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祯祥：我的知青回忆
我的知青岁月
难忘的 1966 年 5 月 7 日， 97 位四川盆地西边灌县灌口镇的城镇青年，年龄从 14 － 25 岁不等，为“响应井泉（李井泉，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兼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同志‘城镇革命化’的号召”，登上两县交界的黄土丘陵“七条山”开始了高强度的体力劳动。我即为其中一员。
清晨， 97 位青年集中了。欢送大会在今都江堰市的离堆公园剧场举行。主席台前堆满了各单位赠送的农具，灌中的学生在 Z 某某的指挥下合唱了很新潮的《长征组歌》。还记得那热情洋溢的欢送辞吗？还记得幸福路大街上锣鼓喧天夹道欢送的场面吗？这种气氛中我们似乎不无得意地迈着兴奋的大步，全然没多想。然后是出城上了卡车。大卡车载着我们和农具，以及两头吱哇乱叫的黑猪仔，似乎是意气风发的到了金马公社（现天马镇），上了七条山，开始了一段苦难的历程。
开始的劳动是“打红苕厢”，披着星星出早工，顶着月牙拖着疲惫的身子回住处。白天，那是在 5 月的骄阳下啊，书生的双手拼命的抡锄头，挥汗如雨，一天下来，前胸后背汗渍斑斑，眉毛上挂着粒粒盐晶。初中毕业的我知道这情况下，应 该喝一点糖盐水补体液，但糖是没处买的。好在食堂里的盐随便抓，便敞开了喝，不几天小便成了红色，觉着自己是盐吃多了，又不敢吃了。 44 年之后的前几天一位医生才告诉我，当时我可能是劳累过度伤了肾，而不是喝盐水的缘故。
有一天我被房东“骂”了。刚下乡，农场只有两栋建筑，说“栋”似乎大了些，但语言习惯，只好如此：一栋是伙房，稍大些；另一栋小的，便是厕所了，解决了进口和出口两件大事，其余便好说了。 97 位年轻人，分三个生产队，再分男女生寄居于邻近的农民家里。我所属的第三生产队男生的房东姓 X ，家中无一女性，人称“三条光棍”。即爷爷、儿子和孙子。儿子 X** ，金刚汉子，庄稼好手，又擅长打猎。有一次火药枪不知怎么走了火，他的脸上开了花，痊愈后落下一脸绿麻斑，人称 X 麻子。黄土丘陵的七条山上并没有川西坝子随处可见的自流灌溉的沟渠，人民公社修的一条靠提灌站供水的小渠也常年干涸。我们和当地的公社社员的生活用水便都靠着山坳里的一个泉水凼。有一天下工回来我也实在是累昏了，又见天色已晚四下无人， 16 岁的我猛地脱了外衣跳入泉水凼，好舒畅啊……第二天，房东不知怎么知道了，叫住我：“戴眼镜儿，你昨天在水凼凼头洗澡么？要不得哦”我十分尴尬，方才恍惚想起那泉水不止可以用来浇地，用来洗衣服，咱们的炊事员也在那里挑水做饭的，以后便再也不敢了。实在太脏，就用盆到泉水凼打一点水回去擦擦身。若干年后， X** 四十来岁了，娶了一个 17 岁的女知青，又生了个儿子。
李大爷
李大爷当然姓李，名字却叫我给忘了，惭愧得很。我在三队干得好好的，不知为了什么，又把我调到了副业班。这副业班，也就是在农场场部（即伙房）周围开开荒，种一点菜。刚下乡的知青，出笨力气没话说，但种菜有技术问题。农场便从什么地方请来一位五十来岁的老汉给我们当技术指导。茄子辣椒的种下去，大家也就有了一点点菜吃，不用天天吃“打杵海椒”了。后来又要盖“干打垒”的房屋了。李大爷俨然成了总工程师。指挥我们先挖基础，老远的背石头来用黄泥浆砌好，不知从哪里找来几块厚且宽的长木板，用木棍夹好，一挑一挑的担来生土即把种庄稼或长杂草的熟土刨开，挖出下面的，也许千年万年无人动过的不含或少含有机质的老土来，倒在木板框内用铁椎加木椎椎紧实了，一层层的“重”（音 ch ó ng ）上去，我们居然造了一栋两层的土墙草顶小楼。李师傅有很多的发明创造，成垂直角度相交的山墙和纵墙怎么才能亲密接触不分家？土墙高达五米的垂直度的控制等等，办法颇多且一丝不苟，但最让我难忘的是他教我剖篾片。 筑土墙墙体内要加竹筋，捆木棍用的是剖得薄薄的竹篾。这全得靠手工剖成。先是李师傅剖，但他可能是想“培养接班人”，不知怎么又选中了我。竹条还好弄。但要把竹条剖成又薄又软的篾片就很不好弄，师傅耐心的教，许多时候以后，我弄的才勉强能用。 农场垮了，李师傅后来到了哪里，我不知道，大概是回他老家了吧。
我倒霉了。先是脊背上长了一个指头大的疮，我不在意；谁知它的周围又冒了两三个出来，且渐有发红变软溃疡之势。这一下我不得不去找农场的场医。当时的灌口镇政府还算想得周到，给我们这百余人（ 97 个知青加上几个带队干部）的农场专门安排了个医生。医生王姓，一位瘦削的小老头。他看了看，说“硬疖子，好整。”在没有用麻醉药的情况下，他用柳叶刀割开疮口，用酒精把腐肉清洗干净，然后拿一条宽约三厘米的长纱布，浸上什么药，塞进溃疡洞里，过几天又来这么一次，慢慢的就痊愈了。我脊背上现在还有几处“姜疤”，不时发发痒。我这点小疮对王医生说来的确算不了什么。文革时有解放军医生以针灸方法治好了哑巴，举国轰动。我却不以为然。因为我曾亲眼见过王医生在 1967 年，就采用一本日本人写的小册子上的方法，也是以针灸手段，把农场一位哑巴姑娘治得来可以流畅的大骂粗话。后来农场垮了，王医生又回街上经营他的小医疗站去了，也不知他还在不在，发财没有？
灌口镇青年农场除了几位带队干部和文革工作组弄来的灌中高六六届的家庭出身有点问题的学生外，基本成员为 97 个知青，最小的 14 岁（符合现在的“成年人”的标准）；最大的是会计， 25 岁。这 97 人大致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原灌口镇沙石社的适龄青年；二是民办中学的高中生；三是所谓的“社会青年”，即初中或小学毕业后未能就业或升学的，这一部分的构成比较复杂。沙石社的青年中，我印象较深的有三位：会计 H** 、二队队长 S* 和我的邻居 Z* 。我后来担任场部的出纳，似乎应该与会计相熟，但其实不然。仿佛记得她因为年龄缘故比大家成熟，早早的离开农场便一次也没再见到，是远嫁了吧？ Z* 后来回家后成家生子，开过饭店卖过小吃，倒也其乐融融。 S* 有一只手齐腕断了，但干农活却比多数人都要强，工作毫不懈怠对人友善，乐天派。颇得众人好感。 2008 年 5 月 12 日的大地震后几个月，我偶遇他于灌县城内新堰坎河边，他说他爱人和女儿在地震中遇难了，全家现在住的是城外活动板房，今天是送孙女儿来找老师补课的。言甚戚戚，全然不似过去。
修路
农场本身似乎并没有什么通衢大路值得去修。必需物资如粮食、煤炭、种子等的运输全靠着知青们的双肩。记得第一次到几里路外的金马仓库去挑粮食，引得沿途社员“啧啧”连声。因为我们没有别的运输工具，反正农场有的是各单位捐赠的新粪桶，人手一担。新粪桶装雪白的大米，有一些装的是乌黑的煤块，又是半大的城里娃挑着，在弯弯曲曲的黄土小径上艰难行进，驻足看稀奇的自然是不少。这路也真没法修。我要说的修路，是在我们下乡数月之后，农场领导大概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派了的大约 30 个知青去都江堰的麻溪公社，维修暴雨之后被塌方的土石破坏的国道 213 线（新线），给农场挣一点钱。我有幸入选。依然是艰辛的劳动，只不过地点从黄土丘陵的农田转到了岷江西岸破损严重的公路上。一边是大江，水流发浑而湍急；一边是川西高原边缘的高山，山势陡峭。山上塌下来的是泥夹石。山石大的十几吨重，要用炸药炸。小的就靠咱们的手和肩了。每天精疲力竭，我曾创造过一天肩挑二十余吨的记录，运途短。两三公里外的灌县城，是不允许回去的。晚上全体在麻溪场头道班房内打地铺。农场管饭，一分钱不发。而发育的身体又那样需要营养。曾有一位老兄声言，要把心爱的口琴卖掉去麻溪场买包子吃。带队干部也和我们同甘共苦，只记得其中有一位姓 S ，常以黄色笑话来给大伙儿提精神。几十天一过，我们又回到了七条山。
运肥
那是 1966 年的 8 月还是 9 月，地瓜上市的日子。地里的庄稼如营养不良的婴儿嗷嗷待哺，而农场拿不出一丁点儿肥料。有一天，领导叫我们到城里去，搞肥料。原来，有人在城里筛了一些渣肥，即把城里每天都在产生的生活垃圾过一下筛子，去粗取细，堆了一大堆。我们的任务是在晚上用砂石社拉沙石的架子车，把这些宝贵的渣肥拉到 30 里外的农场去，并在当晚再走 30 里把架子车还回沙石社，以免耽误了工人的生产。徒步走到城里，吃点东西后把臭熏熏的肥料装上车，拉到农场旁边的地区砖瓦厂（因再向前便无可通架子车的路到农场了）两人一车，下坡路，肚儿又还鼓鼓的，精气神十足，一路倒还顺畅。但在砖瓦厂卸车之后已是半夜过，水米不粘牙又往回赶，又累又饿，精疲力尽。大约是凌晨三四点钟吧，途经胥家场，想法敲开一家小店的门，老板又无物可卖。只好又走，上坡路，一步一步的拖着双脚。搭档的 W 姓女生（她后来嫁给了农场附近的农民）也累了，爬上架子车，靠在那四块厚木板做成的装砂石的长木箱里，让我一个人拉着车拉着她，勉力迈步。人困得睁不开眼，浑身没有一丝力气，加上翻肠倒肚的饥饿……终于，天渐渐亮了，挣扎到了城郊林机厂 ，迎面来了几个头一天进城卖了地瓜回家的农民，见那筐里还剩几个卖不出去的“残渣余孽”，喜出望外，买来几口吞下，又有了精神，还了车，回到城里老家，一觉睡到天黑。
革命
66 年的下半年在中国历史上是不寻常的。然而位处川西丘陵上的灌口镇青年农场却很少受影响，忙活着地里的庄稼，农场的建设。只是看见场里又来了几个大知青，听说是本县最高学府 - 灌县中学高 66 届的学生，成分都不怎么好。但那是上边的掌握，咱们谁也不歧视谁，一样的劳动吃苦。其中有一个家住省林校的男生，好像是姓 F ，皮肤白皙，和我等在烈日下晒几天下来，露出部分呈粉红色，然后又“蜕了皮”，却依然能侃侃而谈，但回避谈他们自己及文革。大概是春节将临的时候吧，天特别冷，一部分伙伴已回家了，我和另外的二十来人还坚守在农场里。突然，外边来了一些陌生人，好像说了一些革命的话，大意是咱们知青是受迫害的一群，应该跟他们一块儿回城去“造反”。然后懵懵懂懂的我们就被装上了地区机砖厂的无篷大卡车，拉回了灌县城。那是最冷的夜里啊，我站在车厢前端手扶木栏杆，硬着头皮顶风 30 里，冻了个透。下得车来，双手都不听使唤了，“木”了。但有苦就有甜，我们有幸平生第一次被安排吃了县委招待所的不要钱的饭，即使自己的家近在咫尺，也被安排睡在招待所免费的软床上。这样大概是“享受”了几天，就又懵懵懂懂的回到了农场，那种类似于阿 Q 的‘革命“的兴奋，渐渐的便淡了下去。
苦熬
山外边的”文化革命“干得如火如荼，我们留守农场的十几个人却百无聊赖。，民办中学的，多已回城；沙石社的，更因为是”工人阶级“，把户口都转了回去。我们怎么办？苦守在农场里，饭倒是有得吃。高兴了，也可以种种菜，赶赶场。但明天怎么办？十七大八二十来岁的青年人，最关心的是前途问题，上边也不明确的表个态，只是死活不给你转户口。就是回家里，心里也不落实。总是吃父母的，穿父母的也不是长久之计。打打零工，主要是在都江堰管理局渠首工程队，那是有季节性的。又只好回到农场吃那不要钱的饭，苦熬。每天懒觉睡到九、十点钟，赶场，买米，煮饭，吃饭，又睡觉。难受了便拉长声音吼鬼哭狼嚎的或凄凄伤伤的唱。几个小混混偶尔也回来，或恶作剧一番例如在晚上取暖的焦炭炉子里撒一泡尿，又走了。心在沉沦，且混吧。后来东一伙西一帮的又去投靠什么”革命组织“以为可以让组织”拉兄弟一把“跳出农门去，但头头们只想”壮大组织“而不真心办事，无果。 终于，等来了 1968 年底的毛泽东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无可逃避。这下子是一竿子到底：灌口镇青年农场寿终正寝，享年 2.5 岁；兄弟姐妹们散向四面八方，插队落户。 只有沙石社的“产业工人”跑脱了……
尾声
1969 年元月，大概是春节前不久吧，大伙儿被通知回到大显颓相的农场。漫无边际地聊，心事重重地等。领导终于来宣布了分散插队的方案。顺顺当当的：上山的也不哭，下坝的也不喜，背上行李各自东西。我以后的经历，又是另一篇故事了。
附：中国知青上山下乡大事记；
1955 年 8 月 30 日以北京郊区知识青年杨华 李秉衡 庞淑英 李连成 张生等五人为首的 60 人组成的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奔赴黑龙江省萝北县，在一望无际的荒原上安家落户。取名为“北京庄”，即现在的萝北县共青农场。 1955 年 10 月 15 日一枝由 98 人组成的上海市青年志愿垦荒队来到了江西德安县九仙岭下安家落户，创建了“共青社”。即后来的共青城，也是蜚声海内外的羽绒王国，鸭鸭牌羽绒制品的产地。 1955 年 11 月 8 日 52 名天津青年也来到了黑龙江萝北县建立了“天津庄”。 1956 年一月浙江省温州有 227 名青年在队长卢玉生 副队长王宗楣的带领下来到了大陈岛上办起了垦荒队。 1957 年 10 月 26 日《人民日报》在《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新高潮》的社论中首提“下乡上山”的用语。 1958 年 7 月邢燕子初中毕业后立志回乡做有文化的新型农民。 1961 年 5 月董加耕高中毕业后放弃保送上大学的机会志愿回乡务农。 1962 年 7 月 10 日侯隽高中毕业后志愿下乡务农。 1964 年董加耕 邢燕子当选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 1965 年 7 月上旬周恩来 陈毅在新疆石河子看望上海知青， 1965 年共有 158 万知青和城市闲散人员到农村和农林场插队。 1966 年 5 月 7 日，四川省都江堰市 97 位城镇青年响应李井泉的“城镇革命化”号召开赴黄土丘陵“七条山”，开始了高强度的劳动生活。 68 、 69 、 70 三年共有 573 万知青到农村落户。 1973 年 1 月 7 日李先念批示公安部要严加处理黑龙江甘南县发生的强奸女知青的要案。 1973 年 4 月 25 日毛泽东给下乡知青家长李庆霖复信。 1976 年 5 月 7 日国务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成立。 1977 年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在京召开。 1978 年 12 月云南知青请愿，罢工要求回城。 1980 年 5 月 8 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教育问题时胡耀邦等不主张再搞上山下乡。
转自《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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