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颖：宋云彬最后22年
宋云彬最后
22
年
－－作者：于颖
由于“右派”身份，宋云彬的名字没有出现在 1959 年点校本《史记》的编者里，然而，“从标点到编辑出版，连同历次重印及线装本，宋云彬是自始至终的主事者”。从 1957 年到 1979 年，从“右派”到“摘帽右派”、直至最终“改正”，宋云彬走完了他人生最后的 22 年。对于历史跟自己开的这个大大的玩笑，他似乎也就一笑而过了。
1958 年夏日的杭州城，天气恶热，殊不可耐，又时有阵雨，因为居民委员会不许大家挂蚊帐，常常半夜为捉蚊虫而惊醒的宋云彬，索性四五点钟就起床，光着脚赴小菜场买菜。
这位看上去不过一邋里邋遢、普普通通的市井老伯，在浙江省内可是个有头有脸的大人物，曾任省人民政府委员、省政协副主席、省文联主席等多项职务，还是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昨天未必尽非 今亦未必全是】
1957 年被打成“右派”后，宋云彬便撤职降薪，工资由原行政 9 级的 232.55 元降到行政 14 级的 131 元，房租也从 9.45 元增加到 16.07 元。不仅如此，少年儿童出版社还来信索要预付的稿费，民盟有人打电话寻他时“粗声大气，直呼宋云彬”……从高位下来所面临的人情冷暖，可想而知。自此，杭州城里就多了个赤脚老伯：去清河坊的胡庆余堂买药、宓大昌买旱烟，去羊坝头吃温州汤圆，就连去太平洋电影院看电影，他都打赤脚去。人们多视其宣泄不满、抗议不公，宋云彬自己或许根本没有这些深意，只不过“赤足行最感舒畅”，他还在日记里写：“在家终日跣足，畅快之至，几乎忘却人应当穿鞋矣。”
宋云彬年轻时被唤作“云少爷”，不光因相貌堂堂、一表人才而得名，更是因他那“公子”、“少爷”的脾气，为人坦诚直率，从不讳言不满，擅长放炮。被划为“右派”，没少受这股文人的“幼稚”、“单纯”所累。 1957 年“反右”刚开始时，作为宋云彬的好友，许志行在北京见到毛泽东时，关切地问了句：“我有个朋友叫宋云彬，怎么给弄成右派了？”毛泽东随即就回道：“书生之见。”宋云彬的太太也时常以此安慰孙辈：“毛主席都说你爹爹（爷爷）是书生之见，没什么关系。”当时，批判宋云彬的“罪名”主要有：提倡“内行领导外行”，强调领导干部要有文化，有专业知识；主张“创作自由”，繁荣文艺创作；呼吁保护文物，倡导“精神文明”；反对“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就是些“逆耳”之言罢了。难怪沙牧评说宋的被“错划”：“既不是由于他的政治倾向，也不是由于他的学术观点，而是由于他的为人处世……虽自许有治世之才，却总难免学究迂阔；能分辨是非，却不知深浅；能仗义执言，却不明就里。”（《点校宋云彬－－我说宋云彬》）
宋云彬相貌堂堂，年轻时被唤作“云少爷”。
从此，中国多了一个“学者”
因幼时师从训诂学家朱起凤，宋云彬文史修养深厚，这下索性做回学者，潜心钻研起古籍。他拟了《编纂〈史记集注〉计划》，先油印 60 份，后又增印 40 份，交给时任浙江省政协主席的江华以及北京一些朋友，包括叶圣陶、王伯祥、郑振铎、齐燕铭、傅彬然、金灿然等。恰逢毛泽东指示点校“二十四史”，时任中华书局总编辑的金灿然到处物色专家和学者，便想到了宋云彬。中华书局老编辑熊国祯先生透露，当时书局的“小环境”比较好，从各地请来的专家，好多都是“地富反外右”：“人弃我取，人家不要的人，只要你有本事、有业务能力、点得了，中华书局就能请来用。”
在周恩来的具体关照下，宋云彬于 1958 年 9 月 13 日抵达北京， 9 月 16 日正式赴中华书局上工，进了历史一组。原计划给宋安排的住处是牛角湾 10 号的宿舍，后来实在因住房紧张，中华书局就把可能是食堂什么的改建了，腾出一间给宋云彬，在东堂子胡同 55 号。房间太小，一只长沙发和藤椅没地方搁，就放在过道里，书也摆不下， 3 副床铺板还是临时向书局借的。
北京的生活尚未完全安定下来，宋云彬就投入《史记》点校中。“社里上上下下都知道，作为 1959 年国庆 10 周年的献礼，《史记》要在不到 1 年的时间内拿出来，算是个重头戏，非常赶。” 85 岁高龄的程毅中先生于 1958 年底进入书局工作，真切感受到了当时的紧张气氛。书局周日都要加班，宋云彬更是常常和叶圣陶、金灿然，以及主持点校具体工作的赵守俨商谈至深夜才回家。
作为赵守俨的儿子，赵珩先生清楚地记得，第一次见到宋云彬是 1959 年的大年初一：“家里当时还有春节祭祖的习惯。宋先生一进门就看明白了，用非常浓重的浙江话说着‘噢，祭祖先祭祖先’。”赵家那时住的是一座大院落中的独立跨院，位于东四二条，和东堂子胡同的宋家很近，“虽然父亲和宋先生相差近 20 岁，但两人非常聊得来。那时我也十多岁了，常常在一旁听他们聊天”。
此番“北调”算是将宋云彬从政治、官场的暗流和漩涡中解救了出来，从此“浙江少了一个‘大官’，中国多了一个‘学者’”。然而，作为“右派”的处理虽然结束了，所受的屈辱和冷遇却依然在延续。素来不看人家眉高眼低的宋云彬，早年还能写文说点风凉话、讽刺讽刺人，如今顶多在日记里表露点不悦。这倒也符合他那一贯不吐不快的脾性。
1958 年 12 月 18 日：
下午奉陪开会，讨论到所谓右派分子可否担任责任编辑问题，又受一次侮辱。
1959 年 4 月 21 日赴中南海列席全国人大：
休息时见到杨东莼、叶熙春、赵超构、陈劭先、李重毅等。陈、李二人对余态度如旧，热情横溢。又遇见□□□，态度阴阳怪气，余亦趋而避之。（《红尘冷眼－－一个文化名人笔下的中国三十年》）
在点校工作和政治活动中切换
宋云彬自己也曾感叹，“五七年反右以来，许多老朋友都不了解我”，有那么几个不变故态的，就越发显得难得可贵。而一些故人避而远之虽“合情合理”，但也颇让他情感上受了些伤害。加之是个“戴罪之身”，免不了要进行思想学习、写“交心”大字报，“劳神”于无休止的猜疑、批评及自我批评中。
1959 年 6 月 1 日，中华书局党支部召集“右派分子”开会，要求大家写大字报向党“交心”并作书面总结，声称表现好的可以减轻处分、摘掉帽子。宋云彬交上去的大字报被指“质量不高”、“群众不满意”，批评声不少，说他“不肯放下架子”、“不好好交代”、“按兵不动，想混过关”……于是，再写，再接受批评……
彼时，《史记》点校工作已进入最后冲刺的关键时期，校样积压甚多，宋云彬不得不在点校工作和政治活动中切换，还一度中止了日记的写作。他日后解释：“余作日记，十余年来时断时续。大抵处境顺利，心情愉快，能每日记录，一处逆境或工作紧张，则日记本束之高阁。”
1957 年“反右”斗争剧烈时，日记也中断过， 1958 年 2 月又重新拾起。宋云彬将 1958 年 2 月至 1960 年 1 月底间的所记，命名为“昨非庵日记”； 1960 年 2 月始，更名为“无愧室日记”。“及今思之，昨天未必尽非，今亦未必全是也。自问平生同情革命，坚持正义，徒以嫉恶太甚，横遭物议，下流所归，不寒而栗。今而后括囊无咎，失得勿恤，纵不能尽如人意，亦庶几无愧我心”，此番感慨难能可贵，身处逆境的宋云彬依然不弃忠诚、不易真心，也透露出被政治风雨裹挟的他，对自己的遭遇有了新的感悟和认识。
1960 年 2 月开始，宋云彬将日记更名为《无愧室日记》。
1960 年 10 月 29 日下午，中华书局总编室会议室里，开了一场专为摘去宋云彬“右派”帽子的会议，需要本人表示意见时，他竟“心情激动，热泪欲夺眶而出，哽咽几不能成声”。人逢喜事精神爽，宋云彬当晚回家吃了一碗粥后，“疾赴”文联大楼参观昆剧彩排。第二天上午，他挨着打电话给邵力子、闵刚侯、叶圣陶，又写信告知张惠衣、张阆声、陈伯衡、许志行、朱宇苍等一众好友……虽然“摘帽”了也还是个“摘帽右派”，留了尾巴一样，但宋云彬激动、欣喜难掩，甚是可爱。
【降级后还是一个“糖豆干部”】
以前在杭州当官时没什么时间，进了中华书局后，宋云彬算是干上了自己喜爱又擅长的工作。他热情高、劲头足，好在晚上做事，晚上也能出成果，效率很高。就是春节也不闲着，家里来人了，他一边干活，还时不时地给大家讲一讲。与其说是乐观，不如看成可喜多过可忧，尤其是一对儿女、 4 个孙辈， 3 家 10 口人终于得以齐聚北京，让战争年间尝尽离别之苦的宋云彬好好享受了天伦之乐。
1959 年 6 月，刚到上小学年龄的宋京其跟着父母、姐姐，从沈阳迁到了北京，住在和平里那。 3 个月大就跟着祖父母的宋京其，时常周六一放学就跑到东堂子胡同来，哪怕地方小需要打地铺，他也爱在祖父家睡上一晚。
中华书局 1961 年搬到西郊翠微路 2 号大院后，住宿方面做了调整。邓广铭、傅乐焕、王仲荦、罗继祖、赵守俨等，包括程毅中在内，都分配进了西北楼；金灿然、傅彬然和宋云彬则住进了一区那些一幢幢的日式小别墅里。地方大了许多，宋家礼拜天都爱聚上一聚。
宋云彬和夫人孙秀珍在翠微路的寓所外合影
宋云彬的太太孙秀珍烧得一手好菜，都是些海宁的土菜，像红烧肉、笋之类，春节还弄腌鱼。“祖父爱美食，知道什么好吃什么不好吃，就是因为祖母特别能在饮食方面满足他。”家里有回来了四五个客人，宋云彬带上太太烧的几个菜，领着大家去了八一湖玉渊潭公园，宋京其也跟着游玩去了，开心得不得了。
在赵珩看来，“文革”前的几年里，宋云彬在北京生活得还算比较愉快——一方面因为北京朋友多，民主党派的、学界的，互相之间来往频繁；另一个原因就是北京生活条件比较好，尤其是困难时期、有钱在外面也吃不到什么的时候，政协好歹有一些权利，供应烟酒、茶叶、糕点、罐头食品和水果等。赵珩介绍：“当时分‘肉蛋干部’和‘糖豆干部’，宋云彬降级以后也还是‘糖豆干部’，和父亲一样，配给的是大前门烟，待遇可算是优厚了。”
平日里，宋家除了红烧肉，杀只鸡，弄点蟹面什么的，还时不时去全聚德吃上一顿烤鸭，尽管“烤鸭小而瘦，大有今不如昔之慨”，但在物资匮乏的年代里，生活条件算是很不错的了。
除了萃华楼和政协自己的餐厅，宋云彬常去南河沿文化聚乐部，就在如今的欧美同学会旁边，一个走道伸进去，一边中餐一边西餐。什么饭店什么菜拿手，宋云彬知晓得清清楚楚，但一般不太吃川菜和清真菜牛羊肉。赵珩猜想，应该是江浙人吃东西比较保守的原因。
止酒、戒烟、不养猫，都只说说
郑振铎曾对唐弢说：“余最喜与云彬小饮清谈，彼风度潇洒，数十年如一日，不若一般自命前进者，一脸正经，满口教条，令人不可向迩也。”宋云彬出了名地好酒，当时有“四大酒仙”，他和郑振铎都名列其中，还有两个是徐铸成和叶圣陶。
据说宋云彬十岁那年，吃年夜饭时偷喝了几杯酒，喝得酩酊大醉，“我的会喝酒，爱喝酒，也许是出于天性或遗传，绝非为了表示风雅，或高攀故人……也绝不是什么借酒浇愁”。 1948 年在香港时，宋云彬特地作《止酒篇》一文，剖析了喝酒的利与弊，最后得出结论：酒是可喝而不可喝的。他还决定实行“止酒”，“给那些背后叫我‘酒糊涂’的朋友们一个大大的‘没趣’”。用“止酒”而不是“戒酒”，宋云彬聪明地给自己留了个“后路” : “戒必戒绝……如果偶然逢到可以喝几杯的场合，我还是要喝几杯的。”
这一喝，可就不是“偶然”了。宋云彬几乎顿顿要有酒，他也不挑，四川大曲、山西竹叶青、金奖白兰地都喝，家里黄酒也是成缸成缸地买。“晚年考虑到身体原因，就给他喝红酒，一种叫丁香葡萄酒，一种叫玫瑰香葡萄酒。”宋京其眼看着祖父控制不住、喝到一定量了，就给宋云彬的酒里面掺点水：“他自己也知道，有时候还说‘来，你们把这酒给我弄一弄’。”只要有酒，宋云彬倒是不挑菜了，有花生米就行，或者汤，“都是肺、肝这些下水，可能觉得比较香”。
洗澡去清华园、松竹园，理发就在政协里面，这于宋云彬不光是一种待遇，也是身份的象征。真要说生活上有什么不便利，就是有一阵比较难配到好烟。“中华书局配来的都是不能吸的次等香烟……伯宁替我买了十多包斗烟丝来，都粗恶不堪吸”，他倒是想到一个“好办法”，“就此戒了烟，岂不是件大好事”。
跟“止酒”没成功一样，“戒烟”也就是说说。真正谈得上“好办法”的是，宋云彬居然“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制作出了上等斗烟丝，“蒸烟叶，将烟叶切细，拌以金奖牌白兰地，蜂蜜，稍加些咖啡”，也不知他从哪得来的秘方。
相较狗的“大惊小怪，狺狺不休”（《我们的狗之死》），宋云彬平生最喜爱猫。早年住在上海时，因为跟猫的两段“孽缘”，宋云彬曾跟妻子约定，“此后永不养猫，免得再受佛家所说的‘爱别离苦’”（《猫》）。
当然，这个约定也没兑现。 1963 年春天，千家驹送了只小白猫，宋云彬一直留在身边养着。晚上外面一有叫声，这只公猫就跑出去。估摸着是撕咬了一夜，小白猫常常第二天早上带着一身伤回来，宋云彬就给它涂药，特别关爱。“文革”爆发前，怕猫也跟着受累，家人将其拿到郊区放掉了。
家里还养过几只鸡，闹了鸡瘟后仅存一只。宋云彬下班回家，这只鸡也跟着从外面进来；吃饭了，鸡来到餐桌旁，宋云彬便喂它点食；睡觉的时候，宋云彬的拖鞋搁在床边，鸡就趴在他拖鞋上睡觉……宋云彬很是得意：“你们看，这只鸡对我多好。”宋京其至今回想起这幅画面，都要忍不住惊叹祖父跟生物之间那种特殊的情感牵连。
1964 年 5 月登泰山（右二为宋云彬）
介乎新文化人和旧文化人之间
赵珩曾言，按他现在这个年纪，从小以来见的人应该说很多了。在东四二条时，赵家客人有老一辈的文化人，如恽毓鼎的儿子恽宝惠等，也有当时比较年轻些的如袁翰青、陈梦家等。宋云彬当时也不过才 60 岁。“这些人各有特色，风格不尽相同，要说最注重仪表、最修边幅的就是宋先生了，永远是中山装外加呢子大衣，夏天是熨得非常平的白衬衫。”赵珩连用了 3 个词来形容宋云彬－－精神、漂亮、有风度：“他不像旧式的士大夫，也不像解放以后的新型知识分子，在这两者之间，既保留了旧式士大夫的一些爱好，又有一点当时共产党官员的派头。”
在赵珩口中的这位“介乎旧文化和新文化之间的文化人”的宋云彬，还真给赵家带来了一些“革新”：“赵家当时比较‘保守’。父母不太看戏，因着跟梅家的关系，祖母也是看京剧多。家里接触地方戏，主要受两个人带动，一个是陈梦家，一个就是宋云彬。”宋云彬跟川剧演员比较熟，包括当时的一些川剧泰斗如曾荣华、周企何以及陈书舫、袁玉坤等年轻辈。那时一张戏票 8 毛钱，宋云彬常常自己掏腰包买好票，给赵家送去。赵家看川剧及赵珩日后对川剧的了解、研究等，受宋云彬的影响很大。
宋云彬颇懂戏曲赏鉴，看赵燕侠演《荀灌娘》时，称赞其“唱腔独创一格，闭目静听，令人神往”。宋还指出过梅兰芳唱戏发音上的错误，甚至给人家改过京剧。北京昆曲研习社彩排昆剧时，他经常去看，跟朋友们聚在一起也会拍曲、度曲。
程毅中业余时间也爱研究古代戏曲，“可惜的是，那时没什么机会跟宋先生讨论讨论”。因为两人不在一个组，程毅中坦言跟宋云彬的接触不是很多：“书局每年都会举办类似于学术报告会的交流活动，有回我做了个关于戏曲的报告。后来看到《红尘冷眼》时才知道，宋先生那次听了后也有些自己的想法，都写在了日记里面。”
宋云彬的日记都是用毛笔书写在直行格子的簿子上的。他一生服膺章太炎，花了很多工夫临章的字（见宋云彬旧藏书画所收录的“摹俞平伯所录太炎手札册頁”），写得工整漂亮，但自认为写得不好，也不肯给孙辈写字帖。“印象中就给我写过一次，还叮嘱‘不要照我的写’，让我们去外面买正规的字帖。”儿时的宋京其常给祖父研墨：“他有个铜墨盒，里面放点丝棉，墨研好了就倒进去。”
养花种草也是宋云彬的一大爱好。他特别喜欢梅花，但在北京不太好养，冬天不容易成活。东单花店、隆福寺里，经常能看到宋云彬的身影。他时不时地去“淘货”，带一点西番莲、晚香玉、令箭荷花回来。中华书局拆除花房时，有很多处理品，“睡莲一盆，连同水缸，只售四元，余得之，甚快”。一日，家里的仙人球开花了，宋云彬激动得叫阿姨抱着去照相馆里拍了照。
太太身体状况不好的时候，朋友介绍来的一位“神医”开了个方子，宋云彬翻翻医书一看，就知道是“小柴胡汤”。平日里，自己和家人哪里不舒服了，都是宋云彬开方子、改方子。他懂中医，但不会号脉，就是爱翻医书。叶圣陶、傅彬然生病都来找过宋云彬开方子。
兴趣爱好广泛无疑是热爱生活的最佳表现，宋云彬很好地验证了这一点。他走路笔挺、笑容可鞠，戴眼镜、叼烟斗，有时拄个拐杖……完全一副温文儒雅的长者形象，难怪宋京其一直用“暖男”来称呼祖父宋云彬。
1960 年 10 月 4 日，叶圣陶写信给宋云彬，感谢宋为其开药方。
不弃忠诚 不易真心
1965 年 5 月 2 日，这一天是宋云彬和太太结婚 50 年的日子，全家人一起去王府井中国照相馆照了相，去恩成居吃了午饭。
在宋京其眼里，祖父和祖母风雨共度几十年的感情，“真是没得说的”：“有一次我调皮被祖父打了，奶奶那个心疼啊，就说了他几句，他气得连饭也不要吃了。”
那时候的文人，外面有点风流韵事、传点绯闻什么的不在少数，可宋云彬就是没什么好让人家说的，顶多有位常住宋家的“客人奶奶”，教个别不明情况的人觉得“不正常”。这位宋京其念叨的“客人奶奶”，就是常在宋云彬日记里出现的“云裳”，也就是朱起凤之子吴文祺的前妻“陈云裳”。朱宇苍之子朱子男曾专门在文章中详细介绍过宋、吴、陈三人的渊源，“同为浙江海宁人，在海宁时就有交往”（《对宋云彬日记的一点解读》）。三人不仅有着同乡之情，更有着战争年代的同志情谊，虽然陈和吴后来离了婚，但同宋家的感情一直非常好。“‘客人奶奶’管祖父叫‘云彬哥’，管奶奶叫‘嫂嫂’。姑姑跟祖父母闹意见、奶奶拿她没办法时，常叫‘客人奶奶’来批评、弹压她。”宋京其称，“客人奶奶”实际上就是自家人了。
“文革”开始后，红卫兵到宋家去抄家，逼得宋云彬老俩口剃阴阳头、跪搓衣板，不堪侮辱的宋云彬跟太太表达了寻死的心。“奶奶坚决不同意，还跟祖父说，要是死了就没法跟后代、跟这个社会交代。”宋京其觉得庆幸又忍不住哀叹：“幸亏有我奶奶，没她的话，那天晚上祖父说不定就走了。”
1965 年 5 月 2 日，宋云彬、孙秀珍夫妇结婚 50 周年拍的全家福。
常念叨 4 位共产党先烈
每每旅行或者长日无聊的时候，宋云彬就喜欢读龚定庵（自珍）的诗，“联带”也看看其文章，在宋的眼里，“定庵的诗颇堪一读，文章则有意做作，实在不敢恭维”（《和平楼谈屑·龚定庵》）。宋云彬自谦“不会做诗”，但懂得一点所谓“诗趣”，他的很多诗词都引用或改自龚定庵，写的扇面也是。
早年在上海做编辑期间，因为写了不少“带有几分牢骚或愤慨，容易得罪人”的杂感文，加之朋友好言相劝，宋云彬一度立誓不再写这类文章。后破了戒，他又作 14 篇计 2 万字的杂感文，印成了小册子，并在序言中写道：昔仁和龚自珍尝戒为诗，后乃复作，自题为《破戒草》，现在就窃取来作为这小册子的名称。
龚定庵忧国忧民、力主变法，终因郁郁不得志，不得不满怀着浩荡离愁和忧国忧民之心辞官离京。这等处境和心境，像极了在共和国风云变幻中浮沉、在政治运动夹缝中行走的宋云彬。宋云彬特别推崇龚诗，尤其是《己亥杂诗》中那两句“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他认为龚以落花自喻，抒发了不畏挫折、不甘沉沦，誓要为国效力的献身精神。而这，何尝不是宋云彬忠诚于党和人民的内心表白？
谈到祖父被错划、被指“反党反人民”，宋京其至今都要抱不平，直呼“荒唐”。在他心目中，祖父对国家和人民，都是朴素得不能再朴素的拳拳之心。“他总给我们讲几个人的人品－－安体诚、宣中华、恽代英、萧楚女，前两位是他的入党介绍人，后两位是他在黄埔时期的同事，最后都遭到枪杀牺牲了。”宋京其坦白，一开始并不清楚那几位具体是干什么的，后来知道是共产党先烈后，就更加明白了正是这些先烈杰出的人品，化作了祖父对共产党事业的理解和一生的忠诚。
战争年间，宋家分批去了香港：宋云彬第一批去，儿子、女婿第二批，太太、女儿和儿媳第三批。 1949 年 3 月，一批知识分子由香港乘船北上，包括柳亚子、马寅初、叶圣陶、郑振铎、宋云彬等，是为著名的“知北游”。 4 月，宋云彬在给家人的一封信中写道：“我从前常常对你们说，等到革命成功，建设开始，我们要过几年艰苦的生活了。我这句话一点也没有错。从今天起我们必须把生活水准降低，能吃苦，能耐劳，不自满，不骄傲，这才配做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国民。这些话都不是‘八股’，你们将来亲自看见种种情形，就会领悟。”
那种革命成功了的欢欣鼓舞，那种准备参与新中国建设的雄心壮志， 1952 年出生的宋京其说自己现在能够体会到了。“文革”时，宋京其甚至抱怨过长辈“当初干嘛从香港回来”，还时不时说些“落后”的话，要跟宋云彬辩论，“他也不跟你多说，也不屑跟你说，顶多回一句－－‘你不懂’”。
凡事必须实事求是
1960 年 4 月 12 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宋云彬以政协委员身份作的自我批评：“我的具体工作是整理古书。所谓‘整理’，就是标点、校勘、注释和翻译。我认为这种工作只能一个人埋头干，而且要仔仔细细地搞，所以‘多快’就不能‘好省’。后来认识到社会主义建设必须高速度发展，文化战线当然不会例外，那种‘多快’不能‘好省’的说法当然是错误的。”
就当时的国家建设形势，宋云彬非常清楚，所以他才会写下“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奔腾亦壮哉；六亿人民齐抖擞，工农队里出人才”的豪言壮语。然而，宋云彬有自己始终坚持的原则，那就是凡事必须实事求是。
1958 年 7 月，尚未北调的宋云彬有次听丽水县文教作报告，对报告声称的“经过八昼夜苦战，扫了五万文盲，每人认识一千五百字”，明确表示了“殊难相信”的态度。进了书局后，宋云彬随政协去郑州参观展览会，“讲解员指陈列的七个大鸡蛋，谓是一只鸡在一天内所下，并谓现已跃进到每天一只鸡下十四个蛋……与事实不符也”。
对于家人，宋云彬也严厉要求他们“不要传播不确实的消息”。女儿阿庄有回从一个女同事那听说溥仪在协和医院病逝，宋云彬信以为真，后来才知道是谣言，打电话斥其“学风不严”，“怕她不知道那是谣言，继续向人家传播”。
【“拿橡皮擦一擦，改正了”】
1966 年红色 8 月到来后，曾经那个所谓“宽松”的小环境不复存在了，“中华书局一群年轻造反派引来北大的红卫兵，组织了批斗黑帮的斗争会，随之刮起铺天盖地大字报风潮和抄家、焚书运动”（何新《“文革”动乱回忆录》）。宋云彬的日记也停留在了 1966 年 8 月 15 日，之后，他连写日记的权利都被剥夺了。
人生如戏，日记好比剧本，角色经历的悲喜苦乐尽现其间。从 1938 年 12 月 18 日开始，宋云彬积累的日记稿本足足有 25 册（虞坤林《整理宋云彬日记始末》），涉及几百位名人，真实记录了那个年代里知识分子的境遇和心路历程。这是一部给他自己而非别人看的日记，所以详细琐屑但很有史料价值，不仅勾起了很多人快要忘却的记忆，也“披露”了一些不为人知的细节。学者钱伯城就著文写道：“宋氏曾有审阅我的一篇文稿一事，也是直到这次看到日记之后方才得知。”（《读冠以“红尘冷眼”之称的宋云彬三十年日记》）
“一般人干活不是我对手”
1969 年底，中华书局开始疏散，给宋云彬两个选择：要么投亲靠友，要么跟着组织去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太太身体不好留在了北京，宋云彬便在宋京其的陪伴下去了五七干校。宋京其那时已经去农村插队了：“一般人干活不是我对手，他们看见有这么个小伙子在旁边，轻易也不会对祖父怎么样。”
1970 年初与孙子宋京其（左）摄于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
宋云彬、傅彬然、马非百那时都已是古稀老人，却还要担粪：宋、傅二人负责抬粪桶，马拿粪勺舀。“ 1970 年元旦以后，中华书局的王春让我回去，说不能再继续呆那了。”据宋京其回忆，当年七八月份表哥阿平又去干校探望祖父，因为奶奶在北京病了，祖父就请假随表哥回北京：“从向阳湖到咸宁车站，他们走了 8 个小时。回来一查，祖父得了急性黄疸型肝炎，就不再回干校了。”
这之后，宋云彬的健康状况急剧下降，再分配给他点校工作，已经做不了了。
不光宋云彬，很多知识分子经历那场“浩劫”之后，都大不如从前。“二十四史”恢复整理后，作为主持人的赵守俨也从五七干校回到了书局。“当时开了一个专家名单，真是七零八落啊，身体不行的、自杀的、没有‘解放’的……就是好好的人，还得跟人家商量，看原单位放不放人。”赵珩后来就不常见到宋云彬了，“因为境遇和身体的原因，宋先生晚年心境很不好。”
心中有三扇门打不开
记忆中，宋京其只见到祖父哭过两次，一次是周恩来逝世，一次是祖母去世。“周恩来逝世的时候，我祖母都讲‘哎哟，你从来都没有流过眼泪，这次流眼泪了’。而 1976 年 11 月祖母过世后，原本其乐融融的家也就散了，祖父完全没有了精神依靠。”此后，家里面没什么人了，基本就是祖孙俩在一起生活，来往的朋友不多。宋京其那时 20 多岁，白天上班，晚上回来后例行公事似的要给宋云彬说说外面的情况。“讲一遍不够，你讲完了，他还要你再说说、多讲讲。讲什么呢？讲来讲去还是那些，有个两三遍的我就烦了。”忆起陪伴祖父的那段最后时光，宋京其一下子不能自禁到哽咽，微微低下的头，好一会才抬起来，言语和泪光中透着无尽的歉意、不舍和思念：“你说我当时懂什么啊？能体验到他什么啊？现在年纪大了才感受到，人老了真是太凄凉了。”
1976 年 12 月，叶圣陶去八宝山参加完郭小川的追悼会后，顺便探访了宋云彬。叶后来在日记里写：“云彬心思木然如故，询余年岁者二回，谓余眉发白亦二回，他则似想不出话可谈。”（《叶圣陶日记》）在祖孙俩为数不多的交流中，宋云彬常说心中有三扇门打不开。“究竟三扇门是什么，他没解释过，倒是讲过不少佛教的话，什么生老病死苦、求不得苦、爱别离苦、怨憎会苦……”宋京其特地问过信佛之人，得知佛教确有三扇门一说，但各地理解不一，“祖父说的三扇门应该跟佛教有关系，他还跟我解释过生老病死苦：小孩一生下来就哭，苦；老了没有朋友，苦；生病了，死又死不了，活又活不好，苦；死的时候也是苦。”
1979 年 2 月，浙统（ 79 ）第 30 号文件称：“宋云彬先生在 1957 年整风反右期间，提过一些正确的意见，也讲过一些错话，但不是在根本立场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属于错划，经中共浙江省委会 1979 年 2 月 7 日省委发 [1979] 15 号文件批准，予以改正，恢复名誉，恢复原行政（ 9 级）工资。”宋京其拿着抄件念了好几遍，病榻上的宋云彬接过纸注视了许久，回过头来说：“哦，改正了，就是字写错了，拿橡皮擦一擦，改正了。”宋京其至今都忘不了祖父脸上那一丝惨淡的苦笑，“就像他一贯在日记里写的那样，‘余报以微笑’，就不再作任何评价”。在他眼里，越发沉默的祖父对“右派改正”还能说出如此入木三分的评价，“不失当年的风趣、幽默、睿智，甚至是尖刻”。
仅仅两个月后，宋云彬就去世了，享年 82 岁。从 1957 年到 1979 年，从“右派”到“摘帽右派”、直至最终“改正”，宋云彬走完了他人生最后的 22 年，对于历史跟自己开的这个大大的玩笑，他似乎也就一笑而过了。宋京其评价祖父这一辈子“已经可以了”、“很精彩”：“哪有人一辈子不受冲击的，有点波折有什么不好呢。如果祖父 1957 年没事的话，‘文革’时受的冲击可能更大，他已经算幸运的了。”
大专家也不放松普及读物
现在提起宋云彬，大家多称其为“著名的文史学家、杂文家”。其实他只念过 2 年中学，靠着勤奋钻研，在长期做编辑的实践过程中终成大家。由于“右派”身份，宋云彬的名字没有出现在 1959 年点校本《史记》的编者里，然而，“从标点到编辑出版，连同历次重印及线装本，宋云彬是自始至终的主事者”（徐俊《宋云彬：点校本“二十四史”责任编辑第一人》）。
《史记点校后记》草稿
《史记出版说明》草稿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安平秋回忆， 1970 年代自己也曾想做点《史记》的整理研究工作，还把计划告诉了赵守俨。“当时就在赵先生家里，他让我先不要做，说有人在做。”安平秋后来才知道，“有人”指的就是宋云彬。“ 1983 年左右，赵先生又谈起了这事，表示现在可以做了，我当时就说‘我不敢了’。”在安平秋心目中，非博通文史、精通古籍的大家是做不来这个的，“之前我才 30 岁，后来大了懂点事儿了，就知道有多难了。”
除了专业研究领域，作为出版界的老前辈，宋云彬也非常重视大众读物。他早年编的《开明国文讲义》《中学生》杂志等，思想性和趣味性兼备，被誉为“大专家写的普及读物”。“包括宋云彬、徐调孚在内，从开明书店过来的几位老先生都有这样的传统，从不放松通俗普及读物。”程毅中坦言，如今出版社的分工越来越细，不需要专家去做知识普及类的工作了，“不过，再要求他们写深入浅出的内容也不太容易了”。
“可惜的是，家里面没人懂祖父那行。”宋京其和父亲、姐姐都搞机械，表哥和姑父搞土木工程，“说实话，祖父并不赞成我们搞文，他是有实业救国想法的，觉得自己那些可有可无，我们搞的才是国家建设所必需的”。宋云彬女儿以前常开玩笑，说宋家是“抹布搓胎”，一代不如一代。宋京其解释道：“要说长相，我比不上父亲，父亲也比不上祖父；要谈能力，我们就更不如祖父了。”
有意思的是，宋京其跟父亲宋剑行最终也都搞起了文字：“父亲生前做过一本杂志叫《国外机床动态》。我从 2000 年开始，当了 15 年的《液压与气动》杂志主编。说起来太惭愧，这些跟祖父做的真是没法比。”
转自《文汇学人》
转自《民间历史》网（ www.mjlsh.usc.cuhk.edu.hk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