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假地、疯狂地、深刻地
虚假地、疯狂地、深刻地 ——
虚假地、疯狂地、深刻地
乔纳森·雷/文
王立秋/译
Jonathan Rée, “Falsely, Madly, Deeply”, Literary Review, Feb 2021. https://literaryreview.co.uk/falsely-madly-deeply。译文仅供学术交流，请勿做其他用途。
乔纳森·雷(Jonathan Rée)，英国自由历史学家、哲学家，曾任密德萨斯大学哲学教授，后为“有更多的时间思考”而放弃教职。雷出版过大量著作，并为多家媒体撰写评论，积极参与电视和播客节目并访谈过包括德里达、利科和萨义德在内的多为思想家。他也是英国期刊和团体《激进哲学》(Radical Philosophy)的创始成员。
王立秋，云南弥勒人，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讲师。
这是一篇书评，评的是
乔治·普罗契尼克(George Prochnik)：《海因里希·海涅：写革命》(Heinrich Heine: Writing the Revoluti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19pp, £16.99.
许多诗人擅长心碎，但没人比海涅做得更好。他第一本重要诗集——这个集子出版于1827年，当时海涅30岁——就包含一些扣人心弦的爱与失去之诗，这些诗充分证明了书名Buch der Lieder（“歌之书”）的合法性。海涅的抒情诗很快就吸引了音乐家的注意。首先是弗朗茨·舒伯特，他马上就把其中6首谱成曲，使海涅笔下像“Daß ich dich verloren hab!(我已失去你！)”那样的表述更加出名也更加有力。1840年，罗伯特·舒曼把另外16首诗改成组歌《诗人的爱》(Dichterliebe)，使像“Ich grolle nicht（我不抱怨）”那样的诗句更负盛名。《歌之书》成了畅销书：海涅注意到他的出版商，一个比他更好的生意人，靠这本书的收入买了一个大宅子。
海涅只好满足于这样的名声：在世人眼中，他是一个害相思病的诗人，他的痛苦启发了一些最伟大的当代音乐作品。但如果你更加仔细地琢磨这些诗，你就会发现，它们与其说是一个饱受折磨的灵魂的抒情，不如说是一个思考爱情的自我欣赏之愚蠢的超脱的讽刺家的观察。他本人也把这些诗描述为从“美丽高贵的情感和其他感情糟粕”炮制出来的“恶毒-感伤的小诗”。他更喜欢他戏剧性的歌谣和吊儿郎当的散文作品。
乔治·普罗契尼克也一样。他这本令人享受但略显粗略的传记提醒我们注意，海涅也是一个空想社会主义者，他渴望这样一个未来：那时，每个人都会“干更少的活，跳更多的舞”。看起来，与爱情的感伤相比，海涅对普罗契尼克所说的“写革命”更感兴趣。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指法国大革命：海涅认为自己幸运地生在1797年刚被法国占领、和莱茵兰其他大部分地区一样开始接受基于平等和人权的现代宪法的杜塞尔多夫。他一直没有忘记1811年胜利的拿破仑骑马经过杜塞尔多夫时他的激动和在四年后，当他的英雄在滑铁卢战败并流亡至圣赫勒拿——这些事件促使他写出了一首题为《掷弹兵》的早期歌谣，这首歌谣认定，虽有挫折，但拿破仑的精神不败——时他的沮丧。但这本书的书名（即“写革命”）也指1830年的7月革命，这场革命使路易·菲利普以“公民国王”的身份坐上了王位并使法国回到了拿破仑的道路（海涅是这么相信的）。海涅声称自己是“革命之子”并于次年移居法国，他一直在那里生活，直到1856年在罹病很久后于58岁的年龄辞世。
除政治外，普罗契尼克也给了海涅的感情生活充足的空间。比如说，我们从书中得知他在汉堡，在他舅舅的银行工作的那几年对“吝啬的官员”的愤慨，和他在波恩开始学习法律时，对一个“死气沉沉的教员”的工作的“恶心”。在1821年搬到柏林，在黑格尔的讲演中得到鼓励的时候，他看起来又振作了起来，虽然他惊奇地发现那个老人“说话像一只在孵命定之卵的母鸡，半是严肃半是诙谐”。我们也读到了少年海涅和一名刽子手的女儿——一头血红头发的“生命本身的启示”——勾搭的趣事，和他对他铁石心肠的表妹阿玛丽的激情，后者使他觉得自己像是一个一直在笨拙地试图吃掉女王的“发狂的棋手”。我们发现，在十五年后，他和一个“臀部极美”的巴黎工人阶级女孩进入了一段偶有争吵却欢乐不断的婚姻。
这些对海涅内心世界的管窥当然是五彩缤纷的，但它们可能并不真实：它们都出自海涅写的杂忆，而在写这些东西的时候，海涅更在意的，不是客观事实，而是文学效果。众所周知，在一组回忆的开头，他说自己出生于1799年12月，把自己的年纪改小了两岁——这与其说是为了让自己高兴，不如说是为了营造这样一种效果，即照耀他的摇篮的“既有18世纪最后的月光，又有19世纪初生的太阳”。学者们早就怀疑他说的关于刽子手的女儿和残酷的阿玛丽的事是为了给他征服世界的情诗提供一个可信的背景而编造出来的了，但普罗契尼克还是把它们当真了，他依靠的是维多利亚时代不那么可信的译本，而根本没有提及德语的材料。
这本书属于耶鲁大学出版社的犹太名人传记系列，事实证明，海涅对他自己的犹太遗产的态度是一个值得钻研的话题。海涅的母亲充满活力、富有艺术细胞，父亲虽有魅力却不称职，二老都满足于自己的犹太身份，特别是在拿破仑的法律短暂撤销反犹太人的法规的那几年里。他们把儿子送去杜塞多夫的几所犹太学校上学，然后又送他去一家基督教机构，海涅声称，在那里，他在吹嘘自己祖父是一个“长胡子小犹太人”后挨了一顿打。十年后，在汉堡，他为反犹暴乱而感到震惊。在到柏林的时候，他见了一些开明的犹太人，其中值得注意的有聪明的女房东拉赫尔·瓦恩哈根，她声称自己“为身为犹太人而感到恶心”，还有爱德华·甘斯，此人是一名黑格尔派法学教授和犹太人文化与科学学会领袖，致力于把犹太传统和现代性关联起来。当甘斯在1825年放弃犹太教的时候，海涅指控他缺乏“神圣的勇气”，即便他自己才刚把名字从哈利改为海因里希，并把自己注册为清教徒——不是出于宗教原因，而是为了拿到“欧洲文化的入场券”，就像他说的那样。海涅对基督教的接受，也许是关于他最“犹太”的一件事情了。他说，“没有犹太人会相信另一个犹太人的神”，把犹太人称作“穷表亲”并论证说，基督教本质上是一个计策，在耶路撒冷的圣殿被毁之后，犹太人通过这个计策向罗马帝国复仇：“罗马因此而死于犹太的毒药”。你可以说，他是一个有犹太倾向的基督徒，而二十年后，在巴黎，对青年马克思来说，他又成为一个父亲一样的人物——马克思本人又是一个皈依犹太教的莱茵兰犹太人的儿子。
在阅读海涅的时候，你很难不去想，要是能遇到他该多好：他的心碎可能是装出来的，但他的风趣、幽默和发现一切事物的有趣的一面的能力却不是。他会永远支持“被剥夺继承权的人和财富的继承者大战”，但他又忍不住要去嘲笑“世界革命”的疯狂的Weltkuddelmuddel（世界混乱）。说到底，他是一个和平之人，他要求的不过是“一间小屋……外面有几棵好树”，要是可以的话，“再在上面吊死我的六七个敌人”。最重要的是，他对接纳的巴黎心怀感激：巴黎不但让他如鱼得水，而且“现在，海中的鱼在询问彼此近况的时候会回答：啊我过得就像海涅在巴黎一样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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