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劲风:我的文革岁月之日求三餐

1989-06-04 作者: 黎劲风 原文 #这样走过 的其它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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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文革岁月之日求三餐

--作者:黎劲风

民以食为天,是国人常说的汉语成语。中国人对“食”的重视程度恐怕是世界第一,这与我们这个国家人口众多,从前经常吃不饱饭、甚至饿死人有很大关系。

我出生在 1955 年,尽管生活在县城,父母亲都有工作都有稳定工资收入,依然经历了饥饿的童年。文革时期,虽告别了“大饥荒”,但食物依然十分匮乏,有钱也买不到食品和副食品。正值长身体时期,许多时候我连一日三餐也可望不可即。同是城镇家庭,如果双亲没有工作,或者单亲有工作而人口多,要维持生计、解决温饱是难上加难。而广袤农村,众多的农业人口连基本口粮也无保障,更难以满足基本生存的需求。

总而言之,文革期间我们的食物十分匮乏,日求三餐实属不易。只是那个时代的人听党和国家的话,习惯于过苦日子,善于精打细算,适应能力特别强,即使饿肚子也毫无怨言。

难以果腹的口粮

对食而言,粮食最为重要。文革前,文革期间,乃至文革后几年,城里人吃粮都凭《粮食供应簿》。我居住的广东吴川县 ( 今吴川市 ) ,人们称之“米簿”。

据考究, 1955 年,国务院为了“贯彻粮食计划供应政策,健全市镇粮食供应制度,提倡粮食节约,保证粮食的合理分配,以利于国家经济建设的进行”,下发《关于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时办法》,规定居民口粮依据劳动差别、年龄大小以及不同地区的粮食消费习惯,确定了 9 个等级的供应标准。其中以大米为主食的地区居民口粮为:

一、特殊重体力劳动者: 45 55 斤,其平均数不得超过 50 斤;

二、重体力劳动者: 35 44 斤,其平均数不得超过 40 斤;

三、轻体力劳动者: 26 34 斤,其平均数不得超过 32 斤;

四、机关、团体工作人员、公私营企业职员、店员和其他脑力劳动者: 24 29 斤,其平均数不得超过 28 斤;

五、大、中学生: 26 33 斤,其平均数不得超过 32 斤;

六、一般居民和十周岁以上儿童: 22 26 斤,其平均数不得超过 25 斤;

七、六周岁以上不满十周岁的儿童: 16 斤至 21 斤,其平均数不得超过 20 斤;

八、三周岁以上不满六周岁的儿童: 11 斤至 15 斤,其平均数不得超过 13 斤;

九、不满三周岁的儿童: 5 斤至 10 斤,其平均数不得超过 7 斤。

吴川县是以大米为主食的地区,然而,我们居民的口粮达不到国务院确定的供应标准:县城十周岁以上居民,乃至初中学生、高中学生,每月口粮仅 20 斤;机关干部每月 26 斤,护士 27 斤,医生、工人 30 斤。我直到 18 岁那年上山下乡到水果场落户,每月口粮才由 20 斤提高到 30 斤。

文革前几年和文革期间,吴川县城只有三四个粮店,城镇居民口粮每斤 1 角多钱,称之“牌价米”,凭《粮食供应簿》就近到粮店购买。我们经常吃的三号米每斤 0.142 元,不常吃的二号米每斤 0.151 元、四号米每斤 0.138 元。我们居民的口粮通常是大米,偶尔搭配一定比例的面粉,有一些日子还搭配一定比例的玉米粒。

粮店供应给城镇居民的大米都是陈年米,吴川人称之“旧米”。新米只有种田的农村人才能吃到。有时候,也有农民拿一些新米到农贸市场卖,价钱要贵一倍以上,绝大多数人吃不上。“机关干部食坏米”,是吴川当年一句俗语,既是社会的真实写照,也责备机关干部无作为。

当年,城里人明显高人一等,《粮食供应簿》就是身份的象征。如果说每月 20 斤口粮难以填饱城里人的肚子,那吴川数十万农民的一日三餐就更没着落了。由于“农业学大寨”,抓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割资本主义尾巴”,“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严重阻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使农民生活水平全面下降。据我 1974 年至 1978 年在吴川农村所见,数十万农民顶多是过着半饥不饱的生活。“勒紧裤带大干社会主义”,是饿着肚子呼喊的豪言壮语 ; “生活靠救济、吃粮靠返销”,是吴川数十万农民的真实境况。遇到灾年,还得靠上头发放救灾粮,解决无米之炊,吴川灾民才得以活命。

文革期间,吴川之外的农村也好不到哪里去。据网民披露: 1978 年,全国 8 亿农民年平均口粮不到 300 斤毛粮。还有一个令人震惊的数字: 1978 年,全中国有 1/3 的地区生活水平不如 50 年代,有 1/3 地区的生活水平不如 30 年代。

不平均的人均收入

文革时期,吴川的城镇居民基本靠工资生活,工资高、人口少的家庭,生活相对好点。如吴川县委常委、副县长董如珍是南下干部,月工资 100 多元,他妻子也有工作,工资 70 多元,由于没孩子,家庭人均月收入高达 80 多元,堪称吴川首富。可惜他在文革初期就被批斗、监禁,不久就自杀 ( 或他杀 ) 身亡。我岳父岳母当年工资加起来也将近 170 元,但有一儿四女,家庭人均月收入仅仅 20 多元。我父母月收入共 102 元,全家五口,人均月收入 20.4 元。

文革前几年和文革之初,我家居住在县委大院,有时候吃在县委饭堂。县领导在饭堂吃“小灶”、“中灶”,其他干部及家属都可以在饭堂开饭。早餐有稀饭和包点,午餐和晚餐通常有几个菜可选择: 5 分钱是豆芽菜, 1 角钱是青菜肉片, 2 角钱是排骨, 3 角钱是红烧肉。几口之家多是自己做饭,可省点钱。

当年,在吴川县,人均月收入 20 元以上的家庭不多,算是富裕家庭。月均收入 20 元的家庭基本可保证一日三餐,填饱肚子。然而,除了父母亲失去自由的日子外,父母亲都长年下乡,母亲不下乡时还要上夜班,我和妹妹、弟弟很多时候吃不上早餐,午餐和晚餐也时常吃不饱。我和妹妹几岁时就学会买菜做饭。

1973 12 19 日,我上山下乡落户水果场,月工资是 18 元。一日二餐干饭,十天半月才能吃到几片肉。这一日二餐已花去工资的七成。每天一大早,我们就在生产队长催促下饿着肚子干重活,以致一天 24 小时都感觉饿。有个老实巴交的男知青实话实说:如今别无所求,只日求三餐,夜求一宿。大家都觉得好笑:年青一代哪能没理想没抱负?共产主义还等着我们去接班啊!

吴川居民通常是男主外,挣钱养家糊口。家庭主妇和女孩子除做家务外,还做纺纱、编织等手工,帮补生计。当时,工人月均工资约 40 元,大部分家庭的人均月收入在 10 元以下,有的甚至在 5 元以下。居民通常是一日三餐,早饭和午饭一起做,十有八九是咸菜就稀饭。居民通常吃完早饭才去干活,中午回家再吃点剩饭。而学生通常是 9 点多钟放学才回家吃早饭,下午上课前再吃一点剩饭。晚餐要吃上干饭也不容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

而在吴川农村,农民靠出勤挣工分,出勤一天通常挣 6 10 个工分, 1 个工分分红几分钱或一二角钱,有的甚至零分红。据统计,吴川农村家庭的人均月收入绝大多数在 10 元以下,有的低至二三元,乃至零收入。

落户水果场期间,我从 1974 3 月下旬至 1978 3 月上旬被吴川县委抽去参加第一至第五批“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运动”,部分时间与农民“同吃”,领略到农民“吃”的艰辛。“同吃”时,我们都被安排到村中生活最好的农民家中,按规定,每人每天交 4 角钱、 1 斤粮票,善良的农民也千方百计地让我们吃好。然而,我们在农民家中“吃”的还达不到水果场的伙食标准。几个月下来,我称称体重,只有 92 斤。后来,我们自己做饭吃,尽管只是一日二餐,体重也增至 100 多斤。

以下一段文字也是吴川农村的真实写照--

据原农业部人民公社管理局统计的数字: 1978 年,全国农民每人年均从集体分配到的收入仅有 74.67 元,其中两亿农民的年均收入低于 50 元。有 1.12 亿人每天能挣到一角一分钱, 1.9 亿人每天能挣一角三分钱,有 2.7 亿人每天能挣一角四分钱。相当多的农民辛辛苦苦干一年不仅挣不到钱,还倒欠生产队的钱。

( 摘自《学习时报》 2008 9 29 日第 3 版《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由来》 )

肉类奇缺近海吃海

文革期间,吴川最缺的是肉类。买猪肉,要肉票,城里的居民一人一月只分配四两肉。猪瘦肉每斤 0.98 元;猪排骨和半肥半瘦肉每斤 0.81 元;猪头骨每斤 0.08 元,其他猪骨每斤 0.15 元、 0.2 元、 0.46 元不等。县城基本没有高价猪肉卖,有时有牛肉买,不用票。赶集日也有鸡蛋和活的鸡鸭鹅卖。鸡蛋几分钱一只,鸡每斤 1 元左右,鸭每斤 0.8 元至 0.9 元,鹅每斤 0.6 元至 0.8 元。一个集日,父亲从市场买回一只活鸡,鸡肚子里竟然被灌满了铁砂,单是铁砂就重 1 斤多。

食油也奇缺。吴川城里的居民每人每月只定量四两油,凭《粮食供应簿》去粮店购买,通常是花生油,每斤 0.85 元。

买食糖也要票。文革期间发过一本《副食品供应簿》,只能买食糖等几种副食品,份量也很少。

吴川县城附近有多条村庄,农民长年种菜,也长年挑菜到城里卖。因而,县城几个菜市长年都有蔬菜卖,居民不愁没蔬菜吃。青菜通常每斤几分钱,有时 1 分钱 1 斤,甚至 1 分钱 2 斤。

在食物奇缺的年代,吴川人得益于近海吃海。天气好时,市场每天都有海鲜卖,价钱很便宜。大龙虾、大黄花鱼每斤才几角钱。有时候,海鲜摆到最繁华的十字街头和现在的解放路两旁。黄花鱼多时,一些家庭还买回晒鱼干,留作以后慢慢吃。

据我所见,农渔民到市场出售自己的农渔产品也会受到干预,市场也有“城管”。一次,我在离家最近的菜市买菜,一市场管理员突然没收一渔民的海鲜,当即在管理处按牌价公开出售。一些知情人争先恐后的排起了队,我也紧随其后。由于没收的海鲜仅 10 多斤,轮到我时只剩下一条很差的鱼 ( 鱼皮有“沙子” ) ,叫“大尾根”鱼,牌价每斤 0.07 元,我仅花 1 角钱,就买回那条 1 斤半重的大鱼。

好工作容易获取食品

文革时期,吴川县城的副食店基本是国营的。由于食品、副食品奇缺,售货员往往“近水楼台先得月”,较容易获取紧缺的食品、副食品。在副食店当售货员,公认是好工作。

当年,椰子也不容易买到。有市民到县城电影院对面的副食店问:“有椰子卖吗?”一名中年女售货员答:“我都没椰子吃,你还想吃椰子?”女售货员的牙齿刨,使人们联想起刨椰子的工具。此后,女售货员的话一直在坊间流传,既是笑料,也是文革期间食物奇缺的证言。

吴川是月饼之乡,制作月饼已有几百年历史。文革前的 1965 年,我花 2 5 分钱在县城鉴江饭店买过一只五仁月饼,吃着美味的月饼,走遍了周边的大街小巷。而在漫长的文革期间,我没留下吃月饼的甜蜜记忆,却留下买饼未遂的苦涩记忆。

那是 1975 年中秋节前夕,我途径县城汽车站 ( 现一运车站 ) 对面的国营副食店时,看见店里有拖罗饼卖,卖饼的是高中同班同学,姓谭,柜台前只挤着七八个人,争先恐后地掏钱买饼。我连忙挤进人丛,亲近地呼唤着同学的名字,想买几只难得一见的拖罗饼。没想到,近在眼前的谭同学连眼角也不看我一下,任凭我白叫唤、干着急, 1 角钱一只的拖罗饼最终没能吃上。

在国营副食店当售货员的谭同学也没风光多少年。九十年代初,他就下岗,后因与他人发生债务纠纷,据说自行吊死在纠纷人家的大院,很惨!

宰猪,也是当年的好工作。吴川县城流传着一句童谣:你妈嫁给宰猪佬,又有猪心猪肺煲红枣。令人对宰猪职业十分羡慕。

七十年代初,我的邻居生了一个男孩,为了往后能吃上“猪心猪肺煲红枣”,特地给男孩起了个小名:宰猪佬。

难得一吃的水果

文革前和文革期间,农业生产“以粮为纲”,除了屋前屋后,地里基本不种果。因而,水果奇缺,百姓很难吃到。

我居住在县委大院时,屋边种着几棵杨桃树,小孩子经常“望桃止渴”。遇上刮台风,会有杨桃掉下,我捷足先登捡过几次,顶风冒雨也在所不辞。

当年,我买过几次水果,每次都留下深刻印象。如 1968 年的一个赶集日,我在农贸市场买过一个西瓜,每斤 5 分钱,重 4 斤,花去 2 角钱,西瓜很甜。稍后,我在县城十字街头再从农民手中买过一个西瓜,每斤 7 分钱,重 8 斤,花去 5 6 分钱,西瓜却不甜。 1977 年,我到县武装部给一位参谋送文件,遇上武装部正在分杨桃,他关照我,让我也称上 2 斤,每斤是 1 5 分钱,花去 3 角钱。

难得吃一次橙子,留下了深刻的记忆。那是 1969 年的一天,父亲拿回一只橙子,他把橙汁吸干了,我和妹妹还争着要,结果父亲给了我。没汁的橙子我吃得津津有味,却不担心父亲会把陈年肺病传染给我。

文革期间还有几次吃水果是在姑姑来我家探亲的时候。姑姑居住在湛江市,她每次来我家探亲,都利用熟人的关系,从湛江一家制作菠萝罐头的罐头厂拿到一些菠萝芯,远道带给我家人吃。菠萝芯既不甜又硬,但每次都三下两下就被吃个精光。

1973 年我落户水果场时,只见荒凉的岭地种着还未结果的橙子树。由于几个月后我被抽去农村连续参加 4 年“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运动”,期间考上大学,我一直没看到水果场收获水果的一天。落户水果场几年,没吃过场里的水果,难以令人置信,也算是人生一憾。

如今,吴川城乡依然种着杨桃树。每年秋冬,成熟的杨桃挂满枝头,却少人采摘。屋前屋后,时常看到成熟的杨桃掉满一地,颇感可惜。

喝水和吃夜宵

我们这代人,都知道“杯水主义”。它产生于俄国,是一种性道德理论,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满足性欲的需要就像喝一杯水那样简单和平常。

然而,在文革时期,国人要喝一杯水也不是容易事。普通人家连热水瓶也没有,热水瓶要凭工业品票购买,价钱也不菲。

我读小学和中学时,家中还没有热水瓶,每天起床都是不吃早餐、连水也不喝一口就走路去上学。七十年代后,热水瓶才成为结婚时女方的嫁妆,或男方准备的生活用品,逐步进入城市的家庭。

热水瓶进入农村则是在八十年代以后的事。 1974 1975 年,我到吴川县覃巴公社米乐大队参加第二批“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运动”时,在百多户人家的米乐村也看不见一只热水瓶。晚上口渴难耐,偶尔跟着工作组长张振海,到村民家中讨水喝。村民或者生火为我俩烧开水;或者让我俩喝晚餐剩下的米汤。后来,我到黄坡公社大岸大队参加第三批“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运动”时,我自带一只“行军壶”,自行解决了喝水的难题。

当年,一日三餐实属不易,自然很少有人吃夜宵。记忆中的一次吃夜宵是在 1975 3 月中旬的一天,我即将离开水果场参加第一批“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运动”的时候。不知是哪位知青弄到几只萝卜,晚上就用水煮萝卜做夜宵,知青们见者有份,吃得津津有味。煮萝卜时,一名姓李的美女知青仅穿着内衣,在人丛中穿来穿去,令男知青们眼前一亮,近距离领略到“秀色可餐”的含义。吃完盐水煮萝卜,大家依然很兴奋。可惜煮萝卜时没经验,盐下多了几倍,第二天起床,知青们个个都眼肿得吓人。

当年,国人生活得十分清贫,难以填饱肚子,但由于我们每天听到的除了谎言就是假话,大家都相信:全世界还有三分之二的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大家都相信:中国人民最幸福。

直到 1980 年,我母亲从港澳探亲回来,说起港澳亲人喝汤时通常不吃熬过汤的肉时,我还觉得“不可思议”。但随即明白: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并不是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今天,我们的生活尽管还有许多不如意,但与文革时期相比,可谓换了人间。千家万户已解决温饱,赶上骨头比肉值钱的时代,乃至过上“只喝汤不吃熬过汤的肉”的生活。然而,为数不少的一群人,整天叫唤着要开历史倒车,要重新回到食不果腹的文革时期,真不知这些人居心何在 ?

转自《共识网》


转自《民间历史》网( www.mjlsh.usc.cuhk.edu.hk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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