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才强：饥荒岁月的逃疆者
饥荒岁月的逃疆者
－－作者：占才强
饥荒岁月的逃疆者
图：庞永富（左二）老两口和村里的阿訇买合苏提（右二）以及邻居亚森江·阿布力孜（右一）在一起，他们是好朋友，经常串门。南都记者 孙俊彬 摄
从吐鲁番盆地开出的一辆绿篷军车，沿戈壁、沙漠的边缘抵达南疆的绿洲，一路上走了 7 天。在庞永富的记忆里却行走了 53 年。
车后满载的 35 人中， 14 岁的庞永富和 42 岁的母亲张秀英蜷缩其间。这是 1961 年 2 月，三年自然灾害的最后一年。
内地爆发的大面积饥荒让庞永富的 5 口之家仅剩两人。父亲庞登朝 1960 年饿死。一个姐姐和一个弟弟也相继死去－－“吃不饱，病了也没钱看”。从 1959 年起到 1961 年 11 月，据新疆当地方志记载，多达 89 万的内地群众为生计所迫，自发涌向新疆各地。
从甘肃老家永昌县河西堡公社 ( 现划归金昌市 ) 出逃的庞永富母子，是那个饥荒岁月的逃疆者剪影。
“不是从家跑出来，我和母亲也可能饿死了。”离乡正值寒冬，被子、衣服是庞永富母子从家中带走的仅有物品。之所以逃往新疆，是因为“好多人都说新疆好，能吃饱肚子”。家乡的火车载着他们来到吐鲁番，那也是入疆铁轨当时能抵达的尽头。
寻找生路的内地难民在这里聚合分流。 1960 年面对不断增多的内地群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曾发出一份《紧急通知》：要求将自流人员与支边青壮年同等对待，予以收容、妥善安置后安心参与边疆生产。“因新疆南北温差大，老人、娃娃们就送南疆了，年轻的就送北疆。”庞永富和母亲对新疆都没有概念，直到上了一辆绿皮军车，他们对前方的目的地仍一无所知。
这是一段艰难的行程。永远刻进一个 14 岁甘肃少年的记忆。“又冷又饿，车上很多人吐了又吐，但又吐不出东西”。车到阿克苏后，负责中途接待的地方人员安排了一顿好饭：包谷面糊糊、馍馍和咸菜，一车 35 个人下来，吃得狼吞虎咽－－那也是庞永富旅途记忆里最美味的一顿大餐。
载着平民的军车在距离边境约 200 公里的叶尔羌河畔停止颠簸，举着牌子的公社干部迎下极度虚脱的远方来客，“有几个年纪大的路上得了病，一下车就被送到医疗室”。“这里是波斯喀木 ! ”一个戴羔皮帽、大胡子的男子右手放在胸前，用生疏的汉语告诉他们所在，仿佛到了异域他国。
波斯喀木是当时泽普县的别称，维吾尔语意为“漂着金子的河”。 1949 年新疆和平解放后曾属莎车专区， 1956 年后划归喀什地区。“泽普”取汉语“泽光普照”之意，表示这是一块“富饶的土地”。
庞永富们是第一批来到南疆泽普的逃荒者。“和我们同一天以及晚几天到来的还有好几车，都是来自内地不同省份的汉族人。”在庞永富的记忆里，最先到来的 50 人被编成了一队，其他陆续来到的也按每 50 人一队分到不同的公社。维汉混居的时代由此开始。
认识维吾尔族乡邻
这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
“光秃秃的，什么也没有，一眼就能看到地球的边缘。”那时的南疆，留给庞永富的是一片萧瑟的印记：到处是寒风肆虐、沙砾乱飞的荒漠戈壁，和泛着大片白色浆沫一望无垠的盐碱地。
留下他们的是碗里的包谷面。 50 人一队编进当地各个公社后，泽普县政府为他们每人按月发放了 15 斤包谷面、 15 斤白面、两斤清油。“能有顿饭吃就不错了。”庞永富和母亲当时被编入阿依库勒公社，现在俗称是 9 乡。 50 人的新队也是公社下辖十几个大队里唯一的汉族大队。
没有房子住，地窝子曾是他们最初的家－－“就是在地上刨个坑，深大约一米半，长宽大约 4 米，挖好后在上面搭上树枝、玉米秆，铺上稻草，再在上面压上一层土。低着头，钻进去。”庞永富说直到当年 10 月公社为他们腾出一家敬老院，两家合住一间房，他和母亲才爬出住了大半年的地窝子。
这也是一群完全陌生的邻居。搬到敬老院的第一个春节，来了一群戴花帽、披长巾的维吾尔族群众，当地干部们领他们来给汉族队拜年。许多面孔已经熟识，但由于语言不通平时大家极少交流。
与当地维吾尔族乡邻渐渐熟络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语言被视为一道很难跨过的鸿沟。三五年后庞永富才学会用一些简单的维语和相遇总是沉默的乡邻打招呼，“他们其实特别纯朴，对我们也很好奇，认为我们汉族人聪明，脑子活，想和我们交朋友”。
在 1969 年更名为九公社、 1984 年又改回阿依库勒乡的汉族队里，年轻的庞永富是公认维吾尔语说得最好的。他的母亲张秀英 1993 年去世，来边疆 30 多年“和民族同志还说不上几句话”。当年的公社书记也是汉族人，在他的记忆里常骑自行车下乡，后面也总坐着一名翻译。
历史上的穷困也是留给庞永富的原始记忆。公社离县城 5.5 公里，“那时还是土路，县委还是土块围起的房子，民族同志也都穿得破破烂烂，住土房子。那时他们吃的菜，只有少量的黄萝卜、土豆等几种，当时连大白菜都不会种，我们来了之后开始种菜，他们就跟我们学。”
种菜，成了汉族邻居与原住民们建立沟通的一种无声语言。
种菜改变的乡村
生活在戈壁和沙漠边缘的维吾尔族乡亲，在庞永富的记忆里曾是一群“白菜盲”：“不仅不会种大白菜，种黄萝卜、土豆也只是往地里一撒，不施肥也不浇地。我们刚来时，他们种的土豆跟枣那么大，西红柿也只有核桃那么大。”
阿依库勒乡是一个传统的维吾尔族农业乡，北临叶尔羌河，下辖十几个维吾尔族大队。历史上多以养畜、种植为主，而田地作物仅有包谷、小麦、棉花少量几种。因大部分土地是戈壁又位处贫瘠的沙漠边缘，这里一度是南疆较为贫困的乡村。
李建民是上世纪 70 年代的入疆者，他从甘肃天祝来到这里的乡村后发现大量的菜地近乎闲置。“维吾尔族乡亲们不大喜欢种菜，他们的菜地也是一小块一小块，不像我们内地都是大面积播种。”他们成立了一个蔬菜队，起初以来自甘肃、河南、安徽的汉族队员为主，种大白菜、茄子、棉花等，将没有沙土和碱滩的地方变成了大片的良田。
十几亩、二十几亩的菜地和大田作物渐渐将维吾尔族村庄包围。“一开始他们买我们的菜吃，后来逐渐地也跟着我们学种地。” 1982 年，李建民被推选为村支书，此后一干 10 年。他的蔬菜队“后来一半是汉族人，一半是维吾尔族人”。
邻居萨马汗大妈是李建民入疆后的恩人。孤身一人初来异乡，李建民曾度过一段饥寒交迫的日子。萨马汗大妈常把他叫到家里，给他做喜欢吃的拉面、抓饭和馕饼。他的起步也得益于大妈儿子木萨的推荐——从乡里承包下 200 亩枣园。
当时的维吾尔族乡民少人懂技术，红枣不仅品质一般产量也低。李建民承包后把妻子从口内接来，夫妇俩给枣树作了嫁接改良，又在维吾尔族乡亲的帮助下开挖了一条 3 公里的引水渠。如今李建民已是泽普县有名的红枣种植大户，建有一家红枣加工厂。
每年枣子红了，李建民总是第一个送给萨马汗大妈家品尝。在他的带动下，附近的维族乡亲也渐渐学会了嫁接、修剪、水肥等技术。最近 10 年间，泽普县红枣种植从 2004 年的 2 万多亩扩展到现在的 20 万亩。县委宣传部刘飞介绍，泽普的红枣如今在全疆和全国都非常有名，去年，喀什人几乎都没尝到泽普红枣的味道－－“因为我们的红枣以每公斤 150 元的价格全部销往外地了”。
阿依库勒乡 14 大队的亚森江·阿布力孜住在庞永富的对门，两家仅隔一条马路。这个 36 岁的维吾尔族小伙 7 年前开始跟“乌斯塔” ( 师傅，指庞永富 ) 学种土豆。他打开院门，葡萄架下是堆积如一座小丘的成捆土豆。过去几年里，这些土豆为他一家带来大约每年 5000 元的纯收入。
他承包的 17 亩地，除了土豆还种皮牙子 ( 洋葱 ) 、核桃、西红柿、红枣等，一年纯收入在 6 万元左右。
他的父母没种过土豆，家里曾经一贫如洗。过去的穷困从院里不同年代的房子便能看到：左边是一间墙皮夹杂草梗的黏土房，屋内只有一张土炕，亚森江在这里出生；右边是面积稍大的刷过水泥、铺过地砖的两间房，建于上世纪 90 年代，亚森江在这里成长。
亚森江即将搬往他的第三处房子－－离老房 200 米远的一栋乡村别墅。这是一片由 83 套新房组成的维吾尔式新居，去年由阿依库勒乡兴建，亚森江买下其中的一套，连装修花了 22 万元。 14 大队的大队长努尔买买提·卡德尔江也住在这里，他分享部分维吾尔族村民富起来的经验就是：汉族同志来我们这，他们种啥我们就学着种啥。
14 大队是一个由 96 户 510 人组成的维吾尔族村庄，过去也以传统的畜牧、种植为主，努尔买买提说在隔壁汉族队到来之前，村民大多只会种棉花、包谷、麦子三种作物，现在不仅会种皮牙子、西红柿、白菜、黄豆，“而且有的技术比他们还好”。
种菜也改变了维吾尔族乡村的经济格局：原来以种植棉花、包谷、麦子为主的土地亩产年收入只有 1000 多元，改种蔬菜后的亩产年收入达到 3000-5000 元。现维吾尔族 13 大队“ 80% 的农户都以种菜为生”。
阿訇好朋友
菜种出来还要卖得出去， 48 岁的赛买堤·依提肉孜记得自己从 18 岁起就开始和汉族乡亲们一起，跑喀什，跑乌鲁木齐，到各地的蔬菜市场找销路。如今他们的渠道通畅，光喀什一个叫艾买提江的大老板，每年都至少包揽 500 亩地的蔬菜销售，而这个老板就是“维汉兄弟们一起找的”。
赛买堤家的宽敞院落在与阿依库勒乡汉族村紧邻的波斯喀木乡达合其村。虽属不同乡村，但两村有 40 多户居民门对门、户对户。
达合其村至今也还是个纯粹的民族村，全村 250 户 2000 多人全部是维吾尔族。在隔壁汉族队到来之前，这个原始凋敝的村庄一直安静但落后，上世纪 80 年代后开始跟着学种菜，村里的两千多亩地近八成变成了菜地和农田，人均收入近一万元。
赛买堤的阿卡 ( 哥哥 ) 、 52 岁的买合苏提是村里的阿訇。清真寺就在离家 100 米的村头，买合苏提是这里的主持，每天早晨 6 点前他都会来到这里，登上高高的宣礼塔，用悠扬的呼唤召唤村民们前来做礼拜。阿訇备受乡民的尊崇，附近的人们见到他都会远远地低头、以手抚胸行礼。
买合苏提也是庞永富在维吾尔族乡邻里“最好的朋友”。他与阿訇的交好始于他的父辈，买合苏提的父亲曾是乡水利干部，和种蔬菜的汉族队员打交道颇多，每年春节都到庞永富家拜年。在买合苏提一家人看来，汉族的邻居们“热情，而且值得信任”。
比买合苏提大 15 岁的庞永富几乎是看着他们兄弟成长。 1999 年，买合苏提当上阿訇，两年后拿到了县里颁发的阿訇证。
村里的一些年轻人渐渐沾染上了喝酒、抽烟的习气，这一度让买合苏提和他身边的长者们充满顾虑，但现在阿訇的态度是“不赞同，也不反对”，他通过翻译反复强调一点：你只要不干坏事。
跨越民族的爱
1999 年 10 月，离泽普县城仅 5 公里的赛力乡曾发生一起派出所遇袭事件：由“东突”支持者策划的一次暴力行动导致 2 死 2 伤，多个房屋和车辆被烧毁。这一年买合苏提刚成为他所在村的阿訇，他在一次主麻日号召全村的穆斯林对暴徒们予以谴责。
尽管这次暴行发生在不远处，但庞永富和汉族村民的实际感受是，许多年来他们和维吾尔族邻居们一直相处融洽，岁月和土地积淀起的友谊已让他们融入了对方，淡漠了界限。 57 岁的杨孝是村党支部书记，来自甘肃武威的他上任时汉族村已更名为团结村，并成为泽普县不同民族和睦生活的典范。
33 岁的韩小元是来疆汉农的第三代，他差点没机会来到这个世界。 1958 年三年自然灾害前夕，他的爷爷奶奶怀抱刚出生的父亲从内地逃往新疆，在火车上把襁褓中的婴儿挤丢了。七天后发动寻找的部队官兵将找到的孩子送到乌鲁木齐， 23 年后的一天，韩小元得以在南疆出生。
25 岁那年，韩小元和隔壁村的维吾尔族姑娘奥屯古丽·依孜木结了婚。他被摩托车撞了，在他承包田里打短工的维族女孩到医院陪护了两个月，出院后“就成功了” ( 韩小元语 ) 。起初，奥屯古丽的母亲极力反对，但憨厚能干的汉族小伙最终跨越了障碍。如今他们读小学的儿子韩保疆已经 8 岁。
山东回族老汉王青山 60 岁时娶了小他 20 岁的维族妇女吐汗·阿不力克木，在当地是一对出名的“老来伴”。修鞋匠王青山中年丧偶，在泽普县广场的地摊上与吐汗相识，久之生情。终于有一天修鞋匠憋不住问她：“你有老头子没？没有就跟我一起过吧！” 30 年后的今天，两人双双坐在韩小元家附近的敬老院里，挽着手等待记者拍照。老汉今年已经 89 岁，与吐汗虽没有儿女，但两人相濡以沫已近 30 载。
被误读影响的生计
然而最近一些紧张的空气蔓延到周边的乡村。
“一些媒体的报道会让外面很多人产生误解，以为新疆怎么了。”村书记杨孝显然对眼下外界给予新疆的某些解读并不满意，他认为只是极少数人的暴恐行为破坏了新疆的形象，并深刻地伤害到很多无辜者。
一些被夸大的负面情绪正自外而内、由远及近地影响这里的农民。韩小元承包 30 亩地种的苹果、桃子和核桃，往年从不愁销路，每到果子成熟会有大批的老板上门来收购。但最近几年，暴恐的讯息让许多外地的老板们望而生畏，熟透的果子只能眼看着烂在枝头或院边的水沟。
泽普县委宣传部文明办主任刘飞也忧心忡忡。每年 9 月底 10 月初枣子红了，从山西、陕西等地来的老板“拿麻袋装钱买枣”，但今年来的老板明显减少，本地大红枣开始滞销。而受此影响今年部分红枣的收购价也从每公斤 60 元降到了 30 元。
对生计的影响让农户们很不满，庞永富透露今年莎车县再次发生“ 7 · 28 暴恐案”后，许多维吾尔族农户自发聚在一起声讨：“他们都在埋怨，说汉族的同志来了，我们也富了，你们为啥还干坏事？以后要是汉族的老板都不来新疆了，我们种的菜和果子卖给谁？”
来疆已有 53 年的庞永富，如今是 2000 多农户的技术指导。半个世纪光景，他所在汉族队最初来的 50 人现在只剩下 10 人：其间有的坚持不住回家了，有的后来搬到县城去住了。尔后又陆续有新的口内人补充进来，现在的团结村已有 108 户、 376 人。县委宣传部刘飞介绍，如今泽普县下辖的 10 乡 2 镇中，每个乡镇都有一个类似的汉族村。
1993 年 74 岁的母亲去世时，庞永富说老人家最大的遗憾就是没回过老家。这也是庞永富步入老年后的一块心病。如今的交通已非昔比，公路铁路四通八达，但老人算了一下，从泽普回甘肃老家， 3000 多公里的路还是要转 5 次车，其中光火车就得坐上 40 个小时。第一天出发，第三天才能到家。
庞永富也舍不得那个钱。跑一趟来回路费要 1000 多元，但总的开销他估摸要花一万多元，这让他望而生畏。老家还有一个叔叔，他很想去看看，但故乡似乎仍然显得有些遥不可及。
庞永富用一款很老的手机，来电铃声也是一首很老的流行歌曲《故乡的云》，每次有人打进电话男声总会深情地唱起。庞永富说他喜欢这个铃声，很早的时候让别人设的，多少年来都没有换过。
转自《共识网》
转自《民间历史》网（ www.mjlsh.usc.cuhk.edu.hk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