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华祥：小人物磨难记（1958年－1962年）
小人物磨难记（
1958
年－
1962
年）
－－作者：孙华祥
写在前面
实话实说，伤痕无边。
人民荣辱，国运相连。
小中有大，不信你看。
非为发泄，引以为鉴。
伤口愈合，后福自然。
国运亨通，九死无怨。
一九五八年八月初，那是一个阴霾的天气，太阳被乌云遮住，显得有些闷热。虽然响过几声滚雷，但只打了几点白雨，雷公爷好像只是吓唬一下人而已。这时，汉源一中大礼堂开大会的场景早已布置完毕。四周墙壁上贴满“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是光荣的、伟大的、正确的！”等口号。我们一批蜷曲在地铺上的“敌人”正等待着最后的判决。个个精神懊丧而恐怖，自从被抓出来后，这批人一下都变成了哑巴，整天只知抽闷烟。他们在想些什么？谁也不知道。我被一个思想疑团严重地困扰着。想整风前夕，我被派到雅安听取地委书记传达“毛主席的最新讲话”、“国际形势”、“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回汉源后，我还在九襄区向全体教师传达了关于“国际形势”的部分内容，整风中自己对党忠心耿耿，甚至还想火线入党。所以，号召发言，我是很天真地响应的，心里没有顾忌和包袱。为什么到后来别人抓住我的那么几句话，就东分析西分析，牵强附会地无限上纲呢？甚至成了“向党进攻”的反动言论呢？而且只许诬陷乱弹，不允许有任何申辩，这种离民主和法治十万八千里的作法，真让人很难理解和接受。但这种想法只能存于心底，一旦暴露就将大祸临头。记得刚把我抓出来的那一瞬间，我不服气，根本不听他们的所谓大批判，我还忿忿地说：“你们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大组长立刻警告说；“你放明白点，再闹，就会升你的级！”这时我才低下头来由他们瞎说去。今天，算是等到作结论的时候了，只得听天由命。大约十点左右，命令我们全体起立，由监督人员领着我们鱼贯入场，个个低头站在会场的最前面，后面黑压压地坐满了“革命”教师和干部。鸦雀无声，一片寂静。一会儿，汉源县整风运动会胜利召开了。雅安地区派来领导“反右”斗争的宣传部邱部长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此人讲话斩钉截铁，趾高气扬，十足胜利者的姿态。时至今日，我还记得他说：“右派分子是客观存在的，你即使在运动中一言不发，仍然是右派分子。我们也要抓这样的右派分子。”他还说：“我们讲过‘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但这是指革命群众而言，对于阶级敌人来说则是，言者有罪，不言也有罪。”我想，他这辩证法真太厉害了。运动初期，就是他三番五次恭恭敬敬地动员大家提意见，表现十分诚恳的样儿，还说什么“你们提完意见就走”。这时，骤然感到自己响应号召充当发言积极分子，真是傻瓜一个。原来政治斗争是可以不择手段，毫无诚信可言的。我们那个小组长在批判我的会上作总结发言说：“敌人像狐狸一样狡猾，我们要比狐狸更狡猾。”最后部长又说：“我们党历来是宽大为怀的，对‘右派分子’还是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随之宣布给我的处理是降职降薪，到农村监督劳动改造。这一下我的心里倒踏实了，真是没有料到的宽大。明清朝代都有“文字狱”，那是要杀头甚至灭族的。再想那些按要求写的坦白交待材料，仅给以如此的裁决，何其幸运也！比起“文字狱”的处置来，要谢天谢地了。“劳动改造人类”，我教学生时也常讲劳动光荣，我等岂能“叶公好龙”？我们现在就来补“光荣”课吧！不过，我们这批开会处理的“右派分子”，只能算二等货，那些所谓的“极右分子”，早已逮捕法办，被收容劳改，不知送向何方去了。散会后，我们坐在地铺上等待着。顷刻，命令来了：“全体右派立刻收拾行装！”这时来了两个民兵，背着长枪，一前一后押着我们。“右派”们背着行李，成单行通过九襄镇狭窄的街道。这批人几乎都是清一色的蓝布中山装，也还保持着教师的整洁形象。街道两旁观看的人，多带着奇异的眼光，或许他们在想，这些平时在课堂上讲授知识、传播真理、有几分被人尊敬的老师，竟然是些“反动派”！他们迷惘了吗？
目标是九襄公社流沙河对门的“花果山”。我们十几个人，谁也没有说话，也不敢说话，默默地前进。开头身上的包袱还觉得轻松，可走到了山脚要上山坡时，好像背上的东西增加了许多，跨步逐渐困难，只得忍耐着放慢了脚步。这时可以举目四望，“花果山”名不虚传，遍山的梨树，其它果树则较少，而且梨树已经挂果，接近成熟，已丰收在望。这些梨树都不高，果子压满了枝头。有些几乎挨着地面，伸手可摘，一时间精神振奋起来，似乎忘记了自己是什么人，很想一下子到达山顶，找到新的落脚点。约行一小时，来到半山坳的一户农家。主人是生产队长，高高的个子，三十岁上下。他见到这批稀奇来客，并无厌恶的之情，还显出几分礼貌，叫大家坐下之后，居然端来一大撮箕梨儿，让大家随便吃，显示出“花果山”的好客特色。开初，谁也不敢动手，看看押送者的脸色，好像认可了。大家才大胆地吃起来。因为走得又累又渴，梨儿真爽口啊！静下来之后，我看看这个农民家庭，是个三间并排的瓦房，虽陈旧但不烂，也谈不上整洁，可我发现一张长桌上放有热水瓶和两个茶盅，这是当时农民收入较丰家庭的标志。因为许多山区农民是根本不烧开水喝的。下午六点左右，主人摆出一大锅米饭，豆菜子汤和洋芋几大碗。虽无肉美，吃着却很清香，而且这成了一伙清一色“右派”的“最后的晚餐”，我是有深刻印象的。不幸言中，五年后幸存者已无几许人了，此是后话。饭后，就被指派分散居住。第二天即开始了所谓的监督劳动改造了。这些人干什么活，似乎给生产队长出了道小难题。贫下中农毕竟不是劳改场所的管理人员，我们又是赤手空拳而来。又适逢农闲，只好东拼西凑给大家借来十几把锄头，领着大家去薅玉米。其实苗子早薅过，已长到一人高了，是不用除草的。大家便在玉米林，梨树下穿来穿去，东铲西刨，头顶上繁茂的梨树档住烈日的照射，因而毫无“汗滴禾下土”的感受。休息时，大树下边好遮荫。主人随手摘些梨儿让大家吃。并教给我们一些生活经验说，这种梨儿最后嚼几口梨核酸水就不会拉肚子。这里农家连喂猪都是梨儿，花果山的猪儿挨宰也幸福过。这样无变化地劳动了三天，似乎没有什么活儿适合我们做的。我想，在这里改造什么？恐怕并非久留之地。次日，果然来了命令，仍返回汉源一中。到了汉源一中，劳动就紧张多了。因为监督人员是同类中的“左派分子”，他们自然要显示自己的立场坚定。时刻都严格地看管着我们，无事也要呵斥几句，以表示他们的尽责。收工时，有人训斥说：“你们要常常记住自己是什么身份－－右派分子！虽对你们是宽大处理，但不是宽大无边，必须老老实实地改造，不准翘尾巴！”幸而他们并未学会历史上的“内斗”功夫，手段还不算残酷，有些装模作样罢了。
“全国形势大好”是永恒的“玉言”，大跃进的风火燃遍大江南北、偏僻山村，报纸上常常有生产放“卫星”的报导。“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也是金科玉律。于是，用了四千多斤石灰，“亩产突破万斤关”几个大字被写在九襄公社塔子山的半山腰，十里之外也能望见，真是鼓舞人心。如果谁对此有半点怀疑，那就等检查思想是否“右倾”。汉源一中则想到大修养猪场这一招，以响应“大跃进”的号召，让“右派”们肩负重任，戴罪立功。每天起早贪晚地挖土方，抬石头，运木料。养猪场才开了个头儿，忽然又把我们送到大木树生产队去劳动，据说是为了给他们修养猪场增加力量，任务是去打开一座坚固的大坟墓。或许是因为挖人家的祖坟要遭报应，贫下中农自己不愿意干，故让我们去作孽。坟墓的主人本姓郭，相传是当过当旅长的大官，足见是个风水宝地了。不把它挖掉，恐其后代成了官僚地主，岂不为害人民吗？坟墓也的确坚硬，锄头根本挖不动。细细观察，有人分析说：这是石灰加捣烂的棉花，再以豆浆调和而成，所以坚似水泥。只好拿了钢钎大锤，像钻石头那样去打。几天后坟墓果然打开了，出现一付黑漆棺木，开棺一看，尸体骨骼完整，衣服似纸灰，风一吹就化了。埋葬了多少年，不得而知。第二天，我们再去时，只剩下残破的坟场了。在这段日子里，这支小小的右派队伍，昨天缺两个，今天少一个的，其实是分别送往其他地方去了。有一天，叫我和汉源一中抓出来的“反”字号曹奎收拾行李，要我俩同到清溪区去，派了一个民兵押送。一路步行到了清溪区政府，等候片刻，来了个中年汉子，黑黑的脸堂，上身着蓝色中山装，只是日久未洗，并不干净，但他手持长烟杆，抽的是柳叶烟，这表明他有点文化而且有社会收入。原来他是大队会计，同他一道走出清溪城外，这时才被告知，是到建黎公社“牛屎坡”海子村。当天直达这个大队会计家里，坐了一会儿，主妇端出大撮箕煮熟的洋芋块，外加一碗酸菜汤，叫我们吃了再安排住处。我两人东一口西一口，竟把那么多洋芋块全部扫光，旁观者有些惊异，没想到这两个城里来的伙计有如此肚量，过后获悉那是会计才子为了考验我们的肚量，煮的是八斤洋芋。临晚，曹奎被安排到生产队长刘某家。我则安排到大队书记朗登福家落户。从此开始了一生艰难而残酷的生活。
建黎公社牛屎坡地处汉源西部边缘，在泥巴山南麓，属高寒地区。一色的山坡地，每年出一季庄稼，主产玉米，其次是大豆、洋芋、荞子等杂粮。特产是花椒。据说贡椒就产在牛屎坡的海子村。由于土地干燥，树木很少，每到深秋，庄稼收拾完毕，翻了土地，远远看去，好像那里是寸草不生，一片荒凉的淡黄色的土地。海子村，虽说是这个公社较好的生产队，但从总体上看，根本没有脱贫，粮食短缺的农户还不少。
大队书记朗家就坐落在海子村的山坳里，是一排三通内外都没有粉糊的土墙平房。中间一通前半截是公用堂屋，左边是书记的伯姆家。右边一通和堂屋后房是书记一家五口居住，总共不到三十平方米，有个矮竹楼可以放东西或免强搭铺睡人，看来还不是我这个罪人的安身之地。幸好房子对面约两米之处有个牛圈房，下面养着一头黄牛，上面有个小楼。一米六五的我，也要稍埋头才可以进去，伸手就可以摸到屋顶，里边堆了许多杂物。我就依墙将油布，被子铺在楼板上，这就成了我的“家”。这里农家晚上不点灯，也无灯可点，吃晚饭时，把一根竹篙点燃插在墙洞上可以照明一会儿。他们是不喝开水的，口干了喝口冷水，是这里人的习惯。秋天里蚊虫也厉害，他们就烧点杂草来烟薰，是否有人见过蚊帐这很难说。至于洗衣服，不是因为用水难而懒得洗，主要是穷。不少人一件衣服穿上身从来不换，也无法换，直到穿磨烂了才想办法。肥皂、香皂在那里就成了怪物。每年发一丈五布票，好些人户还用不完把它卖了。刷牙，更没有人见过。我俩初到这里，从一身打扮和行装看，已是当地的突出人物了，实在很不协调。不过，我们会改造过来的。
朗书记，三十几岁，个子较高，脸膛铁青，眼睛无神，可能因少睡眠的缘故吧！背微驼，声音沙哑但有力度，时常穿着布扣子的灰布短衣，脚登草鞋，实是当时当地贫下中农的本色。没有上过学校也认得几个字，出门则不忘背上一支步枪，显得威风凛凛，神气活现，让人望而生畏。此人一呼百喏，对社员说话，出口就骂。他姓朗，社员在背后就叫他“狼豹子”。甚至有人在吓唬吵闹的小孩时说声“狼豹子来了！”，孩子们果真就会悄声下来；大人在他面前也只有挨训的份儿：足见他在当地的威风之大。这时正值大跃进时期，他更匆忙而积极，大早起床，出门一声口笛把我惊醒，知道这是出工的信号。我赶快穿衣出门跟他去上工。前两天给我一把锄头同大伙儿一起除草，后来就安排去出粪。给我借来一个粪背桶，虽不是最大却很陈旧而有缺漏。背粪时，桶放在一尺多高的石背台上，专人用长瓢把粪舀满，自己把盖子安上就起背。这家伙至少也是八十斤重，我本来体力就不足，刚走两步粪在桶里就晃荡起来，由于盖子不易封严，粪水往外溢出，这一下满裤子都浇上粪水，加之是在坡坡地上，放下时背桶向地上一搁，粪水受到震动，就大量地从衣领往身上流淌，使周身都浸上粪液。一般农民小伙子，一是气力足，二是家伙好不漏粪，就没有我这样狼狈像。我只能咬紧牙关支持着，回到牛圈房似的家，也不敢换衣服。俗话说：“变泥鳅，就不怕泥糊眼。”这就是改造。干脆刷牙的习惯也免了，大家一个样。当时我在朗书家搭伙吃饭，其实并未吃过大米，连玉米馍馍也没吃过。每天两顿都是洋芋，用小块不去皮的洋芋煮熟一大锅，用铲子叉烂就当饭吃，另外有点儿菜汤。我的口粮是按照人头分在他家的，并非白吃，但我在强劳动的情况下，每天都有饥饿感，只给我两顿，而他家人的晚上宵夜，我是不能享受的。无可奈何，我没有发言权。我想，让我去坐牢，恐怕还比这样好一点。
同屋顶下左边住着朗书记官的伯姆，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大娘。她似乎理解我的困境，有天傍晚，她招呼我：孙老乡，你过来。让我进了门，她就告诉我：你用水不方便，晚上洗洗脚就到这里来！我是老贫农，不要害怕，你坐，你坐。那火炉上已烤起了大块洋芋，一会儿，她就一定要我吃。这时，我象抓着救命稻草似地不客气吃起来。她又说：朗书记家粮食不多，每天两顿洋芋是不经饿的，他们晚上吃夜饭喊你没有？我默不作声。她继续说；朗书记那人工作积极，但心太狠，把老父、老母都分出去单独生活。我望着这慈祥的老人，忍泪在心头。从此，我在她家经常得到粮食补充，或两块洋芋，或一块半块玉米馍，都是很珍贵的。有一次，她特舀一碗冷水让我喝，我有些莫名其妙，只好接过来一喝，原来是甜凉的蜂糖水。这一甜真到心底，我十分感动。她告诉我，朗登福心狠不孝，才三十几岁背就驼了，他后事不好的。对老人的大胆评论，我当然不敢表示什么。她曾安慰我说：“看你是个好人，不过这是政策嘛，以后会有好结果的。”老人这种朴素的直觉，还灵验了。可惜这位老人于一九六 0 年也因黄肿病而离开了人世。至今，我还时常怀念她啊！
出粪之后，朗书记又给我布置新任务：上山背“敞牛粪”，说早饭后会有人来喊你的。我刚出门口，老大娘向我招手，我走进屋里，她立即塞给我一大块玉米馍馍，并说：快带上，背敞牛粪是一天的活儿，是要带干粮的。我迅速地把馍馍揣在怀里，随着外边的呼叫声出发了。所谓敞牛粪，是农闲时把生产队的牛集中起来，放在荒山上，派一个人去拾粪并堆着，然后队里派人去把它背回来。我得背起那个旧粪桶，附带一把镰刀和拐子，跟着几个成份高（地主、富农子女）的青年翻山到三四十里外的荒山上。牛粪象稀泥巴样堆着，用镰刀割几把蒿草，再用那糊满牛粪的烂撮箕把粪装在背桶里，甚至还得用手捧粪。装好后，盖上篙草。这时，吃了带来的干粮作午餐，才有力气负重下山。吃东西，却没有水洗手，满手牛粪的手在草地上擦几下，手上还是黄杠杠的，就拿出各自的洋芋或馍馍吃起来。这里是不能有“卫生”二字的。下山的路既陡又滑，歇气无经验，虽有拐子若不会使用而翻跷就危险了。我知其厉害，处处留心，打拐歇气时不敢稍有大意。居然学会打拐，可以放松缓口气了。老天保佑未出事故，同行的人还说：孙老乡城里人聪明，一学就会。我心里却是另一番滋味。回生产队还要过称验收，我的负重每次均在百斤左右。使尽全身力气，只是为了保持不受训斥和维护尊严。这样落后的积肥方法，至今该绝迹了吧！
全国人民公社化运动迅速发展。对“人民公社好”几个字谁也不敢有一丝半点的怀疑。它是三面红旗之一，农民对它美好的前景是绝对相信的。只要上面喊怎么干，人人都会举双手赞成。当时还提出过“公共食堂是人民公社的心脏”口号。于是，各公社以生产队为单位，纷纷办起了公共食堂来。还有声言：人民公社是“一大二公，做工不计分，吃饭不给钱”。这是称为共产主义的美景在公社中的初步体现。这些口号和举措，对于未解决温饱问题的农民来说，是具有强大的诱惑力的。不几天，海子村生产队的公共食堂就开张了，全队男女老少约二百多号人齐聚在一个食堂。食堂是旧房拆去隔板构成四通，放上十几张各种旧方桌。全队就挤在这里，吃起名符其实的大锅饭来。这时生产队的粮食似乎突然多起来了，每天两顿玉米馍馍或荞面馍馍，大块大块的，每块超过一斤重。谁吃多少不加限制。有人来自两三里外，像赶场一样。全食堂的人欢天喜地，人声鼎沸，大呼小叫，热闹异常。自从盘古开天地，从没有过这样的好事。主粮之外，还煮有一桶桶的洋芋或豆豆等菜。人们好像越吃越香，吃饱了不知放碗，有的人胀得几乎站不起来，还在又吃又笑。小孩子吃得大腹便便，还打闹嬉笑。每到吃饭时，常常秩序混乱，要宣布个什么事，总闹得听不见。但有句话很灵－－“朗书记来了！”－－这下小孩大人都哑声，去听他的讲话和咒骂。食堂化初期，我的肚子也解放了，与在朗书记家吃饭相比，实实在在好多了。食量增加一倍，虽每天只有两顿，因吃得很饱，晚上不打补充也过得，所以，我也赞成食堂化能永远地“化”下去。
大跃进、大办钢铁、大协作之风，很快吹到各地人民公社。到处建高炉炼钢铁，“有条件要上，无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全民性的运动势不可挡。海子村临队有个鸦鹊坝，有百多亩地较平坦，就定为炼铁的基地。于是，要求各大队大力支援。采取大兵团作战方式，分成许多连和排，哪方有困难就由指挥部调兵遣将。他们看上清溪县（原汉源县）古城墙的大砖头，认为是建高炉的好材料，于是不管它建于汉代或明代，反正要砖头为大跃进献身。还说什么要破除迷信，九襄公社塔子山上的高塔都拆得，清溪城墙有何拆不得的？于是清溪区各公社的大队人马就蜂拥奔向清溪城。壮汉们用钢钎大锤敲打城砖，每敲一匹就抢着背走。我又被派到清溪城头背大砖，上千人白攻夜战，来回一趟约二十余里。每匹砖重约六十斤左右，质地坚硬，浑身呈青色，足见烧得很透。每人每天去背一匹砖回来交差，就算基本上完成任务。背砖人来自四方，是突击任务。广播上号召大家发挥“连续作战不怕牺牲”的精神，背两匹砖的有奖。我却没看到哪个农民那样革命。这大概与“做工不计分有关”。有的青年农民背上一匹砖，轻松得像观山望景那样悠然自得。我觉得很疲劳，这是在干什么？心里迷惘难解。不过，一匹砖就能换来两顿大锅饭，又何乐而不为？或许那时的农民们还在赞美社会主义人民公社好哩！中国农民大概是最容易满足的。
搬砖大军毕竟人多力量大，十几天功夫，鸦鹊坝终于建起了几个高炉子。高炉呈塔形，高约四米，底边也有四米左右，远远看去，很像少林寺的塔林。可惜那东西不顶用，也不知谁的技术指导，连一斤铁也没炼出来，却不知道浪费了多少劳动力和粮食，千年的古城墙也毁了。现在想起来，那真是异想天开的胡闹。可那个年头，人人好象不敢有自己脑筋似地活着，惟命是从。因为“右倾”帽子漫天飞，一不小心落在自己的头上，那可吃不消。
邻县荥经县泗坪区大矿山大炼钢铁和焦煤的热潮来得更猛烈，从四面八方抽调人去大协作。汉源县许多公社都奉命调人去参加，有男有女，有上五十岁的半老娘，有不满十六岁的少年，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也不少。人山人海像潮涌一样奔向泗坪公社。成千上万的人都在那里会师，接受任务。把个小小的泗坪场挤得水泄不通，根本无法居住。可到处摆有大桶米饭和胡豆瓣，让人随便吃。大队人群在野地上吃了顿大锅饭后，立即向林区山头进发。这支队伍杂乱无章，既像难民又似盲流。“天天下雨天天溜”是荥经山区常见的现象。大量人流一路上踩着稀泥巴行进，途中根本找不到住宿地点，凡有房舍处，连牛圈猪圈都坐满了人，谁也躺不下去。因在泗坪出发时天色已晚，夜幕降临，就不能继续上山了。我在一家牛圈里的一付棺材侧坐了一夜。幸而人们越来越分散，渐渐不那么拥挤。终于艰难地到达指定的林区。由于雨多，地下难寻干路，黄泥巴地见水就很滑，许多人三步一滑五步一跌的，出尽洋相。川西平原支援来的薄底草鞋，完全不顶用，刚穿上脚只走几步便两面溜。草鞋脱离了脚板的样子很滑稽，还不如光着脚走。这支毫无装备的炼钢铁大军，真让人哭笑不得。居然还有人唱着“超英赶美用不着十五年”的歌助兴。两只脚走不动的人，一个个拄上一根木棍或木杆，变成三只脚，就一拐一拐地向山上爬。原始林区本来无路，走的人太多了自然就成了路。人们艰难地奔向林区干什么呢？砍伐树木烧成木炭，运到泗坪铁厂去炼钢铁、炼焦煤，这就是许多普通老百姓来完成这艰巨而光荣的任务，真是史无前例，敢作敢为！
在林区开饭时也非常热闹，大锅饭随便吃。每人每天供应大米两斤，黄豆二两。那大米还是从四川平原地区调来的上等货，雪白，好吃！人到了森林都成了大肚汉，饭量大增。但要干活，许多人连走路都困难，怎能爬山涉水，动刀弄斧呢？而且还全无装备，人人身着便装，飘飘荡荡，赤手空拳，工具匮乏，哪里像来森林做工的人啊！但这是响应伟人的大跃进的号召，全民办钢铁超英赶美的壮举，谁能说不行呢？人虽杂乱也有组织领导。什么营长、连长、排长到处在发号施令，指派人们干起来。当时最优良的工具是东北板斧，可惜太少。森林里气候寒冷而潮湿，最需要的东西是火。于是先砍倒许多树木，切成六尺长左右的筒材，一堆堆地燃烧着取暖，然后在四周用树条架起高床，圆木破成两半就成床板，割些杂草铺上，就可以睡人。中间烧火的地方，上空留个大天窗，让火苗和浓烟冲上天空。此火，二十四小时不熄。人睡在周围，好像一条条烤肉，一点儿也不冷，再湿的衣服，经夜里烘烤全干了。炼钢铁大军就这样在森林里住下来。但一下床走出火棚，没两步就是坑坑洼洼的烂稀泥，布鞋、胶鞋全不管用。传统的特殊装备是竹麻草鞋，鞋底还要钉上两个有铁钉的圈子，叫“鞋爪子”，再用粗牛羊毛织的毪子连裤筒裹到膝盖处，然后紧束腰带。这样打扮在森林里走路和劳动才好一点。全劳动力的男子汉差不多都这样着装。我们这种人得自己花钱也跟着这样做。不然劳动起来出洋相还得挨批。
林中劳动也有分工，有专门砍树的，有专管烧木炭的。我被派去搞背运。原始森林树种很多，大小参杂。一砍起来，就不管它是桦木、杉木、青杠树，顺手就砍，越是笔直而优良的就最容易丧命！为了砍一根大树，周围的小树先倒霉。工具，除板斧外连大锯也没有，谁也不管工作效率的高低，砍倒了树除去枝条，又把主干裁成几节，每节又破成两片，烧炭的原料就成了。一根优质的木材，经这样一折腾，利用率只到二分之一了。运输队员则把一大批一大批的木材运到窑门口备烧。每天上午十时到下午三时这段时间，满山都响遍了伐木的声音。个个火窑浓烟四起，把木材烧成木炭，又派运输队送到泗坪高炉使用。没有任何运输工具，清一色的用人背。上山下山，人来人往，好不热闹。把宁静的林区搞得热火朝天，野兽和飞鸟都吓跑了。木材烧成木炭轻是轻了，却所剩无几。千斤大树未必能烧成百斤木炭，怎能满足高炉的需要呢？后来又命令说：只烧成半节烟头就行了。毁林炼钢铁，人们心里想的是大跃进，没有敢想那是浪费资源。至于炼一斤钢铁究竟要烧多少树木？这个经济帐更无人敢想敢问。不到一个月，窑子周围的树林就砍光烧光了。又急速地转移到森林茂密的地方，继续毁林炼钢铁。
有一天，连长派个老工人去另一个烧窑点协助工作，叫我作伴同行，两人各称一斤大米带上。老工人是原本地砍柴烧木炭的，他路径熟悉，一路翻几座山湾就到达了目的地。一看，人全部跑光了，只留下许多杂乱的痕迹，倾倒的窝棚，破损的窑坑。已临黄昏，夜幕即将降临，这时，森林里万籁无声，寂静得可怕，走了五六个小时，饥饿感非常强烈地袭来，但森林里是禁忌言饿的，只心照不宣地示意着要吃东西。这老工人胸有成竹，东寻西找，终于发现一片遗留下的烂铁锅。他说：赶快生火。两个人动手捡来大小树枝聚成一堆，他从腰间取出火石，揪一撮火草紧挨火石，再用小铁刀撞击火石，几下子火草燃出火星，把它夹在干草中间用嘴吹呀吹，一会儿燃起了明火，然后从加小枝条到加大树条，熊熊烈火就这样燃起来了。与传说中的燧人氏钻木取火大概是相似的。我们抱几个石头放在篝火边成三角形，把烂铁锅安上，现在就来做饭了。一个人洒米，另一个人不断地捧水到铁片上，捧水速度要快，不然锅里的水马上就干了。经过一段时间的忙碌，米渐渐胀大，但始终是夹生的，也只好这样进餐。吃完一斤米，也没有饱的感觉。在森林里，火是不能熄灭的。夜晚也不能再走，只好在这儿睡觉了。火塘就在沟边，捡些剩下来的杂草放在篝火旁边，两人就半坐半卧地躺着，一夜到天亮得注意加柴添火。一是取暖，二是防野兽袭击。当夜星光灿烂，月明星稀。我想起传说明太祖朱元璋穷途潦倒时曾有诗云：“天为罗帐地为毡，日月星斗伴我眠。”这个滋味，我也在森林中真切地体验到了。挨到天亮，立即起程回归。又忍饥挨饿地赶了几十里路，走回原队。幸而我们的队伍还未撤走。匆忙地吃上两大碗饭，才静下来休息。
在森林里干了两个多月，不少人因生活艰苦难耐纷纷称病请假，人员迅速减少。粮食供应也渐渐捉襟见肘，时有短缺。于是，食不果腹的情况发生了。砍柴的无力，烧炭的没劲，泗坪炼钢厂也从烟火不旺到奄奄一息，什么钢铁，焦煤呀，究竟产多少？简报、快报也停止鼓吹。足见效果不佳，事情不妙（据荥经方面总指挥庹开荣云文章说，总共炼了六斤多无用的废铁）。
大办钢铁的全民大军，悄悄地消失了。大自然又复归宁静，森林却留下累累伤痕，烧掉成千上万的桦木、杉木，它们会哭泣吗？我也随大流无一收获地返回生产队，还是住进我那牛圈房的家。
只经过三个月的光景，“食堂化”这个人民公社的心脏就跳动不正常了。粮食不足，到处平调，困难重重。于是开始定量吃饭。全劳动力一天供应一斤粮，“次劳”八两。按户称粮蒸馍馍，菜汤每人一瓢，汤多而菜少。这时，炊事员也多长了一只眼睛，汤里的菜舀多舀少看人行事，他们的身价骤涨。开初，家里有存粮者还不十分紧张。真资格的贫农就现窘相。除衣被之外更无别物的我当然更感到饥饿的威胁，天天吃不饱，还得劳动，精神急剧下降。这时已到冬季，平坝地区是种小麦的季节。大跃进还在高唱，会议一个接一个开。要求“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牛屎坡是干地本无水源，一色的山坡坡。气温低，庄稼生长期长，从来不种小麦，每年只种一季玉米套种些杂粮。这时，也按照上级命令“非种小麦不可”，还规定“每亩用小麦种六十斤，实施高度密植”。大队书记朗登福如奉圣旨，坚决执行，不打折扣。“右倾”帽子满天飞的时代，谁也不敢反对和阻挡。果然运来了麦种。社员们把土打细，一个人在前面撒种子，其它人用锄头刨几下，就立即泼上粪水。分成几组进行，就这样，在高寒的山坡地上种起小麦来了。山坡上地亩面积常常大于统计数字，每亩六十斤麦种也嫌太少，光种子也相当于华北地区低产地一亩的产量了。他们舍不得把种子丢完，剩下来就往各自的包包里揣。上报种子完了就又去领种子，撒种子的社员都是队里的骨干，大家心照不宣。海子村的生产队长姓刘，年纪有三十几，五短身材，虽不壮实，但他是个有心机会计算的人。社员们主要听他的指挥，他表面上服从大队书记，心里却另有打算。他指派老婆管种子，派工自然是他说了算，隐瞒种子等事，他是看在眼里，却装睁眼瞎。
公共食堂做大锅饭，烧火靠砍树子作燃料，先把附近的树子砍光烧光，然后由近及远。本来就是光秃秃的山坡，根本没有几根树，怎样经得起砍伐？有柴砍的地方越来越远，自然要增加运柴人员。我就被派去干这个活。可是肚子里半饥半饿，力气锐减，每次只能背三四十斤慢慢地拖着走。随着粮食的缺乏，许多人同样饿着。忽然又接到新的任务，继续跃进。汉源县东大堰重点工程要打攻坚战。在富庄公社山顶上“宰”岩石，凿堰道。堰道从河底算起有三十几米高，岩宽约百米，堰道就要经过这段长岩，必须从岩的顶端把岩石“宰”下十几米，开凿个堰道来。这个工程土法上马，靠手工操作。由于工程较大而艰巨，所以要求大协作，求援四方。建黎公社牛屎坡海子村等地，地势居高，根本不受益。但那时动辄就讲发扬共产主义风格，被点到名上就非去不可，还宣称支援人员到工地有优待。每天保证一斤粮食还有蔬菜，统一由大队解决。我又被指名前往。工地设在岩顶上，住在一户农家的堂屋地上。铺上点稻草，被盖一摊就是床，而这支打岩攻坚队伍并非精兵，共计三十余人，大多是成份不好和身体衰弱之辈。但既来了也得干活，打岩子的工程，早在半年前，已有一批人用钢钎打眼加炸药，开出约一米多宽的毛路。我们的任务主要是排荒，把岩石往下推到河里。有一天，我和另一人，抬一根约四米长的木杆，去拨弄还贴在岩壁上的巨石，忽然这石头刷的一声飞下悬岩，木杆被弹起老高，从我的头顶上飞过也滚下岩去了。我则跌到在悬岩边。但同伙那人腿部鲜血直流，在地上站不起来了。我慢慢爬起，拍拍身上的泥灰，感觉并未受伤。看着的人都说：你命大，你站在木头中间，他在尾部，应该把你打下悬崖，咋个你反而没事呢？奇怪！奇怪！见那人伤势严重，我自觉地走过去把他背到工地医疗站。那时，“阶级报复”的帽子也是吓人的呀！我不这样做行吗？他比我更惨，连被子也没有。我连忙把垫的一庆棉絮给他，他也就无话可说。过后，得知那受伤的人也是“五类份子”中的“坏”字号，我们算是“一丘之貉”了。
修东大堰期间，粮食供应已明显不足，每顿饭半斤馍馍，其实四两也不足，而且不是净粮。蔬菜供应不上，只有热水汤。做工的人越来越消瘦无力，哪来的干劲。工程无法进展，管理人员也只能听之任之，可是每天下午，他们还是拿起量杆到岩边去东比西比的，写下数字去汇报天晓得的工程进度！人们饥饿难受，于是找野菜，买米糠来填肚子，工程管理上不得不放松。我身上有几个钱，就下山去转悠。富庄公社是个赶集市场，许多房屋形成街道。过去每隔三天赶一次集还是很热闹的，但这时街上门面大都关门，冷冷清清。只有供销社的门半掩半开，卖点水果糖和醋等，我也买些来当饭吃。忽然发现有农民在卖熟南瓜，算是珍品美味了。不论价钱，用两元钱买了四片南瓜。这点儿食品，它居然陪伴我渡过了当时称之谓“革命化春节”。那是一九五九年了。由于粮食来源紧张，平调无方，就时而产生断粮现象，许多人因此浮肿得走不动，根本无法干活。这时，实事求是的领导们下达了新命令，让大伙儿各自回生产队。我立即整理行装，地上的稻草已被我压得粉碎而潮湿。不知是什么力量支撑着衰弱的身躯。我艰难地回到牛圈房。有少数体弱者走到清溪城下，要爬高坡，因精力耗尽再也跨不上去而倒下来了。他们的死亡算什么呢？
回到生产队，食堂虽在，但只能喝玉米汤汤了。可大跃进仍在高唱，还号召什么科学种田，搞“定向玉米”高度密植大增产。不准辩论，如果有农民持怀疑态度，会被斥之为“保守”或“右倾”。而大队书记朗登福则“坚决”到了家，对持怀疑的农民骂开了。他说：“现在大家都要挨饿了还不听党的话，种‘定向玉米’产量会成倍增长，你们怕粮食多了把你们胀死了不成？”骂得大家哑口无言，只好照办。于是，每挖一个窝子，摆上四粒玉米，盖上一把灰，浇上半罐粪水。这时，“定向玉米”已没有“定向”了，但依然盖上土了事。还要每隔六寸挖个窝以保证密植。山区一般是地广人稀，这样干法，一天种不了多少亩积，农时又不等人，群众心里发慌，嘴里又不敢明说。只要朗书记不在场，大家就加快速度不摆定向玉米。终于用较长的时间把玉米播种了下去。但去年种下的麦苗还在地里，那麦苗细密如丝，看来不可能有收成。还有延误大春的危险。可以在种玉米的同时，将麦苗大部份扯掉，把玉米夹种其间，就构成了大春小春共同生长的奇怪现象。
这时食堂里粮食供应更紧张，因为要到别处去调运，有时等到天黑，早饭还未运到，于是就吃青（偷地里未成熟的粮食的美称）、吃野菜来充饥。得肿病的人多起来，去冬种下的麦子未扯掉光，也稀稀疏疏地结些青颗粒。社员们连麦杆摘下来用野火烧烤它几下就吃起来。地里的洋芋开始结块，尚未成熟就不断发现被挖了。赶快派民兵守夜，结果丢失得更多。实际上他们在监守自盗，是明摆着的，谁也管不了，只好提前挖洋芋。
大人挖洋芋，利用小孩在周围作扯草的样儿。大人挖到洋芋就会丢些在小孩的背篼里，盖上几把草，小娃儿背起就跑。没有小孩的就往怀里揣，利用休息时间带回去。另外一些人则干脆在地里吃起生洋芋来。我比别人更饿，又不敢拿走，只好参加吃生洋芋行列，真是饥不择食了。结果产量耗散过半，集体的收入就更少了。玉米苗经过三个月的生长期，长到两三尺高时，苗子又细又密，很快就会不通风了，怎能挂包结实？上级这下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赶快下令疏苗。大家忍痛把苗子扯掉许多，而留下乱七八糟疏密不均匀的玉米苗，“定向玉米”何在呢？这就是以后评价的瞎指挥。农民饿肚子的原因何在，不是很明白吗？
玉米挂包又开始了丢失，已形成群众性的活动，很难制止，又只好提前收获。掰玉米的活儿全队劳动力都参加，工作中社员们普遍地大吃生玉米包包。因为私下带走，一般群众是要被搜查的，所以弱者只有这样干。一边搬大玉米包包，发现有较嫩的撕开就啃。我也跟着照此办理，味道还甜哩。嫩玉米包包烤熟或煮熟吃，在城市里也是可口的小食品。然而这时的饿殍们只能像猴儿那样“返祖”了。而且这样吃了还不拉肚子，人真是怪物！这样一来当然又是集体收获大大减少。食堂仍然只供应玉米汤汤，立时吃下肚子胀了，可是一会儿，几道尿水一排饥饿就袭来。许多人舀了汤汤还背回去加工，有的加粮或野菜米糠等。有一天，有个四五十岁的大娘背着全家一大沙锅汤汤往家走，她已骨瘦如柴，举步艰难，慢慢行进，那是全家一天的口粮啊！走到中途，想歇无处，她突然停了下来，两脚分开，那尿水从裤裆直流到脚跟。裤子打湿大半。我目睹这样的情景，根本没有笑意，而是一股悲凉之气，从头麻到脚。老天啊！你这是怎么啦？
生产队原来养了三头猪，由于饲养不善，先后死去了两头，剩下一头已有七八十斤。于是，另找一个贫农姑娘专门饲养。每天生产队给一斤粮食，她本人可以不出工，打算年底杀猪过年。经过三个月的饲养，已到年关。生产队长等人叫把猪儿牵出来看看是否长肥了。姑娘（饲养员）把猪赶出来，大家一看，大吃一惊。为什么猪儿越喂越小了？猪儿变得骨瘦如柴，大概已不足六十斤了！队长大声问：“这猪是怎么喂的？”姑娘答道：“每天一斤粮，另外什么饲料都没有，连人都不够吃，何况是猪？”队长无可奈何地说：“算了！算了！”下午，队长在食堂内当众宣布：“明天生产队杀猪过年，大家来吃饭时，准备好家什。”众人听了此话，一下子高兴起来，人声鼎沸。第二天吃早饭时，忽然增加了许多人，他们拿着各式各样的沙锅、大碗、小碗，在食堂内早早地排成长长的队伍，等待着难得的“牙祭”。我也排在其中，闻到从伙房飘溢出的肉香，口水不停地往外冒。不一会儿，肉端出来了。看到木盆中不多的肉片，大家有些不满，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炊事员见状说：“大家不要闹，今天的毛猪不到六十斤，除去骨头肚杂，还有多少肉呢？每人只有两筷子，汤汤可以多舀点。”大家听了这话便泄了气，没人说话了，也没人愿意离开。炊事员静观一会儿，便开始分肉。他拿一双长筷子，按每户人口的多少，每人夹两筷子。而筷子夹多少肉，由炊事员掌握。轮到我时，我将手伸出，炊事员将不足一两的猪肉放在我的掌心。没有油味的肉汤，众人也不放过，仍然将它弄回去。就这样，全生产队的人，杀了一条小猪，每人吃了几片肉，就算过年了。
那年除夕上午十点左右，我到食堂取粮，看到食堂里一个人也没有，心知不妙。回来的路上听一老大娘说，还早着呢，到清溪城背粮的人刚走，共去了六个人，每人只背五十斤。今天是区上供应过年的粮食，每人要补助一斤，不知何时回来。我只好举步艰难而失望地回“家”等待。守着火炉，看到白开水沸腾翻滚，却无食物下锅，只好倒头去睡觉，以减少运动量，也许要经饿些。直到下午五点左右，被一阵吵闹声惊醒，听说粮运到了，匆忙拿起家什就朝食堂跑。我分到的是四两面条和四两稻谷。看着这稻谷，我一下不知该怎样吃。回到住处，见主人家有个很大的手推磨，便有了主意。先将磨子打扫干净，然后小心翼翼地将谷子放进磨心，用力拉动。可是，把四两谷子放完也不见米粒和谷糠出来。为什么呢？心里非常担心，这是今天的口粮啊！望着这大大的石磨，忽然恍然大悟，真是心慌意乱，那么大的石磨，四两谷子，还不够填磨心呢。我只好用力将磨子搬开，好啊，磨烂的谷物全在磨槽里。随即找来烂纸将谷物从磨槽中逐一刷出来，经过好几个小时的努力，终于将谷物聚集在一起，但是损失严重，米粒加谷糠大约也只有三两了。面条，这时在这里是非常珍贵的食物，我和曹奎都想尽量把面条弄好吃些，便东张西望，希望找点能吃的东西与面条一起煮，但是，地里、树上早已没有可吃的食物。我俩在主人家院坝里站着，曹奎两眼盯着那歪歪斜斜的竹楼说：“老孙，那上面可能有吃的东西。”我四处看，没有梯子，便对曹奎说：“你来踏在我的肩膀上，看看上面放的是什么东西。”曹奎看后说：“上面放了许多干胡萝卜叶子。”我说：“管它三七二十一，弄些下来。”我们将干胡萝卜叶子淘洗后，放在锅里煮，企图用它下面条吃。哪知煮了很长时间，试了几次，总是咬不动，而且这汤既难看又难吃，只好放弃。面条，还是要吃的。于是，我们只得用白开水将面条煮熟，没有油，也没有盐，但我俩吃得很香。一会儿，四两面条便没有了，我一点饱的感觉也没有。好在那磨好的谷物可吃，又将锅儿在火炉上烧起，放入米粒和米糠，搅成糊状，仍觉得太少，再加上一些野菜，这便是晚饭了。
从此，公共食堂不做干的食物了。每天供应两餐用少许粮食或谷糠熬的汤汤，给多给少由炊事员掌握。我的是每次半木瓢，吃下去，只能使肚子暂时不咕咕叫。后来，去食堂的人越来越少了，他们舀了汤汤端回去，再加点什么可吃的东西煮了吃。食堂虽然还是摆着几张大方桌，但那桌子上面积了很厚的灰尘，已长时间没人在这里吃东西了。再看看山地里，一片荒凉，一个人也看不见。想起食堂化初期，地里的劳动场面，食堂里的笑闹声，短短的几个月，怎么就成了这个样子？想不通这是怎么回事。大路上有几个提着沙锅，拄着拐棍的乞讨者，踽踽而行。我只得来到生产队的“肿病医院”，进去，见住有很多人，但他们不与我说话，也相互不说话，大部分像死人一样地躺着。我知道，这是为了节省力气。大家都只关心与粮食有关的事，默默地活着，等待着，有些人，就这样悄悄地离开了人世。
这段时间，因饥饿而死亡的人不会少。但我听到的宣传却是全国形势一片大好。真话是讲不得的。四川大学化学系毕业的大学生何某某，清溪公社人。他回家探亲，见父母已经被饿死。返校后，将此情况无意中讲了出去，结果被视为反社会主义分子，开除了学籍，不分配工作，让他回家去。听人讲，他的人生经历很精彩，他在社会上流浪了十几年，为了谋生，除了偷人、抢人，什么事都干过，还在成都卖过鸦片。一九七八年落实政策后，他被分配到中学教书。由于已染上许多恶习，性格变得很坏，神经兮兮的，学历虽高，但没有多大的作用了。这是后话了。
大队肿病医院早已开张，我为了继续活下去，想方设法去住医院，天天按摩自已的脚是否肿了，而且但愿其肿，实际上我能逃得脱吗？下腿一天肿甚一天，迈步颇为吃力。有一天我背个烂背篼，拄着一根竹拐杖，偏偏倒倒地向大队医院走去，中途偶然遇到一个农民小伙子，可是他的形象已大变，形似枯槁，面色饥黄，精神萎靡不振，提着空沙锅，衣着又破烂，很像个讨饭的。见我有气无力地招呼说：“孙老乡，我们还能吃得饱饭吗？”我沉思片刻答道：“只要熬得过这段时间还是吃得到的。”他默默地走了。过了几天，有人说他已经死了。我初到生产队时他是个大力士，能背三百多斤，食量自然很大。那时，首先倒下的就是这种强劳力的老实农民。岂止他一个啊，不用赘述。
我慢慢地走到肿病医院，请求医生检查。医生看了后，知道我的身份，举棋不定地，不敢决定收我这样的人。幸而巧遇上李区委视察到此，得到他的点头，我才第一次住进肿病医院。医院是利用农民的空房子，地上铺些干草就是病床。每天供应一斤玉米馍，没有汤菜，偶尔给一碗红糖加药的消肿大锅汤，这便是医院的医疗了。我每天躺在床上就等两块馍馍吃，当然满足不了肚子的需要，得想法搞些野菜来和着吃。
我住医院的优越性还在于不出工，不受训斥。如果在生产队，大跃进仍在进行，反“右倾”正激烈。忽然，夜战命令来了，朗书记走出门口就大吼一声：“夜战了！”我得马上起床往地里跑。其实每次夜战都只能喊动十人左右，到地里是除草积肥。大家东薅西刨搞些乱七八糟的树叶或草草堆起来，用火一烧，待火熄灭了就回家睡觉。第二天收材料的人来了，就报称：某队夜战积肥五万斤或十万斤。明知是弄虚作假自欺欺人的浮夸数字，但已习惯了谁也不会去揭穿。但是夜战又冷又饿，真不好受用。还有更严重的是生产上不去，农民饿着肚子，那是要命的，所以几乎人人都“吃青”。拿着没办法。自然会想到“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就说什么阶级斗争新动向，要打击敌人的破坏活动，于是，常在晚上或深夜，突然命令五类份子集中训话，只要朗书记喊一声：开会了！我得马上就走。跌跌撞撞地走到会场，等很长时间，会议方开始。总是臭骂一顿，根本无实际内容，然后抓几个所谓的典型出来瞎斗几下，就喊滚回去。这种抓阶级斗争的方式基本上是固定的。有一次，我不幸当了典型的反面教员。会开到中途，骂完了。武装部长大吼一声：“孙右派，站出来跪下，你老实交待偷过粮食没有？”我回答没有。“为什么你的锅里煮得很响”我说那是在煮野菜。“放屁！”部长骂开了。“你污蔑社会主义，食堂里每天供应你饭吃，你还吃什么野菜！”又问：“你还煮过什么东西？”我说：煮过一个鸡蛋。部长又骂了：“你这家伙真坏，大家都没饭吃，你还敢吃鸡蛋，资产阶级剥削思想相当严重。还喊几声‘打倒孙右派’，打倒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回去老实交待，滚！”我真的煮过鸡蛋，那就是朗书记的老婆悄悄卖给我的，我付了她两元钱，我正煮时朗书记出门就听见我的锅响。他立刻进屋检查，愤怒地端了我的锅儿，将汤泼在地上，还咒骂我一顿，我心里难受不敢说出真相。看他背着长枪我曾说：你不让我活下去，干脆把我枪决了。他恨恨地走了。我推测这件事就是他控告我的。他又立了一功。这种自相矛盾的批判斗争，你受得了吗？到医院一住便可以幸免。所以肿病医院还成了我的天堂。
这个医院最多容纳二十人。有进也有出，有因消肿出院的，也有因无法活下去抬出院的。我住了三个月的光景，居然活到了 1960 年。医院里同时住过三个从整风运动中抓出来的“分子”。他两个戴的是“反革命”帽子，一个叫张正益，一个叫曹奎。论待遇，我每月有二十九元五角钱的生活费，他们只有十元。但曹奎是幸运的，因为他住在生产队长的家里。他是近视眼。队长派工时常说，老曹是瞎子，因此夜战没有他，重活苦活没有他，甚至连训话也免了。队长真有点人道主义。过后曹奎才告诉我，他初来时就把一床锦绣被盖面子和一件毛衣借给队长家用了。我才明白那两样东西起了多大的作用啊！不然我还认为，他们觉得“右派分子”比“反革命分子”更可恶呢！
时到暮春，肿病医院叫我们三人都回生产队去。张正益说：“我们还有许多病，一点力气都没有。”但非出院不可。果然张正益出院不足一个月就呜呼哀哉了。我刚回牛圈房的家的第二天，朗登福就赶我走，我不知其故。结果安排与曹奎住在一起，我则求之不得，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我两人都是五类分子一路货色，这下是同睡一间床，同烧一炉火，一同去食堂舀汤汤，同在地里找野菜捡粮食。不同点是各吃各的。真有点相依为命的味儿。劳动休息时，我们就躺在地上懒洋洋地用竹筒子抽烂叶子烟。不敢乱说乱动。但可睁大眼睛在地里寻找掉落的豆子、玉米、洋芋等，或掏苦马菜、札耳根。总之，只要是无毒的草都如至宝搞回去吃，喂猪和养人无多大的差别。队里的干部则不屑于此，他们也喊不够吃，但各有神通弄粮有术。有一天夜里，我俩已入睡多时，宁静的夜晚，门外急促的脚步声把我惊醒，我从门缝里往外一看，有好几个人背着满背篼的洋芋往外走。我明白了，他们在私分队里的粮食，当然不敢叫喊。我假装拉屎把门打开，人家根本不理睬我。待天亮了，我们也想捞点油水。果然在院坝里捡到几块背掉的洋芋。过后有人反映到区政府，报称该生产队被盗了五千斤洋芋，上面曾派人来调查，不曾有结论。其实，我目睹这一情况后曾不记名地写过一封信到区上。我天真的想法，又干了件蠢事。有趣的是，队长家里的两个男孩子，约三至六岁之间。这一段时期，他们常常躺在家门口的凳子上呻吟叫唤：“我饿得很啊！饿得很！”有时抹了些白土在嘴上叫喊：“我们不吃观音土，吃了胀得痛啊！”实际上，他们在演戏。队长一家人精神不减，人不瘦，更无肿病患者。这是为什么？下面有答案。在夜静更深的时候，常听见他们家的锅锅碗碗的碰撞声，那是悄悄地在宵夜，却指使孩子白天装模作样，欲盖弥彰。实在可悲可笑。我们才是真正的饥饿者，每天半斤掺假的玉米粉够什么？我连刺手的猪草——火麻，都夹来煮熟充饥。吃了米糠大便不出来，自已用竹棍掏，肛门被刮出血来。这时我的形象已大变，眼皮掉下来几乎遮住眼睛，头发蓬松，满脸胡渣，青瘦似鬼，有个农民问我：“孙老乡，你恐怕满六十了吧？”我说还差得远。他凝视我的面孔后又说：“你这几十斤肉恐惧要丢在这里了！”听到此言，心里万般凄楚。但并不悲伤，我已不怕死，也不愿意自杀，总觉得这种状况是暂时的，如果长此下去，非亡党亡国不可。而且据我的切身感受，这是“人祸”不是天灾。有的天灾，人们不可抗拒，但“人祸”总是可以得到纠正的。物极必反嘛！我当然还想不出什么道理来，只好听天由命吧！
我和曹奎每天都要到地里去寻野菜野粮，也是消磨岁月，活一天算一天。有几天，曹奎说，他胃病发了出不了门。第四天，我发现他的枕头下面有个口袋，用手一摸约有两斤玉米粉。我疑惑了，莫非他得道成仙？居然不吃喝而精神不败。我没有声张，次日我一人照样出门寻野菜消磨时间，约半小时后，我立即转身回家，一手把门推开，呀！原来他在用我的锑锅盖子来烤玉米吃哩！我问他玉米从何而来？他指指方桌下面，我看见泥土地面翻得松松的。他说：“我看见有老鼠从那里面跑出来带有玉米粒，就赶快用手去刨，果然地下有一背桶玉米和一大沙锅黄豆，还有‘六六粉’的农药味。”这显然是生产队的种子。我比捡金子还高兴。马上弄些来烤起吃，我责怪他不够朋友。因为烤着吃太干燥，就边吃边喝水。总之尽量填胞肚子，也不怕它有农药而中毒。第二天晚上，我们有些奢求了，觉得烤玉米不如煮熟吃有营养。于是，我们用沙锅把玉米黄豆混合煮起来，并密密地封严。哪晓得到了深夜，沙锅里发出煮食物的声音，惊动了队长夫人。她用力把门推开，揭锅一看就愤怒了骂道：“你两个家伙还偷我家的粮食。”但声音不高。接着队长也披衣赶来。他却和缓地说：“吃了就算了。”他立刻去方桌下面，把背桶和沙锅提上来，两夫妇各抱一个，就把全部粮食拿走了。我俩无可奈何，一言不发，当夜无话。
第二天上午，队长就通知我们搬家，让我们搬到山岗上一个空草房里。房子的主人，就是大队书记朗登福的父母，被分出来单独生活于此，不久即双双死去。那男老人犁地时我还跟在他后面捡过洋芋呢！当时他还硬朗，收工时曾要我拿几个洋玉回去吃，我哪敢要。我问：你是朗书记的爸爸吗？他表现有些无奈而苍凉的样子。我就不再说什么了。现在我俩就来住这个鬼屋。里面仅有一张陈旧不堪的床，一个土炉子，其余什么家具都没有。但我们总是想在屋里找到点可吃的东西。于是到处去翻，连竹楼也搜遍了，一无所获。忽然好像发现新大陆，墙上挂着个积灰很厚的肉吊子，细细一看，明知是猪苦胆，却希望它是尿泡，把它取下来，用水淘几下，像“万里长征”煮皮带那样放在沙锅里煮。但久煮不和软，而且锅里的水越煮越黑，用嘴去尝是苦味，只好可惜地放弃。算是做了一场吃肉的梦。
我俩这样苟延残喘，等待着死亡的到来。有一天，传来了特大新闻：大队书记朗登福被逮捕坐牢去了！说这消息的人好像是某某，他瘦削的脸上露出一点笑意。我则非常惊讶，他是屋里墙上贴有四张奖状的先进分子，犯了什么错误？他只是左得不近情理罢了。渐渐才晓得缘由：牛屎坡海子村有个煤矿，共有二十号人，他们集体养了一条猪，而那时是多么宝贵的财富啊！谁知有天晚上被人偷走了，自然惊动了大队书记，经过侦察，认定是两个农民干的，朗书记派民兵把人抓起来，进行夜审。因拷打过重，又是饥饿之人，熬不过疼痛都死了。上级闻讯派人来追查，认为大队书记朗登福私设公堂，严刑拷打致死两个贫下中农。于是召开大会，当场拿下他的长枪，就地宣布逮捕。此事于我非喜也非忧，因为它不能解决我肚子饿的问题。我的脚是浮肿的，听说生产队也建了肿病医院，我即去医院检查，承蒙医生同意，让我住进了生产队的肿病医院。如果朗登福在，我是不会有这个幸运的。
这个医院规模更小，只能容纳十人左右，都是些本队的老病号。仍然是地铺，每天供应一斤玉米面，连大锅汤也很难吃到。病人拿到粮食后，都要加米糠或野菜和着吃。有个老头端着沙锅，气喘吁吁地连说几声：我要吃顿纯粮唷！他家里人果然给他搅了一沙锅玉米糊糊，他坐在矮凳上用小木瓢往嘴里送，吃着吃着他的身体支撑不住了，慢慢地从凳上倒在地上，从此就再起不来了。吃顿净粮是他生命的最后呼唤！另一个老头和我头顶头地在地铺上睡，不断地出大气，呼吸急促，睡到深夜，突然没有声音了。有个病号有气无力的喊：孙老乡，你摸摸李老头怎么啦？我反手摸了他的口鼻说：没有气气了。有人主张立即通知他家里的人。我反对说：深更半夜的哪个能去？等天亮再说吧。大家无话了。于是，我就头顶着头地陪着死人睡到天亮。他的家人得知后来了两个年轻人，想抬死人却抬不动。人们常说，死人最重或许有些道理。其实当时年轻人也多是饿汉又有多大的力气呢？我并不关心他是怎样被弄走的。我是想用他的铺床的稻草。死人被弄走后，我把自已的薄薄稻草，通通弄到死人睡过的铺上去，再把油布、被盖重叠铺好，倒头照样睡下。有人说：啊哟！刚死过人你就睡在那里是不吉利的。我说：他死他的，我活我的。那时，我有什么资格去怕死人？犹如战场上的士兵，遇到尸横遍野的局面，他还害怕死人吗？在这个肿病医院没有住多久，肿还未消除就叫我出院了。我左右思之盘算着一个求生的主意——回家，到富林去。我又到医疗站找医生检查。因我的脚还是肿的，医生同意我休息半个月不出工。我凭此向生产队长请假休息一个月回家治病，队长居然恩准了，但说生产队里的粮食不够，只给我五斤玉米面带走。我只能同意，急忙把生满虱子的贴身衣服丢了，一是恐怕回家妻子见了伤心厌恶，更怕有人说我故意臊共产党的皮，可吃罪不起。打扮停当，便踉踉跄跄地向九襄镇进发。走了四十余里，天便黑下来了。
九襄镇，解放前老百姓称“汉源街”。解放后，汉源县由此得名。这个九襄区是汉源县最富庶的地方，物产丰富，而且是粮食主产区，也是水果之乡，气候宜人。街头古亭上有“汉源春色”四个大字匾额就是证明。城镇人口不到一万，但四周良田甚多，人口密集，三天赶一次场，商业繁荣，人来人往。因街道窄小，显得非常拥挤和热闹。解放前有个俗谚叫：“盘不空的汉源街，填不满的汉源场。”解放前西康省政府主席刘文辉曾在这里办过一所军事学校，训练地方干部，还建有“中山堂”什么的。解放后，以此为基地办起了汉源县第一完全中学，是汉源县最高学府了。一九五八年，我们“右派”们从这里送去农村改造时，九襄镇早通过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已没有私营商业。凭票买布和卖针头麻线各种百货的称国营商店；卖回锅肉，面条的馆子叫国营食堂。每逢赶场，也比平常时多几倍人。时隔两年多，我这次从这里经过，情况发生了不小的变化。首先是清冷无人。人民公社食堂化了，把农民的自留地也革掉，卖几个鸡蛋也被称为资本主义尾巴！加上大跃进，大人们都被赶去劳动，赶集的习俗也就消失了。我猛然到来，想买点食物充饥。并非天黑商店关门了，即使在白天也很难办到。只听说，车站国营食堂卖过用豆渣加面粉做的油炸圆子，国营糕点铺也卖过花生油枯做的糕。这些东西即使正在卖，我还没有资格买呢！只好忍着饥饿去找住宿。终于在街上找到一个集体所有制的小客店，一位老婆婆接待了我。房钱每天三角（相当于三斤平价大米）。虽是楼板上铺床，还算干净暖和。我借老太婆的火，搅了些玉米糊糊，吃后倒头便睡。这一夜感到好久没有过的舒服。第二天打早又向富林进发。还有四十五里路程才能到家。步行十余里感到饥肠辘辘，饿得走不动了。问了几户农家，终于以高价买了个南瓜儿煮熟了吃，才能继续往前走。到了富林镇已是午后几时了。在银行找到妻子。然而银行也要抓阶级斗争，不准我住在家里。我无权讲理，只好在姓罗的居民家里，用木板搭床住下。
富林镇是县政府所在地，城镇人口居多。当时街上的景象也萧条。百货公司也不能买到瓷盆、瓷碗、热水瓶等日常用品，凡生活必需品都是凭票供应，而且数量大大少于往年。商店、饭店只要是粮食制品，都要收粮票。城市居民的口粮，由每月供应二十八斤降到每月十八斤。副食品缺乏，没有自由市场，当然也不易买到蔬菜。我到富林来，主要是治饿病的，家中大小四人，每月粮食都很紧张，要想得到她们的粮食支援，实在是困难而残酷。我只好自已想办法，但是缺乏钱，于是赶快把防震、防水的瑞士手表，以一百三十五元加五斤粮票的价值卖给了铁路局的干部。继而又把毛料下装也卖掉。这两件高档东西，都是一九五六年所谓的知识分子四大喜事年补发工资购置的。有了钱天天去看中医。医生明知是什么病，但不说穿。每付药开头就是附片一两，进行大补虚。医生还说，多吃点粮食就好得快。我无言以对。只管用高价去买粮食、青菜等，尽量想办法吃饱。但身上的钱消失得很快。
满一个月了，精神略有好转，可不容许超假的。只好硬着头皮返回生产队，去与群众共同接受饥饿的考验。这时生产队并无好转的景象，食堂已不开伙，只按定量称食物，地里产什么就吃什么。我每天定量只按半劳力算即半斤粮食。是洋芋就折合两斤，四季豆也这样算。肉类不在考虑之中。这样的供应量当然不够吃。孔子说他曾“三月不知肉味”，我是几倍于他的。生产队的粮食紧，多一人吃，不如少一人吃。他们突然想出个新花招，要派二十个人到老林去就食。老林离生产队约四五十里，已属泥巴山的范围，是大片灌木丛林荒山，也有部份高大树木。沿途无人烟，不知是何年何月，生产队有人在那里烧荒种了两三亩地。过后有两个老农民分住在那里留守，而生产队长在动员时说的是：那里生产的粮食、大豆、蔬菜运不出来，你们到那里能吃上几天饱饭。让饥饿的人到荒山里求食，这也是个创举吧！我被派随大伙儿整装上路，左等右等只来了九个人。另有一个背长枪的武装部长同行，又像是押解犯人的样儿。走了半天，到达目的地一看，只有个老头住在草棚里，地里只有点稀稀疏疏的散叶莲花白菜，大家感到失望、受骗。在一个三角草棚里，九个人挤着住下。马上动手搞吃的，三刨两转，莲花白菜叶就全部被扫光，各自用各色各样的锅儿煮食。还说那里的蕨菜根很多，水沙子（一种灌木野果子）已成熟红艳艳的满山遍野都是。我们用力去挖蕨菜根，但无工具和设备，是无法把它磨烂、过滤取粉的。我们只好叹气地放弃了。第二天打早，我们向山沟里望去，果然山溪边有许多水沙子树，红红的果子结满枝，真逗人喜爱。我扳开荆棘一步一拐地走近树旁，就动手边摘边吃，一刻也不停留。不断地摘呀吃呀，一直站着吃到下午。手指上剌了不少伤痕，临走还折断一枝拖着，才依依不舍地转回窝棚。我赶快去被盖里一摸，完了，我的五斤玉米粉被偷了，只剩下二三两。这是我的命根子啊！失掉它，我会饿死在老林里的。幸而脑子还是清醒的，我当即立断——走！押送我们的武装部长早已溜走。我匆忙把背篼背起，放进小锑锅。为了轻装出发，把一床棉絮交给了富农的哑巴儿子，赶原路返回。没走到五里路，夜幕就降临了，可路程还远呢，怎么办？努力向远处望去，发现中途有个冒烟烟棚子。我拼命往前行，走近棚子，一下子闯进去，原来是个老头子正在烤火抽草烟。我说：老乡，我走黑了在这里住一夜行吗？他没答话。我就在唯一的矮凳上坐下。床前有个火坑，有根粗大的木柴在里面燃烧着，上面掉了个铁锅，不知煮的什么食物。我从荷包里摸出两元钱，口水欲滴地说：你随便给我点吃的都可以。他听懂了我的话后，也是无力地回答：只煮有洋萝卜。我点点头，他就用土碗从锅里舀出一碗萝卜汤。虽觉得汤多萝卜少，也不便讲价还价，立时把它吃个精光。见草棚角里堆有干草，我什么也不说，就倒头睡在草窝里，昏昏沉沉地挨到天亮。趁精神尚好赶快动身，约到中午时刻抵达了生产队。但食堂大门紧闭，寂无一人，觉得奇怪，究竟是走光了，还是死光了？我东张西望，才见到一个拄拐棍的老妪。从她嘴里得知，全队人员都到清溪城会战去了。那时这种作法，美称叫“共产主义大协作”。队伍在哪里干活就在哪里吃住。我得知此情，只好耐着饥饿再赶十多里路，赶到清溪城（解放后改称汉源县）。这里是解放前的县政府机关所在地。解放后县政府设在富林镇，这里便被冷落了，但仍然是个城镇，有集市贸易，三天赶一次场，还是较热闹的。这时，但见城里几乎家家户户的门都关着。整个城镇没有什么商店，尤其是没有吃的东西可买，清静得象个大庙堂。如果只用耳朵，恐怕要认为入了无人之境了，但眼睛又清楚地看到沿街都坐着许多七倒八歪的人，个个面黄肌瘦，犹如一捆捆木柴，弱不禁风的样儿。论穿着，似乞丐，又非乞丐，衣服无补丁或不烂者，几乎找不到。他们手中除有棍子外还有各种劣等餐具在身旁，有大小沙锅，坛坛罐罐，土大碗，甚至还有香炉等，他们真是五花八门，这都是吃大锅饭时用的。记得公共食堂化初期，有人说；社会主义真正好，只要一个碗一双筷子就可以吃遍全中国。有人还把铁锅砸烂支援炼钢哩！上述清溪城头的清凉景象能算今古奇观吧！但我无心审视这些特色，赶快去寻本队社员，才有饭吃。一会儿几经寻问找到了。社员们正在帮助突击种洋芋，我连忙加入队伍中。收工吃饭时，我混到一碗洋芋屁股，那是削种子时留下的。但肚子仍然十分饥饿。我从众人口中得知，清溪城办了几个肿病医院，大量吸收病人。可能是重灾区，西昌专区还派有医生来支援。那沿街坐着的人群，就是来等着住院的。听了这些消息，我住肿病医院保生命的心被打动了。我匆匆忙忙找到医院，遇到一个医生，听他的口音真不是汉源县人。我向他讲我的脚已经肿了很久。他审视我片刻，问我的姓名及年龄，还加问一句，干过什么职业。我悄声回答：教师。他似乎明白了。经过简单的检查，开了张条子，批上同意住院的字样。这下我像捡了金子一样高兴。走到指定医院报个到。挤着别人在地上打开铺被就算住院了。
这里的待遇较好，每天供应一斤粮，有一顿是大米稀饭为最好的饮食，还可以喝到加红糖的大锅汤。我躺在地上昏昏沉沉似醒非醒地睡着。只要听到一声吃饭了，马上就来了精神。稀里哗啦把饭吃光后，身子反而一下软了，又倒头便睡，第二顿饭又是如此。人们常说，吃了饭有精神，而对饿得虚脱的人则恰恰相反，真有点奇怪。这种体验却不是容易得到的。经过一个月的时间，才逐渐正常起来。除了吃医院供应的粮食外，还去外边想办法买点可吃之物来补充。好在住医院不付钱这个优越性还存在。我就去买些“折耳根”，木耳等来填肚子。价钱再贵，只要能买就干。我这个有社会收入的罪人，就比农民病号强多了。不知不觉地跨进了一九六二年，该是春节来临的时候吧？我在街上觅食物转悠，忽然看见一个关了门的药店，招牌还在门上挂着，门上居然贴了一付红纸黑字标语式对联，上书：帝国主义工人凄凄惨惨受剥削。下联：社会主义人民欢欢喜喜过新年。对照眼前的情景，心里真不是滋味。也不知写对联的人是在说心里话，还是在开玩笑，但它是无可指责的，也教育了我当时说话应该怎么说。
在这个肿病医院住的时间最长，一直住到一九六二年三月。刚听到有人议论政策有变化，旋即通知来了，通通回生产队去。我背着铺盖卷刚跨出门口，阳光一照，突然觉得眼花缭乱，东西看不清楚。天昏地暗地好像老天就要黑下来的样子。走到城北门，清溪城的风是出名的，迎面吹来，每前进一步都很吃力，只好埋着头弯着腰迎风而上。奋力走出风口，才渐渐缓解。到了生产队，果然食堂已经取消了。队长找个王姓家的空房子要我住下，而且每人给了二分自留地。队长指给我一块坡坡地说：这是分给你的。我望着光秃秃而干燥的一片土地，心里奈何不得。正在心焦怎样才能活下去的时候，忽然，县组织部派来一个干部。他找到了我，对我审视良久，似乎怀疑我不是本人。然后问道：你就是孙某某？我回答：是。他开口就问：你在生产队改造得怎样？我平静地说：我自已不好评论。他立刻提高了嗓门：“你在队里没有好好改造，态度极端恶劣。好像没有人管得起你，你这是没有服罪认罪的表现。”我默不作声由他说去。最后他才说：你马上收拾行李到清溪林场报到，集中学习。最后这句话才使我大大松了口气。我正整理行装时，生产队长来了。他主动告诉我：今天县组织部老李同志找我了解你的情况，我给你反映得很好。你就安心地去学习吧！我在下山的路上，左思右想，两人说的话为何如此矛盾，很难理解。过了一会儿我忽然醒悟，他们都是党的干部，立场坚定的“左派”。他们岂敢说“敌人”一个好字而不怕戴“右派”帽子吗？我释然了。到达了清溪林场，见到几个似曾相识的同路人，但谁也不理谁。而后快去报到，找地点住下来。正赶上吃晚饭。从此成了我生活中的转折点，它结束了我在农村三年劳动改造的生活，我是三年困难时期的历史见证人和实践身受人。
但改造还远远没有完结，又开始了十七年的艰难历程。整整二十年啊，我用青春和生命在特殊的环境中，在政治帽子千斤重的待遇下，屈辱地生活下去，是死里逃生的幸存者，终于等到了两个字——错案。这本是我个人的经历和磨难，但它与当时的社会经济、政治气候，国家命运紧密相联的。中国人民群众的命运如何？在长期的“人治”社会里，领导者可以“一言兴帮”，也可能上面一句话“失之毫厘”，而下面则会“差之千里”。它会给国家造成困难，带给人民的伤痕，是永远也抹不掉的。难道今天我们在丰衣足食，万众欢腾的光景中。历史的教训是可以忘记的吗？。一九八三年我满六十岁，虽然组织上给我平反纠错，承认我有三十六年的工龄。但其中有二十年是在被专政的条件下度过青壮年时期的。我能做些什么呢？
今天感慨万千，遂写下一首小诗，附于此文之后：
他将归去，他将归去，
自然规律不可抗拒。
抚今扪昔，何必哀叹人生荆棘。
环球逆旅六十春，
酸甜苦辣备尝尽。
假如你弹一只曲子，
没有高音，只有低音，
怎么和谐扣人心？
假如只有高山，而无流水，
哪能算得胜景！
善烹鱼者得加点酸味，品起来更加鲜美。
战火纷纷的年月，也一样还有爱神。
睡在安乐椅上多舒服，往往会导致无能。
永不凋谢的鲜花，却是塑料，缺乏灵魂。
严寒的夜里，炉火人人可亲。
纵身烈火，却是特殊的滋味。
他曾望世上只有真善美，
但没有假恶丑，真善美哪来光辉？
也曾望太阳没有黑点，没有黑点却失了真！
人类在矛盾中前进，事物在对立中生存，
劫后余生，更感受生之可贵。
苦尽甘来，甜进了心底。
祸福相依，物极必反，
我深信不疑。
用千万人的生命去交学费，
希望探索到科学的精深。
喜看青山夕阳照，万紫千红总是春。
退休归去何昔别，大渡河畔寄深情。
一九九五年七月写于汉源工行
二零零一年九月整理
转自《浅草》
转自《民间历史》网（ www.mjlsh.usc.cuhk.edu.hk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