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鵬俠：村姑到美國烹飪大師
村姑到美國烹飪大師
－－作者：沈鵬俠
人物小傳
沈鵬俠：浙江寧波鎮海鄉下人， 1920 年出生， 7 歲起隨在湖北漢口做生意的 父親和大哥上學，初中畢業後參加青年學生抗日救亡宣傳活動， 1938 年從軍 參加《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戰時工作幹部訓練團》第一團女生大隊，後撤退 至重慶，戰後在成都《南京大學》短期學習會計，後就職重慶， 1947 年離開 父母親友，赴美國紐約與林國榮成婚，畢業定居紐約，由於各種機緣把中國 烹飪學和食文化引入美國主流社會，通過寫書、授課而成名，晚年移居加州 東灣核桃溪樂詩畝社區。
沈鵬俠在舊金山接受國際職業烹飪協會里程碑獎（ 2013 ）
要我講我 95 年的人生，你先這樣想一想：小時候從鄉下農家舊式的家庭出來，成了城裡綢緞商人家的小姐，因為打仗和朋友的新思想的影響而改變了命運，在抗日戰爭的時候去參軍，到了美國又教美國人燒中國菜。你說這裡面的故事多不多？
進到城裡
我老家在寧波鄉下。我們家裡祖輩是農人，可以說是中下層的，生活和家裡有讀書人的就兩樣一點。那個時候交通不方便，如果你生在鄉下你就是鄉下的農人。幸運的是我父親有一個機會出來到漢口學做生意。不然的話他也是一個農人。我一輩子可能也在鄉下了。
我父親沈宗寅在漢口的一個綢緞鋪子裡做了多年的學徒，鄉下叫他們是學生意的。學生意就是給你一個機會拜個師傅，在師傅身邊跟著做雜事，看師傅怎麼做，師傅就一點一點地教你。開始的時候要伺候他，端茶倒水這些事情都要做的。以後逐漸逐漸擔當越來越多的責任。
到 1920 年父親終於在漢口有了一個自己的綢緞鋪子。正在這時我出生了。我是家裡第三個女兒，因為出生時父親在漢口，我被取名為沈漢菊。我父親認為我的出生是他的幸運的象徵，在我 7 到 10 歲時就把我帶在身邊。這幾年生意確實一年比一年好。當時只有我和父親在漢口，家裡其他的人在鄉下。那個時候很多做生意的人的家庭，太太小孩都是擺在鄉下的，便宜嘛。我父親每年回寧波鄉下的次數不多。也就回去個兩三次。母親終歸是在鄉下。我們家裡孩子很多，我有兩個哥哥，兩個姐姐，三個妹妹。其中兩個（二哥和二妹）在幼時就夭折了。等到我父親生意好起來之後，在店面不遠的地方找到了一個房子，家裡的人才逐漸搬到城裡來生活。剛開始二姐還不能出來， 因為在城市裡住的地方也不是這麼大嘛，父親只能把孩子慢慢地再接過去。
兄弟姊妹中我在城裡生活的時間最長。父親每次回到寧波鄉下家裡第一件事就是到祖母房裡去請安。我記得他對祖母講的話比對我母親講的話多。我家有一樁事情很有趣。我祖父是長子，家裡要給他娶親的時候，他說我不要小腳的女的。因為我是農人，我要我的太太也到田裡去做事，小腳就沒辦法了，我還得照顧她。在那個時代如果女孩子小的時候不綁腳，長大不是三寸小腳，是沒人要嫁不出去的，沒裹腳的女孩子不多。他就讓家裡人到鄉下去找一個來。所以我的那個祖母是大腳，走路騰騰騰的，而且她還到田裡做事情。這在那個時候很少見。家裡人告訴我這個我覺得很有意思，笑死了。在這裡說的是我的祖母。你想想我現在已經九十幾歲，我祖母又是兩代以上的人了。這是多久以前的事情。我都不曉得我是怎麼搞的了。到後來家境比較好了，娶的我母親是小腳。到了我們這一代，我父親倒是很時新，他就不許我母親給我們姊妹裹腳。他回家時看到母親在給大姐綁腳，他馬上讓放開。我想這是因為父親到底在城市裡見過市面了。那正好是從小腳放成大腳的時代，我們姊妹都沒受過綁腳的苦。
我的母親信佛，每天早上她都去她那小小的佛堂裡念心經。看樣子她是在念，其實是在背。母親不識字，她讓我們念了給她聽，她背下來。說實在的我們這些孩子也不是所有的字都認識，有的是我們自己亂編的。我母親吃素，儘管後來家裡有廚子，她還是燒自己的素菜。我們幾個孩子都喜歡吃我母親燒的素菜。
在漢口父親的商號是在一個四層的樓裡面。一層是綢緞鋪的店面， 二層是裁縫鋪和住房。其中有一套公寓是專門給父親和我住的。三層是庫房，存有各種綢緞布料，四層樓堆滿了縫紉需要的機器。鋪子裡有一個做雜務的傭人，還有一個廚子。這個廚子要給那些工作的人燒飯，另外還要給我父親特別燒菜吃。我父親喜歡晚上就著幾個小菜自己喝黃酒，另外經常宴請和他生意上有關係的人。
如果有人請吃飯，父親看情形有時候把我也帶出去。那個時候在中國男的出去做事，不能帶太太的，好象覺得她們沒有資格。父親把我帶出去就很特別。商人帶著女兒經商在當時是很少見的，沒人聽說過。他的一個做生意的朋友就說， “ 哎呀，我們這麼多的女孩子，把她們帶來稍微幫幫忙也好。 ” 不過那個時候我太小，只有他幫我忙，沒到我幫他忙。我想他大概是需要一個伴。在漢口宴請的食物總是很豐盛的。所以我比較有機會吃到各種好菜，這對以後我以教烹飪為職業埋下了一顆種子。另外由於從小跟大人在一起，做人處事這些就看得多一點，看見了一點外界的這些東西。不然的話，像我姐姐她們在鄉下就都沒有機會，她們總說我是幸運兒。
和我父親在一起的日子唯一不好的地方就是如果我生病了，他不知道怎麼照顧我。尤其是有時候和他一起坐船出去，我會暈船。
回到鄉下
1931 年日本侵犯中國改變了我和我的家庭的生活。當時任何與日本人有關係的人都會有麻煩。我父親進口一些日貨，這就遭殃了。記得有一次他帶著我和我母親一起住到醫院裡躲起來。一年之後在我 12 歲的時候，我父親就去世了，那時他才 49 歲。我的大哥是長子。父親去世之後他接手經營父親的綢布生意，同時在家裡擔起了家長的職責，照顧母親、我們姐妹和祖母。我母親生病的時候，他把我母親送到寧波鄉下和祖母一起生活。鄉下不是沒人照顧，但他們覺得有一個女兒在旁邊，就可以幫她倒倒茶或者做些什麼的，所以就把我也接到鄉下去了。那年我 15 歲，還在上初中。
到了鄉下我看見他們男孩子在外面放風箏，我也跑到外面跟他們去搞。結果被我的祖母罵了一頓。我的祖母非常傳統，認為女孩子就應該在家裡，不許這樣做。我的外祖母就不管這些。我還記得去看她時她總會給我一碗龍眼湯吃。她的腳小得不得了，到現在我還有她的小鞋子。
那一年我沒念書，他們也不管，覺得女孩子上學念書沒那麼重要。在寧波鄉下這段時間除了照顧母親之外，我學到了很多東西。家裡人覺得我快該要出嫁了，家庭的事情都不會怎麼行，總要學一些東西。所以到鄉下她們就先教我繡花。我繡了十對枕頭準備做我的嫁妝，我現在還存著他們。我每天跟著親戚們學女紅，做針線，學繡花，學做活兒。她們燒飯時我也跟著。我的嬸娘管燒全家的飯，我很多時間都在廚房裡幫忙。那個時候在鄉下燒飯蠻 辛苦的。前面的那個人在炒菜或者做什麼。爐灶的後頭有一個人慢慢地往裡續稻草，讓火一直燒一直燒。
晚飯是每天最重要的一頓飯。平常吃得非常簡單。燒飯時多半只用灶頭上一個很大的鍋子。這個鍋子裡面放上做飯的米和水，上面加一個架子，三四個碗都慢慢地擺在那個架子上面。碗裡面有菜，也許有時候放一點點鹹魚 或臘肉跟菜擺在一起，還有一個鹹菜湯。大鍋子用一個竹子編的高的蓋子蓋著，下面加火燒。飯做好了的時候菜也蒸熟了。燒完了飯以後，把一點草和稻殼放在燒剩下來的熱灰上，一晚上都會有微火。捂一鍋豆或捂一鍋稀飯過夜，第二天早上就可以吃了。它就相當於現在的慢燉鍋 slow cooker 。
平日每天吃這個。當然鹹菜總歸是有的，這個不必燒的。如果等到誰的生日或有客人來，那就到城裡去買肉，買菜，買魚，多燒兩個菜，就是這種情形。有趣的是，前輩的生日忌日，他們都要上供。這對他們很重要。我認為其實這個供，是趁這個機會大家可以吃一頓。祖上的人的生日，忌日多了， 經常會有。還記得我在那裡時他們就以給我曾祖父的生日上供做藉口買東西來吃了。
平時我們要燒米飯，這個燒米飯的水從哪兒來呢？我們那個地方井是有，但是水不夠。我們燒飯用的水是天水。下雨時從屋簷上流下來的雨水流到一個大缸裡面，這就是天水了，專門留著燒飯用。這個天水是不能夠用來洗東西的。所以我們要走相當於兩三個街區，有好幾百米吧，那麼遠到河塘那邊去洗菜、洗米、洗衣裳。我現在想想真可怕。這邊在洗衣裳，過去一點點就在洗菜、洗米，弄完回來燒飯吃。我家後門的外頭，還有一個小小的水池子。 你髒髒的褲子什麼東西，是不應該直接拿到河裡去洗的，先到這裡面洗了， 再到河裡去洗。那時侯鄉下晚上沒有電燈，都是點的火油燈。每天點燈時燈的玻璃罩子裡面都會熏黑，白天擦燈罩是我的責任。
我從小住在城裡過的是新式的生活。雖然以前每年我們都要回鄉下去，到底是短時間。在我母親生病的那個時候住在那邊這一年多，讓我知道了鄉下的生活，鄉下的事情也學了不少。對我也有好處，我兩方面的經驗就都有了。我看到在鄉下人們是那樣生活的，這還不是說我們祖母，祖父的時代，是我自己的那個時代。我覺得那時候我們中國，不但中國，全世界很多地方大概都是如此。
解除婚約
我母親去世時我 16 歲多，還應該再念書，但在鄉下也沒有地方去念。我的大哥，大嫂他們就把我從寧波鄉下又接回漢口上學，跟他們一起住。我哥哥他們預備第二年我 17 歲的時候把我嫁出去。事情大概是這樣，對方的人家也在漢口，他們家裡是開錢莊的，家境不錯。我還在漢口沒去寧波之前，那個男的先看見過我了。他跟他媽媽講，他看中這位小姐了。當時他父親已經去世，家裡很需要一個人幫忙。她媽媽覺得既然她兒子喜歡我，就叫媒人來跟我哥哥提親。我哥哥就說那太好了，這家人很不錯的。他們就趁我陪母親到寧波去不在漢口的時候給我訂婚了，把訂婚書寄到寧波鄉下去。我是在寧波看見我這個訂婚書的。雖然我知道這個人，但是我不肯。並不是說這個人不好，這個人非常好。可是我覺得我不能就這樣嫁掉。那個時候，在中國， 像我的姐姐們都是媒人做掉的。我上頭一個比我大兩歲的二姐她根本就沒有選擇的機會，乖乖地就嫁過去了。所以她跟我的生活非常不同。到了我的時候，因為我在漢口受教育，又有朋友在旁邊鼓吹，給我很多新的想法。我知道如果我不要嫁，我可以反抗。對於這個事情，因為我的經歷見識不同。事情就反過來了。我知道不是說一定要像以前一樣，長輩讓嫁就得嫁。那時候我的大哥已經把時間都訂好了，跟人家說好我要出嫁。可是我已經有這種性格有反抗的心了，所以我就自己去跟他們說我要解除婚約。那個人的媽媽是當家的，挺能幹，為這件事非常生氣。結果她就請了好幾位家族裡的長輩，老親戚來評判。大概有四五個都是老的男的。他們坐在一面就說我這種做法不應該。我坐在對面就堅持說不行，我要解約。把這些年紀大的人跟那個人的母親氣得不得了。我不記得為什麼我哥哥那個時候不在。我當時跟他們說我不但要解約，我還要登報。因為除非他們肯，那個時候要解除婚約只有這 一個辦法。跟他們講了以後，我就登報解除婚約，登了報就正式了。
當時正好是抗戰時期，年輕人是在一個反叛的階段。我到底得到了一點這種知識或者說是思想，我很硬氣。話是這樣講，其實在我後頭有人在給我扇扇子，有朋友支持我，給我撐腰。她們都覺得如果是我不願意做的事就不要做，不該做。我相信我的朋友，所以才有這個勁兒。我想我自己一個人是不會有這麼一個勁兒的。如果我一直在鄉下，我就沒有這個思想，也就沒機會。時機和朋友都很重要。
朋友真的是很要緊。那個時候不像現在，沒有各種各樣的 email ， iPad 什麼的，交通又不方便，新聞也沒有，什麼都是不大容易接觸到的。就是因為打仗，因為自己的交際。大概是因為我交的朋友思想比較前進一點，給我鼓勵，給了我一個擺脫包辦婚姻機會。不然那個時候自己不會有那麼大的勇氣。我對朋友是非常看得重的。
我這個人很喜歡交朋友，我一直都有很好很好的朋友。我後來當兵或做別的事情是也是這樣。我有個很要好的朋友叫王鵬飛。她是我在漢口上寧波同鄉會小學的同學，對我的影響最大。她是獨養女兒，家境很好。她還曾經請我給她做伴和他家人一起出去旅行。她的腦筋比我靈光，有很多的新思想。在小學二年級她把自己的名字改成鵬飛，讓我改成鵬俠，這樣我們就成了姐妹。從這兩個名字就可以看出兩個小女生心氣之高。改名之後就沒人叫我漢菊了。到美國結了婚，我成了 Florence Lin ，鵬俠這個名字除了老朋友也沒有幾個人知道了。我母親去世之後我從鄉下回到漢口，我和鵬飛又經常在一起。她的點子很多，我們一起計劃著要去參軍打侵略中國的日本兵，將來還要一起到美國讀書。結果這些事她都沒做，只有我做了。 1980 年我去中國看到她和先生女兒住在一間簡陋的房子裡，燒煤做飯取暖，水還要到外面去提回來，覺得很傷心。
我父親生意做得不錯，存了很多錢。父親去世後大哥當家。那個時候他用錢用得蠻厲害的。我們家僱一個人拉叮噹叮噹響的包車，把我們兩個妹妹 拉著去看電影，給我們吃巧克力。他用錢用得不得了，家裡的錢都給他用光了。
參軍受訓
日本人先佔領了東北，之後向南擴張，到處燒殺搶掠。這些消息大城市裡的人誰都知道，但是生活在偏遠窮困地區的人並不曉得。七七事變當時我 17 歲，還在學校裡。我對日本侵略我們的國家實在是不能忍受，就參加了一個青年學生的抗日救亡團體到鄉下去喚醒民眾。在六個月的時間裡我們用壁報、講演、唱歌、演話劇等各種形式進行宣傳，，吸引群眾來聽抗日救國的講演。這段時間對我來說在寫字、表演和講演方面都得到很好的訓練。現在想來這個活動可能有共產黨的背景。那個時候共產黨在拉攏青年學生，他們是暗地的，不敢在當面。我也被這些人暗地裡接觸過。曾有人來問我和他們一起到延安去好不好？我大概還不夠好，太年輕，後來就沒有再找我。他們可能是要找比較更好的，年紀稍微大一兩歲的。我多虧沒去，去了大概也就完了。當時蔣介石一看不得了，他說我們現在這些年輕人太危險了，都被延安給拉去了。他就在 1938 年初趕快組織了一個 “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戰時工作幹部訓練團 ” ，簡稱 “ 戰幹團 ” ，為戰時培養各類幹部。蔣介石自己兼團長，陳誠做副團長主事，桂永清是教育長管訓練。南京淪陷以後，武漢成了臨時首都，是全國抗戰中心。戰幹團本部就設在武昌珞珈山武漢大學。
我和兩個從小要好的同學，可以說是三個小姐，聽說後一起到漢口河對面武昌去報名。管事的人對我們說 “ 你們知道嗎？這個是很苦的，你們真的要參加進來嗎？ ” 他們之所以那樣說，是覺得我們不大像要去當兵的人的樣 子，真是笑死了。開始訓練之前有一個朋友家裡人來找，她改變主意退出了。我哥哥也曾經來勸我回家，但是我不回，我要去打日本侵略軍。那時候 “ 戰幹團 ” 招了很多的青年，相當於軍校，訓練苦得要死，生活條件也很差。我參加的是戰幹團一團第一期。女兵相當多，屬於直屬女生大隊，和男生不在 一起。我們白天操練，晚上就睡在冰冷的水門汀上，大家擠在一起取暖。我跟我的好朋友兩個人就擺在一起睡。吃的是糙米飯，一大碗白菜上面加上幾片肥肉。我從來沒吃過這種東西，開始時真是難以下嚥，很快因為沒有別的東西吃，也就能吃掉了。原計劃的三個月訓練完成之後，我另一個朋友的父親把她抓回去了。我哥哥又來勸我回家，他覺得我不應該當兵。但我不肯走，還留在裡面。虧得沒回去，如果回去的話這人生恐怕就完全不同了。
後來上面一看訓練三個月不夠，加上日本人還沒有到武漢，就說要再加三個月，我也就繼續訓練了三個月。前三個月主要是操練，因為操練得厲害我們自己帶去的鞋子都磨壞了。桂永清教育長看到我們好可憐，鞋都破了，就讓趕快發鞋給我們。結果我們拿到的居然是草鞋，我的天，醜死了。後三個月才學打槍。我玩槍上鏜下鏜靈活得很，因為這個是每天都要練的。那個 槍蠻厲害的，重得不得了，有 8 斤重。真的子彈捨不得給我們練。只給了我一顆子彈，就讓感覺一下。我只打過那一次槍，我還記得後坐力真強。
沈鵬俠在戰幹團女生大隊（ 1938 年）
等到 7 月份在武昌畢業時日本人已經過來，武漢馬上要徹底淪陷了。好了， 就把我們這些完成了六個月訓練的男男女女一千多人趕快送到重慶去了。從漢口到重慶坐的是小船。我們在甲板上面坐得滿滿的。每人自己有一個包包。 這個包包裡有一個被臥，什麼東西都在裡面了。到晚上這個小被臥打開，就擠在一起在甲板上睡，好可憐啊。裡頭好像也沒有什麼房間。有的話大概是隊長之類的住的。
到了重慶天天有日本飛機轟炸。每次飛機來了我們就要躲到防空洞裡去。有兩次我住的房子被炸毀，我所有的東西都沒有了。就這樣我還算幸運的。有一次一個大防空洞洞口被炸塌，上千人都被悶死在裡面。最可怕的是慘劇發生後我們被派去清點死亡人數。從那個時候起我就對日本人有很深的恨。很多年之後我在紐約的家裡請客，我先生的一個生意上的夥伴是個和我年齡相仿的日本人。他在我們家裡的時候我就沒有辦法讓我自己和他說一句話。 在我腦子裡，他還是我的敵人。
在重慶我們是由軍事委員會政治部來管。一到重慶，他們就讓我們去訓練大學生。學生畢業以前，我們帶領他們操練。平時就在政治部裡面的一個部門一個部門去學習。譬如說我受到了會計的訓練，還學了戰傷救護，所以我稍微懂一點怎麼樣打繃帶這些。我在會計部時會計部的部長是一個單身。 所以他肯教我怎麼樣打算盤、做統計、畫圖表，我學了不少。同時我還要學寫字。本來我有一點點的底子，我也很喜歡，所以我寫字還可以。
儘管我初中都沒畢業，戰時我還有機會到當時在鄉下的會計學校學習了一年，學打算盤、讀國文、記賬等等。那時侯生活很艱苦，晚上被臭蟲跳蚤咬得沒有辦法睡。因為我 24 小時住的那邊，所以學到了不少東西。這就給了我一個專長。後來還曾經在四川成都的《南京大學》學了六個月統計。畢業 後我總算從政府裡出來了。因為我們家裡的關係，我去了一家國貨公司打算盤。以前的會計就是打算盤嘛。我打算盤打得不錯，在那個國貨公司會計部 裡面做了差不多 3 年的時間。這個會計部的部長就是我未來的丈夫林國榮（ Lin Kuo Yung ）。我們認識了，熟了，做了朋友，很要好了，就在重慶訂婚。我家裡很不願意。因為我哥哥還記著曾經把我許給了一家有錢人，被我毀了婚約。
怎麼講呢，假如當時我乖乖地結婚了，恐怕家庭也不錯。但是那就是完全不一樣的生活了。因為我結婚了的話，就是一個家庭主婦，生小孩，沒別的。沒有後來的這些機會。這些年我至少學了很多，比如說我在那邊念書，然後又做事情，不然這些東西都沒有。再加上時代在變。因為打仗的事情，中國變了多少啊。
初到美國
當時的中國時局很不穩定。很多年輕人都想要到美國來，但真能出來的很少。我的未婚夫林國榮是著名文學家林語堂的侄子。當時林語堂住在紐約，曾用英文寫過一本在西方影響很大的書吾國吾民》 “My Country and My People” 《把中國介紹給西方。蔣介石請他從美國到中國看看，希望他能寫寫日本人侵佔中國多麼可惡。
1944 年林語堂就帶了自己一家到重慶去了，並按照安排到寶雞，西安，成都，桂林，衡陽，長沙等地參觀考察。在重慶我也碰著了。林語堂原來計劃將他的一個最大的侄子帶回美國繼續接受教育。但是那個侄子正準備結婚，打算在中國安居，所以他就要把林國榮這第二個侄子帶出來。蔣介石就讓趕快給他發了護照。結果我的這個未來的丈夫就跟著林語堂到美國來念書了。我們一直靠通信保持聯繫。三年之後他想辦法讓紐約上州的錫拉丘茲（ Syracuse ）大學錄取我，我拿了學生簽證才能到美國來。因為是這樣的關係，不然的話我就不會有機會。
到美國來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需要自己買船票，還要學英文。記得我是花了 150 美元買的原先美國的運兵船《米格斯將軍號》（ USS General Meigs ）的三等艙船票。因為碼頭工人罷工，前幾班船都取消了，那條船上人多得不得了。我在 1947 年 1 月 2 日從上海出發經過香港到了舊金山。我從小就暈船。第一天我排隊去吃晚餐，領到了一大盤食物。我只看了一眼就衝到洗手間去吐了。在海上的十幾天我就一直躺在自己的床位上，起來就只是到洗手間去吐。虧得船上有一個中國廚子同情我們這些學生，為我們燒了稀飯。不然我一點東西都不能吃。這一路我體重掉了 10 磅。船終於到了舊金山，我看到林國榮在碼頭上。他坐了 3 天 4 夜的火車從紐約到舊金山來接我。
船上有 300 來個中國學生，絕大多數都住在一個大統艙裡。下船前一天我認識了一位也是到紐約去的蔣婉青（ Chiang Wan-Ching ，見蔣婉青 Linna Wu 一文）。我們互相留了地址，但從舊金山分別之後並沒有多少聯繫。直到 1995 年之後我們都搬到加州東灣的同一個退休社區樂詩畝 Rossmoor 居住才又見面。
我從沒離開過中國，也不大懂英文，突然一下子就到了紐約了。我先在一個四層樓的地方住了兩個月。我必須要盡快學習英文和適應周圍的環境，另外就是準備結婚。叔叔林語堂和嬸嬸廖翠鳳認為我們應該舉行一個西式的婚禮。三月份林國榮在中央公園西邊找了一個房間的小公寓，買了翡翠戒指， 還安排好一輛嶄新的司徒貝克（ Studebaker ）轎車。我在叔叔嬸嬸的公寓裡穿好白色的婚紗，到哥倫比亞大學東邊的河畔大教堂（ Riverside Church ）舉行了正式的教堂的婚禮，接著在哥倫比亞大學教授俱樂部（ Columbia Faculty Club ）舉行了茶會。
迎親轎車（ 1947 年）
年底我的大女兒降生了。我到我女兒的幼兒園去做義工，我非常喜歡這個工作，甚至打算以後自己開幼兒園。但很快我就意識到我的英文程度不夠。那時候林國榮已經從濱州大學沃頓商學院畢業，拿到管理學碩士開始在紐約的上海銀行工作了。在我到美國的第一年裡，我們一直在計劃著回中國去我們能做些什麼。後來才意識到我們可能不會回去了。
教授中國烹飪 我向來喜歡燒菜，有時候我們就在家裡請我先生的商業夥伴吃飯。在 1953 年我第二個女兒出生之後我對烹飪更是越來越有興趣。人家在燒什麼東西，我總歸會去問人家怎麼做的，喜歡動這個腦筋。當然多數只是自己在家裡燒燒而已。我從沒想過教中國烹飪會成為我的職業。我怎麼會進去華美協進社 China Institute 教烹飪課的呢？這個說起來很有趣。我最喜歡的就是烘焙 Bake 。有一次和我朋友研究做咖喱餃，看這個人做的，那個人做的，到底好壞怎麼樣。有一次我做給朋友們吃，結果其中一個朋友在康奈爾大學食品系 Cornell Food Class 上過課。中國菜譜加什麼都只說適量，少許，他告訴我外國人在學校裡比較科學化，每種東西放多少都要很精確。還建議這裡面可 以擺一點什麼東西進去。他給我的提示我覺得很要緊。我就試試看，結果到 最後研究出來了倒也不錯，每次做出來都一樣。他給了我很大的幫助。 1960 年在河畔大教堂在那邊有中國人的活動，我就拿著咖喱餃去了。結果剛好華美協進社管課程的艾國炎（ K.Y.Ai ）跟他太太也在那邊。吃了這個咖喱餃他說， “ 這個人能這麼做咖喱餃，一定要請她來做烹飪老師 ” 。從那時候算起到現在半個世紀是有了。我在那裡一教就教了 35 年。那時候正好有這麼個機會。這事說起來像是偶然，實際上能遇到這些人還是和當時家裡的社交圈子有關係的。
華美協進社從 1930 年起就開設了中國語言、文化、藝術和歷史課程，非常受歡迎，蠻出名的。後來紐約的中小學校老師如果在那裡上課，不但能拿到紐約市教育局認證的學分，而且還能漲工資。結果中文，歷史、書法、繪畫、烹飪教師的需求量就很大。尤其是烹飪班，我記得才 8 塊錢一個學分，還有東西吃，報名的人很多，壓力最大。其實那個時候已經有兩個人在教了。 早期的教師一個是 Grace Chu 。她是朱思明將軍的太太。著名的威爾斯利學院（ Wellesley College ）畢業，做駐外大使館武官夫人時常舉辦宴會。她很會講，出過書，是很出名的教中國烹飪的老師。還有一個是 Dorothy Lee 。她是美國學校家政系畢業的，學過營養學。和她們兩個相比，我是資格最淺的。 華美協進社到底是一個教育機關，一貫有聘任優秀教師的傳統。你不能說是隨隨便便地去燒飯或者是什麼的就可以。我沒有教過書，但是他們請我去，我就去了。我做得很辛苦，因為我等於是一邊學，一邊做這個事情。當時我的英文也不行。要我在這些洋人面前講，每一堂課都要花很多時間準備。除了把上課要教的菜在家試驗好，寫好菜譜之外，還要練習英文。教美國學生也不容易，要從教怎麼握刀切菜開始。教室房頂上些下來一面大鏡子，我在做什麼學生都能看見。 Grace Chu 上課我都去聽，向她學了很多東西。後來我 們變成 了很好的朋 友。還有 最巧的是著名的餐館和食品評論家 Craig Claiborne 也正是在那期間（ 1963 年）剛剛進紐約時報當食品版編輯（ Food Editor ）。當時他本人還沒有很大名氣。在他以前，所有的食品版編輯都是女人。他是第一位男編輯，他就覺得需要做一個特別的東西。那時候一般的美國人吃的東西還很保守，他就特別要推介亞洲和墨西哥的美食到美國來。他到處找，就找到華美協進社來了。正好看到我在做咖喱餃，這個東西跟外國人做的東西比較相近。他給我寫出來一大篇登在紐約時報上。後來在 1965 年又報導過一次。那就給了我知名度了。這就是機緣了，他需要一個不同的東西，我正好需要宣傳，剛好碰到一起。所以我這個運氣很好，一個人要有運氣。
正因為我有這麼一個機會，後面《時代生活》（ Time Life ）這麼大的一個出版商也來找我了。所以這些東西都是機會，可是我真的很辛苦。 2014 年美國歷史上第一次出了五張一套的名廚郵票。紀念他們在改變美國大眾飲食文化上的貢獻。其中有一枚是中國人廖家艾（ Joyce Chan ）。她 1958 年在劍橋哈佛大學附近開了新英格蘭地區第一家中餐館，把中國北方的美食介紹到美國來。我跟她不熟，但是她跟我兩個人有一點關係。 1967 年全美國很有名的《時代生活圖書》（ Time Life Books ）公司準備出版一套世界各地的菜譜（ Foods of the World Recipes ），其中中國的《中國烹飪》（ The Cooking of China ）部分需要找一個中國的烹飪專家。因為廖家艾（ Joyce Chan ）當時已經很有名，她在波士頓開著飯館，曾寫過中國菜譜書，所以他們要請她來做諮詢顧問。那個時候她的飯館忙得很，分不開身。從波士頓來紐約做這件事不太容易。正好我一個開飯館的好朋友艾蜜莉郭跟這些人都認識，就把我介紹給他們，說我又教書又怎麼樣。這都是機會，很有趣的。結果她就請我跟 出版社的人一起吃飯。記者就坐在我旁邊，聽我在那裡說吃那個醉蝦。西湖的小蝦，大概只有一寸半長，光吃肉，大概也就是一寸。這個蝦從西湖撈出來，把大須須剪掉。一個罎子放上酒把蝦放進去然後上面蓋一個碗。這個蝦就在裡面跳。拿著筷子把碗打開，夾一個。把還在活動的蝦在旁邊的芝麻醬， 跟醬油之類的醬汁裡蘸一下，擺在嘴裡。那個汁跟蝦還在嘴裡動來動去，你要會怎樣咕嚕咕嚕把蝦殼在嘴裡面剝出來，肉跟汁咬一咬吃下去。他們對我的印象非常好，就安排了一個正式的面试，最後就叫我去做顧問了。《時代生活》的機會起先是廖家艾的，她那麼遠來不了，我就近嘛。結果被我得到了，成了我的機會。在那邊搞了幾個月，做成了《時代生活》頭一本菜譜。巧的是這個世界菜譜系列的第一本不是法國的，也不是義大利的，而是中國的。這也是很運氣的。因為他們也沒有這麼多的經驗。他就先找一個中國人來，所以我有這麼好的一個機會。所以我可以說是運氣。論資格我可能是沒有，不過總算有這個運氣，給了我很多的經驗。
他們《時代生活》那個時候根本就不在乎錢。我們的廚房裡面，餐具都 用很漂亮的中國瓷器。有攝影師照相，一個人在旁邊看著燒菜的過程，寫下來給我們，還專有一個人洗碗。光是烤鴨的照片就拍了三天。照片終於拍好 後鴨子都不能吃了。後來我自己出的書沒有那麼多錢，很多圖都是手畫的。機會是有這麼一個機會，當時其實蠻辛苦的。因為我英文差，有很多地方我沒有辦法。不過總算過去了。我想一個人要有運氣，同時還需要有勇氣。這本書在 1968 年出版，好在這本書出來反響還不錯。這在我的事業上是個很大的突破，擴大了我在傳統中國烹飪方面的影響。這本書出版之後，很多大的食品機器工廠和食品公司都來找我做中國烹飪的顧問，杜邦（ DuPont ）公司造了不粘鍋，也讓我在紐約的大百貨公司一面售書，一面演示鍋子。除了 華美協進社，新澤西、華盛頓、亞特蘭大等地方都請我去教烹飪。我在各種報刊上發表了很多關於中國烹飪的文章。
正在忙得不可開交的時候， 1971 年我看到讀者文摘上講乳腺的自我檢查。我發現右面的乳腺有一個腫塊。乳腺癌根治手術之後我的右手臂簡直抬不起來。對於一個烹飪教師來說右手是太重要了。我每天練習，一寸一寸地逐漸把右臂太高，過了幾個月，我的手才能抬過頭，花了兩年的時間才真正恢復正常。這對我來說是個很大的挑戰，我終於戰勝了腫瘤，回到我正常的生活，又開始了忙碌。在 1974 年霍桑出版公司（ Hawthorn Publishing ）邀我寫中 國菜譜。我覺得這本書應該包括中國的四大菜系。林國榮幫助我做了很多研 究，參考現有的烹飪書，加上我在家裡做了很多次試驗，這本《佛罗伦萨 ? 林 的中國菜系》（ Florence Lin’s Regional Cooking of China ）於 1975 年出 版，很快就被選為當年最好的烹飪書。我到全國各地簽字售書，我自己都對 讀者的熱情和這本書產生的影響力感到驚訝。我想我真正是很幸運。
部分佛罗伦萨 . 林出版的中國烹飪圖書
沒想到我先生林國榮突然被診斷出巴金森氏病（ Parkinson’s Disease ）。我們做好了長期的安排，僱了護士到家裡來幫忙。我在繁忙的教學和外出的 時間表裡盡量抽出最多的時間留在家裡。一年半之後在 1976 年，我先生和他叔叔林語堂在同一年離開了我們。那時他才 61 歲。在悲傷之時我覺得只有工作才能讓我心裡找到平靜。我繼續在華美協進社教學，由於這本《佛罗伦萨 . 林的中國菜系》書帶來的影響，全國更多的地方請我去教學。同時霍桑出版公司與我簽約再寫三本書，在 1976 到 1979 年相繼出版。我出了 5 本書就不打算再寫了。可是我有一個學生和威廉 . 莫罗（ William Morrow Publishing Co. ）出版公司的一位編輯結了婚。他建議他們出菜譜。於是我又開始試驗我的配方，寫了《佛罗伦萨 . 林的中國麵點全集》（ Florence Lin’s Complete Book of Chinese Noodles, Dumplings and Breads ）。沒想到編輯不喜歡我寫的，一定要我僱一個人重新寫過。我花了 8 千美金僱人，而編輯又十分挑剔。這是我一生中最難做的一件事。這本書出版又取得很大的成功，加印之後又售罄。現在在亞馬遜（ Amazon.com ）上賣 到 $208 一本。很多中餐館也請我做顧問。但我一直不願意自己開餐館。我說過 “ 如果有一天你發現我經營餐館，你就知道我是在經濟上有麻煩了 ” 。我很幸運，從來沒有開餐館。有人問是不是有很多名廚都是我的學生。有些如 Julia Child 是上過我的課。但我不是教名廚的。我和一些名廚很要好，名廚他們要真正在飯館裡學。飯館跟我們是不一樣的。飯館有他們的燒法，我們沒辦法學的。有人說跟著 我去飯館總能吃到好東西。我確實跟飯館的大廚都很好，要做什麼湯汁，這 裡頭有一點什麼什麼東西，他們都肯告訴我。做法雖然不同，可是有很多的 味道可以跟他們瞭解一下。他們對我很好。什麼道理啊？我教書那個時候，學生畢業有宴席，都是在飯館裡包十幾桌。我一班學生畢業了，學生們都要請客人來。我就介紹他們到哪個餐館去，而且平常這些人還要去吃嘛。餐館的人都需要我們，所以大家好。我和好幾個大廚都很樂意互相幫忙。我需要 什麼，他們也都很樂意幫忙的。
有人問我的烹飪是在哪裡學的。小時候父親在漢口有一個廚子。但我就是跟父親坐在桌子上吃，根本廚房都沒有進去過。後來到鄉下，在鄉下能吃什麼啊？有什麼特別的事情到城裡去買一斤肉就不得了了。之後我又去當兵。 我真的不是學的，我是吃的。就是說能燒好菜，看過，吃過很重要。你吃過這個東西，就知道應該是什麼味道。知道應該的味道再去動腦筋做出來就對了。
我的努力工作得到了很多的肯定和獎勵。例如 1992 年成為霍桑烹飪教師協會終身榮譽會員（ Lifetime Honorary Member of the New York Association of Cooking Teacher, 亞洲環太平洋地區烹飪藝術院 1995 年授予我烹飪終身成就獎 （ 1995 Lifetime Achievement Award for Asianian ， The Asian Culinary Arts Institute Ltd. ）。 獎勵我對亞洲環太平洋地區烹飪藝術的保存，理解和欣賞？ Enjoyment 。沒有想到的是在 2013 年，我 93 歲，在退休之後 20 多年，我又獲得了國際職業烹飪協會里程碑獎（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ulinary Professionals Milestone Award ）。這個獎是為了給對美國的烹飪藝術做有廣泛持久性影響的烹飪專業人士的。我坐著女兒 租的一輛豪華專車到舊金山去領獎。
我的女兒和孫輩都在美國出生長大，但都喜歡吃中國菜。我的大女兒大女婿也在食品行業，但他們不是做烹飪而是做食品包裝，現在已經退休。二女兒做獸醫，二女婿最喜歡我做的春捲。小孫女還跟我學包粽子。
沈鵬俠教孫女包粽子（ 2009 年）
我覺得我從小就很幸運。在人生很多關鍵時刻都趕上了好時機，做了正確的選擇。說是時機也好，老一點的說法就是命。中國古話說亂世出英雄。那個時候正好是日本人打來的機會我就往外跑了，一直跑到美國來了。若留在中國，教烹飪也輪不到我了。
組建婦女會
除了教烹飪之，我是美華協進會（ China Institute ）中的婦女會的發起人，後來也做過會長。美華協進會開始時經費來自於庚子賠款。美國把中國 賠的錢用在在美國的中國教育文化上。後來資金沒有了，第二任的主席孟治（ Meng Chih ）接下來，他的很重要的一個職責就是為美華協進會尋找經費。美華協進會在紐約東城， 65 街的一個四層的石頭樓。 beautiful brown stone building 。這個樓是時代集團（ Time Inc ）的總裁亨利路斯 Henry Luce 捐贈的。他是在中國出生的。他的父親是傳教士，一生中大部分時間都在山 東傳教，很推崇中國歷史文化。這麼大的一個地方開銷也很大。 那孟治的錢從哪兒來呢？他知道紐約公園大道（ New York Park Avenue ）真正的富人區好多的美國老頭老太太對中國的東西有興趣，這些人很願意出錢。這個美華協進會就有一個機會。那個時候要幹嘛需要錢，儘管說好了。孟治還把我帶去過一個好有錢的紐約公園大道人家。美國人有錢是真正有錢，我們需要的錢人家根本不在乎。當然除此之外還要想辦法。
1965 年的時候孟治來找我。他說我們打日本的時候有婦女會，現在在美國我們也應該有一個婦女會，叫我去組織。那末好了，我就把幾個要緊的人，朱思明太太 Grace Chu ，林語堂太太廖翠鳳，還有那些有名的男的女請的來吃中飯。我就說成立個婦女會怎麼樣？大家說好啊，馬上就組織了。頭一年最 重要的就是過中國年的時候。到飯館先弄一個宴會，把場地裝飾得像過年一樣，很喜慶的樣子。我們大家也都穿戴起來。節目也挺有趣的。按照以前那個時候新娘新郎怎麼樣穿衣裳，怎麼樣拉著紅綢走過去，我們就這樣做。再 加上給小孩子把家裡那些袍褂穿上。他們美國人覺得好玩也很願意來吃飯，來給我們捐錢。除了春節，八月中秋節或者各種各樣的節日我們也有活動。後來我們做大集（ Bazza ）做了好多好多年。我們先來收集捐的東西然後就義賣，大家都來幫著想辦法怎麼擺。大家都做得很高興的。大集是一個蠻好的辦法，收入了不少錢。假如是有什麼事情需要捐錢的，我們婦女會有錢就捐。我們婦女會做得相當熱鬧的。幫助華美協進社募捐了不少錢。
樂詩畝退休
1995 年我的女兒們都早已經結婚了，就我自己在紐約住。有一天我的朋友王仁霖（見周鶴王仁霖一文）從加州打電話給我，說是她住的核桃溪樂詩畝（ Rossmoor ）老年社區有一個房子不錯，適合我住。我女兒說那你就去看看好了。我手裡正好有一張到西海岸的飛機票，於是我第二天就從紐約飛到了加州。看到這個社區我很喜歡，自然環境不錯，還有不少以前的老朋友。第三天我就把房子買下來了。王仁霖也曾經做過紐約華美協進社婦女會的會長。社區裡住著 5 屆華美協進社婦女會的會長。除我和王仁霖之外，還有陳珮兮（ Petsy Peng ）（見陳珮兮一文），袁愛蓮（ Alian Ong ）和張君琰（ Lily Chang ）。
搬到樂詩畝之後和朋友們在一起度過了 20 年的好時光，打乒乓、打麻將、演戲，和朋友聚會。有意思的是在這裡遇到了坐同一條船到美國來的蔣婉青（ Chiang Wan Qing ），她結婚後叫 Linna Wu 。 1997 年當我們兩個準備慶祝到美國 50 周年時，發現社區裡還有乘同一班船到美國來的人。我們五個人一起在我家慶祝，大家都非常高興。這個消息登到了社區小報上，又有人和我們 聯繫說也是同一天坐的那條船。我們乘同一條船到美國，又退休到同一個社區。更巧的是，這個退休社區所在地以前是我們來美國時乘坐的船運公司主人捐出的地產。
我一直生活自理，在社區裡自己開車。每週還到附近的佛門寺做義工，幫他們做素齋。女兒們覺得我九十多歲了，一個人在這裡生活不放心，讓我搬到離小女兒近一點的地方去。我想我現在健康地過去，到那邊還能交到新朋友，別等到走不了了讓人抬著走，於是就同意了。去年我從加州搬到女兒附近的紐約上州锡拉丘兹城（ Syracuse ）的老人公寓住。還記不記得我到美國拿的就是锡拉丘兹大學（ Syracuse University ），也叫雪城大學發的學生簽證，人生真是轉一圈又回到原點。我搬到這裡認識的第一個人就是這裡的廚子，他的菜燒得還不錯。雖然我自己有廚房，但現在我不大燒飯了。只有孫女或其他親戚來偶爾為好玩讓他們燒一點中國菜。這個老人公寓理有很多雪城大學和附近的康奈爾大學（ Cornell University ）的教授。我遇到過兩三個 80 多歲的中國人。每次在走廊裡碰到他們都問我同樣的問題，而且講話太慢，我受不了，所以和他們來往也不多。每天除了參加這裡組織的的講座、游水、運動之外，我房間裡有一個小桌子上面筆墨紙硯擺好，隨時可以寫寫 字。我還是寫年輕時練過的柳公權柳體。天氣好的時候我會到外面走一走。我腿腳很好，走路很快又有力，像是軍隊操練，不像上海人走路那樣徜徉徜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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