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丽安：谢谢陆先生
谢谢陆先生
－－作者：卢丽安
如果不是陆谷孙老师同意聘任我，我是无缘到复旦大学外文学院任教的。陆先生“赌”了我， 我“赌”了我的人生。
1995 年，我还在苏格兰格拉斯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外子已经先一步毕业回台湾做博士后研究。面临台湾“绿化”隐约成潮，日渐与我们的政治认同背异；又加上小夫妻两个人要能申请在同一所大学任教的机会实在渺茫，日后分隔两地，周折太多，所以我们就毛遂自荐，通过我驻英领事馆向国家人事部并教育部表达想回到祖国任教高校的意愿。公公是海门出生的上海人，所以我们在衡量多所高校之后，决意到复旦来。
但是一波三折。当时外子已经学成并已在台有教学与科研成绩了，可以直接对接大陆的教育工作；我却还挣扎于学位论文，毕业之期尚不在谱。我，只能算是“买一送一”的附赠品；而当时的外文系领导对我不放心，所以我们求职一事就一直因为我没有着落而卡着，一直到 1996 年下半年，复旦人事处传真来信息说，外文系的新领导想和我电子邮件“访谈”，因此事情才开始有些转机。与我笔谈不下六七个回合，往返长达两三周的，正是陆谷孙先生。
我当时怎可能知晓陆先生的学术名望呢？一来，从因特网上根本查不到外文系具体的介绍信息；二来，我生长于台湾，对大陆学术界乃至高教界完全没有概念。就凭着“无知者无畏”与“裸婚”的决绝勇气，我答应了隔空“英语笔谈 / 笔试”。
陆先生问了我的背景、申请到大陆任教的原因、在台北读本科时读过哪些课程、爱丁堡大学的硕士阶段又学了什么、现在做什么博士论文课题，等等。
我呢，除了如实回答之外，也没想到要多问什么其他问题－－没问待遇，陆老师也没提；反正我心底从不存有特权奢望，那时的条件也没有所谓的引进待遇可言；一切按照规定比照本地聘用。我一个小晚辈，恭恭敬敬地弄清楚日后的教学任务，够了。
一直到现在还记得陆老师的笔谈中，有一特别优雅的片语让我印象深刻：“… due to the vagrancy of the postal services …”；好像是说双方沟通时某书面材料寄丢了，不知所终，他就在电邮里开问算了。陆先生的英语，很典雅，很正；于是乎我也十分慎重地多次审改回复，方敢发信。 1997 年 2 月 17 日，我到学院报到那天，刚好沈黎老师也来报到。陆老师笑呵呵地介绍我俩认识，并分别赠送我们一本厚厚的《英汉大词典》；我几乎是虔敬地看着先生一笔一画苍劲有力地写下“卢丽安女史惠存”——他埋头伏案的状态，那笔触啊！－－对于一个不知历史轻重的“台巴子”而言，陆先生的风范，活脱脱是个从教科书中新文化运动里走出来的学者；我对陆老师有一种莫名的尊敬亲近感。对于先生的清傲刚直、才情学风，乃至先生护爱学生的真性情，都是日后点滴间接感悟到的。
我在外文系的定位是“救火队员”：除了承担精读课，其他的课程，派不出人手的，开不出来的，都安排我去上。一晃十年余才算固定下来。那几年里，教学、博士论文、怀孕生子、参与精读课程改革－－这些事都让我轮轴转；我就这么莫名其妙地栽进“成家立业”的兔子洞。一个青年讲师其实跟系领导没有沟通机会的；我也没什么事情没有理由向先生就教。有学校老师告诫说，上海人不交际的，大家各自管好自己的事；另一位领导曾开玩笑对我说：小卢啊，要是二三十年前，我们可都不敢跟你说话呢！更不要说跟你共事或共餐了。因此，陆老师点名要我参与沈黎老师主持的教材编写项目，让我觉得温暖。那时有所谓的外文系“五朵金花”；我不懂，还特地问“五朵金花”是什么，陆先生咧着一张笑得合不拢的嘴把典故告诉我。
隔年，我挺着孕肚和外子去相辉堂观看外文节演出。落座之后，坐在前面的居然是陆老师，他回头来对我们微笑示意。节目结束后，他转过身来问我课时多吗，累不累，何时预产期。然后，他突然语调一扬，一张嘴笑得好自豪，说，他的女儿获得 JD 学位了！接下来也是要成家立业了！他话锋转得太快太 personal, 我当时一下子没领会过来，愣住了，忘了恭喜他。陆老师与我的姓氏英语相同，他与家母年龄相仿；远离家人的我面对一个长者的关怀，又知道先生的家人也在异乡：我是辞别家人落脚他乡的 Ruth ，他是放手女儿展翼新大陆的孤老；两人境遇似乎有微妙的某种类比性。再后来，我住院接受剖腹产手术，陆老师居然在沈志宏书记与校人事处蔡其莲老师的陪同下来看我：我与其他 19 个待 / 已产妇住在一大通间，病房里出入着婆娘老公医佐若干，新生儿啼哭声与天花板吊扇嗡嗡作响，七月溽暑，那实在不是与工作领导会面的好时机或好场合。我尴尬地把家母介绍给陆老师一行；陆老师笑呵呵地问妈妈开不开心啊、到上海来习不习惯、跟台湾差异大吗。
2001 年，我是工作多年之后第一次申请回台探亲，有繁琐的表格需要单位签署。这，对于我，又是闻所未闻的事：要回家看父母，还要单位批准？但是，我也感受到两岸分隔的压力，一个没有经受过苦难，却听闻了不少颠沛流离匪夷所思的时代悲剧的人，想象力是很丰富的。所以，我拿着那几张表格，抖着手敲开了陆老师的“系主任办公室”：“陆老师，请您批准我回台湾看望父母，我好几年没……”话音未落，豆大的泪珠瞬间坠下。陆老师一惊，问我怎么啦，家里可好？我抽噎着，克制住一股小女儿委屈的酸楚，说，我好久没回家了，怕不能回去——陆老师赶紧把抽纸递过来，安慰我。家－－陆老师选择了以书斋词典为家；我，虽安家沪上，心里时常愧念南岛上的父母。
闽南语有句话：女人命，菜籽运。风吹到哪，就只能奋力在那里抽芽成长。其实，男人不也如此，各自有各自的风雨打击？陆先生，以及外文学院不少先生们，都承受了历史乖离的鞭挞磨难，令人心疼。陆老师不止一次提醒我们后辈要知晓学院前辈先生们的学术造诣；来复旦之前，我已经经历过三个大学的英语院系；但是，这么强烈要求师生慎终追远，慎重思考人生于天地之间的意义，思考学术传承与道德坚持的院系，这还是第一个。
儿子还小时，几乎每年寒假即将结束前，我都会带他去向先生拜年，就是为了给孩子一个“我也有个陆爷爷”这么个仪式感。陆先生与我话向来不多，不外乎就是问我上什么课，外子的情况，孩子读课外书吗之类。先生客厅里有个“马踏飞燕”的小摆设，也有个小鸟牙签盒，都是先生拿下来逗弄小儿的玩物。就在那个客厅，先生对我提及他想要编纂一部融合两岸四地汉英对照的词典，并邀请我参与。我答应了，心想，不就是每天熬夜一两个钟头嘛！
事实是，我无法坚持， D 字号没完成，我就因非典型肺炎入院三周，痊愈后只得万分惭愧地向先生请辞。或许正是因为内疚，有愧先生期许，本来是一年一拜会先生的，随着儿子进入小学中年级、中学，这礼数就拖沓勉强成两年、三年一会。最后一次我带着儿子去拜访先生，是儿子初二那年，我接了儿子放学，在回家路上“顺道”约好先生要登门小坐。先生一开门，看见我背着儿子沉重的书包，评论：这是什么世道啊，妈妈背着儿子的书包！我辩解：要不您提提看有多重！他果真一拎，沉哪！于是乎我们就围绕着基础教育议论一番。
我无以回答，琢磨不出先生深意，只能哼哈敷衍。先生也没有展开。
2009-2010 年我在美国密西根大学做富布莱特访问学者，暂时脱离学院教务院务工作联系。回国前四个月某天，突然陆先生转来一封他与某位教师的电子邮件沟通；在该信中先生提及学院拟提名我申请某人才计划，鉴于我没有课题经费，盼学院准予支持我准备材料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复印邮递费用，云云。我虽是远在天边、一头雾水，对先生关切惦记之意却十分感动，记忆犹新。
我本来是很愿意多向先生请益接近的，因为我也住在学校旁边，近；又是南岛乡人，亚热带率性气重。那么，为什么就没有呢？一来是先生学术威望极高，我自觉寡陋无甚成绩；二是早年听闻了一同事某种委婉的误导之语，谓，“你又不是先生的学生，太接近会被人说话的”——我遂心生怯懦敬畏，只敢旁瞻先生自有门生拥簇追随。现在回想，是我以小人之心度先生气量了，盲从了闲语。近些年来，我倒也觉察先生步履动作不似以往利落，精神言语亦有顿滞。去年，我还盘算着小儿高考放榜后要带他去向先生报讯问安的，却不料先生骤然离世。在医院里，我望着蜷缩在病床上不省人事的先生，只能暗自祷告吁请他回转过来。他醒过来的话，我一定要常去看他；起码，要主动帮先生理理书房，看看先生都囤了些什么书，多汇报一下我的近况。
先生早就是复旦大学外文学院的一个传说。先生执著治学，兢兢业业，风骨铮铮；是后辈们修习学术的典范。我们已经进入“后”陆谷孙阶段了。我一方面怕把先生容颜挂上文科楼四楼的楼道里，一方面又隐隐想念着他爽朗洪亮的笑语话音。
转自《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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