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之白：我的家族往事
我的家族往事
－－作者：沙之白
近几年，我正在撰写关于家族的历史。常常是，写着写着，想就某一件事要向父母核对一下的时候，张开嘴才醒过来，他们已经离我远去。这时候，那种撕心裂肺的感觉，那种再也没有依靠的感觉，就格外强烈。心里空落落无所凭借的滋味，实在是笔墨难以形容。
这种感觉，在祖父去世的时候就有，但表达不出来。
因为，那时候我还没跨进 13 岁的门槛。按照旧例，过了阴历年的除夕才能涨一岁。
那时，是 1961 年初。
那天，是农历庚子年的腊月初十。
祖父初七逝世，我和父亲初九把他送出城去。那时尚未普及火葬，我们护送他老人家的棺木到沈阳市郊区靠近浑河岸边的一处公墓。硬硬的雪粒儿和冰凉的雪花裹在一起，在辽沈大地上肆虐，我坐在“大解放”汽车的驾驶楼里，缩着脖子仍感觉很冷。
浑河岸边，那就是他永久栖息的所在了。
去公墓回来的第二天，我和弟弟妹妹们围坐在一起，呆望着祖父住过的空荡荡的小房间，怎么也不明白，人怎么就会死了呢？死，是怎么回事呢 ? 想想我们几个偷吃过他的炒面，偷吃过他房间里那些瓶瓶罐罐里的好吃东西，想着他咧开没牙的嘴巴露出无声的笑，想着他喊我们“回家逮饭 ( 辽南方言，吃饭 ) ”那好听的声音，眼泪不知不觉地就流下来，哭了。这时候，也想过他曾经拿着炉钩子吓唬我们的凶巴巴样子，可我们一点儿都不恨他。
在我们年幼的记忆里，他就是一个和蔼的老人，一个特别喜欢孩子的爷爷。
祖父属羊， 1883 年生人，按照另一种纪年，他出生于光绪九年。那年的大年初一，祖父出生在奉天省南部山区一个农民家庭。
我们家，老老实实地说，就是个一老本实的农民家庭。世世代代就知道出大力流大汗，就知道煞下心死命干活。这种特质，造就了一个富裕的农民家族，是很正常的；但正是这种特质，也就决定了他们的一些弱点，诸如眼光不远，没有心机，不够灵活。
我作为一个后辈，不恭敬地说，那也该算是一种愚昧吧？
我们家的祖籍，实际是登州府莱阳县。查阅民国四十六年出版的《莱阳县志》 ( 感谢“国家图书馆网站”！ ) 得知，乾隆之前的康熙、雍正年间，各种灾情多次袭击莱阳。尤其是康熙中后期，差不多是每隔两三年就有一个灾年，“夏秋大旱，无禾，大饥”、“秋雨伤禾”、“榆皮树叶尽，死者大半”、“水溢，漂没房屋，禾稼尽伤”、“大旱无麦” ( 凡引此书，标点均为引者所加 ) 之类的记载比比皆是。乾隆六年 ( 公元 1741 年 ) ，现存家谱中记载的第一代祖先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挑着担子，携家带口，跨海逃荒，来到东北，来到辽南的一个山沟里。
凭借一把子力气，凭借苦干的劲头儿，祖先们在山沟里开垦荒地，挥洒汗水，全家的生活渐渐有了起色。几代人匆匆离去， 20 世纪上叶，整个家族已然有了繁荣兴旺的样子。祖父哥三个，他是老大。曾祖父去世较早，祖父 18 岁当家，承担起“当家人”的重任，以致在将近 30 岁的时候才结婚。照顾着两个兄弟都成了家，爷爷成了远近闻名经验丰富的“大当家的”。
1933 年，祖父和他两个弟弟撑持的这个家，已经发展成为好几十口人的大家族。
树大必有分枝。
这一年，祖父老哥仨分家。
祖父这一股人口最少， 6 口人：祖父祖母，伯父伯母，刚刚出生不久的堂兄，以及我父亲 ( 那时才 6 岁 ) ；二爷那股，他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最壮观的是小爷那股，他养了五男四女九个孩子，可谓洋洋大观！据至今仍在辽南居住的堂兄说，那时整个家族的生活水平应该处于中等偏上水平。
分家时，每股分得：
土地 10 亩， 租地户 1 个， 房子 5 间， 大车 1 台， 牛马骡若干。
我之所以要把这些单列出来，就是要和后来的情况做个对照。
分家后，哥仨分成三股，都摽着劲儿比赛，看哪股能干，一个个起早贪黑，勤俭过日子。早起晚归，披星戴月，都是农民生涯中常见的。
51 岁的祖父，摆脱了大家族“当家人”的职务，但在小家族里这个“职务”的责任还得继续。
从这个时候开始，我叙述的“我家”就只能是我爷爷这一股，而不涉及二爷和小爷那两股了。
祖父一直到 58 岁上“退休”，他的大儿子也就是我的伯父“接任”“当家人”。
伯父“当家”的时候，是 1941 年， 29 岁，正是年富力强的年纪。
在伯父这个后起之秀的主持下，我们这一股越发兴旺起来。
据我现在的眼光看，伯父在我们这个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家族中，应该算是一个“异数”。他不但能干，而且精明，善于算计，具有灵活的商业头脑。在他的操持下，我们这一股，摆脱了纯粹的农业生产方式，开始经商，办起了大车店、粉坊、油坊、商店，一时间买卖兴隆，光景兴旺。其他两股，虽然没像我们这一股这样经商，但仅凭着农业生产，日子却也过得红红火火，不比别人差。
另有一个“异数”，就是二爷家的四伯父。
过去都讲堂兄弟排行，也就是同一个祖父的孙子按照长幼次序排列，一二三四乃至若干。祖父虽然在亲哥仨中是老大，但他的长子在排行中却不是老大，而是老二。二爷的大儿子才是排行老大。这也是过去兄弟多的时候常见的现象。如果目前“只生一个”的政策继续下去，恐怕，连“叔伯姑姨”这些称呼也都要渐渐消失了吧？
我父亲排行老九。
最小的，是小爷的老儿子，排行老十。如今，哥十个都已不在人世。遥想他们当年一个个生龙活虎的样子，不免叫人格外感叹世事之无常。
四伯父，排行老四。
他为人严谨，头脑清醒，记忆力好，尤其精细。
四伯父懂得的相当多，这恐怕不能仅仅用念过“国高”来解释。
在他们堂兄弟十个当中，只有我的伯父和他相当－－他们都是念了“国高”的。这也让我产生了不一定恰当的联想：
是不是念书多了一点，就一定与别人不同？
伯父当家后，发展很快。
到 1947 年土改之前，我们家计有：
土地 15 亩，山场 6 亩 ( 我怀疑不只是这 20 几亩地。全家 9 口，平均每口人才 2 亩地多一点，算多么？ ) ，
雇佣种地长工七八个 ( 这一点，我宁愿相信是 8 个。因为，按照革命家的有关论述，超过 8 个就是“剥削”，所以才有了“高成分”的划分 ) ，雇用油匠、粉匠、羊倌、猪倌、伙夫、车夫等计 15 人左右，
开设油坊、粉坊、旅店 ( 住人 ) 、大车店 ( 住车马 ) 、商店等，
房子 11 间，
大车 1 台，
牛 3 头，马、骡 6 匹，羊 80 余只。
另外，在县城里还有一家商号“忠和信” ( 四伯父家在县城里的买卖叫“忠和盛” ) 。
我家的大院子里，每天是人来人往，出出进进，好不热闹！
现在，把这个清单和前面的分家清单做个比较，就会知道，规模显然已经扩大了许多，这也算是资本扩张的一种表现吧？
知道这些事以后，我就总在想，在当时的那种条件下，农民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积累了一定的财富，他必然要实现资本的最大利用。除了给雇工们较合理的工钱、较好的伙食之外，他可能会修桥补路，也可能会“施大锅粥”，这也就是他的最大善行了。除此之外，他还能怎么样呢？他会把土地分给贫苦农民吗？他会主张把房子分给穷乡亲吗？显然不能。如果，他再在社会上四处活动，打探消息，对政治风向门清，知道国共两党或其他什么党的想法，倒也可能这样做，但他还是个纯粹的农民吗 ? 也正是从这一点上，我说他们愚昧，愚昧就愚昧在，他们对外界的事情，“国”是谁，“共”是谁，他们是一点儿也不懂，茫然不知。
只顾发家，只知苦干的农民哟！
这，也便成了我们这个家庭的“原罪”。
1945 年，我的父母结婚。
结婚时，父亲才 18 岁，母亲 21 岁。祖父和伯父的勤俭能干，博得了外祖父的赞许；而父亲的字写得好，也使得当教员的舅舅对他有了一个好印象。我们村和外祖父家所在的村子，相距不到二十里，互相知晓是非常可能的。外祖父是满族，曾在民国的奉天省税捐局做过事 ( 为此我特意在网上购买了《辽宁税务志》和《沈阳税务志》，竟然毫无所得 ) ；“九一八”事变后，沈阳城内人心惶惶，外祖父遂离职回乡。母亲后来经常跟我说，你们家是乡下人，要不是你爸写字好，怎么也不能嫁到你们家！我见过母亲 5 岁时 (1929 年 ) 与家人在奉天 ( 沈阳 ) 照相馆的合影，端的不是农村人也：
外祖父着长衫端坐中间，紧挨着他的是我母亲， 5 岁；右边是我三舅， 9 岁；外祖母在外祖父的左边垂手而立， 16 岁的大舅和 13 岁的二舅穿着“童子军”服装，分列两侧。后面还有几个，什么亲戚我就说不上来了，他们同时也是给外祖父当差的，也都是头戴礼帽身着长袍马褂，其中有一位还系着领结，确为民国打扮。
“九一八”事变那天是阴历八月初七，外祖父于八月十四带着全家匆匆离开奉天，返归乡下。母亲在叙述这一节的时候，说的是“你姥爷不愿意给小鬼子做事”。此话如果确实，外祖父还算得上是一个具有爱国心的中国人。
从此，外祖父家开始了乡村生活。
父母结婚的第二年，我的姐姐小霞出生。第三年，国共两党两军开始在辽南地区展开激烈争夺，民间称“拉锯战”。农历四月十六，父亲和县城中学师生们一起，跟着撤退的国军、县机关离开县城，在外面折腾了一个多月，五月二十才逃回家来。母亲后来回忆：“回来的那天是夜黑头，你爸‘咣当’一声把门推开。我点灯一看，你爸胡子拉撒的，满脸黢黑，大眼睛像个灯似的，衣裳也都破破烂烂的……”
9 月份，国共双方拉锯战基本结束，大局已定，“土改”开始。
我们家被划为“富农”成分。爷爷老哥三个三股，无一例外成为“富农”。他们本人，也就成了“富农分子”。
“富农”，这个黑色的标记从此钉在我家的历史上，直到三十多年之后才重新又变成了“农民”。 1978 年上大学时，我开玩笑说，“富农，不就是富裕农民吗？我家不过是响应党的号召早了一点而已！”
“土改”步骤，步步紧逼。
先是“净身出户”，全家九口人被赶出原来居住的大院子，指定他们在离村子二三里远一座孤零零的破庙里居住。那里原来住着一个旧军官 ( 好像是满洲国的军官？未仔细核实 ) ，军官因有人命而被枪毙，他的小老婆得了精神病，一个人住在庙里整天疯疯癫癫。破庙的后墙坍了一个角。冬天，北风夹着雪花从后墙往庙里直灌，祖父祖母和全家人瑟缩在墙角下，陷入绝望的境地。
然后是“分房分地分浮财”。而这一切，都是在“背对背”的情况下 ( 也就是分房子分地时，地主富农家的人不在现场 ) 进行的。我觉得我能理解这样做的原因：都是乡里乡亲，面对面，谁好意思白拿别人的东西 ? 人不在，就不一样了，反正拿了也不知道，那是白拿。
这个时候，祖父 65 岁 ( 不当家了，正在安享晚年的时候 ) ，祖母 63 岁，伯父 35 岁 ( 当家人 ) ，伯母 38 岁，伯父的长子、我的大哥他 15 岁 ( 念小学 ) ，二哥 12 岁 ( 念小学 ) ，我父亲 20 岁 ( 他从外地逃回来之后不久，就在村里农会当文书，后来为回避“土改”，去外村当了老师 ) ，母亲 23 岁，姐姐小霞 2 岁。别的都好说，一家人吃饭问题怎么办？只能当乞丐。净身出户者，连讨饭的碗都没有。东家讨，西家要，同时，施舍方还要小心翼翼地注意观察周围动静，以免落下个“阶级路线不清”的把柄。开开门，探头探脑四外瞅一下，看没人，捏声捏气地说，他九婶啊，拿了米就赶紧走吧，别叫工作队看见。
人人像躲避瘟疫一样躲避着这一家人。
但他们还得自得其乐。
讨饭完了回到破庙里，全家互相比，看谁要的东西又多又好。如果真的赶上好心人给得多了一点儿，那也就是他们那时的唯一乐趣。但这样的时候太少太少，多数时候都是忧愁明天怎么办，就这样过下去了吗 ? 而且，老的老小的小。我的小姐姐小霞就是在这段时间里饿死的。母亲说，临死前，她手里攥着半个饼子，嘴角上粘着饼子渣。
伯父和父亲这亲哥俩，也开始分心思。
伯父在家里是当家的，所有的财务往来他最清楚。
可以说，家里新添置的每一分土地，增加的每一笔收入，购进的每一头牲畜，一草一木，块砖片瓦，都凝结着他算计的心血－－且慢，咱们还是暂时不提“剥削”什么的，好吗？不为别的，只为避免一些分歧，避免因争论而影响叙述。而这些算计，在突然之间就变成了罪恶，变成了屈辱，他不能理解。因此，他变得火气特盛，动辄火冒三丈。自己的劳动成果瞬时间灰飞烟灭，也叫他不知以后如何动作。在家里，他对谁发火呢？对自己的父母？不能。对老婆孩子吧，也不能。对自己的亲兄弟吧！为什么？亲兄弟在土改时似乎并没受到什么大的触动，而且他还在农会里当着文书。我觉得，伯父的心里可能是这样想的，这不是家里人跟家里人过不去吗？忤逆！分我家的财产时，农会的人让我父亲暂时回避一下，并安排他去离家好几十里远的外村当了老师。但从伯父的角度说，他亲手置下的东西被夺走，会不会心怀怨恨？就像六十年代的老电影《槐树庄》中说的那样，老地主崔老昆咬牙切齿地念叨“大槐树下三亩六分地被李老康分去”？哦，这个场景，也许更适合用在我爷爷身上？说真的，六十年代看电影的时候，我还确实做过这种设想，所以也就导致了对自己家庭的愤恨－－等到我对那种情景产生别样认识的时候，已经是祖父、伯父逝世多少年之后的事了。伯父和奶奶同在 1951 年先后去世，我对奶奶好像还有点模模糊糊的影子，她老人家是小脚 ( 用当地人的话说，是小“在民”脚，走起路来摇摇摆摆的 ) ，对伯父的记忆却半点皆无。但对伯母，因为她老人家的长寿，我倒是见过多次了。也许，妯娌关系是比较难处的吧 ? 伯母对母亲可能尤其讨厌，我母亲是“在旗的”，是不“裹脚”的“大脚片子”，她看不惯。母亲说，“你大爷他们，尤其是你大妈，总觉着他们那几口人要来的粮米多，你爷爷奶奶不能出去要饭，你爸觉着他是老师，不好意思出去要，只有我豁出脸，抱着孩子出去要饭，我们要得少，他们那几口人要得多，和他们一起吃饭，他们感觉吃亏了……”
说到这里，我心里有点儿隐隐作痛。
我真的不愿意设想那种场面，不愿意看到他们在那么极其困难的情况下还勾心斗角。
父亲几乎没受到土改的什么冲击，只是一心教学。这种经历，恐怕也导致了他后来对家务事的冷淡态度，农村话叫“吃粮不管穿”。家里，天大的事，对他来说似乎都不存在，除了教学之外，其余所有的事都不关心。而在伯父的眼睛里，父亲的行为则近似白痴。
1947 年冬，雪特大。当地的县志上都有记载：
“冬季大雪，平地积雪 30~70 公分。”
在破庙里，一家人从头一年的 9 月住到第二年。 3 月份，阳气上升、大地化冻的时候，农会告诉这家人，回村去吧，给你们几间房子。
后来才知道原委，说是去年的“土改”搞得“过火了”，要“纠偏”。
得“纠偏”之利，一家人这才又回到村子里，但原来的房子已不可能再让他们住了。那个大院子，已经成了农会的办公场地。
出村的时候 9 口人，回村的时候变成 8 口人－－独缺了我的小姐姐。
不再讨饭的日子，想必格外香甜。
我家也分得了自己的土地。
父亲那时没有工资，粮薪制讲的是一个月给多少米。父亲是小学教师，待遇大概是每月 80 斤苞米 ( 玉米 ) 。
伯父是农民，但他是精于经商的农民，直接去庄稼地里干农活非他所长，只好把地出租给别人。
1949 年 8 月 8 日，我出生在此时已经颇为困顿的家庭。
土改之后到伯父 1951 年夏去世，这四五年的时间里，家里没少了鸡吵鹅斗的。分析一下原因，可能既有社会的，也有家庭的：伯父在村里的地位一落千丈，郁郁不得志，自然心情不平；伯父伯母对他们的弟弟也有成见，认为他“不管事”。在一个习惯于操劳一大家子柴米油盐酱醋茶的当家人看来，我父亲对家庭那种近乎不介入的超然态度，实在是太过分了，这让伯父大光其火。所以他多次怒气冲冲地张罗要“分家”。
当然，伯父的发火也可能是肝病病情所致，他最后去世的时候是肝腹水，当地叫“大肚子病”。
母亲生我的那天中午，伯父和爷爷又吵起来，原因好像是为了一双靰鞡。一家人赌气没吃饭，母亲挎了一只大筐就去地里摘豆角。摘到半道，突然“觉病”，回到家，急忙找接生婆。这边紧忙活，那边伯父还在和爷爷吵。我出生了，汗水淋漓的母亲饿坏了，赶紧张罗吃饭。刚刚端起饭碗，伯父一声怒喝：
“分家！”
吓得母亲一激灵，碗掉到地上，摔碎了，一碗汤子洒了满地……
那次张罗分家，暂时没有结果。
1950 年秋，兄弟俩才终于分开。祖父祖母归到我父母这一股。
分家之后又有合并，分分合合，充满变数。一切都在人的一念之间，充满了利益的计算。
1951 年，伯父去世，祖母紧接着去世。
父亲还在继续着他的教育事业。
这时候他已经教学六七年了，有了一定的经验。学校对他也非常器重，让他当少先队的大队辅导员。直到现在，我手上还有一枚“中国教育工会”的徽章，后边印着“辽东”的字样，编号是 4973 。那说明，他当过工会会员吧？如果，历史就这样发展下去，很正常地，我父亲就是个具有离休资格的老教师。
可现实不会这样发展的。
它总是要有一些曲折，以增加历史轨迹图形的艺术性。
1952 年。
一天， M 校长来找父亲，说今天早会上你宣布一下学校的这个决定。什么决定？是处分一个学生。父亲知道这个学生，特别淘气，一向目无学校纪律，应该给他一点教训。于是他想也没想，答应了。
让父亲绝对没想到的是，这个决定宣布之后，竟然引起轩然大波。
却原来，这个学生的叔叔是当时的副县长。虽说副县长本人与我父亲都是一个村的，原来关系也都不错，但现在，这个学生的家长却以我父亲“家庭出身富农，处分学生是他搞阶级报复”这样一个名义告到辽东省去了。这还了得 ? 省里随即派来由公安局教育局等部门组成的调查组来学校调查。父亲后来跟我们回忆，那时候哪知道这些事啊 ? 学校快放暑假了，只看见不少陌生人在学校里出出进进，就是不知道干什么。折腾了一个多月，调查组要撤了，临走之前才向我父亲说明事情的原委，并表示，这事是错怪你了，这个处分与你没有关系，我们相信你，你放心，以后还是要好好工作。
直到这个时候，父亲才知道自己被人冤枉了。
说起来，那个 M 校长也是个好人，但他胆小怕事，不敢自己公布处分学生的决定，倒让父亲去宣布，差点酿成冤案。
本来，处分决定不是父亲做出的，也没有参与意见，更不该由他来宣布。但父亲哪里知道这件小事中的玄机呢 ? 他也不知道一向与他挺好的 M 校长竟然会这么做。
从此以后，父亲心灰意冷，滋生了离开这个学校的念头。
1952 年秋天， 25 岁的父亲带着全家老小：祖父、母亲、我以及刚刚出生不久的大妹，离开了生他养他的小山村，到一个未知的世界去闯荡。那也就是我离开老家的日子。直到六十多年后，我才重新回到那个让我几十年来梦牵魂绕的地方，我的祖居地。我家的祖坟就在那个村子的南山坡上，我的胞衣就埋藏在那个村子里某一间房子的门槛下。为什么相隔了六十多年才回到我的出生之地 ? 跪在祖坟的前边，面对着那些见过面的、没见过面的前辈的坟墓，我热泪如涌。人世间的波谲云诡，红尘里的恩恩怨怨，都在那一瞬间涌上心头。
我们家搬到了沈阳市，在郊区的艳粉屯住下，租住一个外号叫“李大胖子”的房子。好在五十年代的工作相对好找，父亲在化工学校 ( ？ ) 找到一个烧锅炉的工作，后来单位知道他识字就让他去夜校当老师，再后来又去市废旧物公司做营业员。一开始，工资微薄且不稳定，生活拮据，时常被房东撵着要房租。
一直到 1956 年，我们搬到沈河区的惠工街，才算结束了租私房的历史。父亲调到了新单位，工作部门好像是在工会？
如果，就这样发展下去，也还不错。一个老老实实的国企职员，退休时挣点退休金，也还不错。
可是，还是那句话，现实不会那么发展的，它总会有一些波折。
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又搬家了。
从沈河区搬到和平区的民族电影院对过 ( 如今，那里是市检察院的高楼大厦 ) 。那里有废旧物公司的一座日式小楼。就是在这一段时间里，父亲许诺我，要送我到鲁迅美术学院去念书。可他不过一个平头百姓，哪里会知道世事的变化？别说送我去念书，就连他自己，他又何尝知道会有一些什么样的遭遇？
祖父已经七十多岁，可他闲不住，总要出去赚点零花钱。在艳粉屯住的时候他卖糖葫芦，有时我们吃他的糖葫芦吃多了，他就有点儿心疼，说：“我好好好，妈了个巴子的，把爷爷的本钱都吃没了。”后来被管理市场的人抓住，好说歹说，父亲去把他要出来。他又今天卖点耗子药，明天倒腾点“六六粉”，在北市场的小胡同里转悠。我也用书包装过几袋“六六粉”偷偷摸摸地去卖，被人抓住好一顿训斥，再也不敢去了。
三四年级的时候，正是挨饿的时候，也就是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那时的“盲流”遍地，到处都是乞讨的人。得浮肿病的人也特多。在北市场南口，我亲眼见过，一个“乞丐”把唾沫吐在人家刚买的煎饼上，遭到毒打，满脸是血，倒在地上，还在大口吃着已经沾上了血迹、唾沫和泥土的煎饼。
供应的口粮根本不够吃，记得好像是粮本规定的数量按比例缩减，所以几乎是家家户户都在想办法搞吃的。父亲单位有个农场，他去农场弄些做苹果罐头剩余的边角料，苹果皮、苹果核，聊以补充饥肠。母亲这时候在街道收废品，天天游走在街上，劳动量很大，她自己就不够吃，可她还要节省出来给我们吃。一顿饭“二两”烤糕两个，可那根本不够；而且，“二两”还不够数。这时候家里已经七口人，都在张嘴等吃的！
一次间操时间，母亲路过我们学校 ( 我这时已经转学到“南京街第九小学” ) 。她招呼我和妹妹过去，隔着栅栏把两个烤糕分给我和妹妹。天啊，我那时候怎么就不知道心疼母亲？怎么就不知道她也在挨饿？
可怜天下父母心。
有时候，祖父领着我们兄妹几个推着载着三弟的婴儿车，去公共汽车车站等候母亲下班归来。那时候也真怪，会议特别多。动不动就是开会，一开就开到很晚。母亲后来回忆，看到我们在车站等她，像个小鸟似的等吃的。可她哪有什么吃的呢 ? 在公共汽车上她看见我们，急忙扭过头去，暗自垂泪。但面对我们，她还要装成一个没事人似的。
祖父熬不过去了，终于在 1961 年 1 月 23 日去世，享年 78 岁。
用那时候的话说，那年头“ ( 阴间 ) 收老人”。
说祖父是饿死，恐怕有点过分，主要还是营养不良吧！
祖父去世不久，外祖父来到沈阳。他说辽南乡下的日子也不好过，也挨饿，他得出去想办法弄点粮食。外祖父的家，那几年也有大变故：大舅原在某重点学校当校长， 1957 年成为“右派”，开除公职，遣送回农村原籍；二舅有历史问题，成为“历史反革命”，同年被捕入狱；三舅原为老师，也成了“右派”。看到这些，外祖父心如刀割，如果再不能为孙男娣女们弄点粮食，他们怎么活 ? 听说“边外” ( 老一辈人把内蒙古等地叫“边外” ) 乡下生活好混，能有一口吃的，他决定去碰碰运气。我的父母不能给他老人家什么帮助，也只好任他去了。日子不长，“边外”亲戚发来电报，说外祖父已经去世。那年，他才 67 岁。
祖父与外祖父亲家俩，都是属羊的，祖父比外祖父正好大一轮。民间传说，属羊的命苦。真的么？
这两个老人在我的印象中，极为深刻。
祖父是直性子，嗓门儿大，如果他会唱歌，一定是个男高音歌手。他那么和善，慈爱，会打骂欺压穷人么？我听说的，土改之前那会儿，人家都愿意到我们家干活，原因就是吃得好工钱多。这与书本上的大地主大坏蛋好像不大一致呢！
外祖父呢，慢性子，说话柔声细气，好像从未高声过。我很小的时候他就教我认字。他抱着我，走在县城的大街上，手指烧饼铺幌子上的两个大字，一字一顿地让我念：“火，勺，火，勺……”－－我老家的土话，把烧饼叫作“火勺”。
那一年，果然是“收老人”的年头？
两个老人，同年去世。
说一句晚辈不该说的话，幸亏外祖父逝世于 1961 年。假如晚几年赶上“文革”，遇到红卫兵们烧古旧书的时代，他又该多么伤心 ? 这种情况，恐怕比看他的孙子们挨饿还要痛苦。近几年我去表姐家串门，不免谈起姥爷，她们说到“破四旧”的时候，家里的好多线装书都被拿出来烧掉，一些古旧字画也都在被焚之列……
心疼之余，也想到，彼时彼地，此情此景，一个旧式老读书人的外祖父该如何面对？
真的不敢多想。
接到外祖父离世的消息，父亲急匆匆向单位告假，去料理外祖父的后事。在内蒙古的短短几天，他的感觉竟然是，这里的农村比沈阳好，起码，粮食够吃。
从内蒙古回来之后，他就积极向单位申请离职。正好赶上“城市人口精减”，单位动员还怕不起作用呢，当然批准。
1961 年秋，我们全家来到内蒙古农村。
这一年，父亲 34 岁，母亲 37 岁，我 13 岁，大妹 10 岁，二弟 7 岁，最小的三弟 5 岁。
此后几十年，父母在谈到来内蒙古的理由时，总是说“挨饿”。
但我也有我的想法。挨饿确实是不能回避的事实，但也并非扛不过去 ; 其实，在他的内心，应该还有更重要的理由。
我听母亲说过另一件事：
父亲曾在财务上差了单位 80 块钱，被说成是“贪污”，被迫用自己的工资顶上了这笔账。虽然还了钱，但贪污的名声还是挂在身上，一些人不免就用另一种眼光看他，让他不舒服，所以才心生离意。
究竟是不是这样 ? 人已离世，无从考证。
而且，他在世的时候并不善于表达自己，他对自己的经历似乎也没有做过怎么认真地咀嚼。
我是从他第一次离开家乡时候的心理，来推测他之所以做出迁居内蒙古这个决定时的思想根据。从这里，我觉得我发现了父亲的一个弱点，这就是不能承担。有一点压力，就受不了，就想躲开，就想逃避。我这样估计自己的父亲，也许不够准确。谁愿意顶着压力过活呢？
顺境尚可过，逆境不能担。话说人生，又怎么可能只有顺境而没有逆境？
全家搬到内蒙古，吃饭的问题好像得到了解决。
但其他问题呢？
他从青少年时期开始，就没做过苦力，没哈下腰真正地干点体力活。现在，现实却要他出大力流大汗了。
不会割地，学；不会铲地，学；不会种地，当然还是学。种铲趟割藏，哪样不会都得学。他学说自己第一次割黄豆，豆荚上都是硬毛毛，豆荚的尖儿扎手，黄豆的秧棵又硬又矮，一刀下去，弄不好刀刃都崩了，豆棵却没割下来。一根垄割毕，腰酸腿疼，手指肚儿冒血筋儿。白色线手套换了好几副，那玩意是好看不中用。但也得干啊，不干没有工分，一家人吃什么呢？来内蒙古几十年，也当过极短时间的会计，但好景不长，启用他的队长被人说成是“阶级路线不清”，再也不敢使用他，他也就只好规规矩矩地干活儿。
他再也不说要送儿子去鲁迅美术学院念书的事儿。他连自己也顾不得了。
很快，他变成了庄稼里手，扬场簸簸箕，扶犁点种，编筐窝篓，养蚕漏粉，没有他不会的。他这样做，一方面固然是为了生活，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摆脱那个“富农成分”的黑色印记。他拼命地干活，向“农业劳动者”的方向努力－－“四清”期间，针对家庭出身地富的子女，有一项改变成分的政策：经过审议，可以由“地富”成分改为“农业劳动者”。谁愿意被人歧视 ? 谁愿意被人视为另类 ? 为了摆脱另类的名声，父亲和那些与他同类的人，付出了多少代价？
“四清”结束，他真的被评为“农业劳动者”了，后来又由旗人民政府颁发了改为“中农成分”的通知书。可是，当他欣喜地看着这张来之不易的通知书的时候，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一切都产生了新的变化，一切都不算数了，连“四清成果”也不算数了。
不知父亲的心里，此时是否升起了一股失望与悲凉？
艰苦的农业劳动累坏了他，再加上营养不良，他肝病复发。在沈阳工作的 50 年代，他因患病在小河沿 ( 也许是南湖？记不清了 ) 的职工疗养院住了一段时间，病愈。现在，他再也不能去疗养了。他是个纯粹的农民，而农民是没有疗养院的。
“文革”后紧接着的运动是，“三忠于四无限”，读“红宝书”，跳“忠字舞”，“挖肃”，“一打三反”，“三两斗争”，“儒法斗争”，“批林批孔”，“评水浒”，“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一场接一场，无尽无休。翻过来掉过去，反正就是不能让你稳稳当当地过日子。
我在这期间浑浑噩噩地结婚生子，分家时是一无所有。当时我有点自嘲地想，我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呢！房屋一间地无一垄，苦人儿两头，还有两只豁牙的饭碗，两双长短不齐的筷子。
在各种运动的忽悠中，父亲失去正确的判断力了。
他只知道“今朝有酒今朝醉”。
在混沌的农民生涯中，他习惯了听命由天，更习惯了求神问佛，固执地相信算命瞎子提供给他的各种奇异的结论。他们也坚定地相信，如果眼睛有了“翳子”，那一定是祖宗牌位前边挂了什么不吉祥的东西；如果小孩子哭闹，烧几张用过的邮票“收收魂”也一定会止住哭闹；他们甚至还相信，在某个土庙门前跪下求一求，神就会降下“灵药”来免去他们的所有病痛。
“文革”结束，梦靥的日子终于结束。
外祖父家，大舅的“右派”被平反，恢复公职，并且成为人大代表 ( 驻会 ) ；二舅的案子虽不能得知详情，但此时也已获得保外就医，回家与亲人团聚；三舅的右派帽子摘下了，也恢复了工作。
我于 1977 年有资格参加高考，在填写“家庭成分”一栏的时候，终于能够正儿八经地写上“农民”两个字。
1985 年，当我从乡下调到城市的时候，不免感慨万千：
父亲 30 多岁的时候把全家从城里弄到乡下，我 30 多岁的时候又费劲巴力地把全家从乡下弄到城里。老天爷究竟在开什么玩笑 ? 它在捉弄我们吗？
梦靥过去，但过去的岁月给父母心理造成的伤痕并不能跟着消失。甚至连我，我们兄弟姐妹的心里，也都有着磨灭不掉的伤痕。每当回家走上那个熟悉的小山包，就担心：山包后面的家不会有什么意外变故吧？明知道不会有什么事，但那种想法总会不由自主地冒出来。
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父亲听说辽宁省有关于城市职工精简的新政策－－当然，也只是听说，偏僻农村的农民只能是听说而不可能看到文件，父亲曾几次去原单位，以求得落实政策。偏偏地，在多次往返的途中，那些能够说明他经历的退职证明等一系列文件，都丢失了。最后，单位也只能是出于同情，给了一点可怜的生活补助。
父亲于 2008 年去世，三年之后母亲去世。
我捏着父亲的脉搏，感受着他的心跳，一点一点微弱，微弱，最后停止。他走了。
“离休”、“老教员”这些称号，竟与父亲无缘。
他们都静静地走了。带着生前未实现的愿望，也带着在生命最后日子里的满足，走了。
遥望祖辈父辈的背影，我能说些什么？
一晃之间，几十年的时间匆匆而过，再也不能回头。
我不希望彼此争斗的族群分裂重新来过，我也不希望不能让老百姓稳稳当当过日子的岁月再次到来。
我希望我的儿孙们记住，还是那话，任何时候都要凭自己的劳动吃饭，出大力流大汗，不自卑，不自傲，也就行了。
愚昧就愚昧吧，老实人常在。
莫非，这也是一种宿命？
转自《民间历史》网（ www.mjlsh.usc.cuhk.edu.hk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