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基民：采访顾顺章灭门案当事人中共特科成员洪杨生
采访顾顺章灭门案当事人中共特科成员洪杨生
－－作者：吴基民
1982 年春天，我从复旦大学毕业，分配到上海市委某机关，搞落实政策工作。此刻，党中央拨乱反正的方针大计已定，要求落实各项政策的人真可谓数以千万计。我每天接待来访，查阅来信，上门家访，忙得精疲力竭。一天，办公室主任给了我一封信，要我看了信後上门到写信者家理去一趟。我漫不经心地翻开这厚厚一叠信纸，才看了两页，就被信中所叙述的内容深深吸引住了。
写信者叫洪扬生，是一个 1924 年入党的老党员，以後担任过党中央的政治交通员。 1928 年 11 月，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成立由向忠发、周恩来、顾顺章叁人组成的特别委员会，负责中央的政治保护工作；特委下设中央特科，由顾顺章负责。特委是诀策机构，特科是行动机构，就好比一个人，特委是头脑，特科是人的手和脚。中央特科成立不久，洪扬生便调入特科，担任特科一科的负责人。
1930 年前後，中央特科所做的每一件工作，所进行的每一件政治锄奸案，几乎都能见到他的身影，尤其是他亲自参加了由周恩来（党内又称伍豪、周少山等）、康生（当时名叫赵容）所直接指挥的处置大叛徒顾顺章的事件 ……
青年时代的周恩来和邓颖超
1930 年前後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多事之秋。
1927 年「八七」会议以后，党中央各机关陆续搬迁到了上海，党的工作实际上分成了苏区工作和白区工作两部分。苏区工作即有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领导的中央苏区，许继慎、郭述申、徐向前等领导的鄂豫皖苏区，贺龙、周逸群等领导的湘鄂西苏区等；白区工作即是以上海为中心的地下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和其它革命活动，但党的工作中心无可争议地是放在白区的。党的六届一中全会产生的五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向忠发、苏兆徵、周恩来、蔡和森、项英，无一例外，都留在白区。由十四人组成的中央政治局，除瞿秋白留在莫斯科外，其馀都在白区，而且几乎都住在上海。
……
（然而后来）整个苏区的大溃败大搬迁，这究竟是怎麽一回事？中共上海地下党经历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这麽严峻的考验，已摸索出了一整套在上海这块土地上生存下去的经验，并成功地在上海生存了四、五年，获得了大发展，为什麽一夜之间会发生这麽大的溃败？这无无的事件环环相扣，顾顺章事件是非常关键的一环。但仅就顾顺章事件而言，他是什麽时候被捕的？他是怎麽叛变的？是谁第一个将他被捕的消息密报给中央？地下党中央在谁的主要领导下又采取了一些什麽措施？顾顺章最後又是怎麽死的？迷雾重重，讳忌莫深。自然，这其中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是真正的当事者实在是幸存无几了 ……
我怀着浓厚的兴趣拜访了洪扬生。
就连上海人也不会想到，在市中心，在大上海骄傲的南京路的一侧、在大上海最繁华的中百公司的背後，居然会有如此破败的房子－－一条极其杂乱的马路，一条极其肮脏的巷弄，一座极其破旧的小楼。我沿着漆黑一团而又陡峭狭窄的木楼梯，手脚并用爬到一层半的所谓亭子间，门开着，一股浓烈的酒气夹杂着其它难闻的气味扑面而来。我在楼梯口朝屋内打量了一下，不过四。五个平方米的房间，搁着一张木板床，好像连桌子板凳也没有，一个满脸胡渣的老人，衣冠不整地坐在床头，手里还拿着一瓶劣质烧酒。我向他说明来意，他混浊的眼睛里闪出如同鹰隼一般的光亮，但不过一眨眼的工夫又熄灭了。他满脸狐疑地又望了我一眼，仰起脖子灌了一口酒，声音混浊地嘀咕了几句，好像问我是从哪里来的。我掏出工作证，他接过去看了半天，突然冒出一句：我杀了顾顺章的老婆，放了他的女儿 ……
顾顺章事件後，由於中央特科是由顾顺章直接领导的，绝大多数人与顾顺章共事多年，顾顺章极为熟悉，对许多人的老婆孩子亲戚朋友均了如指掌，因而很多人处於极度困难的境地里。周恩来召集他们亲自对他们讲：中央来不及妥善安置每一个，如果有可能离开上海，就离开上海躲避一阵子，如果实在躲避不了，顾顺章来了，威逼你自首，中央也允许你们自首脱党，但决不能出卖朋友（同志），以後等到上海成了共产党的天下，我会替你们作证 ……
周恩来会说这样的话？我极为惊讶。以後探访也在特科工作过的顾顺章的妻舅张长庚，他也认为好像是听别人讲起周说过这样的话 …… 我细细一想，豁然开朗：中央特科的工作同志，尤其是红队的人，均为工人出身，对党忠心耿耿，对朋友一片赤诚，但文化程度不高，也没有其它专长。他们大多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离开上海这个环境连生存下去都有困难，周恩来的这个决定，实在是非常实事求是的 ……
为了免遭顾顺章的报复，红队的许多人还是离开了上海投亲靠友。李龙章就是在武汉被顾顺章抓到供出了顾顺章一家被杀之事，酿成了轰动上海舆论界的所谓「爱棠村」事件，引出了《申报》上「顾顺章悬赏缉拿杀人凶手周恩来」的启事 ……
作为特科一科科长，洪扬生转移到了中央苏区，红军长征时被俘，做过一段时间国民党的「特务」，以後长期失业，流落到上海，上海解放他兴冲冲地跑去找潘汉年。
1931 年初潘汉年从江南省委调中央特科，与洪共过事。「潘汉年应该晓得周恩来的布置和承诺」，洪扬生一再强调。但潘汉年敷衍了几句，将洪推出门口。 1951 年 4 月「大逮捕」，洪扬生一度被捉，後又被放了出来安置在工厂劳动； 1958 年再次被捕，陆陆续续关到 1974 年，始终没有被判过刑。
潘汉年，中共著名作家、间谍、上海副市长，后以 “ 内奸 ” 罪嫌逮捕蒙冤而死， 1982 年获得平反
「潘汉年不是个东西！」洪扬生狠狠地骂道。以後我采访过许多人，都听到过这样的抱怨。比如当年在上海曾抚养过毛泽东的叁个儿子，以後又护送美国记者斯诺赴延安的「红色牧师」董健吾也曾这麽抱怨过。潘汉年活得很累，很痛苦，很警觉，长期以来自己又有一块大的「心病」，他晓得的事情太多了，自己也不明白对於这许多事应该如何妥善处置。他绝不是一个与人为善的人，在旁人需要他扶上一把的时候，他往往反而踢上了一脚，他命运悲惨，但许多活着与死去的人并不因为他命运悲惨而同情他！这实在也是一个历史的悲剧！
「李强替我作了证明！」洪扬生如是说。 1929 年底，由於苏区的扩大，上海地下党中央迫切需要加强与各苏区的电讯联系，於是成立了特科四科，由李强负责。洪扬生到处写信、写材料、写特科的点点滴滴 ……
担任外贸部部长时的李强同志
有一封信转到了李强手里，李强作了批示，改变了洪扬生馀生的命运。他进了上海文史研究馆，总算有了一个幸福的晚年，但有一个条件，他所写的一切材料都得转交抬中央有关部门 ……
门依然关着，但正是从洪扬生开始，我萌发了要写一部关於顾顺章事件的纪实作品的念头，为此我作了近 10 年的努力。我自信自己的作品已经可以拨开迷雾，将历史袒陈在读者面前，不管这历史是丑陋的或是美好的。因为历史就是历史，它不应该由人随意编造。
洪扬生是一个 1924 年入党的老党员，以后担任过党中央的政治交通员。 1928 年 11 月，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成立由向忠发、周恩来、顾顺章叁人组成的特别委员会，负责中央的政治保护工作；特委下设中央特科，由顾顺章负责。特委是诀策机构，特科是行动机构，就好比一个人，特委是头脑，特科是人的手和脚。中央特科成立不久，洪扬生便调入特科，担任特科一科的负责人。 1930 年前后，中央特科所做的每一件工作，所进行的每一件政治锄奸案，几乎都能见到他的身影，尤其是他亲自参加了由周恩来（党内又称伍豪、周少山等）、康生（当时名叫赵容）领导的特科。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成立负责中央政治保卫工作的特别委员会，由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常务主席向忠发、中央政治局委员周恩来、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负责，特委是决策机构，下设中央特科是行动机构，由顾顺章负责，特科下设四个科，洪扬生（一九二四年入党）为一科的负责人，负责总务；二科搞情报，负责人陈赓；三科就是著名的 “ 红队 ” ，又叫打狗队、红色恐怖队，谭余保、王竹友先后任科长；四科是后来才成立的，是电讯科，由李强负责。洪扬生亲自参加了这场杀光顾顺章全家的灭门案。
当时《申报》的报道
这场屠杀由周恩来亲自带队，康生 ( 赵容 ) 也直接参与，黄埔军校的学生斯励那天在顾家打麻将，他的哥哥是国民党将领，有记载斯励在 “ 四 . 一二 ” 清党中曾将周恩来从国民党手里救出，但也因为他认得周恩来，所以也一样被杀。这一事件中当场被杀的有顾顺章的十几个家人和亲友。洪扬生亲自杀了顾顺章的妻子，还安排把顾顺章七岁的女儿送去浦东，后来下落不明。在行刑过程中，康生表现得比周更坚决、更冷酷。
任务完成后，周恩来冷漠地望了望赵容，像是在跟他说话，但又像是跟自己说话似的，自言自语地讲： “ 现在是非常时期，我们万不得已，采取这样的极端措施，今后历史将怎样看待我们呢？ ” 大概讲了这句话后才可以稍微对得住自己的良心。一九三一年在甘斯东路爱棠村、新闸路、武定路等地挖掘这些尸体时，共挖出叁、四十具，都是周恩来领导下的这个 “ 锄奸 ” 的战果。当时哄动了整个上海。
目前上海余庆路，最左为 110 号（当年案发的 33 号），最右为 102 号（当年案发的 37 号）
在顾顺章叛变后，周恩来亲自召集特科的成员和他们的家属说： “ 中央来不及妥善安置每一个，如果有可能离开上海，就离开上海躲避一阵子，如果实在躲避不了，顾顺章来了，威逼你自首，中央也允许你们自首脱党，但决不能出卖朋友，以后等到上海成了共产党的天下，我会替你们作证 ……”
洪扬生后来转移到中央苏区，在 “ 长征 ” 途中被俘，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自首，当了一段时间的特务，大概没有立功表现，后来长期失业，流落在上海。上海解放后，洪去找一九三一年领导中央特科的潘汉年，因为他知道周恩来作过的上述指示。但潘汉年敷衍了他几句，就将他推出门口。一九五一年四月大逮捕时他一度被捉，不久放出，安排在工厂劳动，五八年再被捕，一直关到七四年，未正式判刑。洪为保卫革命领导人而出生入死，解放后当然怕他嘴巴不严，乱讲话，而对他实行 “ 专政 ” ，但没有把他灭口。文革结束后，由当时担任外贸部长的李强作证明，洪被安排到文史研究馆，每个月有八十元的生活费。
转自《书斋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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