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750: 一直不明白“国内生活便利是建立在剥削底层”的说法, submitted on 2022-09-26 00:37:02+08:00.
• 1751: 房價下不來是不是因為中央不肯把財權下放到地方？, submitted on 2022-09-27 11:34:20+08:00.
• 1752: 乌克兰和阿富汗差别怎么这么大呢, submitted on 2022-09-28 12:42:48+08:00.
• 1753: 我发现听床师的一个最大的共同特点，是说了等于没说, submitted on 2022-09-30 07:12:44+08:00.
• 1754: 二十大之后，咱们就要步入第三共和了吧？, submitted on 2022-09-30 16:07:19+08:00.
• 1755: 二十年后中国人依然在做核酸的概率有多大？, submitted on 2022-10-01 09:07:40+08:00.
• 1756: 为什么所有共产党都无一例外的成为了专制独裁政党？, submitted on 2022-10-02 08:45:37+08:00.

1750: 一直不明白“国内生活便利是建立在剥削底层”的说法, submitted on 2022-09-26 00:37:02+08:00.

—– 1750.1 —–2022-09-26 07:12:09+08:00:

购买力这个别人说了我不赘述，谈其他方面。

首先要理解一下中国社会建立在什么核心制度上。

我们的社会是一个政策完全受政府控制，意味着公共资源和行政，全都依赖政府的选择。

而社会所实行的是从资源、政策与行政层面，隔离城乡的户籍制度。

二元社会意味着大部分被剥削的底层，是来自于农村的廉价劳动力。

政府并不会将资源倾斜给农村，无论就业、教育还是医疗，乡镇人口如果想获得更好的待遇，都必须入城务工。

大量人口进城，首先填补了城市本身需要的重劳动力产业，然后带动租房市场，跟着是各类厌恶性工作，总体上在劳动市场上，因为人口扎堆，导致非常被动。

更被动的是，你不做，回去种地更没机会，因为农民的收益上限是受政府土地政策与农产品政策控制的。

这意味着你不进城想靠农地发家，绝大部分时候行不通，只有老老实实进城，才能寻找到一定出路。

但是农民在城市填充大量的劳动力空缺，甚至制造出盈余，得以持续性压低价格，而没有一个地方或全国性质的工会，能针对劳工利益就最低时薪与劳动雇佣关系去进行谈判。

也就导致供需关系完全基于政府政策影响，政府在农村与城市两端的政策，可以按照需求拿捏农民。

而农村入城务工基层，很难在城市落地生根，除了没劳工保障的收入不足外，有的城市甚至你不买房就不用考虑落地，城市人口买房都很困难，更别说外来人口。

因此这些人选择退而求其次，赚取收入在老家的中心县城购房，对政府来讲，这样就一箭双雕，一方面避免这些劳动力退出劳动市场后，会赖在城市获得本地资源。

另一方面则可以赶走这些缺乏压榨利用价值的人，活化乡镇地方政府卖地的收入，确保地方财政在一定时期内的稳健。

仅三四千收入，就中国整体发展的水平，以及大城市劳动力需求而言，并不是一个合理价位。

社会的消费结构如果想继续升级转型，转化成高度内需，当下的收入水平是完全不够的，更别说户籍和土地财政圈进人口与土地，多少人省吃俭用就是为政府的出地追求财政稳健性买单。

以一二线城市为例，基层蓝领也该在四千起步，普通蓝领在六七千才能追上房子和日常消费品的通胀，要不然你看很多大城市白领收入开始有一万冒头的，按理落差不应该这么大，那到底什么造成了呢？（甚至落差这么大，白领也买不起房子，过多人口扎堆又推高房价，最后政府出地收益可以得到持续保障，除了政府所有人都是输家，畸形的恶政。）

户籍和土地财政，实际就是把人口的流动性与土地库存控制起来，然后跟水闸一样，按需求制造人为稀缺性。

—– 1750.2 —–2022-09-30 04:31:00+08:00:

一直在啊

1751: 房價下不來是不是因為中央不肯把財權下放到地方？, submitted on 2022-09-27 11:34:20+08:00.

—– 1751.1 —–2022-09-27 15:40:56+08:00:

这是个死结悖论。

财权交还给地方，决策权也要下放，要不然就变成没钱的中央对有钱的地方指指点点，地方还没有自己的行政和路线决策权，中央也根本没能力微操。

那地方迟早是要反的。

现在的情况是，收缴财权和决策权，行政管理资源是有限的，基于中央的调控能力，中央能调度三十个城市，那就以这三十个城市为核心进行决策，然后下发命令。

没有行政分配，或者中央不愿意花行政成本的，在中央默认范围内，就会限制你的发展（本质是你可以自己发展好，但政策必须人家给你才有，不给你就发展不起来）

收不上来的地方不动产，交给地方自己变现，中央拿优质可转移的税源。

最后就变成，放地方中央死，中央不放地方死。

区别是，中央不放，地方靠房地产续命一段时间，一直到国民的消费能力和社会的支撑能力到极限被榨干，开始出现拆东墙补西墙的问题，连不动产都无油水可以维持地方政府的臃肿规模了，地方才会开始逐渐腐烂。

然后中央可以借着这种持续性糜烂，调整资源倾斜向自己，为之后的不稳定做压制蓄力。

核心阻力就是在于，控制全国的中央政府，实际既得利益集团就他们而已，不想下台，仅此而已。

确保政权不更替不失势，是行政的最高目标。

所以他当然不在乎这些社会问题，因为是知道后果的，只不过这样做能确保在土地财政稳健时安全，不稳健了问题爆发也不是来自中央，地方糜烂十年再崩，反馈给全国和中央再十年，就这样也白赚二十年最高权力，比地方直接不服从中央自治更符合他们利益。

所以这到最后会发现，是个全国性矛盾，到底是全国地方、民众的利益更重要，还是建立在剥削性政策上的中央政权更重要。

大家都会选，对立程度低，是因为经济发展的余量大，很多人既有刚需也有钱，所以政府的缓冲空间大。

但慢慢的，这个体系本身就是个不灵活效率低的存在，出现资源浪费和臃肿后，一开始还好，持续下来日积月累，就出现缺口，也就是各种地方债，超发后和对应的无效投资累积在一起，大量基建拉高本地就业，却没有对应产出，甚至要赔钱，这不就形成缺口了么。

这种缺口就越来越多，民众能从经济发展力获取的利益余量减少，就跟腰椎的垫子一样，最后都磨损没了，就要硬碰硬，变成一个你死我活的对立关系，只不过现在是接近了，并且公开对立成本很高，问题自然不好解决，还是得顺着政府。

—– 1751.2 —–2022-09-29 07:55:55+08:00:

共和国的中央-地方法理，不像美国这样的国家，是靠一套完整宪法和选举制度进行约束。

而是单纯靠威权和暴力，谁拳头大谁就是中央。

共和国的特性是，一切以中央名义任命和下发的资金，实际都是地方主要出资。

养地方军队的是地方政府，而不是中央，但这笔钱是通过财政制度，中央合法从地方手上收走，然后再发放给军队。

相当等于给一个名义经手人，这个经手人有先发优势，占据了政治生态的上位，让其他人反对有很大成本，才形成中央与地方的局势。（当然，共和国不是诸侯国，利益矛盾的冲突在改革开放后才逐渐扩大到这种状态）

包括人事权也一样，举个例子，中央任命一个流官，如果地方没财权，他去其实只代表中央与地方一些既得利益集团的合作，中央强势的时候，地方的门阀就是俯首听命，但是仍然盘根错节，地方流官也不能随意拿鸡毛当令箭，需要合作推行政策。

但是如果中央不稳，全国局势有变化，这些地方门阀就会开始有自己的小心思。

你这个时候下放财权，不给人事权，就会出现这样一个奇景。

地方流官有能力支配许多地方财政，可是收缴还是要靠这些地方门阀，如果发生矛盾，地方门阀掌控的区域，中央的行政人员就会变成光杆司令，不可能一个市委书记和省委书记，自己亲自跑到某个区去长期监督财政事务。

财政放开，也意味着在流官上任前，这些地方已经有渠道控制财政，可以公开合法的控制地方财务，假设地方门阀强势，流官就很容易变傀儡，因为税收始终是要靠人手的，哪个科室的人可能都是亲戚。

人事任命上，地方官员把一些关键岗位呈报中央，中央同意才可以上任，逻辑上是这样没错。

可是地方没有必要按照你的游戏规则玩，我可以自己从地方搞钱去找人办事。

更有甚者，如果地方强势，甚至中央委派官员与地方结成联盟，地方门阀以这些流官大员作为体制内没撕破脸的一个政治旗帜，实质性的结成地方势力。

有了钱，名义上哪怕中央有人事和军权，可是发工资的人大概率不以中央名义发钱，有自己可控的安全来源，中央不打钱，地方也能维持运行，习近平解决党务后开始处理军队事务，战区制度取代军区制，优化职能外，重塑原有的结构和关系网。

如果地方财政足够拉拢军队，能有军事自主的可能，也就有了敢于对抗到底的资本和勇气，那最后要怎么办？督导组和纪委估计已经没用了，不比拳头大或妥协，就会变成内战（前提是双方都不退让，都有打算鱼死网破的意图）

实际上地方不需要拼到鱼死网破，而是让中央事实接受自身威权下滑，也就是说，争斗是有边界的，不会说一定要获取独立地位。

而是基于中央的”全世界我最大“的态度，让他们承认”原来也有自己控制不了的事“。

同时中央的权力基础，很大程度得益于先发优势的政治威慑，所以也会尽一切代价，不择手段去维护自己的权力基础，确保不会有人有哪怕一丝不顺从的态度，想尽办法打击。

所以他们追求的政治上的统一成本非常高，缺乏缓冲区，要么他们全赢，要么他们就等着输，不会有一个长久的良心互动，因为一旦接受地方的地位，不需要名义法理承认，只需要政令在当地无法展开，也没办法追责。

平民是可能不知道，但内部各个省地方政府，是很清楚该怎么做的，那中央的衰败就只是个时间问题，因为已经没有值得惧怕的地方了。

中央目前在做的，就是通过所有地方财政，最先供给给中央，来通过中央确保军队对地方的威压优势，制造良性循环。

但这套对平民的社会运动不管用，负责控制地方社会运动的还是地方政府，所以中央还是要让地方不至于失控的，路线就变成两条。

一，彻底不管地方死活，只保中央和军队，最后靠军队镇压来跟平民运动摊牌。（意味着抛弃法理。）

二，避免因为地方财政不断下滑导致社会失控，财权不得不下放，最后出现对地方权力松绑导致军权被转移，进而失去中央权威地位。

如果地方财政失控还不管，就会全国出现平民运动，到时候只能滑向第一种路线。所以目前可以看到中央在做的事，加大力度压榨平民供养中央和地方，把可能的中央-地方矛盾转嫁给平民，以牺牲国人生活水平为代价拖延危机转化到下个阶段。

—– 1751.3 —–2022-09-29 08:22:34+08:00:

转移支付的前提，是这个地方的政府，有足够高的行政效率可以利用资源，才能把补贴转化为有效资源。

否则都拿去造大量无效甚至制造赤字的基建，浪费资金，反而本末倒置。

因此政府从中央到地方，要么贯彻一致的管制逻辑，合法性不需要靠保证经济来取得，避免走经济吗啡浪费有限资源的老路（比如说现在就一直是这样）

所以对地方来讲，尤其是穷省，他们的贫穷是客观地理为止带来的一个困境，补贴给低效率且政策错误的政府，不能改善当地实质问题。

真正要做的，其实不复杂。

穷省的人被户籍制度套牢，你换个地方生活，待遇会不还跟上，答案是不行。

既然地方贫穷不可改善，为什么不跑，公共待遇为什么不跟随人口流动呢？因为户籍制度本身就是一个中央政府人为使用的剪刀差工具。

这就导致很多穷地方，你可以出来打工，但是你想留在发达省份扎根，享受上等国民的待遇，难上加难。

古代还有逃荒呢，现在户籍制度一套就把人拴在原籍上，怎么可能解决问题。

面积大，有贫富差距的国家很多，美国加拿大都是典型，哪怕面积小，类似问题也是重复的。

无论什么地方，肯定都有少数地区发达，其他地区跟不上所以穷。

这是因为地理条件导致集中经济发展的必然，重点是怎么确保资源带动其他穷省。

一个国家走向发达，内部消费循环的建立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本地企业与资源有运输和市场优势。

如果沿海省份发达，他们会需要更多的商品，企业这个时候留在这些地区生产，成本很高，所以需要持续转移到内陆。

越南一个工人时薪15元，中国西部一个工人时薪18元，不用考虑都肯定会选择继续在国内拓展。

所以关键的是三点

让地方政府的治理逻辑在地化，是地方人选择的政府，为自己谋取利益。

允许人口流动，为发达省份填充劳动力，为落后省份空出土地，降低企业迁入成本。

流入发达省份的人口，转化为有能力消费的群体，从而拉高整个社会的内需消费水平从而刺激企业进一步发展和在国内拓张。

这样就形成一个良性循环，本地人口减少，土地空出，可以用于农业集中机械化生产，或者企业迁入设厂成本降低。

因为人口比过去少，而企业跨国转移和发达地区生产的成本，一定高于因人口少而劳动力价格略高的西部地区。

双方就可以达成一个平衡，尽管西部劳动力拿到的薪酬高出过去不少，但对企业来讲依然是划算的。

另一方面因为劳动力不足导致的商品欠缺，在过去，以及现在，对西部乡镇来讲，很难通过消费购入去弥补，但你如果能给出东部地区75%的人力工资，他们也可以通过购买商品来填补消费品需求，实现消费上的发达化。

中国的地理条件，使用联邦制是完全可行的。

但严格来说不能说是联邦制，任何基于选举与合理的法理框架，都是可行的。

美国联邦制是因为他们的历史原因，中国内部有天然法统优势，哪怕不采用联邦制，也具备实行美国当代联邦政府制度的基础。

所以完全可以是宪法与法理上非联邦，但行政设计上是联邦化的。

也即中央与地方的职能明确，而非落后封建式的对抗性。

—– 1751.4 —–2022-09-30 11:39:43+08:00:

1.要看情况，如果强行弹压，靠武力逼迫，把法理框架搞崩溃，可能会有短暂闹独立的情况。

但腹地跟边疆两个概念，边疆尤其是新疆与西藏，他们闹独立的性质不同，会有一波不考虑任何条件坚持独立的人，以及一些被迫无奈才用独立谈条件的人，这就要看谈判智慧，但我想没人会放弃合法领土。

腹地很难独立，西部也是，因为劳动力与就业配给的问题，东部需要劳动力，如果独立意味着要进行身份切割，到最后还是需要周边地区的人力与资源才能维持生活，反过来西部也是，这些地区自己创造不了那么多就业，需要东部进行投资。

脱离实际的独立，会造成生活水平下降，如果是基于权力下放才出现的情况，我想大多数平民不会在没绝对矛盾冲突的情况下，拿生活水平与钱袋子冒险。除非有人制造恶性事件，导致离心离德。

2.本地治权开放后，政策自己决定，会有两个极端，要么你这地方太烂，多数人都跑路了，那你需要维持的社会公共成本也不会高到哪，因为人本身就少，你赚的少，需要开销的也少。

另外一个情况就是可以进行错位生态竞争，区别开不同地区省份，区别开不同地方省份，能竞争的往死卷，卷的是政府，不能竞争的，比如你林业发达，我沙漠山地多，那我就卖矿产承包权，矿业招标标准低，你来随便挖，但是必须在本地建厂，把公共资源无成本变现（有的林业或者发达地区，矿业污染大，就不愿意做，就会被竞争走）

过去是人追随政策，现在是政策设置好，人自己选择合适的，这是自由迁徙的一个好处，也就是说压力来到了行政端，人被解放出来，可以用于灵活填充劳动力需求，也能提高整体消费让全国受益。

再有就是一个环境问题，东南亚很难比得上，除非你企业是跨国规模的，需要当地生产有原材料优势，否则提供就业的，绝大部分都是中小企，这些企业主要生产销售都集中在国内。

他们去国外审批还是经营生产成本都更高，就像美国欧洲的中小企，日本的中小企，你可能看得到他们销售的商品，但是他们不会把随意厂房开到中国。

而东南亚便宜的是人力，土地资源未必那么充足，因为中国是个十几亿人的市场，东南亚除了中国也要服务其他十几亿发达国家人口。政策的不明朗性又是一个问题。

那么如果我们国家内部合理改革，显然东西部之间的透明度、可沟通性是远大于在国外的，不但法律有保障，出问题不需要跨国诉讼，也不需要特地培教出一批人用于 建设和管理工厂（当然只有很大或有需求的企业才能承担起跨国所需的这类费用）

如果本地真差到那种程度，人口自由迁徙的情况下，东部未必充足经济水平转移产业。

换个角度想，中国八十年代到现在，肯定过去的社会环境与基建更糟糕，但还是可以满足企业需求，显然这方面竞争属于事在人为。

3.联邦制只能说是一个框架，实际上只要能合理进行社会改革、实行公共政策，提出一个有共识性的法理框架，是不是联邦制也不是必然的，否则袁世凯的民国也只是名义上的。

社会整体观念我没那么负面看法，网络社会让更多看起来很有问题的想法有表达余地 而已，获得一个社会的话语权，始终是要进行主动推进改革的，提供能为集体谋取利益的制度、框架或观点。

人都是要吃饭的，也都是希望生活好起来的，而人又是一个孤独的个体，不参加集体就无法从集体当中获得好处。

所以这也是集体共识，一些社会上的公序良俗所形成的天然基础。

那这个时候提供一个明确可以带来更先进生产力的方向，只有既得利益上骑虎难下的人，才会选择通威压与暴力来把社会退化回大鱼吃小鱼的游戏。

因此单纯行政规划与条文，不足以解决问题，它只是一个形成集体共识后落实的参考文本和执行框架。

重点是怎么提供一种观念，能更合理解释社会现象，代表先进生产力，就像在现代观念跟呼吸一样自然的当代，称帝是没有任何人可以接受的，一个共和政府是天然刻印在人们价值观中，这就是观念进步带来的改变。

实际要提防的是既得利益集团靠暴力鱼死网破，甚至采用废人不废言的做法，变成六四保守派的做法一样，二次夺取改革成果，然后社会在本来应该100%发展的环境里，又一次只发展到50%，然后卡死在那。

1752: 乌克兰和阿富汗差别怎么这么大呢, submitted on 2022-09-28 12:42:48+08:00.

—– 1752.1 —–2022-09-28 16:45:17+08:00:

阿富汗的地理位置很难长期扶持，因为没有出海口，附近又大多不是美国能直接施加影响的地区，这意味着伊朗和巴基斯坦这样的国家，无法提供美国扶持和长期控制阿富汗局势的环境。

物资和人力需要源源不断从外界空运输入，空运是世界上成本最高的运输方式，不但要维持当地美国军队，甚至还要补贴阿富汗政府军，大量本地不生产的东西都要美国购买再一一运送。

政府军拉跨，基层士兵随时跳反，美国不具备在这种封闭地理上长期低成本支援和改造经济的条件。

乌克兰本身比阿富汗发达，基建更好，并且背靠欧盟，人力充足，主权政府对外矛盾明确，只需要往账上打钱，他们自己就有渠道从欧盟购入物资运到国内。

1753: 我发现听床师的一个最大的共同特点，是说了等于没说, submitted on 2022-09-30 07:12:44+08:00.

—– 1753.1 —–2022-09-30 11:12:26+08:00:

程晓农是体改所的主任和农研室的智囊之一，这两个机构和体改委一起主导了改革开放，奠定现代中国经济框架，王岐山是他们当时不同小组负责联络的组长。

1754: 二十大之后，咱们就要步入第三共和了吧？, submitted on 2022-09-30 16:07:19+08:00.

—– 1754.1 —–2022-09-30 19:32:46+08:00:

现在应该是处于第六共和和时期。

第一共和可以理解为毛时代早期，内部矛盾小。

第二共和是毛时代权力最高时期，在野党时建立的集团秩序分崩离析，集团内部分化对立。

第三共和是毛派系被彻底废除后，邓胡赵万为核心的改革派上台主政。

第四共和是六四后，保守派别开始扶持红色子弟，转化为既得利益集团，但主要是技术官僚为主，以江胡时期为代表。

第五共和是红色子弟彻底上位，薄熙来与习近平等逐步进入大众视线，开始进入政府最高层，排除或驯化技术官僚

如果有第六共和时期，那就是习近平时代，红色子弟获取最高权力和修宪后，矛盾开始转移到红色贵族与人民群众之间，是否还会有红色子弟和技术官僚内斗，这个要看情况，因为两者有时候身份是互通的。

每个不严谨的“共和”阶段，最高权力和主体执政群体都在变化。

1755: 二十年后中国人依然在做核酸的概率有多大？, submitted on 2022-10-01 09:07:40+08:00.

—– 1755.1 —–2022-10-01 11:03:52+08:00:

是指新中国，还是旧中国？

1756: 为什么所有共产党都无一例外的成为了专制独裁政党？, submitted on 2022-10-02 08:45:37+08:00.

—– 1756.1 —–2022-10-02 16:18:49+08:00:

原理很简单，人对“属于我的东西”这个概念是先验的，是与生俱来的，哪怕在动物当中也存在，护食现象就是个典型。

因此私有制本身，是一种建立在本能理性上的天然制度，是不需要人为设计的。

但是推行政治理念索需的公有制，是一种反理性，需要人为二次接受的“设计产物”，而这种人为设计，必然有巨大缺陷，不能应付各种需求。

那么在剥夺个人私有权时，这个人会不还反抗？他反抗的话，你只能靠暴力去执行。

然后就跟前面说的一样，你执行之后，发现人为设计的制度，是不能应付万变的社会需求。

这样就会出现缺陷，并且导致问题，进而早期的政治理想破灭，而这个过程里你又靠暴力消灭许多人，剥夺资产，来实现政治理想。

就导致无法后退，一旦后退，就会被清算。并且政治理想的破灭，会让内部出现分裂，变成务实派和坚持派，后者不一定是为政治理念，而是为了避免自己失势。

到最后，实现政治理想的集中管理，以及获得的资源，就会被转变成维护政权的根基，至于靠暴力还是弹压，各有不同，看内部处理问题的矛盾水平。

总的来说，就是靠暴力控制所有资源，为政权服务，一个政治目标破灭了，就转型到保护自身延续上。

好比我现在有一个政治理想，是人类上街不需要穿衣服，按道理来说非常荒唐，可是我有枪杆子，我可以强迫其他人接受这个规则。

有人反对，坚持穿衣服，我就消灭他，收缴所有人的衣服。

那么自然有人怨恨和反对，而不穿衣服会因为冬夏日光等一系列问题出意外，错误导致人群死亡、受伤，连一开始不反对甚至支持的人也不认可了。

那你推行这个政策，内部分裂后，你选择下台被边缘化清算，接受务实派的“可以穿内裤，需要时可以穿外衣”的提案，还是坚持不认错，杀死一切想穿衣服，或者提出折中方案的务实派，来保全自己的地位与政权呢？

一切不切实际的政治理想试图人为设计一个框架，违背社会自然规律，都必然在遇到运行障碍后崩溃，最后变成保护自身安全的逻辑。

—– 1756.2 —–2022-10-02 16:41:55+08:00:

人是群居生物，群居意味着在个人与族群之间需要博弈来达到一个平衡点。

人也是孤立的，除了自己的肉体以外，无法指挥和控制任何事物，因此需要集体这个概念，来让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来达成平衡，形成权力的基础。

因此利他主义在集体当中构建，既可以有利于族群，也能有利于自己，而法律就是在道德约束外的额外保障。

你说的这些恰巧是一个族群内利益达成一致后的集体共识，许多群居动物会赡养无自主狩猎采摘能力的老年或幼年个体，照顾族群内的弱势个体是高等群居动物的一个行为体现，是符合人性的。

正相反，这一切与资源的多寡、分配观念相关，如果饥荒没有食物，族群之间也会吃掉所有食物而不会赡养，甚至吃掉弱势个体来保证族群生存。

反过来，资源多的时候，就出现了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一点其实古人就已经注意到了，现代发达国家的社会公序良俗与福利制度，也是建立在生产力的基础上。

但是公有制的实现，必然是技术水平推动生产力发展的一种自然演化过程，而不能靠人为强行在短期生产力无法达到的时候，进行一个没有方向的设计，并且还以此为名去阐述为“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

没有人会长期无限制的，在一个生产力有限需要维护私有制的社会里，去为这种没有方向的东西买单。

—– 1756.3 —–2022-10-02 16:52:07+08:00:

因为人性的体现与生产力直接挂钩。

现在是个生产力明显可知不能达到所需目标的时代，因此只能就时代实际情况而论，而生产力的变化推动的社会发展，是顺从人性的过程，而不能是违背人性能达成的。

—– 1756.4 —–2022-10-06 18:13:15+08:00:

没错，其实就是一种群居动物的天然习性，人类的智慧和深入交流把它更明确化了，古人的总结就是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生产力发达意味着有盈余资源，生产力低下，则回归到自然法则，淘汰弱势个体。

类似现象在家庭这种基本社会单位里也很常见，钱多就供所有子女上学，没钱就供一个，或者干脆全部不供。

无论怎么样，一个族群和个体，都会自我筛选出当下认知内的利益最优解。之所以强调当下认知，可以参考太平洋岛屿的一些部落，他们消耗掉不可再生资源后，社会与文明程度也很快开始退化。

但其实他们是有机会利用不可再生资源，扩张后去避免资源消失所导致的文明退化的，我觉得类似现象也出现在现代社会，许多独裁政权在某个时期富裕，但都会习惯性地错过转型契机，最后导致社会退化与内战。

也即自我甘愿成为“社会的孤岛”，从而错过对外交流的契机，也最终导致族群的不稳定，是个人利益与认知局限，凌驾于集体需求之上的结果。

—– 1756.5 —–2022-10-07 21:36:20+08:00:

本地人永远比外地人有优势，这个是毫无疑问的。

户籍制度的阻碍，要看清楚就必须理解什么是资源，资源对生活又有哪些决定性差异。

举个例子，决定一个人口从出生到成年就业差异的教育资源，珠海附近的县城资源不如深圳，县城的人可以去深圳工作，但你不能随意享受当地的教育资源。

如果你想定居，你孩子是不是要读书？每个家庭有条件都会希望子女读书成才吧。

但按通常情况，你很难落户让子女享受深圳的教育资源，子女回去读书？可能干脆在老家是根本没有充足师资，初中毕业就不上了。

你想通过改变自己物理位置，来获取其他地区的教育资源，这是很难的一件事。

深圳就最烂的教育资源，也比十八线的县城要好。

那你这个时候想一下，是不是要接受子女没书读，跟自己一样永远处于这个社会阶层的现实，这一点定下来，就把一个家庭未来几十年的基调都钉死在一个位置上了。

资源和行政权，是绑定在城市的，你说你想进来自己辛苦些，但让子女享受本地教育资源，希望下一代人在自己有生之年可以改变，比出卖劳动力做日结要强，甚至希望能大学毕业，当个码农进厂996，这都算是奢望。

你要是本来就天赋异禀，能从农村考到大学然后慢慢转移户口找到工作，那本身就是这套筛选制度在起作用，绝大部分人是做不到的，也不可能靠肉身转移就解决社会身份的改变。

简单来说，就是你的社会身份与行政资源挂钩，你的社会身份决定你的社会属性，你的社会属性决定你可以享受到多少行政资源。

医疗也很好理解，农村没钱，县城医院肯定不如城里的，可能一二线用一级医疗耗材和偏好方案，三四线用二级耗材和较差方案，十八线到农村，直接给你开中药注射液，这玩意是救人还是杀人的？

不同地区差异也很大，比如北京医保之前是允许提现的。

遇到一些病，差异可能就是差十几万保不了等死，或者咬咬牙能活下来。

这两点显然是最重要的，一个是死亡问题，一个是未来问题，对有家庭的人而言，都是绕不过去，并且堵死了的，没人不希望自己子女有好未来，也没人不希望能活下去。

可是客观上决定这些生活质量的公共机构，其政策并不都是一视同仁。

到养老时，需要社保的钱，假设没能站住十年参保，给你转回原籍了，可能老家是2000元一个月，在你打拼的大城市连吃饱饭都做不到，那你怎么办？（大城市可能就3000到5000了）

你的养老金所得跟你的户籍是挂钩的，也就是说从出生（教育）到活着（就业），再到养老和死去，每一步都受户籍制度的控制。

非常精准的测试你有没有能力不需要政府花费资源，就可以让政府省钱的情况下，独立在本地生活超过十年站稳（本地参保十年，满十五年可以拿养老金）

如果可以才能享受一些资源待遇，否则就是到年龄，哪怕政府不赶你走，你没钱、生命、家庭问题，都会被迫离开。

最后只能是这些人口既不充分享受当地资源，又填充当地劳动力缺口，并且行政上制造一个环境，逼迫他们到年龄就不得不离开，实际上有些人是不愿意走，死也要赖着的，所以就有北京驱逐附近形成的贫民窟，美曰其名驱逐低端人口。

未来一些年内很多城市内或边缘地带，都会有这种贫民窟，而户籍制度下的大城市是增长的，土地财政驱使，会让本地需要拓建的建成区需求越来越大，然后原本处于城市边缘的贫民窟，就会被这些建成区侵蚀。

进而出现要么被包围的城中村，要么被强拆，或者跟北京一样驱逐低端人口，但跟多的可能是三者同时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