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劲风:一名五零后的求学岁月

1989-06-04 作者: 黎劲风 原文 #这样走过 的其它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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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五零后的求学岁月

--作者:黎劲风

我是一名五零后,从1962年到1982年,从7岁到27岁,历时整整20年,才断断续续地上了4年小学、4年中学和4年大学。其中,4年小学在“文革”前,4年中学在“文革”期间,4年大学在“文革”后;其余8年时光,有3年多失学,有4年多上山下乡。

1982年1月,作为恢复高考后中山大学首届毕业生、理学学士,我本来被学校分配到国家统计局工作。但我“思乡心切”,抱着建设家乡的信念改由中山大学分配回湛江工作。在湛江,我竟然遭遇“不靠谱”分配,以至跌入社会底层。

或许是我国对“不靠谱”的零容忍,或许是当年其他地方也有高校毕业生遭遇“不靠谱”分配,仅仅半年后,我国高校毕业生分配即实行重大改革,由高校直接将毕业生分配到具体用人单位。我遭遇的“不靠谱”,避免了学弟学妹再遭遇“不靠谱”。

小学只读了4年

1955年6月,我出生在广东阳春县(市)。出生前,才华出众的父亲已从阳春县调任广东省人民政府监察厅监察员。但好景不长,父亲因其大哥曾任国民党乡长(解放前已带兵起义,投奔共产党),成了“政治运动”的牺牲品,在我呱呱落地时被调离广东省监察厅,先后被调到阳江县合山区政府、阳江县委农村部、华南工学院湛江分院工作。

童年,我跟随父母在阳江县城(江城镇)生活。学龄前,我在姨姨辅导下,已自学了低年级语文、算术。1962年8月,母亲带我报考阳江县江城镇“五年制”的第二小学,面试考的是简单的汉字和算术题。走出二小,母亲买了一只面包,算是给我的奖品。香喷喷的面包没来得及放进口,就被街头流浪汉一手抢走。饥饿的童年,我没留下吃面包的记忆,却留下被抢走面包的苦涩。

父亲于1959年“南下”湛江,在华南工学院湛江分院设备科任科员,出差成了家常便饭。一次出差上海,父亲因失窃被迫“挪用”了数百元公款。1960年,湛江开展“三反”运动,父亲被湛江“三反”领导小组无辜打成“贪污分子”,遭受“降一级工资、戴贪污分子帽子”的处分,并于1961年被调离湛江,发配吴川县。1963年3月末,我与妹妹、弟弟跟随母亲乘车离开阳江,辗转几百里来到吴川,与蒙冤的父亲团聚。从此,一家五口定居吴川。

由于迁居,小学一年级我就读于两地:第一学期和第二学期初,我就读于阳江县江城镇第二小学,任组长;1963年4月,我在吴川县梅菉镇“五年制”的实验小学继续完成第二学期的学业。

我虽不勤奋,但天资聪颖,无论是在阳江,还是在吴川,学习成绩在全班、全校均首屈一指。1964年7月读完小学二年级,实验小学建议我跳一级读四年级。只因年纪小、个子小,父母不同意,我才“按部就班”读三年级。

小学几年,作业不多,都在课堂上完成。午饭后至下午上课前的二三小时,我常泡在学校附近的书店里,许多中外名著令我爱不释手、过目不忘。高中毕业后,一位原名美珍、后改名红卫的大眼睛女同学告诉我:多年前她亲耳听父亲的部下林广说,我仅用几小时(夸张!)就看完长篇小说《红岩》,并复述出主要内容。

校园内外,我倍受老师厚爱。一次,实验小学组织全校学生干部免费观看电影《雷锋》,班主任破例让不是班干的我一同观看。三年级的班主任欧景钦老师曾带我到他的水乡老家玩,还帮我理发。

我读小学四年级时,当地教育部门搞了一次小学生作文竞赛,“六年制”小学挑选一名五年级尖子生参赛,而实验小学是全县唯一的“五年制”小学,按规定挑选一名四年级尖子生参赛。我毫无争议地被选中,并且不负众望,名列作文竞赛前茅。那年的“六一”儿童节,我的作文被用毛笔全文抄出,悬挂在县文化馆展出。一同在文化馆展出的还有我的几本全得满分的算术作业本。

我读小学四年级时,实验小学作出决定,让我提前一年考初中。我一边照常上四年级的课,一边自学五年级课本。正当我踌躇满志地备考初中时,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学校不再是学校。……

搭上初中“末班车”

“文化大革命”给我一家带来了无尽的灾难。1966年,我11岁,妹妹9岁,弟弟4岁。“伟人”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开展后,先是在吴川县中医医院当护士的母亲,因为有“海外关系”以及一些政治上原因,“莫须有”地失去了自由。随后,已被调到吴川县人民银行工作的父亲也同遭厄运,被关进“监护所”。

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岁月。我和妹妹一同失学,二人“留守”在残缺的家中,年幼的弟弟被送到湛江,寄养在姑姑家。在被拒之于校门外的3年多时间里,我忍受着心灵的伤痛,自学了初中的数学。

1968年,“红色恐怖”下的阳春县发生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突如其来的横祸向亲人飞来,父亲的两个哥哥、两个嫂子,还有20岁出头的侄儿及宗亲,十几条鲜活的生命在光天化日之下惨遭屠杀。远离阳春的父亲也被列入阳春县“大屠杀”的黑名单,幸亏吴川掌权人念及父亲是“同一战壕的战友”,已失去自由的父亲才没被追杀到吴川的“屠夫”带走,幸免于难。

大难不死的父亲1969年重获自由,为儿女入学四方奔走。由于“失学少儿”多,吴川县教育部门扩招了一些学生。在中小学开学一个多月后,我和迟我两年读小学的妹妹一同幸运地搭上了读初中的“末班车”,一同就读于梅菉镇立新小学,成为该校附设初中班的同班同学。弟弟也结束“寄养”生活,就读小学一年级。

初中生涯,印象最深的是班主任那张没有一丝笑容的脸。班中的“扩招生”像是被载入了“另册”。一次班集体外出活动,我和几个同学在回校途中就近回了家。第二天,班主任把我们批评了一通,还发狠话:不守纪律,就不要再来上学!

稍后,学校的教学接近正常。我出类拔萃的学习成绩令班主任刮目相看,他的脸上偶尔露出了笑容。

班主任教语文,一次给全班同学布置的作业是写一篇小说。我居然写出洋洋万字的“小中篇”,赢得老师的好评。

沐浴着班主任脸上的阳光,不足两年的初中生涯很快划上了句号。而初中阶段完成的“小中篇”,竟然在十几年后激发起我的创作欲望,使我1989年成为吴川文联专职副主席,1993年成为广东省作协会员。

“考试+推荐”进吴川最高学府

1971年7月,我国教育界有所回暖。吴川的高中招生首次实行考试与推荐相结合,使我有幸遇上久违的“升学考试”。我以名列前茅的考试成绩获得父亲工作单位推荐,最终被吴川最高学府--第一中学录取,成为七一(五)班一名学生。

入学时班级是“部队”建制,我的班级号称“七一连五排”。

当年贯彻“伟人”的“五?七”指示,学生要学工、学农、学军。高中两年,体力劳动是“必修课”,全校学生硬是用肩膀挑走了大片土坡,挖出一个标准的大型运动场。

学校还养猪。一次,每个学生分得半斤煮熟的猪肉。在我印象中,那是最香的猪肉。

我们的学习逐渐正常。共开七门课,每科都有科代表。我是数学科代表。物理老师也想让我当科代表,但一个学生只能当一科的代表。每学期期中、期末都有考试。每次考试,我七科的平均分都超过90分。高一的一次期中考试,我的平均分高达98分,其中数理化英100分,语文95分、政治93分、农基98分。

高二时,学习更有气氛,还搞了一次学科竞赛,竞赛科目是语文、数学、政治。我是全校唯一有两科获奖的学生。

但好景不长。高中毕业之际,出了个“白卷英雄”。一觉醒来,教育重回到“解放前”。

中专梦碎水果场

1976年7月,在高中毕业三年后,我得到了被推荐选拔读中专的机会。

此前,我响应“上山下乡”号召,放弃“留城”生活,于1973年12月与妹妹一同落户离家50多里的吴川县黄坡水果场,成为月薪18元的知青。在果场劳动将近100天,我和近百名同时落户的知青一起,被抽调加入以干部为主体的“吴川县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简单集训后,我们组成一个个工作组,进驻开展“路线教育”的大队(行政村),对农民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由于我在工作组任资料员,基本摆脱了体力劳动,仅凭“笔杆子”就入了团,并获得先进工作队员、学雷锋积极分子、优秀共青团员等光荣称号。当1976年高等中专学校按推荐、选拔相结合原则面向社会招生时,已“经过两年上山下乡锻炼”的我,荣幸地“被推荐”,并有机会“被选拔”。

那次“被选拔”的经历,富有戏剧性。30年后的2006年,我以《一次失败的“被选拔”经历》为题,写下了那次“被选拔”的过程--

7月,一年中最炎热的月份,也是色彩斑斓的月份。呈现在知青们眼前,可能是红色,也可能是黑色。

7月的一天,十几名已“被推荐”的知青聚集在水果场办公室,接受党和人民的“选拔”。

主持“选拔”的是县委组织部副部长林广和县教育局李股长。“被选拔”的名额只有6个,意识着我们当中大部分将成为拥有黑色的失败者。

“选拔”过程十分民主。在林副部长、李股长主持下,先由我们知青分别口头提名,每人限提六人,然后累计提名票数,提名票数居前六位者将“被选拔”。

20多平米的水果场办公室异常安静,静得可以听到彼此的呼吸声。我们十几名知青轮番站起来,从各自的口中说出一个个名字。每个人都仔细地听着、计算着,大家都知道自己得到的提名数的份量,它有可能改变整个人生!

轮到姓李的女知青提名了。在座十几名知青数她和我有交情:童年时她和我同在县委大院居住;读高中时,她是我的邻班同学;不久前,我用自行车搭载她从水果场回城,一路五十里车轮飞转,上坡也视若平地。我想,她没理由不投我一票。

也许是她太紧张了,也许是我在她心目中份量不够重,口齿伶俐的她在一口气提了六个人名后,才记起了我。于是,我十分失望而又有所安慰地得到不被认可的一票。命运真是捉弄人,仅仅因为这名女知青在关键时刻的健忘,最终我以一票之差名落一姓孙的女知青之后。而“被选拔”的六人最终有四人通过“复审”进了湛江财贸学校等中专学校。

林广是我童年时的大朋友。我名落孙山,他也觉得很遗憾,悄悄地安慰我说:“大家互相不够了解。”

大学梦圆1978

“四人帮”倒台后一年,我的知青生涯并没有一丝改变,依然是路线教育工作队队员,辗转进驻吴川不同的大队。邓小平复出后,毅然决策从1977年起恢复高考,始于1966年的十多年废学局面终于被改变。

由于经历了令亿万人恐惧的十年“文革”,我在1977年11月得知恢复高考的消息后,依然不相信单凭考试成绩就能上中专、上大学,压根不把即将到来的高考放在心上。倒是回水果场时,单名“群”的美女口口声声唤我“大学生”,令我十分尴尬。我真切地回答她:“如果我有大学读,狗都有毛料裤穿!”

在报名时间截止前一天我报考了理科。填报志愿时,除了填报3所大学外,还可以填报3所中专学校。第一次填报志愿时,我填报的大学第一志愿是“清华”,中专第一志愿是“湛江财贸学校”。第二次填报志愿时,我才将填报的大学第一志愿改为离家较近的“中大”。

1977年12月11、12日,我和20岁的妹妹、15岁的弟弟一同参加了“文革”后首次高考。广东全省实行“开卷考试、独立完成”,文理科均在两天时间里考四科,理科考语文、政治、数学、理化。作文题是《大治之年气象新》。我考得并不理想,有的考试内容从没学过,一道10分的物理题本来做对了,一念之差却改对为错。

高考前后,我在吴川县委姓阎的书记蹲点的吴阳公社(镇)桥头大队搞“运动”。1978年2月的一天,我在桥头大队接到县“运动办”的电话通知,要我去一趟“运动办”。我以为县里又要“书记点”的“情况”,骑上单车就往县城赶。回到家里才得知,我已考上中山大学(数学力学系数学专业),录取通知书已寄到县“运动办”。那一刻,我恍如做梦。我又记起我对“群”说的话:“如果我有大学读,狗都有毛料裤穿!”没见狗有毛料裤穿,我却快有大学读了!

17岁的表妹(姑姑的女儿)高中刚毕业也考上中大(物理系)。我妹妹只读了2年小学、2年初中,自然没考上。弟弟虽没考上,但几个月后应届高中毕业,第二次参加高考考上本科高校。

多年后我才知道,当年全国有570万青年参加高考,录取大学生仅27万。由于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问世,数学家陈景润影响了一代人,中山大学数学专业是当年最大热门,录取分数甚至高于清华、北大。在吴川县的理科考生中,我的考分最高。不过当年没有“高考状元”一说。

上大学前,我在街头邂逅1976年到水果场主持“选拔”的李股长。他拍了拍我肩膀说:“你是因祸得福!”

数学学子的大学生涯

1978年阳春三月,是“文革”后首批高考新生入学的日子。在离开校园将近五年后,我来到父亲曾经工作过的广州,在中山大学开始了四年大学生涯。

我们数学班40多人,来自全国各地,有军官,有工人,有农民,还有未毕业的高中生,来自本省的居多。与其他班级相比,我们数学班同学年龄最小,最大的25岁,最小的只有15岁。入学前我身份是知青,但从事的是“路线教育工作”,“搞笑”的余家强同学常戏言我是“‘四人帮’工作队”。而我每次都把“‘四人帮’工作队”更正为“毛主席工作队”。那时,我并不知“路线教育”是“极左”,在我心目中,毛依然是“为人民谋幸福”的“大救星”。

由于我们数学班云集了全国各地的尖子生,我的学习成绩并不出类拔萃,但即使学习不算刻苦,成绩也稳居“中上”。由于入学后我坚持长跑,体育反而成了我的强项。大二那年,学校组织环校长跑比赛,参赛学生数以百计,小个子的我居然跑出第八名(奖品是一件运动衣)的好成绩。当我冲向终点时,全班仅有的几名女生都聚在终点线附近为我呐喊助威。那一刻,我成了最幸福的人。

四年大学生涯也有不愉快的事情发生。

入学不久,评选“先进学生”,我们班只有一个名额,无记名投票产生。我把我这票投给了团支书彭强,他是我心目中大好人。收票的是一班之长,他一边收票一边打开票看,自然看到我这票投给了彭强。

一年后的一个晚上,从图书馆自习回来,我很快爬上了二米多高的床。正待合眼,看见班长与一名班干走进房间,讨论学生的助学金。班长二话不说,就把我“提”了出来。经过班干示意,班长才发现我睡在床上。也许是受到我的“影响”,这学期我的助学金没减少。但到了一年后再调整助学金时,我每月的助学金即由两位数减少到一位数,降幅达五成。

大三时,我们班评选“三好学生”,从期中考试平均分超过85分的学生中产生。评选前,班长宣读他统计的85分以上的学生名单,惟独漏了我。

转眼间到了大四,我突然感觉我有能力当班长,并且有能力做得更好。于是在我们班改选班干部时,我毛遂自荐当班长,并发表了“竞选演说”。无记名投票时,我赢得部分同学支持,差点改写了我们班历史。多年后经过“社会大学”实践,我才幡然醒悟:“能力”并不代表什么,即使“能力”是“1+1”,也不能简单地与“2”划上等号。

大学期间,还发生一件不和谐的小事。和我同住一室姓姚的“军官”(连长),抽雪茄时冲我脸上喷了一大口,还说:好香!我很生气,当下指责他。姚“连长”没想到会被指责,也很生气,甚至扬言公开我的“秘密”。我猜测他一定是从姓许的辅导员那儿偷看了我的档案,而档案里有我亲人在“文革”期间被关、被屠杀的文字。

姚“连长”最终没有公开我的“秘密”。而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的档案很快有所改变--

阳春县合水镇“革命委员会”给我的亲人作出“结论”:解放前后为党为人民做过有益工作,是比较好的同志;在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干扰破坏下被残害致死,一切污蔑不实之词应予推翻,平反昭雪,恢复荣誉。

1968年在阳春县合水镇制造“大屠杀惨案”的元凶被绳之以法,其中姓黎的元凶1979年被枪决,姓吴的元凶、“文革主任”被判12年徒刑。

1980年,吴川县委纪律委员会实事求是地把我父亲的“贪污”更正为“工作差错”,取消“原处分”,恢复原工资。

当年,桥牌作为校园文化流行于大学,与吉他、溜冰、跳舞一道被称之为“四大时髦”。中大是较早开展桥牌运动的大学,而几次桥牌近在咫尺我却未能相见。直到大四第二学期,吴江波同学和一本《桥牌入门》才成了我的桥牌启蒙。我学会记分就召唤同学打牌。数学学子天生是打桥牌的料,个个无师自通,短短几天时间,桥牌便成为班上“第一运动”。数学班“第一运动”的发起者和组织者,成了我留在中大的惟一印记。而对桥牌相见恨晚,是我在中大四年留下的最大遗憾。

毕业分配遭遇“不靠谱”

1981年末,四年大学生活即将结束。全班同学都拿到了毕业证书,绝大多数同学还拿到了“理学学士”的证书,被赋予“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重任,等待分配工作。“青黄不接、人才奇缺”是当年国情。中大毕业生是不愁嫁的“皇帝女”,甚至比清华、北大毕业生“抢手”,就连中央、国家机关也舍近求远,千里迢迢到中山大学要人。

这天上午,数力系一把手黄海书记找我谈话,委托本系一学生找遍半个校园,从东区图书馆此前我从未到过的三楼把我召到数力系办公室。黄海开门见山地动员我去国家统计局工作,我至今依然记住黄海至少说过五遍的话:北京比湛江好。那时,茂名、阳江也属湛江地区,我们班有七八位同学来自湛江地区,如果我不去北京,将被分配回湛江地区工作。

黄海不厌其烦地做了我半小时思想工作,我才答应去国家统计局工作,但依然对南方人能否适应北方气候有顾虑。当天傍晚,即将分配到广东省政府办公厅工作的吴川老乡张敬向我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湛江地区新成立了对外经委等部门,迫切需要大学毕业生。张敬还向我大谈在北京洗澡、如厕等诸多不便,还有风沙、干燥等诸多不适。

说服我不去北京后,热心的张敬当即向黄海转达了我的意愿。

1982年1月,我抱着建设家乡的信念由中大分配回湛江地区,由湛江地区人事局分配工作。我“思乡心切”,迫不及待地到湛江地区人事局报到,等了几天,却等来“不靠谱”的分配:我竟然被分配到“湛江地区建筑公司驻茂名建筑队”,工作是“教夜校”。和我同时由中大分配回湛江地区工作,同时到湛江地区人事局报到的林良基同学的遭遇同样“不靠谱”:他连“湛江”的边也没能沾上,直接被分配回家乡阳江县,由阳江县人事局分配工作。

我和林良基在湛江的遭遇反馈回中大后,中大也认为湛江地区人事局“不靠谱”,当即提出让我和林良基回校重新分配。但我和林良基已在湛江地区人事局报到,身不由己。

或许是我国对“不靠谱”的零容忍,或许是当年其他地方也有高校毕业生遭遇“不靠谱”分配,随即引发我国对大学毕业生分配制度的重大改革。从1982年7月起,我国改变了由大学把毕业生分配到人事部门,再由人事部门分配到用人单位的做法,大学毕业生一律由大学直接分配到具体用人单位。我和林良基遭遇的“不靠谱”,避免了学弟学妹再遭遇“不靠谱”。此后几十年,中大学士被分配到建筑工地“教夜校”的悲剧可能没再重演。

永远的中大“七七”学子情结

1984年1月,在毕业二年后我第二次重返中山大学。

我和仰慕中大的“另一半”漫步在东区熟悉的校道,与熟悉的黄海书记不期而遇。黄海没变化,依然是数力系一把手,依然骑着那辆笨重的旧自行车。他下了车,跟我打声招呼,问了近况,便匆匆而去。此时此刻我对黄海依然没特别的情感。直到毕业整整20年,在当地不尊重知识不尊重人才、买官卖官的环境下,我从吴川市文联副主席(副科级)的岗位“被离岗”,成了一名打工仔,身兼编辑、记者、总校对等职,被誉为“泰斗”、“台柱”,月薪仅400元,我才猛然醒悟:当年的湛江老乡黄海书记对我是厚爱有加、用心良苦,所言“北京比湛江好”,是金玉良言。

此时,身边一些大中专院校毕业生陆续走上各级领导岗位;一些没能考上大中专学校的学生、知青,在当上干部、老师、工人,甚至临时工后,也通过各种途径拥有了中专、大专、本科乃至研究生文凭,踏上仕途。当年和我一同在吴阳公社搞“运动”的一名同龄队员,更官至吴川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而我成为吴川官场失败者后,也赢得吴川市委组织部一位官员撰文称赞:“视官场如粪土。”

2012年11月10日,中山大学数学与计算科学学院(原数力系)举行77、78级校友聚会,提前给我发来邀请函。我回复一信:毕业30年,在母校学到的知识一点也没用上,我实在没勇气回母校补穿学士服、补戴学士帽……

聚会前我已得知,我们班40多位同学,有一半以上早到了国外或海外,而留在国内者,如涉足官场,都成了部级或厅级或处级官员,如从事教学、研究,都成了教授、研究员。而我们班最倒霉一人,姓周,大学四年他和我同住一室。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外省一所知名大学任教,很快当上大企业“老总”,前途无限。不料在上世纪90年代他到毗邻吴川的电白县虎头山考察时,为救助同行的女子双双溺水而亡!

由于各种原因,我们班仅三分之一同学参加了这次聚会。一同遭遇“不靠谱”分配的难兄难弟林良基已苦尽甘来,不远几百里从阳江市赶回母校聚会。当年,他最终被阳江县人事局分配到阳江一中任教。而我最终回到给了我父亲第二次生命的吴川县,由吴川县人事局分配到吴川县外经委工作。1983年3月初,我参加了湛江地区外经委在阳江县召开的外经工作会议。到阳江头天傍晚,我沿着读小学一年级时每天走过的路,走进了阳江一中校园,很容易地找到了林良基同学。他尚未走出遭遇“不靠谱”分配的阴影,情绪十分低落,少不了对社会不公的抱怨。也是,中大“七七”数学学子,当年在哪所高校任教都绰绰有余,何至于教中学?就连咱班一位几乎每学期都要“补考”、没获得学士学位的“差生”,当年被分配到外省一所高校,20年后也成了广东一所名高校的教授。当年湛江一所高校得知我被分配到吴川县学非所用,也好意邀我到该校任教。多年后,我再与林良基联系时,他已告别教师生涯,成为阳江市人事局、阳江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的官员。2010年3月,他官至副处。

当年取代我去了国家统计局的杨泽军同学已官至副部。因工作忙他没回校聚会,但给母校发回了视频。

尽管毕业后一直没见面,但杨泽军一直赢得我敬佩和尊重。在校时,他经常帮我理发,有求必应;他还是我的桥牌搭档,我俩在一次比赛中打出一副精彩的牌,至今我依然记忆犹新。

到国家统计局工作后杨泽军依然打桥牌,曾在国家机关的大赛中夺得亚军。而我更把象征着文明和智慧的桥牌从中大带回吴川。上世纪90年代,我带领吴川桥牌队勇夺湛江市桥牌大赛“三连冠”;2000年,我带领吴川桥牌队勇夺广东省乙级锦标赛冠军,创造了县级队晋升广东省甲级队的奇迹。近年,桥牌走进粤西名牌大学--广东海洋大学;吴川也组建粤西首个桥牌俱乐部--“南方月”桥牌俱乐部。最近半年,我三次到广东海洋大学参加湛江市桥牌比赛,均夺冠而归。2014年4月20日,我率领“南方月”桥牌队战胜以教授为主体的广东海洋大学桥牌队。唯有在桥牌赛场,我才显示出中大“七七”数学学子的智慧;也唯有在桥牌赛场,我才展现出中大学子的风采。

而我的同学在更多更广泛领域如教学、研究乃至官场,均把中大“七七”数学学子的智慧发挥得淋漓尽致。大名鼎鼎的朱熹平,一举攻克世界数学难题誉满全球,早已成为数学力学系一把手(现数学与计算科学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2013年,荣升中山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湛江同乡李居鹏当年被分配到国家公安部,后成为中央维稳办官员,据说多年前已官至副部。分配到广东省电大的余家强几年前荣升副校长,官至副厅。

我更关注的杨泽军同学先是任国家统计局平衡统计司副处长、统计科学研究所处长;1993年调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处级干部,后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经贸局局长、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报告起草组成员、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成员;2012年5月荣升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秘书长。

(作者简介:广东省作协会员,吴川市政协委员,原吴川市文联副主席。)


转自《共识网》


转自《民间历史》网( www.mjlsh.usc.cuhk.edu.hk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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