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钟：“非典型”插队知青李正南
“非典型”插队知青李正南
－－作者：沉钟
1966 年 6 月，我虚岁十八，户口及粮油关系由德清县城关镇转入本县秋山公社跨塘大队，成了一名插队知青。
说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时下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文革中的“老三届”，其实，这场运动至少可以追溯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比如，地处杭嘉湖平原腹地的德清县，早在 1962 年就已组建过知青农场；我们这一批则是插队落户的头一批，当时从城关镇下去的大约十几个，全县各地凡有“居民户”的镇社同时动员，总计下去百来号人。冠名“知青”，真是抬举了，其实高不过初中学历，大都才读过小学，准确地说，都是些城镇待业青年。
跨塘大队是公社所在地，只安置了我一个，大概是由于我在下乡动员学习班上主动响应号召表现积极的缘故，是为优待。分到其他大队的大致也是一队一个，分别相距五里、十里，之前素不相识，平时也没什么来往，更不像后来支边的兵团战友那样可以抱团取暖。
生产队 ( 三队 ) 安排我住贫农归金林家。金林家有三间平房，除了用草泥墙隔出主人夫妇房间，其余就一大统间，空荡荡的，生产队夜间开会都放他家。靠南临窗，用竹帘子替我围出半间，可容一张竹榻床，床前贴墙安一个缸灶，透过墙孔伸出一支用洋铁皮卷成的烟囱，烧饭问题也解决了。
安顿下来第二天就出工。队里的社员待我很热情，甚至把我当客人，但全队老少差不多都是文盲，令我这个初中毕业生难免有所失落，感到缺少言语交流的对象。
那天晚饭后，隔壁阿友队长的儿子永才过来看我，告诉我：“我们队里其实还有一个下放青年，资格比你老。”
“真的？”
“他叫李正南，杭州人，是高中生，来这里两年多了。”
于是，永才带我去串门，我认识了李正南。
李正南家与金林家就一桥之隔，金林家在桥南，他在桥北。这桥就叫“跨塘桥”，有些年头了，中间竖一桥礅，分两段，每段由并列三块数米长的条石构成，桥上勉强可通一双轮人力车，装载重货过去须有点力量和手段，掉下河去就没命了。
当年跨塘人家的房子大体有两种，一是瓦房，一是草房，瓦房居多，但以平房为主，百数十户人家难得间有一两幢楼房。李正南的草房则显得格外触目－－只有一间半，不伦不类；那泥墙垒得厚薄不均，毫无尺度规式可言；墙上不开窗；门高仅可容人弯腰进入。进入屋内，才发现里面半间卧室的隔墙其实也是一堵外墙。永才告诉我：当初小李先砌了半间草房，一年后再砌一间，才拓展成现在模样。这房子都是他独自一力建造的，因为他没有下放安置费，所以队里也没能帮他。
“那他之前住哪里？”
“住桥头下。”
“桥下？”
我吃惊了。永才肯定地说：是，住桥下。用些破纸板搭搭，遮风挡雨。
我至今都想不明白：跨塘桥是座老桥，桥头底下不像现在会浇出一块水泥台面，一个人怎么可能在那样的地方栖身 ? 据说他在桥头下住了足足有大半年。
永才说：小李刚来时真是苦啊！
永才刚满 10 岁，正读小学，是个淘气鬼，却与我有缘，一来就交上了朋友，他也跟着大人叫李正南为“小李”，其实小李比我足足大 8 岁。
第一次见面，李正南正在踩缝纫机裁制衣服。原来他会裁缝手艺，所以农闲时节不常下田，周围不少妇女都会拿来布料请他代工。
他中等身材，五冠清秀，动作利利索索，只是不善言辞，见了生人甚至有些拘束，眼神不时游移闪烁，对我并无什么客套的表示，只是随口说道：“知识青年下乡好啊，不过，当农民是要吃苦的哩！”我都听不出他是鼓励还是嘲弄。
之后，从阿友队长口中得知，李正南原先是有工作的，在新疆，大概是地质队之类的单位，后来解散了，让他自带户口回浙江，杭州进不去了，有个姐姐嫁在邻村，就来到跨塘落了户。正好，生产队里缺文化人，就让他担任了队会计。－－或许，生产队需要请会计，正是当地同意接纳他落户的原因。
初始一段时间，我与李正南接触不多。隐约觉得，他对旁人包括我这个新来的知青有点冷漠，很少主动与人交谈。
初夏，全队男女在稻田里一字儿排开耘田摸草 ( 用手除草 ) ，李正南放下缝纫活也来了。我注意到一个细节：他老是傍着富农的女儿琪瑛身边，一边摸草，一边说悄悄话，还不时发出轻轻的笑声。因为是富农的女儿，琪瑛几乎没给我留下什么印象，后来回忆起来，她其实是个模样俊俏的姑娘，鹅蛋脸，两眼水灵灵，皮肤黝黑而红润，属于健康美的那种。她也有 20 来岁了，似乎对李正南的殷勤并不排斥。很久以后，我才暗自琢磨出，李正南当时其实是在追求琪瑛。
“关关睢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本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其时却居然引起了我的反感：你李正南好歹是城市下来的知青，怎么跟一个富农的女儿如此接近 ? 这不是阶级意识问题吗 ? 你怎么如此不自爱？你李正南究竟何许人也？！
说来惭愧，我其实也不过是个摘帽右派的儿子，在那个时代却处处想表现一种严正的立场，以示自己争取“进步”的决心。我甚至怀疑李正南其人来历不清，或许掺杂着某种不为人知的复杂背景。一日，我特意去问了公社陆书记：“李正南这人有点怪，他是怎么到这里的？”
“怎么？他有什么表现？”
“倒也没什么，就是和富农的女儿有点那个……”我的口气忽然变得吞吞吐吐，内心里又有一种不安：你这是不是在打“小报告”？
陆书记听了我的话，不置可否，只是说：这个人当时过来落户，手续是经过公社的，没发现有什么问题。哦，以后你注意了解一下吧。
几十年后的今天，我都鼓不起勇气当着李正南面坦白这段往事！好在身边有陆书记这样一位朴实仁厚的基层干部，非但没有因为我的“告密”给李正南带来伤害，反而顺带将我年少轻狂心灵的那一点邪火也给按下去了。
之后，我还真的按陆书记的要求“注意了解”了一下，不时走进李正南的草屋，看他踩缝纫机，有一搭没一搭地和他闲聊。话聊得越多，了解越深，看得越透明，原来什么复杂的背景都没有，他就是一个简单、纯净的人！看他缝制衣服的细心、专注，就可以窥见他内心的平静。显然，他来这里落户，就已打定主意在此当一辈子农民了，这与我之类的插队知青所持的动机截然是别样的心境。
自打初中毕业、因父亲的右派问题无缘升学旋即步入社会，我就萌生了一个念头－－以邢燕子、董加耕等为榜样，到农村的广阔天地去开辟属于自己的人生道路。这个念头当真梳理起来却远比话语表面的光鲜来得复杂：它有对那个时代主旋律的呼应，甚至有那么一丝理想主义的悲壮；但切入到深处，挥之不去的还是寻求个人出路的小资心理纠结，我的“下去”，却是为了日后的“上去”，打个不甚恰当的比喻，即所谓“曲线救国”。
事实上，我一到农村，就发狠地干活，干得比农民还狠。杭嘉湖平原田多人少，最苦就是夏收夏种，割稻，插秧，通常须整整一月，如同打仗，每天劳作 13 个小时，早晚披星戴月，中午烈日烤得人发昏。第一年双夏，我居然只歇了半天，那是因为中暑，被阿友队长逼着去睡了一下午。我如此拼命，当然是为了搏取一个“知青模范”的名声，尽管前景模糊，但最终目的是跳出“农门”、改变命运，这一点心底是明确的。
我发现，李正南与我根本不是一路人。说来他还是大城市来的知青，比我的知青更知青，但他并非通过插队落户的正规渠道而来，所以当地社队没把他当知青，他自己也没把自己当知青，从来没有意识到自己享有同等的“招工返城”的权利。他入了农村的户籍，就彻底坐实了农民的身份，始终没有想到还有改变这一现状的可能。
他对琪瑛的追求没有任何结果。不久，琪瑛就嫁到了 30 里外的山里人家。当然，她的婚姻所循的仍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惯例。她的父母压根不会考虑李正南这样的女婿人选，他一个没根没蒂连一间像样的草房都没有的外乡人，靠得住吗？谁信得过？
说来，琪瑛父母的“富农”身份也是名不副实。我初到跨塘就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这里的贫下中农一般都住瓦房，最不济从小孤儿的金林也有老屋三间，可是唯一的地主和唯一的富农 ( 这是一对兄弟地富分子 ) 住的却是茅草房，且孤悬于远离村庄的田畈中央。当时，上头统一布置“破四旧”，某日晚，大队干部让我跟着一起去富农家“抄家”，路上，大队干部就说，搞运动，只得照办，其实这对地富兄弟是“朝天地主”、“朝天富农”，没花头的。我这才知道所谓的“阶级成分”原来还有这等蹊跷。这对地富兄弟早先是从绍兴放鸭过来的，积攒了钱就置地，解放前夕，老大置下了百把亩，老二有五六十亩，于是，一个买了顶地主帽子，一个买了顶富农帽子。除了这些田地，家徒四壁，一无所有。所以，大队干部奉命“抄家”，只是应付交差而已，到富农明夫 ( 即琪瑛父 ) 家里转了一圈，说了几句台面话就出来了。此行倒是让我长了点见识，地主富农其实并非都如书上说的。而富农明夫的勤谨巴结，则又有我的眼见为实，他其实是我们队里技术最娴熟的“犁把式”，但凡耕犁耖耙之类上手活，始终离他不得。这样的地主富农，是“典型”抑是“非典型”，在当时我说不上来，也没往深处去想。
不过，富农明夫显然对李正南这个城市知青看不上眼，他也有他的价值观，找女婿，宁可找一个勤劳朴实不识字的农民，也不要找一个潦倒落魄的白面书生。如此看来，李正南的身份竟比富农还不如，果真印证了“九儒十丐”的古语！
我与李正南的第一次近距离心理接触，是在那年秋收，队里派我们两个负责晒谷，一同住仓库，白天把稻谷一担担挑到门前的水泥晒场上摊晒，日落前再一担担挑进仓库码堆，夜间两人就着草垛里两张竹榻并排睡觉，说话的机会就多了。我了解到，他杭州家里还有母亲和弟弟，都是有工作的。还有个亲姆 ( 干妈 ) ，是个孤老太婆，住在杭州市郊，有时还要他去照顾。渐渐的，他似乎对我也有了好感，居然有兴趣给我讲故事－－讲《今古奇观》，在那个时代，在我如听天方夜谭，闻所未闻！印象最深的就是《卖油郎独得魁花女》，令我听得如痴如醉！从此，我把他当成了知己的朋友。
入冬，他去杭州两天，回来对我说：杭州城里现在可热闹了，工人、学生都在造反，大街小巷贴满大字报，到处是高音剌叭大辩论。
此前我已听说，全省的下乡知青都涌到省会造反去了，觉得这与我一贯追求进步的理念相左，心里正嘀咕着要不要赶上形势，就与他商量，他说：意思是没多大意思的，不过，去见见世面，也不是坏事。
反正农闲，队里不管，我便听从他的建议，跑去参加知青造反了。直到两个月后，中央一声号令，“打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全县聚集的二百来名下乡知青作鸟兽散，又各自回到了队里。李正南建议我去见世面，自己却自始至终不去凑热闹，他既不把自己当知青，对外面的政治风潮尤其不关心。
后来，我继续劳动，继续参加农村的革命造反运动，直到两年后参军。在我当兵的时候，小朋友永才写信来说起，李正南结婚了，娶了本队的姑娘小春。小春可是贫下中农的女儿，有个哥哥，娶了嫂子，家贫如洗，人还健康，就是有点“斗鸡眼”。究竟系女方追男方，还是男方取主动，就不清楚了。不过，小春性格开朗，她能待李正南好就好。我暗暗为他 ( 她 ) 俩祝福。
我当了三年兵，退伍时“哪里来回哪里去”，又回到跨塘务农三个月。那段时间是我看到的李正南平生最愉快的时光，他和小春有了一个女儿，而且造起了三间瓦房，当然是平房，椽子还是用竹子扎的，但与从前那座“干打垒”式的泥墙茅棚不可以道里计，屋里也收拾得干干净净。他买了一辆永久牌自行车，我当时正在热恋，每次到 20 里外未婚妻插队的地方，都借他的自行车去。
后来我离开了跨塘，招工，调动，提干，从德清县回到台州故乡，一晃几十年，最终落定在了省城。再度探访跨塘村，跨塘村已经整体拆除，纳入县城的版图。村里的农民失去了土地，政府承诺补偿的新居拖了四五年还没盖好，村民们至今仍分散租住在邻村的农家。永才前些年倒是靠加工建筑沙石料发家了，他告诉我李正南的近况：
李正南晚景凄凉。人家插队的、下放的、精简的或招工或办退休、半退休，好歹都有个着落，他什么都不是，一点好处都没捞着。那年，出于孤寡老亲姆需要照顾的理由，把他本人的户口转回了杭州。在他弟弟所在的自行车厂打了几年工，自行车厂倒闭了，人又回来了。一来一去，村里拆迁土地补偿费就没他份了。永才兼着队长，说“小李在跨塘蹲了这许多年，一点不给说不过去。”硬是作主补了他 1 万元。好在那几间瓦房作价还找了点回来。
李正南两个女儿都嫁了农村小伙，大女儿条件一般，小女儿 30 几岁不幸得了癌症，丈夫嫌弃，只好住在娘家。但母亲小春后来的心态也坏了，把这个女儿当作包袱，不给好脸色看。那天晚上，小李与女儿谈到半夜，一再劝导女儿要想开，要放宽，年纪还轻，只要精神好，身体会好起来的。女儿当时说，爸，我知道了，你放心，去睡吧。第二天早晨，小李不见女儿身影，知道情况不妙，急忙找永才商量，永才立马叫来县城的打捞队，沿河上下寻找，搅了三四个小时，才在桥下游百来米处捞起了尸体。
永才说，李正南这人也倔，他在县城买了五六十平米的商品房，小女儿死后，妻子小春住城里去了，他不去。跨塘村已经拆光，他就像当初刚来时那样在桥头底下搭了个窠住下，一住就是两年，别人劝他，他说，这里好，有空地，可以种菜。
永才在县城请我吃饭，我让他把李正南也叫来，永才说：我叫过他，他不肯来。
他羞于见人。他是怎么想的，连朋友都不见，把自己囚禁在独自一人的天地里，要与世隔绝？
也许，他有一把心锁，是旁人无法打开的，包括我。
李正南，今年 72 岁。曾经的“非典型插队知青”，现在连什么都不是了。
这个世界，有多少不入主流且为主流所漠视的人群？由于他们所处位置的边缘，他们的身影何其孤单而模糊。可他们也是一条条鲜活的生命啊！他们之所以沦入边缘，固然有其自身性格的成因，但与人生际遇、与大时代中某些不可抗力的驱使，难道没有一点关系？
转自《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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