:00:
分离是行政与政治分离，不是放弃政治上的领导。
人事权还是把握在他们手里，但负责执行具体政务的，就不以政治挂帅，比如政治口号和运动，这是针对前三十年的政治运动的部分。实际市长和市委书记分开的做法本质就是这样，不过中共自己根本执行不到位，达不到行政与政治分离。
举个例子，中共改革开放时，推行市场经济，这个背景下经过三十年各类健身吃饱，按道理人人都以为官僚机构其实很驯服听话了吧，并且国企表现也是缺乏灵活自主性。
但实际情况是，当中央推行市场化改革时，这些地方其实反而跟不上，或者受保守派支持不去坚决执行。
也就是说，你的建制不够完整，分离不够明确，其实更容易让只负责行政的人被带歪。
减少政治上的沟通成本，去除一个机关或个人的政治利益、立场与属性，他没有利益矛盾了，只负责干活，中央的政策才能更快推行。
如果一个市的行政机关人员，跟省内或者中央的保守派有联系，是他们的人，反馈到地方，他可以直接绕过中央行政层去给地方下达命令。
但现在的公务员，那就是上面给什么就干什么，越多层级的机关的党组，越容易出现被权力细分的问题，减少不必要的党组在内部有明确反对力量时，实际是在收缴政治权力到中央决策层。
杜绝内部反对者通过这些党组机关和人脉去实现政治干预。
而一个纯粹的公务员，他只有上下级关系，没有组织关系和政治关系，只是有编制身份，服从于行政上级，那施政就容易很多，他们也变成了一个独立个体，而不是靠党组串联起来的庞大保守派，比如说地方一个科员给假数据或者不办事拖延，有人要治，保守派在地方就有人出来保，更高的人治，也有更高的人保，以此类推直到邓那必须拍板。
党内派系公开化，也是为了减少这种明争暗斗导致的人员和行政资源损失，比如说项南被挤兑，早期赵紫阳的一些幕僚，本来是可以转正的，也不受支持。
如果公开化了，相当于将执政方的法理明确化，出现一条公开的政治界线，你没上台，这就不应该你碰，等于党内法理上彻底否定了私下对抗这种做法的合理性，一旦被抓包那就是严肃政治问题。
也可以杜绝上述所说那种一个保一个，最后保到邓小平那里的现象，因为制度上公开化派系等于要求所有人摊牌，改革破既然有资格执政，就有资格按规矩去办事，你要反对你等我们做错事了你上台来搞，或者你提出合理做法，那一个人在地方没道理的阳奉阴违被抓包，保守派就不好保了。
其实这一套组合拳，背景就是承认中共也是个可能下台的政党，并且接受这种现实，所以有可能下台这件事是优先被考虑的，在接受这个客观现实后，怎么去优化和做到最好，才是这套组合拳诞生的背景。
正因为政党完全建立在权威，而不是行政分离的基础上，导致一旦中央的权威或党组织受损，地方的党委就会动歪心思，这样更容易出现割据问题，就像一个军阀都是需要一套自己的班底，不能完全靠吃工资的行政打工人，行政分离其实就是在削减这种中央出事，地方能随时搭台子唱擂台戏的可能。
也并非说要一放到底，然后闷头不管，因此军队更不会随意乱放，而且军队其实相对更好控制，军队是完全不事生产的组织，一旦失去政府资金就会土崩瓦解。
政府、党和军队是三个组织，军队的建制是通过党控制政府来供给，地方有政治目的的党委越少，越能避免政治干预。
至于其他的，就属于人饿了会吃饭，船到桥头自然直的事，并非是刻在基因模板里的，奴隶和奴隶主离开奴隶制也能活，环境有了就会形成。
1479: 【#工信部回应Steam主域名被拉黑#】工作人员表示，并不清楚该域名被拉黑的原因，也没有收到相关通知，但肯定是有违法违规才会被拉黑，至于整改后域名能否被重新启用、是否会影响国内玩家登陆Steam平台等都无法确定。随后，记者就此向Steam方面发去邮件采访，但截至发稿未得到明确回复。目前，Steam平台仍可以正常登录。, submitted on 2021-12-28 17:37:18+08:00.
—– 1479.1 —–2021-12-28 18:14:18+08:00:
这么会踢皮球，国足有你早进世界杯了。
1480: 计划生育政策到底影响有多大？, submitted on 2021-12-30 10:22:05+08:00.
—– 1480.1 —–2021-12-30 15:29:34+08:00:
计划生育最大的问题不是减少人口本身，而是造成世代更替率出现断崖下跌，人口的年龄划分出现断层。
导致社会人口结构畸形，头重脚轻，短时间内一代人的竞争压力极大，过后又给社会带来大量的老年人，而新生代人口减少，社会整体造血能力下滑。
让整个国家处于一种人为制造的强制停滞发展期，并且处于婴儿潮的那一代人，一生中大部分时候都要面临抢工作、大下岗、年老福利不足，同龄人过多的问题。
社会人口比例失调，导致年轻人就业晋升有压力，各个年龄段的经济活动会有不正常的波动。
更多的老年人，更少的存款与养老保障，也就意味着更少的消费，而没有任何机制与途径可以改变现状。
这意味着，在这一批婴儿潮老年人去世前，他们大多数都要维持很低的生活开支，比起他们担当劳动者时的生产消费下降，而这群人在社会作为原来市场消费的生力军，消费能力陡降后，经济整体会受负面影响。
1481: 如果孙中山多活25年, submitted on 2022-01-01 23:43:57+08:00.
—– 1481.1 —–2022-01-02 07:17:13+08:00:
孙中山是武斗派，不是文斗派。
现代渲染很多时候会粉饰一些情况。
中共和国民党，本质都是分裂自孙中山集团后的衍生物。
孙中山本质还是威权主义者，只是比起帝制更进步，有一些事可以看出端倪。
一个是坚持武斗，北伐死硬派，再有就是要求党内对个人宣誓效忠，跟黄兴的矛盾也体现了这点。
他的理想目标是建立一个中华主义的主体政党，并且始终希望走武力统一路线。
不过还原归还原，这些事就时代和当时情况来说，到没什么好苛责诘难的，他的很多做法都是符合集团利益且中国环境下可以利益最大化的。
宋教仁希望走文斗路线，本身跟孙就有隔阂，黄兴后来在政权问题上，跟孙也不同，一样也希望局限在政府体系内走文斗，但孙中山坚持走武装获取政权路线，我觉得这是开了一个坏头。
但也没人说之后其他军阀就一定遵从规矩，黄兴可能更希望孙中山用武装力量为文斗背书，而不是掀桌子。
后来陈炯明跟孙中山闹翻，也跟这方面有原因，陈炯明对孙中山非常重要，就跟孙权的周瑜，刘备的关羽一样。
陈炯明我怀疑有部分史料是被国民党给修掉隐晦了，因为有一些矛盾史料，反应陈炯明不单纯是因为联省自治，陈炯明对孙中山武装统一的看法是类似“徐图之”，孙中山方面肯定有一些激进政策，才导致陈炯明翻脸，所以国民党基本不会给陈炯明太好的定调，否则是否定整个北伐运动和孙中山训政的合法性基础。
我觉得孙中山晚年的冒进政策，跟亲随和支持者翻脸，也是因为癌症问题，着急求成。所以晚年对苏联一些立场主义一阵这个态度，一阵那个态度，我看普遍资料显示是肝癌，又有资料说是胆囊癌和胰腺癌扩散，反正就差不多那些了。
你给他25年寿命，孙中山大概率不会跟陈炯明闹翻，蒋介石是借打败陈炯明的东征契机全面上位，后期党内分裂与斗争，对整个国民党内部权力集中都有极大的负面作用，尤其是廖仲恺遇刺，很多人怀疑是蒋的手笔，但也可能是邹鲁等西山派的作为。
总的来说，孙中山晚年其实不大控制得住局面，但势力的惯性和优势已经形成，党内左派廖仲恺被杀，军内最大的支持者陈炯明与自己闹翻，甚至廖仲恺被杀可能都有牵扯。
陈炯明本人在某些领域是偏左，跟苏联方面也相对友好，很多资料说陈炯明不支持孙中山跟苏联走太近其实是不正确的，陈炯明在护法区时收到过列宁亲笔信还回信愿意支持，实际上陈炯明可能是孙中山在军内左派力量的一个主要支持者。
现在的人容易跳过过程看结果，比如陈炯明的联省自治，其实在治理本地时用的多，但喊的响是在跟孙中山闹翻后作为政治路线，多方面信息反应陈炯明是不反对孙中山将广东当基地区统一全国，只是理念分歧后来有外因导致扩大化。
孙中山军内三个代表人物，第一号就是陈炯明，其次才是许崇智，然后是蒋介石等人（蒋介石当时不高于叶举，他是许崇智第二军的参谋长，陈炯明的嫡系叶举担任总司令部参谋处长和代理军长，蒋介石也只是在许崇智病时，才被陈炯明任命为代理军长）
加上廖仲恺被杀，西山派在孙中山死后立刻就准备取消容共政策，可以看得出孙中山在死前几年情况很紧急。
自己要病死了，非常着急求成落实党内权威，支持自己的军事一把手认为自己太激进，觉得理念不和开始分裂，死后没多久党内出现剧烈波动，廖仲恺被刺杀，原有政策也被取消，然后出现多次分裂，北伐被严重消耗了有生力量和时间，大大偏离孙中山一开始的目标，也给日本侵华预留了时间。
如果孙中山自知命不久矣的推测成立，很大几率没有对身边亲信说过，隐瞒了关键的身体健康信息，原本多方面支持孙中山的亲信追随者，都无法理解孙的一些激进行为，进而产生矛盾，一系列的可能性就建立了。
孙中山没病，不早死，国民党接班人就有一个稳定的设计，会延续之前党内寻求的内部改组，而不是多次分裂后武装斗争。
东征消耗大量资源与时间，党内优秀军事人才也被清理，新一批人才虽然上位，但还不足以快速弥补之前的损失。
陈炯明为首如果集中力量跟随孙中山北伐，我觉得会先用一两年时间巩固地方力量和军备。从地方县志和一些陈炯明个人信息可以看到，陈炯明对地方的扶持力度极大，完全当作大本营来经营。
地理上的优势如果能被放大，广东经济和工业起步早于其他省份，能作为统一的经济来源。
这意味着无论军事还是经济层面，蒋介石北伐两年半的成绩，都会被大大缩短。
孙中山可能会修养两年，到1923年才进行全面北伐，北伐我们预估缩短到一年半左右，也就是1924年春夏之际，国民革命军控制范围已经到了蒋介石两年半在1928年的版图。
没法假设张作霖会怎么样，但如果这个条件下正面对抗，张作霖战败只是时间问题。
中国政府的形式统一会比现实来的更早，应该不会晚于1925年冬天。
蒋介石对军阀的控制不周和妥协，就是因为孙中山晚年内部分裂带来的一系列冲击，好不容易在党内政治斗争力再凑齐军事力量的蒋介石，很难跟孙中山一样有威望去强制整合势力。
孙中山的威望到了此时，就是各种意义上的非常高了，这里假设没有继续因为个人追求威权政府，跟陈炯明理念不和闹翻，那么距离日本侵华还有6年。
大部分时间我认为都会用于对国民党内部改组与选培接班人，而不需要跟蒋介石一样考虑军阀内部问题和杂乱无章不可控的派系斗争。
假如孙中山追求个人宣誓与威权，只是必要胜利的手段，最后还是乐意回归陈炯明的权力在民路线，用半威权形式对内许诺让政府慢慢过渡，靠个人威望压制保证改革进行，民国所谓的黄金十年，应用到此时的中国，虽然对比只有六年，但效果会更好。
日本是否还会侵华就是未知数，因为面对刚通过武装战争完成统一，有一个威望极高的军政领袖，任内整合了左右派系力量，背后有苏联支持，军事力量完整，和平稳定发展六年的早期工业国。
就算开战，日本也很难占到便宜，因为民国那么多混乱，也拿不下整个中国，最后陷入僵持。
孙中山延寿25年，北伐统一到抗日结束刚好是中年末期到晚年时期，不但可以选定接班人，培育的人才库也处于能力巅峰期。
因为孙跟蒋对统一态度不大一样，蒋或出于观念或现实利害妥协，对武装斗争消灭军阀是没有进行到底的，但孙的态度一向是能彻底斗争消灭的，妥协就不必要，所以孙不会喜欢丰臣政权式靠外交手段统一的版图，因为这是他脱离议会政治，走建军武装夺取政权路线的初衷。
所以孙治下的国民革命军力量，会得到大大的保障提升，枪杆子里出政权的出处也可以理解为来自于此。之后的事就没法预测，但可以肯定孙晚年很多莫名其妙的左右横跳，以及过于激进的政策，未必会持续延续，说不定是一时迫不得已的选择。
但归根结底，这种事只能猜测，尤其是国共两党许多都来自于孙中山集团的分裂衍生，很多资料其实不好定性，经常有互相矛盾的地方，属于娱乐瞎猜了。
—– 1481.2 —–2022-01-02 13:21:04+08:00:
对部分现状可能会，但现在没法证实孙中山对民主议会的具体态度，通过孙中山晚年对国民党的派系矛盾的做法，孙中山可能路线更接近黄兴而不是蒋介石，共产党在威权化道路上对比孙中山希望的将威权政府工具化路线不同，共产党是威权极端化，退回了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矛盾。
1482: 美国还能存在多久？, submitted on 2022-01-02 02:26:46+08:00.
—– 1482.1 —–2022-01-02 05:20:49+08:00:
现阶段理论估计是75-125年，实际上半个世纪后，现代美国就实质性灭亡了。
但美国也是不断诞生与灭亡的。
事物发展有其阶段性，尤其是国家与社会的发展，无论美国怎么改革，都不可能回到建国或战后一样重组社会形态，像熵增不可逆一样。
一个国家制度发展到一定程度，如果不能自我灭亡，肯定会被湮灭。
如果你是指宪法意义上的联邦，可能走向结构性改变与终结，要很久，因为美国土壤有能力不断衍生出联邦的继承者，不过现代中国人接触的美国，可能到时候就没了。
人口的价值观、技术的生产力，两者决定了社会结构与取向。
这意味着越早出生的人，越难以适应新社会的价值观和技术，所以有明显的代沟，社会改革政策以及产业升级也更困难。
2020年美国人口结构，有两个社会主流年龄段。
一个是50-60后，一个是80-90后。
我们传统接触的美国，是建立在二十世纪20-30后与战后的50-60后一代的技术、价值观为主的现代美国。
二战时期则是更威权化，建立在十九世纪美国各年龄层下的一个社会，实际经历民权运动，西部运动与南北战争后余波的精英化威权美国，已经是灭亡了，宪法框架和制度没变，财政逻辑却有很大改变。
这个文化与科技过渡期很长，现代中国人开始接触到美国，是战后50-60一代的美国，九十年代是一个小巅峰期，带来了第一波信息技术产业的升级，然后进入一个产业飞速拓展的阶段，大量的电子与互联网科技产业。
价值观上，比起20-30后的一代，因为是民权运动背景下成长，对平权与多元化有较高的包容性，但很多也还是限制在可以接受，未必会当作平平无奇的理所当然。
跟着到了二十一世纪10-20年代开始，80-90后开始进入二三十岁的年龄段，逐渐掌握社会话语权，开始大量的参与到社会各个行业。
直接给整个社会带来的非常大的价值观冲击，很多人此时已经把一些平权观点，不当作是额外待遇，而是一种日常常识，并且未来可以肯定会有去特殊化的趋势存在。
技术产业上，我们也基本快接近下一次工业革命的风口位置了。
必须从这一点上了解为什么美国会不断诞生与灭亡。
当80-90后，普遍进入四五十岁时，会有新一轮的技术革命爆发，目前是可以看到的，只看你有多关注前沿领域，消费者级民用产品最直观的就是VR。
我们目前处于上世纪的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早期，一轮新的技术浪潮的前端。
我自己将之称为“技术潮汐”，就跟魔幻小说立的法术潮汐一样，人类社会也存在技术潮汐。
一种技术带来的拓展，不断延展确定路线，并且以路线为主干发展消费品。
每一轮这种扩展，都需要30到40年才能达到饱和，逐渐接近平台期，陷入相对低谷。
上个世纪我认为人类社会可能存在两到三次技术潮汐，第一轮是十九世纪末原材料与殖民地经济体系逐渐崩溃，常用词大白话就是技术手段不足以维持足够生产效益来延缓矛盾，于是在国际软硬竞争手段下爆发了一战。
二战本质是一战延续，而越靠近现代时间线，技术潮汐的低谷阶段也越短，越是靠近古代也越长，但古代可以通过对外扩张增加生产资料与生存空间，如果碰到其他部族或国家就会出现战争。
殖民地经济体系是掠夺原材料降低生产成本供给本国消费，这是技术进步后可以将产业立体化，而不是集中于少数基础产业维系全国生存的表现。
所以殖民地经济体系的技术潮汐崩溃后，全球陷入了10-20年的低谷期。
实际上当时在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已经有第二次工业革命，但我认为，工业革命在研究领域实际上转向全球成熟生产的时间，是以五到十年为单位推进的，战后的经济繁荣，本质还是吃透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直接技术与衍生红利。
接下来就是战后，如上所述，战后诞生大量的基础经济需求，同时吃透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后期衍生红利，全球发达国家许多都是在这里的末班车才搭上，最典型的就是日本。
跟着是通俗意义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第二次与第三次工业革命之间的技术潮汐低谷阶段，就是美苏冷战最激烈、民权运动开始上升，标志性的节点就是石油危机，带来了极大量的恐慌。
而在几十年前，这样的情况会直接发生战争。
所以技术进步，让国与国生存对立的迫切性大大降低，战争风险成本也大幅度提高。
信息技术产业较为成熟的铺垫来自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这个红利到七十年代后才开始发展，进入八十年代开始起飞，持续延伸近四十年，末端产业就是现在我们使用的终端与移动计算单元，尤其是智能手机、智能电视、高性能电脑，由他们为基础搭建的互联信息生产力产业。
美国的50-60后代表的，正是战后民权兴起，承载上一次技术潮汐的技术成就，参与并且推动发展，要举例的话，盖茨乔布斯这些人就是最经典的例子。（如果你看人口结构会发现他们占的比例刚好是处于一个区域峰值）
本世代美国社会主流（80-90后），则是民权扩大化后，承载70-80年代后技术产物兴起的新时代，并且正在为下一次的技术潮汐蓄力，他们会极大的改变美国当代的价值观与生产模式，很多人认为的白左，其实一定程度就是内外部信息认知脱节造成的现象，排除部分属实有矫枉过正的情况，“白左”成为下一代与后代的主流观念，已经是具必然性。
假设每次技术潮汐的间隔都更短，国与国的矛盾从世界大战，降级到冷战，再到更低程度的贸易战，而新生代人群的意识形态对比跟不上的人来说代沟越来越大，从我们当代人来看，50-75年内，美国社会的价值观迭代速度会远大于整个建国史。
就跟文革男儿与改开废物一样，无论价值观、人生观和对人的看法，对技术产业的观点，完全可以理解为有交流能力、没有生殖隔离的两个物种。
这也是我们经常提一二共的原因，因为国家内核实际已经改变，基于整个社会的生产劳动方式而产生变化。
这又要回到我对技术潮汐的涨落速度，还有技术奇点这件事的看法上。
社会的思想面貌与运作模式，几乎是完全基于技术跟生产力，当这方面越强，社会的思想与价值观面貌迭代速度越快。
而我认为美国大概率会在50年内进入早期技术奇点，科研的发现与技术的产生，比人们掌握和熟练拓展成产业的速度还快上几倍，而产业与消费品的推出速度，比消费者的注意力还快（现代已有这种现象，但大部分产品质量都不行）
过快的技术迭代，带来的价值观与意识形态迭代，会撕裂原来的美国社会（但生产力指数增值的效果，也可能溢出作为一种辐射，提供足够多的资源去转化旧人口）
政治的传导性反而会是最慢的，因为一个发达的工业民主社会，政府的主要职责反而不是计划进行生产，民权在生产上有绝对主导地位时，年轻人在该领域，反而难以快速辐射到行政政治。
我觉得这也是政府逐渐失去原来威权作用，当社会上其他社区组织的盈余生产过剩到可以填补政府公共服务缺陷时，就到了政府被淘汰初各个福利领域的时候，到最后只剩下约束性行政权，比如执法权与法律诉讼权力。
但现在经济和技术还没爆炸式发展到足够让本世代主流年轻人，有动力去参与一个日常不是绝对影响他们投入产业工作的政治制度力，这也是传导慢的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上世代主流人口仍然在发挥重要作用。
年轻人参政积极性缺失，联邦政府不负责州事务，而美国社会政府管制权对新兴产业约束少，双方矛盾低，只有在部分社会话题上，比如LGBT才有较大反响。
当现在的美国政治生态与制度，不能容纳科技与生产力升级后的下一次技术潮汐，就会出现新的民权运动，但也可能是润物细无声，我们已经处于其中了，甚至未必需要有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来证明开始，只有到该阶段结束进入下阶段时，才会意识到变化。
75-125年，美国社会的意识形态会天翻地覆（数次意识形态革命），民权会逐渐占据上风，作为一个移民社会，多样化的意识形态、技术劳工与文化竞争融合，反而刚好符合这种趋势。
美国很可能是人类最后一个全球性的超级大国，在那之后超级大国或会失去意义，因为技术水平会逐渐发达到任何想行使全球威权的行为，都是伤人一百，自损八千。现在还没到那个地步，美国在技术封锁上还有优势，也带来了大量的经济不便和损失。
因为生产角度来说人人都会掌握和发展，更好消费品所需的产业复杂性跟成本问题，都强制性要求全人类必须有一个合作生产的过程。
美国的战略收缩就是一种缩影，充当全球性大国的成本，以及赋予这种成本的国内内因，是否有必要性等，都在不断冲击这种战略路线，民权与技术的提高，带来个人更注重自身生活品质，而技术对产业的立体化，吸纳辐射更多劳动人口，带来更高生活质量，外因矛盾反而减少。
也因为这种原因，全球政府会随着技术生产力提高，更多将目光与注意力集中到内因，政府的绝对属性被削弱，慢慢用于只协调民权组织或个人无法达成共识的事务。
不过因为大政府难转向，虽然美国也会处于转向前沿，但一些小国和州政府可能会更早出现端倪。
我国弯道超车在下个世代的技术风口更容易，日本和四小龙都有例子，但更重要的是打好基础和社会转型才能完成，否则大家一个起跑线，速度慢不怕，一抬腿鞋都没了。
—– 1482.2 —–2022-01-02 14:31:21+08:00:
随着技术迭代次数增加，人类对技术发展的速率是存在观测渠道的，并不是不能预测，正因为通过对历史发展的规律做总结，所以上个世纪有人提出了技术奇点。
只不过时间线与技术发展的轨迹，不是完全对称，要不然就是预言而不是基于现有技术的预测了。
我们没法精准知道技术奇点发生的时间和细节，但是技术奇点的趋势可以被感知到，少数项目可以被明确认知，大多数人最熟悉的就是核聚变，最优先接触的会是VR与AR，而最边缘却润物细无声的是立体农场。（很多立体农场研究者，都基本确定一旦辅助科技成熟，立体农场会永久性改变人类社会的农耕形态，结束全球普遍存在的城乡二元化体系）
未来技术的一个缺点就是，因为复合科技越来越多，复杂度过高，所需的辅助科技也是海量的，这跟过去一二百年的发明巅峰期比，当时的发明与技术推进，自然材料和物理条件即可满足大部分需求，数据理论的累积需求量小，近未来科技则是需要人造极端环境和天文数字级的辅助科技。
所以出理论较早完成，实际执行落后的情况，虽然不能精准预测，但部分科技已经可以大概给出时间范围。
1483: 平行时空的中国, submitted on 2022-01-02 10:42:52+08:00.
—– 1483.1 —–2022-01-02 13:54:09+08:00:
文革分帮分派，习近平是老红卫兵派系，出身西纠，早期中央文革没图穷匕见时，是第一批保皇党派红卫兵，习近平虽然年纪比较小没直接参与和赶上，但影响很大。
习近平跟习仲勋相处时间不多，人生成长最重要的人格与价值观形成期，都受西纠时观念影响，薄熙来更有踹段薄一波肋骨的传言。
后来文革打倒干部的是另一批人，造反派由此而来，西纠等保皇派红卫兵有人开始意识到不对劲，文革最初自己拥护，结果调转枪头斗到自己父母头上了。
老红卫兵派系幕后就是国务院官僚集团，陈云跟周恩来透过西纠做绥靖式暗地斗争。
最后毛派系失势，陈云就主张清算三种人，造反派被全面肃清，培育老红卫兵派系的人上位，习近平和薄熙来都是红色江山红色子弟政策的受益者。
他们认为有问题的，是造反派的文革，而不是老红卫兵的文革。
典型的一个例子，习近平对被毛新宇下命令割喉处死的张志新被表彰，就是表明，老红卫兵派系没做这些事，是造反派的问题，我们不认为这是正确的，但我们也不完全否定文革。
因为改革开放那一代老干部都是直接被文革批斗，人格与价值观形成早就固定了，所以反对很彻底。
不像习近平一代人，成长的只有那个氛围，自然只会有类似思想模式，痛恨的是坏人斗自己，或认为坏人利用文革，而不否定整个文革，那执政了，只会往这个方向使劲。
—– 1483.2 —–2022-01-02 14:32:23+08:00:
是毛远新，笔误，贤侄变好圣孙了。
—– 1483.3 —–2022-01-03 14:02:14+08:00:
毛左是最容易对付的。
直接明确一个概念就行，社会稳定发展，没有战乱，技术输入和进步，各方面发展，这些是理所当然的，而不是一种需要做才有的功绩，大体是不需要毛泽东或共产党执政，只要和平发展来一个政府不打内战，都可以做到的事。
就跟一个小孩青春期发育一样，不上学，他也一样发育，这是自然的常理。
毛左先天构架了一个违背常理的逻辑，就是假设没有毛泽东或共产党，中国就无法自然发展，必须靠这些人或组织才有成就，但实际上隔壁华人社会，根本不需要和日本欧洲或韩国比。
隔壁的香港、台湾都在高速发展。
人均寿命是因为医生吧，识字率是因为老师吧。
这两个职业作为知识分子，在毛泽东领导下的政治运动力，被整治的最厉害，所以就说毛左是精分的，一面说如何如何的成就，一面搁那夸赞靠政治运动整治真正负责实事的一线工作人员的罪魁祸首。
老师和教学人员被整顿人人皆知，没有必要废话，这都不认的就属于没救了。
医疗方面，第一任卫生部部长李德全和冯理达母女，都是医学上面颇有建树的人，尤其是冯理达，传染病学、免疫学等各类疾病都有成就，一样被斗到差点自杀。
文革时毛派系的人还找了个农业机械部出身的刘湘屏当卫生部部长。
而且卫生体系的建立是怎么来的？是政务院和文化教育委员会拉起来并且制定框架和执行，毛泽东就是做个批示。
要说功劳也是周恩来那的，周恩来是正常人，知道要办事啊，毛泽东疯起来连基本的卫生保障斗提供不了，只能现用周恩来给他搭好的台子。
更重要的是，文化教育委员会，后来参与其工作的大部分斗被都了。
举个例子：副主任马叙伦被斗死，陆定一帮助拟定文革，最后发现学术文革变成政治文革，反对后被关秦城。巴金妻子被斗死，自己住牛棚，毛泽东老师徐特立也没逃过冲击，潘光旦连反右都没撑过去，什么老舍、沈志远、曾昭伦被斗死。田汉被斗杀。
最典中典的一个，就是选中央主席，因为不是全票通过，毛泽东自己都投赞成票，张东荪投了反对票，结果被人查出来后，反右都没到就给处理了，到文革直接在监狱斗死。
张东荪随后被几乎灭族绝嗣，三个儿子，一个化学博士，一个数学博士一个生物博士，全都是专才，两个被迫自杀，一个精神失常，连孙子斗被连坐了。
自杀的次子张宗燧，是于敏（两弹一星功勋）的研究生导师。
所以遇到有人吹毛泽东时代搞出两弹一星给中国立功，都不用拿毛泽东在中国打仗的暴论反驳，直接甩彭桓武和张宗燧的遭遇。文革里要是没周恩来保护，毛在有氢弹后，已经无所谓两弹一星这些221厂的人的死活，于敏和邓稼先的同僚钱晋，就被斗杀打死，有几个只是被斗或处理，已经算走运。
实在不行叫他们去查查，给毛泽东做针灸的中医名医陆瘦燕，是怎么莫名其妙消失死在文革里的。
因此某些数据是最扯淡的，既不能有准确出处，又给不出准确构成，比如读小学也可以不是文盲，读中学也可以不是文盲，读大学也可以不是文盲。
人口出生婴儿死亡率低可以拉高平均寿命，一个人活六十岁，三十年大健身，哪里有生活质量和尊严可讲。
看看文革自杀率再让他们谈人均寿命，文革里知识分子自杀或被斗杀的比例，以文化教育委员会为例，随便粗略一抽查都有30%起步的数据，然后再粗略换算，广义知识分子占去全体人口比例1%（传统狭义上的不到1%），按9亿人口比例算，就是2700万左右的广义知识分子。
也就是差不多810万人在前三十年里因为各种原因被杀、斗死、虐杀、致死。
而中国每年人口，不算老龄化，一年死亡总人口也就650-850万上下浮动是基础区间。
一个知识分子阶级就供足了一整年人口非自愿自主死亡的指标，如果较真去算，国内的数据大部分这方面在前三十年深究斗有猫腻，这还没算大吃饱撑死的呢。
中国人口前三十年里，有十六年死亡率从来没低于10%，现代中国老龄化死亡率才7%。
然后毛时代一个劲暴兵，怎么毛左觉着人口不自然报复性暴涨是什么好事么，你问问他们，那么多人既不能提供社会充足就业去让他们发挥劳动力优势，还强行制造大量的内卷与社会治安问题，老了还需要海量的养老金与医保压榨公共资源。
本身就是错误生育政策的结果，最后矫枉过正又开始搞计划剩余，八十年代还没那么激进，到九十年代就激进到了不得，毛虽然这个问题上没绝对责任，是高层人均有锅，跟大跃进一样，但人口爆炸算个毛的好事，2022年了还有人当功绩了。
毛既不想承担责任与实际行政工作，又要享受权力的决策权，典型的不粘锅，有功劳得是他的，有锅跟他没关系。
毛左这群人稍微多看历史，不沉浸在自己的幻想里，有点现实感和基本作为人的独立人格都能认清，再不认清，很大程度属于自身都认可毛泽东的这种价值观与行为，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有人认为有便宜不占是王八蛋，有人认为有权力不当皇帝也是王八蛋。
可惜在现代，为所欲为不是想就可以做的。
—– 1483.4 —–2022-01-04 15:29:06+08:00:
没必要，从太细的地方看有时候不利于入门（查资料是很繁琐的），大部分入门学习者知道建国后政治历史路线图就行了。
建国早期有三反五反等清洗运动，分裂、控制和吸收建国前的各个知识分子。农民、工人与地主阶级，完成内部政治版图整顿。
成功后才有内部力量去执行大跃进，顺带朝鲜战争的附带后果，然后大跃进失败，引发党内分裂。
党内分裂进而引发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以毛死告终，两个凡是以毛全部嫡系覆灭告终。
—– 1483.5 —–2022-01-04 16:14:03+08:00:
周比起毛，是个正常人。
既不是绝对恶，也不是绝对善，严格来就是跟大多数人一样的普通人，该做的能做的都会做，但也不具备宁可掀桌也坚持斗争到底的决心，有时候是随波逐流。
比如说为了维持集团控制权与稳定，会干掉妨害到利益的人。为了保护自己或者不把自己牵扯进去，也会卖队友（贺龙），但条件允许的话，也会想办法去保护。
贺龙被卖这件事就很典型，周是想保贺龙，但是毛坚持要斗到底，周只能一反手卖了，因为继续保下去，周自己就要成为毛扩大目标的对象。
所以周是服从性测试里很合格的一个角色，跟毛的抗争大多数是通过暗地里用绥靖式的方法，比如通过陈云和西纠，或者地方文革不是完全按照中央文革意思才介入，或者江青有时候办事不一定是毛的意思，周也会介入。
在政府治理问题上，周等人是实实在在试图作为一个政府去进行管理，而不是把一切斗当作需要斗争对象，毛在许多类似的问题上，都是点头支持去做，但如果触及到他个人利益，马上就翻脸不认人。
能从这看出共产党权力结构跟生存环境是互相矛盾的。
一个现代政府，如果仍然是以君权方式运作，领袖就必须承担任何可能的失败，但这对威权损伤极大。
而现代政府治理的逻辑，是有错不要紧，政府的权力来源是基于治理对象。
但毛的权力来源，是在中共多次生死存亡时，不断进行正确判断不断建立而来，如果判断错了，领袖的威权象征就没了，就会有人质疑甚至太岁头上动土。
如果中共在当时环境下仍然采用分权形式，最后灭亡也是必然的，但如果采用这种依靠个人领袖带动整支队伍发展的路线，结果就是毛的做大。
而毛并没有能力进行现代化政府管理，更缺乏这方面的意愿去转型。
所以一旦遇到一个巨大的分歧点，这个不断通过外敌去施加生存压力的组织与结构，就会开始内部反噬，不断找敌人去打击。
毛通过这种方式来不断获取权威，一开始是国民党，然后是打特务，跟着是阶级敌人，阶级敌人再细分，细分的指标不够用了就斗自己人，党内执行出问题了，再也没法甩锅，就开始全面内斗。
这也是为什么毛路线根本执行不下去，对毛来说任何人都是敌人，所以文革一结束毛的派系很快就覆灭，没有什么根基在。
遵义会议后周恩来是军事最高指挥者和决策者，但毛慢慢就把自己影响力扩张开。
根据高文谦观点和多方考究，也没法证明周恩来到底怎么是彻底失去军事决策权的，高文谦也说是糊涂账。
尽管高文谦扒皮周恩来最深入专业，但也说周没有对权力恋栈，所以如果属实的话，可以反应周这个人很多时候可能就是为公家出力，心思并没有想的那么多，最后整风运动里毛逐渐控制党内各部权力，周被骂到狗血淋头，也就随大流了。
从早期周经历到晚年综合来看，周就不是一个挑大梁的性格，可能是你跟他斗争到底能力比他强，于公于私斗会选择让渡或退让的人。
我觉得不应该神化周恩来，但也不该刻意贬低，历史人物历史看待，对现代来讲，周恩来是个比毛泽东要正常许多的领导人，建国后，毛大部分时候只负责制造麻烦和享用权力，承担责任以及擦屁股，周恩来领导的集团出力很多。
—– 1483.6 —–2022-01-04 23:57:37+08:00:
活摘这个说法容易危言耸听。
非法或不经死者本人与死者家属意愿摘除的情况，是肯定存在的，官方承认的其实就是这方面的，但要是说活人不该死给杀了摘器官，以我的想象力认为在中共治下哪怕有可能，也超出我想象力和认知范围了，所以没看法。
但不明来源器官数量的确很多，哪怕不看国内或中文圈子舆论，海外也有很多与此有关的说法，而且是纯中立基于器官需求者的角度。
1484: 2021 年中国 GDP 有望达 110 万亿，人均约 1.2 万美元，接近高收入标准，将有什么意义？ - 知乎, submitted on 2022-01-02 19:33:27+08:00.
—– 1484.1 —–2022-01-02 20:36:59+08:00:
意味着下一阶段要求分配与公平社会的呼声会成为社会主流。
不满的速度可能会远大于改革分配的速度，社会矛盾将更尖锐，经济的韧性大幅度下滑，风吹草动都可能导致更保守的就业、投资与招聘。
在新“计划经济”的管控下，国内少数吃香的产业，会在经济下行压力下，成为少数人的终极内卷竞技场，尤其是考公。（其实早就是了）
体制内通过限制人数来抗衡分配需求，体制外的分配效率越来越差。
大量可能失业的农民工都需要没完没了的举债与土地财政来推行凯恩斯主义，从而保证社会稳定，否则会陷入各大城市出现治安下滑的情况。
遗憾的是，目前政府似乎不打算靠分配手段从根本制度上解决矛盾，而是通过行政权要求大公司让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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