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中南、卢中原：胡耀邦在家亲自接待我们哥儿俩
胡耀邦在家亲自接待我们哥儿俩
－－作者：卢中南、卢中原等
两个毛头小子，无任何人引见，贸然闯进素昧平生的中央大员家里上访，会是什么结果？这是我们哥儿俩亲身经历的事情，一直埋在心里，几经斟酌，觉得真应该说出来给大家听听。 1978 年 2 月 10 日上午 10 点，为了申诉母亲的冤案，中南和中原两兄弟曾经冒昧地闯到时任中组部长的胡耀邦家里，正在忙于公务的他不但没有推脱不见，反倒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他和我们交谈的时间虽然不长，而且过去 40 多年，但他的音容笑貌和言谈举止仍然时时浮现在我们的脑海中。
那时，历经 “ 文革 ” 十年浩劫，百废待兴，拨乱反正刚刚开始，冤假错案亟待平反，但阻力仍然很大。极左灾祸几乎殃及所有家庭，不知有多少家庭和个人蒙冤受屈，各级干部首当其冲，平民百姓同样不能幸免。重者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活着的往往身陷囹圄，饱受摧残；轻者被打入另类，其身心长期压抑，子女不得参军，不得入党入团，不得提拔，不得上大学，甚至连谈恋爱都受牵连。人怨沸腾，人心思变，热切盼望尽快从冤假错案中解放出来。
我们的母亲在 “ 文革 ” 中被诬陷为 “ 叛徒 ” 。她是 1939 年参加革命、 1942 年加入共产党的老八路，在残酷的战争年代不幸三次被俘，其间她的两个孩子夭折，但她不屈不挠，在狱中地下党的领导下坚持同敌人做斗争。后因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战争形势发生有利于我的变化，敌人释放一般战俘，母亲遂被释放。回到解放区后，母亲的这一段历史通过党组织审查，党籍得到恢复。没成想， “ 文革 ” 中红得发紫、历史上实为叛徒的江青却说，凡是从国民党感化院放出来的人都是叛徒。家母在 1946 年中原突围时被俘，关押在国民党湖北应城感化院，这竟成了定为 “ 叛徒 ” 的根据，已有的组织结论被推翻，党籍也被开除。子女们随即在人生道路上遇到诸多坎坷，母亲从此精神严重压抑，坐牢时留下的病根愈发加重。
当时我们几个子女都在外地，在入党、参军、提干、上大学等事情上，母亲的 “ 叛徒 ” 定性都是一道迈不过去的坎儿。每次回到北京，我们都要不断地写申诉材料，不断地向主管单位的党组织写信，不断地上访，当面申诉，要求改正对母亲的错误定性，恢复原有的组织结论。但是写信都石沉大海，上访则往往受到生硬的训斥：你们母亲的 “ 叛徒 ” 定性改不了，你们别再找了，找到哪儿也没用！
尽管我们坚信党员有申诉的权利，但对无情的现实也感到心灰意冷。可巧，中南听一位老干部说起，中组部长胡耀邦正在力推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特别是宣布每周六在家开门办公，专门抽出时间亲自听取来人反映冤情，吩咐秘书一律热情引见，不得挡驾。不少老同志登门上访后，申诉很快得到解决，或是有了明确进展。这就是在当时的干部中流传甚广的耀邦同志 “ 周六开门见客 ” 。我们根本不认识胡耀邦本人，更没有说得上话的人引见，觉得自己不过是 20 多岁的年轻人，没有向中组部长当面申诉的经验，直接闯去找他申诉，心里还真是有些打怵。这位老干部见状，说道，你们母亲的冤案已经拖了这么多年，如果做子女的不敢积极找人申诉，那就说明冤案对你们影响还不够大！这句沉甸甸的话，真像抽了我们一鞭子，促使我们横下心来去闯一闯。
一个周六上午，中南和大弟弟中原带上认真准备的申诉材料，径直来到胡耀邦所住的东城区富强胡同六号。门口有棵大槐树，一进院门是个大杂院，据说是外贸部宿舍。往里走有个小院，带有矮矮的镂空砖墙，无人阻拦，上了台阶房门虚掩着，果然是开门见客！敲门进去，一个中年人来迎接，听我们说明来意，答复说胡部长正在开会，不便打搅，可以把申诉材料留下，他一定会转交。这时我们反倒没了顾虑，坚持要见胡耀邦本人，向他面陈诉求。中年人见我们执着，便客气地让我们在客厅稍等，他进去报告。
不一会儿，胡耀邦从里屋出来，矮矮的个子，穿着一身蓝色布面中山装，裤腿皱皱的，手里夹着香烟，像个很朴实的老百姓。身边还跟着三、四个人，看来他们确实正在开会，被我们这两个不速之客打断了。我俩立刻起身表示歉意，呈上申诉信，特别提到社会上传闻的胡伯伯叮嘱 “ 周六开门见客 ” ，所以不揣冒昧，一定要向胡伯伯当面诉说冤情，以期母亲冤案尽快平反。他一边翻阅材料，一边念着落款处五个姐弟的名字－－安林、安民、中南、中原、中坚，和蔼地问我们俩谁是中南，谁是中原，夸奖申诉信的字写得好，听说是中南写的，赞许地点点头。看完信，他转身对那几位同事说：你们看，家庭受过 “ 文革 ” 冲击的孩子，和那些家庭没有受过冲击的孩子相比，就是不一样啊！接着，他又和几位同事议论了战争年代我方被俘人员有关问题的政策，谈到中原突围、新四军五师、李先念部队等，让我们把申诉信留下，表示会尽快处理的。
其实，我们俩巴望胡耀邦最好能在申诉信上有个批示，于是再次倾诉说，多年申诉无果，就怕再拖下去。这时，胡耀邦站了起来，坚定有力地说道：华主席、党中央指示，建设四个现代化，必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我们要恢复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认真做好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你们的母亲有没有问题，他们（指不肯平反的人）说的不算，我说的也不算。我们要用事实说话，用党的政策说话，按华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办，排除干扰，有错必纠。 “ 文革 ” 带来的新问题拖了几年没有解决，我保证 90 天把它解决，你们看行吗？说着，他用被香烟熏得焦黄的手指做了一个 “ 九 ” 的手势，停了一下，又比了个 “ 六 ” 的手势，更正道： 90 天还是太长， 60 天吧，两个月后还没解决，你们再来找我。
自始至终，胡耀邦都很耐心地听我们诉说，或同身边同志简单议论几句，没有用居高临下的命令口气教训我们，而是循循善诱，像长辈对晚辈一样亲切。对严肃的历史问题，绝不搪塞推诿，不打哈哈，不打官腔，而是正气凛然，态度鲜明。在场的工作人员也没有生硬地赶我们走，而是用商量的口气提醒我们哥儿俩，说胡部长已经给了你们明确答复，我们一定会按领导的指示办，他还有重要的事情，你们看今天是不是就到这里吧？多年的上访冷遇使我们想尽量多磨一会儿，但在工作人员几次提醒下，我们才一再感谢，起身告辞。
回到家后，哥哥中南整理了胡耀邦接见我们申诉的谈话纪要，父母和家人看了都非常高兴，感到母亲的冤案平反终于有希望了，全家人翘首以盼的解放终于快来了。
作者之一的卢中原曾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中南和中原趁热打铁，于同年 2 月 13 日又去中组部来信来访接待组上访。那时中组部还在西单，接待组是院外一间低矮的平房，生着煤炉子，几个上访人员围着取暖热剩饭，屋里较暗，条件相当简陋。等了三个多小时，一位叫苏齐正的同志接待了哥儿俩，他态度和蔼，倒了两杯热茶给我们，耐心听取申诉。大约谈了半个多小时，他回答恳切，说 “ 文革 ” 造成的冤假错案太多了，还有不少上访人员反映 “ 文革 ” 前的冤情，历史结论很复杂，中央要求对这些老干部的历史结论做具体分析。中组部正在按照党中央部署和部领导指示，一批一批地抓紧甄别平反，你们母亲的问题一定会妥善解决，但也不能太着急。他还表示准备把我们的申诉材料转给北京市委组织部。虽然屋里挺冷，但是工作人员有温度的接待，让以前上访屡遭冷遇的哥儿俩心里热乎乎的。
家父单位的一位中年科研人员听说我们的亲身经历，深受触动，他多年申请加入共产党，但一直苦于其母被错误地划为 “ 富农 ” 而不能如愿。在家父鼓励下，他鼓起勇气也去胡耀邦家里上访。胡其时已是政治局委员，家门口设有警卫，不能随便进入。这位科研人员在附近徘徊良久，硬着头皮拿出年轻留学苏联时与胡耀邦的合影，恳请见胡一面。胡耀邦见到这张照片，不忘一面之交，亲自接见了这位满心忐忑的科研人员，着实令他感动不已。这次上访后不久，其母被错划的 “ 富农 ” 成分得到甄别纠正，本人也被吸收入党，中组部印发《组工通讯》向全国推广这个案例，他特别向家父表示感谢。原来，这正是在胡耀邦过问下，中组部以典型引路，将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工作在全国尽快推开。
哥儿俩第一次找胡耀邦申诉后，过了两三个月，家母的冤案平反迟迟不见动静。中南和小弟弟中坚又于同年 5 月 8 日、 5 月 28 日两次去胡耀邦家上访。这两次都未见到胡本人，一位韩姓工作人员收下了上访信。我们后来才知道，也完全理解，那时有多少曾经位高权重的老一辈革命家的重大冤案都亟待平反昭雪，有多少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重大决策正在酝酿博弈之中。在即将发生根本性转变的历史前夜，我们这样的小人物能够见到胡耀邦，当面向他倾诉，已是老天的眷顾，不幸中之大幸。见不到他本人，也在情理之中，工作人员能够收下我们的上访信，实际上也是在执行胡耀邦关于要善待上访者的嘱咐。斯人分身乏术，不正是在奔波于历史的重托吗？
大概过了一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后，在彻底否定 “ 文革 ” 、全面拨乱反正的大背景下，母亲的冤案终于得到彻底平反。根据解放前已有的组织结论，恢复党籍和组织生活，并且按照她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历史，由原来享有的退休待遇改为离休待遇。母亲和全家人背了近十年的政治包袱终于甩掉了，尤其让人欣慰的是，成为离休干部，意味着母亲为革命出生入死的履历得到组织认可和尊重。随后，几个子女的工作、入党、提干等问题也陆续得到解决。每当提及这些，母亲都由衷地感激、崇敬胡耀邦，景仰邓小平，由衷地拥护改革开放，精神面貌为之一新，焕发出新的生命活力。
在我们眼中，耀邦同志一身正气，勤政亲民，虽然身居高位，却不摆官架子，平易近人，尊重爱护知识分子，躬身倾听民间疾苦，不分三六九等，对小人物满怀同情和关切，是一个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的典范，是一个富有人情味的开明共产党人，是一个可亲可敬的老领导和师长。我们的亲身经历和耳闻，只是胡耀邦波澜壮阔一生中的一滴水。事情似小，足见人格魅力；沟壑愈深，更显山峰巍峨。他的朴实真切，敢做敢当，虽千万人吾往矣，大刀阔斧收拾十年浩劫残局，勇于粉碎精神枷锁，都从这一滴水中折射出来。
1989 年 4 月 15 日耀邦同志不幸逝世，那时中原正在中央党校读博士研究生。在悼念这位老校长的时候，学友周为民曾劝他写一写胡耀邦接待哥儿俩上访的亲身经历，认为这应是一篇生动的纪念文章。中原担心材料单薄，写出来不够丰满，一直没有动笔。但又如鲠在喉，不吐不快，于是书写了一副挽联： “ 做大丈夫头上何必定有纱帽，是真豪杰身后自然长存心碑。 ” 挽联挂在中央党校礼堂大门口，被科技日报收录在纪实报道中，同学李健等专程赶到老校长家中悼念，将挽联面呈耀邦夫人李昭同志。
我们的二姐安民，在胡耀邦逝世后，也专程去胡家哀悼。在胡伯伯遗像前，她特地提起家母冤案平反，直接受益于党的政策和胡伯伯的勠力推行，没有胡耀邦，就没有我们家后来的幸福，也没有国家后来的改革和安定，代表全家向他深深鞠躬，深表感念与崇敬。
40 多年过去了，我们不再担心内容单薄和文章浅陋，终于把这段经历记下来，总算拯救了自己的良心。纪念改革开放 30 周年的时候，中原曾写了一副贺联： “ 先辈勇突围，开创改革开放大业；后学传薪火，再闯转型前进难关。 ” 录于此，再向大丈夫、真豪杰耀邦同志深深致敬，并向改变所有中国人命运的改革开放深深致敬。
转自《 百年耀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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