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钟：那年头，谁都想当“造反派”
那年头，谁都想当“造反派”
－－作者：沉钟
1966 年冬，全省数千名下乡知青云集杭州省府大院造反，批判“资反路线”迫害知青、强烈要求返城，静坐，绝食，请愿，声讨大会，场面壮观，气氛凝重。可惜，这些我都没能赶上。我待冬种结束才去，高潮已过，看到的只是强弩之末、意兴阑珊的一幕，一群人拥挤在浙大分校的学生宿舍里 ( 此时学生都去大串连了 ) ，打牌，下棋，无所事事，反正白吃饭，何乐不为，组织者还在大会堂举行文娱晚会，一些颇有才艺的少男少女纷纷登台表演，口琴、手风琴、独唱、舞蹈，让人看了心痒痒。印象深刻的是某日观摩省府大楼：当时的省府几成空庙，我随几个老知青从底楼跑到五楼如入无人之境。走到三楼一个办公室，人说是姓赖的副省长的，门锁着，传言有知青从气窗翻进去拿走了一台相机。最有趣是在五楼办公室看到的场景：一群知青围着一个戴深度眼镜的机关干部大吵大闹，逼他签字同意知青返城，那干部反复耐心解释：“我不是领导，签了没用……”一个领头的知青拍着桌子大喝一声：“你装蒜！还不老实，快签！否则，休想回家！”那个文弱的中年干部唇干口燥，瘫坐在椅子里，不再吭声。我纳闷：这满座大楼，怎么就剩这一个干部坚守岗位？这人也太老实了吧！
我之所以终于决定投身知青造反洪流，一个不可言说的理由就是我心里的那个“她”已先我参与了。那天，她乍一见到我还略感吃惊，说：“咦，你怎么也来了 ? ”之后，听她对我诉说插队后遭遇的歧视－－因为家庭出身问题，大队里要她参加四类分子子女会议，她拒绝，大队派武装民兵带着枪来押她去－－引起了我无限同情和深深的不平！在那个天旷月寒的冬夜，我凝视着她苍白的脸上盈盈的泪痕，恨不得化作一片云彩将她拥抱，化作一棵大树将她遮护！内心且充满自责：我不参加造反是一种自私，为了她，我也必须积极参与这场运动。此种情境，与当年的革命青年投奔延安有点类似，据说那时一些城市青年知识分子投身革命，初衷就是为了追随情人的足迹，他 ( 她 ) 到哪，她 ( 他 ) 也到哪。古人亦有所谓“冲天一怒为红颜”的说法，只可惜，我自身不过一小知而已，“怒”向谁去？怒也无益，怒不起来。怒是没有的。毕竟，当时我和她还只是一般朋友关系。
这场知青造反注定不会有结果。须知其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正方兴未艾，要不多久，红卫兵、老三届统统走上了这条路，当局还指望我们这批人成为“革命先驱”哩，怎由得你想返城就返城？那么多人聚集省城终非久长之计，于是，各路领袖又将队伍拉回本县，就像一支打家劫舍的流寇，先后到几个重点城镇为当地知青伸张正义。每到一处，政府支灶派饭，安排住宿 ( 统铺、地铺 ) ，踏地损草，转游一圈，最后齐聚县城，找县委讨说法。因为我笔头还行，很快引起头领注意，被吸收进“勤务组”。那晚十二点，头领 ( 姓汪，他这辈子兴许就当了几个月的知青造反司令，风光一阵，后来再没听说了 ) 带了我们四五个勤务组成员去敲县委孟书记的家门，敲敲没回声，月黑风高，头领扯起嗓子喊：“孟 XX ！你出来，接受革命群众批判！”门咣地打开了，里面传出一个威严的声音：“你再喊，我毙了你！”空气顿时凝固，我们几个小年轻全给镇住了。我嗫嚅着说：“孟书记，我们只是要求解决知青的待遇问题。”孟书记朝我们看看，口气缓和下来，说：“这么晚了，周围人家都睡了，你们还吵……好吧，既然来了，进去坐吧。”进了屋，我们七嘴八舌反映知青苦衷，孟书记听了说：“你们的心情我理解，我的儿子和你们一样，也是下乡知青。这样吧，你们回去，我一定交待社队重视知青工作，能解决的问题一定要解决，决不允许歧视知青。但是返城这个事有政策规定，县里做不了主，你们也要理解。”一听县委书记的儿子也是下乡知青，我们还能说什么？运动目标诉求从头起就含混不清，再闹下去也没戏，第二天就宣布解散，各自打道回营。
不知是否有孟书记背后指示的作用，这场持续近两月的运动的唯一收获，就是为本县知青争取到了一项权利：以公社为单位，每月组织知青集体学习毛选一天，由公社发文，工分照记。
知青造反结束，一切如常。正逢春耕，日日埋头做活，胼手砥足，周而复始，脑子渐空。也好，少了些胡思乱想。那段时间，城市里已然是暴风骤雨，农村还相当平静。公社名义上成立了贫下中农造反总指挥部，但除了破四旧，并不见有什么革命行动。
那天收工后，我正扑在缸灶下吹火烧饭，走来两位公社干部，对我说：“小陈，知青劳动表现好固然重要，但也要关心国家大事哦。本公社文化大革命迄今没有发动，死水一潭，我们已经串连了机关、学校和各大队的一批同志，准备杀出来，重新组建造反派队伍。你们知识青年也是一支重要力量，现在是站队的重要时刻，你们一定要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
我一听，顿时就有一种兴奋。列宁说，革命是无产者的盛大节日，这对我也是一个大好机会啊。之前，在县城五金商店工作的老爸就曾一再告诫我，运动开始了，一定不可站错队。作为摘帽右派，这些年来他曾多次上书党组织申诉，要求平反，却被一次次斥为“翻案”，连累我读高中的机会都被剥夺－－这个情节还是那天在街上看了大字报才知悉的：教育局造反派炮轰副县长赵某，指其罪状之一，就是阶级路线不分，唯考试成绩是举，主张录取摘帽右派陈某的儿子。至此我才恍然。我并不认识赵副县长，他是南下干部，因娶了江南的地主女儿而腰板不硬，最终没能抵住党员教育局长的强硬促成我的升学，但我仍然对他心存感激。我初中毕业于 1964 ，恰逢伟大领袖高倡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之际，我们那一届，但凡家庭出身有点问题的，成绩再好也统统刷下，被录取的成份好兼成绩好当然也有，但相当一批是差生，中考只是走形式。 ) －－老爸对这场运动一开始抱有幻想，就是希望藉此改善自己及家庭的政治地位，而我对于造反运动的迎合，大体亦基于同样的心理。
造反，其实也简单，不就是拿当权派当活靶子么。一天晚上，由我主持第三生产队批判会，勒令大队长到场听取批判，大队长平时与我关系不错，当时他的情绪颇有些紧张，事前我私下安慰他：群众运动呗，正确对待就是了，别当回事。会上，社员们七嘴八舌，说的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个别涉及私利难免夹杂意气，反被旁人打岔化解了。我领着大家空喊一通口号，“打倒”、“保卫”之类，虚张声势，算是开了本大队文革运动第一炮。
不久，又在小学教室召开了一次由全社十来名知青参加的资反路线批判会，责令公社陆书记到会听取批判。我坐教师的讲桌，陆书记站立桌旁，在我向来的意识中，这简直是大逆不道，此刻却不断给自己打气：这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参加旁听的还有两位公社干部。先由几个知青发言，无非是生活困难、缺少领导关心之类，然后就由陆书记答复。陆书记清清嗓子说：“你们知青提的意见，我虚心接受。公社党委平时对知青工作关心很少，以后一定要改进。你们有困难，公社党委尽可能帮助解决。以后你们遇到问题，可以直接找我反映。……但是，今天我要在这里直说，有的机关干部派性作怪，背后搞小动作，不光明正大，对这些人，我是有看法的！”
“你陆某某公开对抗运动！你这是顽固坚持资反路线！……”两位公社干部霍然站起身，指着陆书记鼻子喝斥，捧起茶杯，一边走，一边掷下话来：“这笔账是要算的！”
这一来，把包括我在内的所有知青都搞懵了，感情的天平反而都转向了陆书记。陆书记本是个朴实厚道的农村干部，当权派也有好人啊，造反，难道好干部也要打倒 ? 我们围着陆书记，转而向他解释：“我们只是响应党中央号召，对你个人没意见……”陆说：你们提意见，我乐于接受。公社机关有些事你们不清楚，有些人是想把农村搞乱。
会议不了了之。由我主持的两场批判会均如儿戏。诚如最高指示所云：“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我们连“造反”反什么都不清楚，岂不是“高射炮打蚊子”？
过了双夏，本社造反派分出了对立的两派，一派是原“贫总”，一派是新杀出来的“革联司” ( 全称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 ) ，我选边站队参加了革联司，认为革联司是“真造反”。一个夏夜，县人武部政委亲自来公社召集两派会议，要求两派联合，联合后的组织名称就定为“革联司”，无疑，革联司胜利了，我的站队站对了。
我扮演的只是个小角色，无职无权，却是个少我不得的重要角色。还是拜笔头所赐，专门负责撰写大字报。今天炮打这个，明天炮打那个，此外，就是派仗口水战，抨击“贫总”保守派。革联司的核心是部分公社机关干部和小学教师。或是出于对陆书记在干群中拥有较高威信的顾忌，矛头所指有意避开了陆，对陆只提“火烧”；打倒对象主要是戚社长和胡副书记。据说戚社长的干部档案中有“资方代理人，不宜重用”的鉴定，打倒他几乎不费吹灰之力；胡副书记大概在背后对革联司出言不恭，遂成重点对象，经查，他本人虽系贫农出身，其岳母却是“小土地”－－我这才知道，世上还有“小土地”这样一种剥削阶级身份：“小土地”通常为女性，土地不多，够不上地富，但女人无劳力，只能靠出租耕种，所以是剥削。造反派掌握了这一条，打倒胡副书记亦易如反掌。今天反省起来，我在文革中做的最大的亏心事就是写胡副书记的大字报，那不叫大字报，那叫杜撰“小说”，开头就写胡如何心甘情愿被“小土地”岳母招为女婿的场景，仿佛我就是在场目击者一般。题为《胡修外传》，全文捕风捉影，添油加醋，竭尽丑化、诋毁之能事。我当时写得好痛快，自鸣得意，头头们看了称赞不已，丝毫没有想到笔墨杀人、伤人的后果，没有想到此类文字在受害者心头刻下的永久的创痛。 1973 年批林整风，事过境迁，我听说胡副书记在一次会上控诉，其中也提到了“右派分子的儿子”对他的中伤，我无语，自认罪有应得。当然，其时我也无勇气找胡副书记当面认错。
因了 1977 年那段光荣的造反经历，我成了全县知青学毛著先进典型，并在 1988 年 3 月被批准入伍。作为摘帽右派的儿子，能够顺利通关入伍，成为最令人羡慕的解放军战士，在当时实属凤毛鳞角。在此，我还得感谢那位姓谢的公社武装部长，他不支持革联司，是对立派，对我却毫无芥蒂，不但不给我小鞋穿，还主动向征兵部队推荐，为我说了不少好话。
稍纵即逝的时差，让我侥幸成了军人。入伍才三月，父亲就出事了－－德清县造反派揪出了一个“地下黑司令部”，县委孟书记是黑司令，还有一大批黑干将，我老爸成了“小爬虫”。老爸一心想站好队，跻身造反派，咋就成了“小爬虫”？说来话长，在此搁下不表。也亏得他当时有机会与孟书记同台挨斗，在被戴上极右分子帽子“双开”四年后终因贵人相助得以平反复职。而从公社方面传来的消息，第二年两派的斗争就染上了血腥气：谢部长自杀了！造反派攻击他有男女关系，他情绪失常，那天光着膀子站在公社门前池塘里，一边泼水，一边又哭又骂，当晚，就在自己房间门上自缢而亡。
三年后我退伍回来，偶遇谢的夫人，让她搭我自行车进城，问她“怎么会闹成这样 ? ”她抹着泪诉说某些人对谢的“迫害”，令我听后唏嘘不已。陆书记则对我说：“谢这人是忠实的，但太脆弱，经不起考验，他不该自杀！”此时，陆书记兼任公社革委会主任，原先革联司的几个骨干或贬斥或分化，已经翻不起浪头了。
我庆幸自己适时地跳出了是非之地，免为政治漩涡所吞没。若一直呆这里继续写大字报，我不知道手上的墨迹会不会变成血迹。
因为父亲的问题，无论感情或理智，我都已疏离了造反派。三年的部队生活相对超脱，只是不断地造自己的反，斗私批修，灵魂深处闹革命。部队把我视为“可教育好的子女”的典型，有一次甚至让我去一所中学现身说法给教师谈世界观改造，我的真诚却让几位女教师越听越起疑虑，以致对我投来异样的眼光，全无刚见面时所表现的对解放军的满腔热情。
那年头，似乎谁都想过一把当造反派的瘾。当了造反派，就可以随意剃别人的头；不是造反派，就只能傻傻地被别人剃头。一次去剃头，给我剃的是位青年师傅，突然，旁座另一位中年师傅毫没来由地指责起我来：“你一个青年，怎么留小胡子 ? 这种资产阶级腐朽思想要不得！”我分辨：我长这么大 ( 时年 22 岁 ) ，还没刮过胡子……那人口气更严厉：“你还强辨！小胡子就必须刮掉！”身旁的青年师傅急忙对我使眼色：“算了，算了，别说了。”等那人进里屋洗头时才悄悄对我说：“他是我们店的革委会主任，就他革命。”
72 年 5 月，厂工会主席召集我们几个人写戏剧庆祝延安文艺座谈会 30 周年，我借来一本 65 年的《收获》杂志作参考，里面有顾锡东写的越剧《山花烂漫》，讲女支书斗阶级敌人，那天上班把书放在宿舍床头，隔壁陆滑头拿去看，被厂团委书记沈某没收了，说是黄色小说，下班后我找到沈某欲作说明，他劈头就说“这是黄色小说，你还要什么 ? 我缴上去了。”我说“你看过内容了吗，这怎么是黄色小说 ? ”“黄色小说就是黄色小说，你看黄色小说还有理？”我再欲辨解，旁边围观的几位老工人一致指责我：“年轻人，看黄色小说是不对的，你不要多说了。”……我气得说不出话来，找工会主席品理，工会主席倒是替我去向党总支书记解释了，书记首先肯定“作为团委书记，沈某没收黄色小说是对的。”尔后才补充一句：“如果确因创作需要也是可以的，但不应该放在集体宿舍里。”听了工会主席转达大领导的意见，我只觉得一阵透心凉，气都泄完了，再无话可说，书没拿回，自然也没心思参加什么创作不创作了。事后，还是同车间一位伙计替我出了口气：巧不巧沈某找对象找到了我那伙计一个亲戚的女儿，亲戚问及沈某为人，伙计笑道：“你说的是这个造反派啊……”便把我的事说了，他那亲戚是个本份人，当下一票否决，不让女儿再和沈某来往。当时已经过批林整风，造反派显然不像从前吃香了。我虽无报复之心，但对伙计替我出气还是相当满意的。 80 年代，我在老家当了干部，某次回厂看朋友，偶遇沈某，为表示自己的宽容，主动上前与其招呼，他显得有点尴尬，似乎表明他对往事亦有所反省。
回想起来，我们那位厂党总支书记倒是一位好干部，作风清正，工作非常踏实。只是他从来不会拿正眼看我之类政治微贱者，这一点让我觉得他不如我曾熟悉的公社陆书记。尤其令我不解的是，他曾经那样悉心栽培厂里的造反派头头赵某，赵某却居然在他主政下自杀身亡了。赵某在批林批孔中曾被抽到县上，揭批查中成了审查对象，被关在我们煤球车间小库房里，由一个小漆匠看管。那晚我没事踱进去和他聊了几句，我说，你在厂里的表现大家都是看到的，你与县上那些造反派头头不一样，只要端正态度，想开，该检讨的检讨，没事的。他对我这个小人物的来访颇感意外，也向我说了些体己话，一再表示他的谢意。不料负责看管的小漆匠报告上去，有一阵子据说有关领导放话要查我与赵搞了什么名堂。赵某年轻，名为造反派头头，一直没有离开劳动岗位，其实就是个劳动模范，本无什么大问题，我为他的自杀而惋惜。他的自杀，或与他一向顺利的经历有关，缺乏对逆境的心理承受力；而厂主要领导在关键时刻将他抛弃，由捧杀到棒杀，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我当了七年的化肥厂工人，是厂里最末等的煤球工 ( 注：此煤球非彼煤球，是制化肥的原料 ) 。在最后调离前，无意间还“被造反派”了一次。那是 1975 年末，当时车间每周组织半天政治学习，一次讨论邓小平的“三项指示为纲”，说着说着就扯到“哲学”上去了，我和一位同样不受领导待见的伙计就事论事，认为作为“纲”，只能有一个，纲举目张么，既然提“阶级斗争为纲”，就不应再提“三项指示为纲”。当时说过也就丢开了，谁也没当回事。几个月后的某个下午，正在上班，厂部派人匆匆前来通知我去参加中心组学习，我就穿着沾满煤灰的工作服、满脸乌垢地来到厂办，一看来了位陌生的大领导，就悄悄坐下听人发言。不想那位大领导见了我马上笑容可掏地说：“哦，你就是陈某同志？”弄得我很是难为情，不知就里，不知所措，也不敢随便应答，自始至终没有开口，他见我这副模样，也没再作什么表示，只是淡然地听着别人发言。事后，我才知道，这是省委宣传部长陈冰，因为报上登了本厂的先进事迹报道， 其中说到有工人通过理论学习、敢于反潮流、批驳“三项指示为纲”，所以特地前来访问。厂领导背后利用了我一把，却自始至终没有当面对我挑明事情原委，我莫名其妙地又当了一回“造反派”，被人当猴耍了还蒙在鼓里。
文革造反派，作为群体细分，各人有各人的动机。纯粹而盲目的“革命者”或亦有之，那才是异数；有的是摸准了“要当官，先造反”的规律，想做宋江招安；有的则是只求自保，纯系小算计而无大抱负；有的压根不知造反为何物，稀里糊涂跑龙套。像我之类，始则造当权派的反，继而造自己的反，免不了不时还被别人造反、被别人剃头，到头来一梦黄粱，造反派于我何有哉。想当造反派不容易，有些人当上了、当稳了，果真当上了瘾，有些人注定想当而不得，阿 Q 想革命也不准。
伟大领袖冒叫一声：“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引发天下大乱。但在造过别人的反之后，蓦然发现可能扰乱自己的阵脚，“造反有理”便旋即变成了“造反有序”即“奉旨造反”。所谓“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式的造反，那只能是领袖一人的专利，普施于民，烧香引鬼，说不定也会造成对领袖的反噬，岂能容许 ? 可见领袖的“造反有理”论其实也是蒙人。
就底层百姓而言，感兴趣的还是文革初期的造反运动，对于当时固化的社会阶层结构是一种冲击，对于以血统论为标示的阶级阵营亦造成了一定程度的颠覆。在短暂的片刻，大大小小的造反派山头林立，阵线模糊，鱼龙混杂，泥沙俱下，遂令众多被压抑已久的心灵也得以舒张，甚至扬眉吐气。我的那个“她”经历了最初的知青造反，在生产队的处境便有所改善，从前用枪逼她去参加四类分子子女会议，后来让她参加基干民兵野营拉练。但自发式的造反运动很快偃旗息鼓，回到权力主导轨道，之后与老百姓就没什么关系了。而那些继续高踞权力宝座的造反派头头也越来越不讨人喜欢，“沐猴而冠”，“摘桃子”，老干部“还乡团”不喜欢，底层的“革命群众”也厌恶。造反派的名声完全转向负面。
－－直到跨过近半世纪后的今天，世道人心大坏，舆论指“老人变坏”或“坏人变老”，诸如此类，还时不时从那年头的造反派去寻根溯源。
转自《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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