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以民 : 黑龙江 1969

1989-06-04 作者:

这样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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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 1969

－－作者：罗以民

往事如烟。然对我而言，艰苦的 “ 知青岁月 ” 却是一辈子刻骨铭心的。

1969 年初，中国的 “ 文革 ” 进入到了白热化的阶段。然而 3 月 2 日，黑龙江省珍宝岛上一阵激烈的枪声，迅速把全国 “ 工农兵学商 ” 的视线都转了过去，似乎中苏大战一触即发。

仅仅过了 4 天， 1969 年的 3 月 6 日，杭州的 2000 多名热血青年便登上了一趟硬座车，长驱 5000 里，奔赴黑龙江前线。

出发前几天，我同班的 10 名男同学在校门口合影留念（图①，前排右一为笔者）。我当时是杭州第一中学高一的学生。杭州一中是一所有近百年历史的名牌中学，校址是清代的贡院，鲁迅、李叔同、夏丏尊等都曾在该校执教。这座大门十多年前已被拆重建， “ 人去门非 ” 了。

3 月 6 日的出发是悲壮的。送行的父母亲朋把杭州火车站挤得水泄不通，车上车下哭声一片。父亲把他的照相机慷慨地给了我，而以前他是不准我碰的。可惜当时太穷，买不起闪光灯，否则可以抢拍下许多宝贵的镜头。

火车终于启动。哭声和抽泣终于停止。十几分钟后，不知是哪一节车厢带头唱起了苏联的《共青团之歌》，于是所有的车厢都跟着唱了起来，似乎这一列车全部是中国的 “ 青年近卫军 ” 。

从这一刻，我知道我成为大人了，我踏上了社会。那一年，我 20 岁。

当时天天喊着 “ 打倒苏修 ” 的中国青年居然最爱唱的是四五十年代的苏联歌曲。保尔 · 柯察金感染了几代中国人。我们就是唱着苏联歌曲奔赴前线准备去跟苏联人打仗的。

火车到了福利屯，算是到了终点，全体下车。每个同学都领到一套黄棉衣和一顶狗皮帽。狗皮帽很暖和，在黑龙江零下 30 度的严寒中没有一顶好帽子是无法生存的。但是有不少狗皮帽很难看，全白、全黑色的很少，大部分是花狗皮的。女同学们一般都爱漂亮，于是挑帽子就颇费周折。图②是（左起）王英英、曹爱平、王爱华 3 位女同学 1969 年在同江县城照相馆的合影。她们头上戴的狗皮帽也许是当年最漂亮的 3 顶。

我和 140 多位同学被分配到黑龙江同江县三村公社三村大队当社员。三村大队距县城 18 公里，但距黑龙江（界河）仅 3 公里，当时属于最前线，我为此十分自豪。当时，同江县（今同江市）全县人口仅 2 万多人，全县 18 岁以上人员均发给 “ 边境居民证 ” 。

刚到三村时没有集体宿舍，女同学们被分配到老社员家住，而男同学则住在生产队队部的马号里。开始的两个月，男同学们饱受了跳蚤侵扰。 5 月份，北方的春天来了，老社员们开始帮我们造宿舍。这些屋子泥巴墙草顶。第一年冬天，新房子没有糊严实，怎么烧也烧不热，晚上室内温度常至零下，睡在火炕上头冻得慌，还得戴上狗皮帽。给父母写信，写着写着钢笔里的墨水也被冻住，只能哈几口热气暖一下笔再写。可信中从来不说那儿苦，生怕父母难过。

我（左一）和两位同学在知青屋前的合影。中间是劳正棵。右一是徐新民，那天他刚收工归来。他很能吃苦，裤子破得两只膝盖都露了出来。徐新民是一位红军老干部的儿子。

到了三村没几天，我就参加了村里的武装基干民兵连。第一次发给我的枪是苏制的步骑枪（ “ 二战 ” 时使用的），另外装备 30 发子弹和 4 颗手榴弹。这种 “ 老爷 ” 步枪虽然射速比自动步枪慢，但枪管长，子弹装药多，因此弹道低伸，射击精度很高。我曾用此步枪射击 200 米外飞速奔跑的狍子，首发命中。图④，我手中的就是这种步骑枪。当年我们的枪就放在家里，劳动归来，常自觉到雪地里去训练，枪法都不错。

我们村前黑龙江中我方一侧有一个长约 18 公里大岛叫克巴亮子，比珍宝岛的面积要大几十倍。当地人管打鱼人下江临时住的地方叫 “ 亮子 ” ，我想这 “ 亮子 ” 也就是 “ 晾鱼网 ” 的地方吧。在 1969 年之前，三村的民兵就与登岛的苏军多次发生过冲突。 1969 年发了枪，县里便指示三村派了 20 多个武装民兵带一挺机枪上岛日夜放哨，监视苏军动静，白天则以打鱼为掩护。我便在其中。

当时苏军巡江使用的是高速汽艇和炮艇，而我们民兵巡逻用的是生产队里的木质平底渔船。

笔者正在划船。两人一只船，分前后棹，站立划行。我们经一个月的艰苦训练，驾船技术几乎与老社员不相上下。这种小船自重很轻，如两人配合默契，划行的速度也是很快的，因为前后棹可以同时划水、挡水，故小船急转弯很灵活。这一点是小木船与炮艇周旋时的唯一优势。

1969 年 7 月 8 日凌晨，距克巴亮子 60 公里外的同江县八岔岛又发生了一场战斗。我国驻岛民兵击沉苏方一艘入侵的巡逻艇，并生擒一人后迅速撤离了该岛。苏军当天下午即出动了十几艘炮艇，在十几架飞机的掩护下，公然派出数百名武装士兵登上八岔岛搜索苏方的被俘人员，直至深夜。苏军最后纵火报复，将全岛树木烧光。 1969 年 7 月 9 日的《人民日报》，登载了我外交部的强烈抗议。

可当时因为民兵哨所没有电话机，我们居然对这样的重大事件全然不知。我们是在第二天早晨才接到通知全部撤回的。

7 月 8 日上午，我和同学王祖荣仍然划船下江巡逻。那天我俩带了 2 支步枪、 8 颗手榴弹和 1 颗反坦克手雷。 7 月 6 日，有同班同学从邻近的富锦县来看我们，说他们那儿苦极了，已 3 个月没有吃到肉了。我俩便想顺便打几条鱼回去给他们解解馋。小船谨慎地沿着主航道我方一侧作业，打了好几网都是空的，最后才好不容易打到几条大鲤鱼。

正在这时，江对面飞驶过来一艘苏军炮艇，我们也不加理会，依然慢条斯理地收网。突然这艘炮艇气势汹汹地闯入我方水域，直向我们的小船扑来。我和王祖荣不约而同地把手榴弹和手雷都从船舱舱板下拿了出来。我在前棹，飞快地从上衣口袋里掏出手雷引信，把平时分装的手雷组合好。我又把 4 颗手榴弹盖全部拧掉， 2 颗插在腰间， 2 颗拉出拉火环，搁在舱板上，步枪里的 5 发子弹是早就压好了的。我对王祖荣说： “ 如果炮艇敢停船抓人，等它一靠近，我们就突然扔手雷，再加一顿手榴弹，把它打瘫痪，如果咱们的手雷没打准，就蹬翻小船，跳水游回去。 ”

当时小船离我方岸边仅 300 米，江面约宽 1000 米。我们都知道苏方的炮艇装甲并不厚，前后配两挺 14.5 毫米的双管高射机枪，仅有七八个人，一颗反坦克手雷击中甲板，再补几颗手榴弹，它就会丧失战斗力，说不定我们还可以抓到俘虏。我方民兵下江从来没有暴露过带有武器，攻其不备，是有可能得手的。但攻击失败，则可能遭敌高射机枪射击。

苏联炮艇很快逼近了我们。我俩迅速掉转船头迎着大浪，与炮艇周旋。炮艇连转了数圈，小船只是在原地不断地掉头，船头总是朝向炮艇。如果小船船身与浪平行便会立刻翻掉。我看炮艇越靠越近，便右手扔掉了一只前棹，举起了手雷。那手雷约 800 克重，平时在陆地上助跑最远也不过扔 20 米，可此刻是在船上。炮艇离小船还有 40 米，够不上，真急死人。

炮艇上的苏军士兵似乎没有多少战斗准备，前后高射机枪的枪衣也没脱，两个士兵甚至还光着上身。艇首站着一个军官，手里提着一只小铁锚，看来他也是想在靠近我船时将铁锚扔上小船把我们拖走。以往他们曾多次用这样的办法来抓中国人。

他的铁锚比我的手雷重得多，他需要靠得更近。

突然，那个军官看见了我手里的手雷，立刻喊了一声扭头就往船舱里跑，那两个光膀子的士兵也连滚带爬地钻进了船舱。那炮艇立刻一溜烟跑远了。

我和王祖荣强压着两颗狂跳的心，还故作镇静地把网理了一下，收拾好了，才划船返回自己的岸边。附近二村边防站观察所的高倍望远镜把这一切看得很清楚。

返回途中，当我俯首一看自己脚下的时候，顿时惊呆了：两颗横躺在舱板上的手榴弹拉火环全都被甩得直直的，如果我在混乱中踩住了拉火环，手榴弹在颠簸中再来回一滚，岂不就在自己脚下爆炸了吗？我只觉背上直冒冷气。我立刻停船，也不敢跟王祖荣说，只是将拉火环小心翼翼地塞进手榴弹柄，拧上盖子，这才松了口气。

一个多月后，县里召开大会，宣布了黑龙江省军区合江军分区给我的 “ 通令嘉奖 ” ，县里还给我评了一个模范。那次大会我没去参加，因我仍在克巴亮子值勤。奖状是村民兵副连长代我领的。军分区奖给我一斤上海产的全毛毛线。这斤毛线后来打成毛衣，一直穿到今天。虽然多次拆洗，但一直舍不得扔掉。全家只有我一个人知道，那是用命换来的。

1969 年，是插队最苦的一年，但也是最锻炼人的一年。这年冬天，上级命令严加战备，严防苏联全面进攻。黑龙江结了冰，苏联的坦克几分钟就能冲过江来。一天，县民兵武装独立营全部拉出去野营训练。我和俞志华编在一班，他任班长，我为班副。按照规定，副班长指挥一个战斗小组，行军时走在全班的末尾。但俞志华认为原来的机枪手军事素质太差，硬要我来担任，让我行军时紧跟在他的身后。他要求一旦发生情况，机枪一定要在 30 秒内就能发挥火力。我便扛着那挺苏制德普式轻机枪（弹盘里装满了实弹，全重 17 斤半），冒着零下二三十度的严寒，在茫茫的雪原上走了 7 天。野地里雪深齐膝，深一脚，浅一脚，一天仅能走 25 公里。晚上一看，脚上还磨出了水泡。饿了，啃几口冻得梆硬的死面饼，渴了就从地上抓几把雪吃。以后，我真的参了军，但部队的野营拉练也没这么苦。当然，俞志华经常来帮我扛机枪，他是一个很不错的班长。

值得一提的是俞志华当年养的一只狗，叫 “ 舍利姆 ” ，是条个子不大的公狗，是俞志华从老社员那儿抱来养大的。它全身漆黑，屁股溜圆，只有鼻子上有一块白斑，跑起来速度很快。俞志华平时把它训练得像一只警犬，特别凶猛。几年后的一个冬夜， “ 舍利姆 ” 和村里的几十只狗围堵闯入村子觅食的 3 只野狼，巡夜的民兵赶到， 3 只狼夺路而逃， “ 舍利姆 ” 居然单枪匹马追出村外，结果 3 只狼一齐返过身来，将 “ 舍利姆 ” 咬得浑身是伤。第二天中午，俞志华在村外找到了奄奄一息的 “ 舍利姆 ” ，把它抱回了自己的知青屋，给它上药、包扎。几天后， “ 舍利姆 ” 终因伤重死去。临死它还在舔着俞志华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