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劲风：我的“文革”岁月之落户水果场
我的“文革”岁月之落户水果场
－－作者：黎劲风
上山下乡运动，指的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文化大革命”运动期间，我国政府组织大量城市“知识青年”响应毛泽东发出关于“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离开城市，在农村或农场定居和劳动的政治运动，带有消灭“三大差别” ( 即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差别 ) 的理想主义色彩。在“文化大革命”前，也有城市“知识青年” 到农村或农场定居和劳动，但为数不多。
而事实上，上山下乡的动机是为了解决数以千万计的毕业生就业的难题。
1978 年 10 月，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决定停止上山下乡运动，并妥善安置知青的回城和就业问题。 1979 年后，绝大部分知青陆续返回了城市，也有部分知青在农村结婚“落户”，永远地留在了农村。
对上山下乡运动，《湛江市志》有记载－－
1964 年湛江市和湛江专区各县先后成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办公室。从 7 月份开始，知识青年分批上山下乡参加生产劳动。
1968 年 11 月，湛江市区中学毕业生 1700 人奔赴农村农场落户。同日，广州市首批到湛江地区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 900 多人抵湛。
当年我居住在广东省吴川县 ( 今吴川市，由湛江市管辖 ) 。知识青年大规模地上山下乡始于 1969 年， 70 年代初期达到高潮。城镇适龄青年除了当兵外，绝大多数属于上山下乡对象，被大批送到农村、农场定居和劳动。
1973 年 7 月我高中毕业，无就业机会。毕业半年，仅以职工家属的特殊身份，在母亲工作单位－－吴川县中医医院的建筑工地做了几天“家属工” (1 天报酬 1 元 ) ，还为建房子的邻居打了几天工 (1 天报酬 1 元 ) 。同是吴川县中医医院职工家属的一位知名网友也记得：毕业那一年，他曾经和我在中医院工地拉板车运送旧房子的桁条。
1973 年 11 月，吴川县城大张旗鼓地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街小巷贴满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等标语，知青家长所在工作单位或知青所属居委会天天派员登门做知青和家长的思想工作，积极动员上山下乡。我父亲的工作单位吴川县人民银行也来了两人，直接登我家门，动员我和妹妹上山下乡。和我同班读初中同时毕业的妹妹由于名额所限没机会读高中，已“待业” 2 年半。按当时政策，兄妹二人只允许一人“留城”。那天，父母亲都不在家。妹妹经过“思想动员”，很快就答应上山下乡了。由于妹妹作出“牺牲”，本来我有了“留城”机会，但考虑到“留城”“待业”没出路，而上山下乡落户的是离家不远的水果场，还“被许诺”两年后有“升学”“就业”机会。一番“洗脑”，我也答应上山下乡了。当年，一个家庭同时有两个孩子报名上山下乡的不多见，也非绝无仅有。
那年，我的同学约有一半同走上山下乡路。我和妹妹去的是离家 50 多里的吴川县黄坡水果场，一同去的共有 180 多名知青。其他知青分别去了吴川县浅水林场和珠海斗门、海康 ( 雷州 ) 、阳春等地的农场林场。
1973 年 12 月 19 日，是知青们到吴川县黄坡水果场落户的日子。在敲锣打鼓的喜庆气氛中，我和妹妹带上简单行李，一同到吴川县城的运动场集中乘车。知青们的家长都去送行，由于不是远行，场面也不悲伤。时间一到，几辆大客车满载着知青，奔向黄坡水果场，荒凉的水果场一下多了一大群月薪 18 元的知青。 180 多名知青中，女知青约占 70% ，正值妙龄，美貌如花。印象较深的有县委副书记的女儿 ( 小学同班同学 ) ，县委常委、组织部长的女儿 ( 高中同班同学 ) ，县委常委、县妇联主任的女儿 ( 高中邻班同学 ) 。
我被分在水果场第三生产队。
当年的水果场，名不副实，荒凉的岭地种着不多的橙子树，还有番薯等作物。橙子树还未结果；后来我也没看到水果场收获水果。落户水果场，没吃过水果场的水果，难以令人置信。
劳动第一天，是到地里收获番薯。也许是受“宁要资本主义的草，不要社会主义的苗”的影响，种下的番薯差极了，我锄了一会，一无所获。队长走过来，说我锄得不深，还给我做了示范动作。当时我的敏锐力不强，没料到他就是大权在握的一队之长，加上我从小种过番薯，收获过番薯，认为自己没错，因而没对他毕恭毕敬，还小有顶撞，给他留下了很不好的印象。
知青生涯的头一个月刚过去，知青们就要“被鉴定”了。知青们都得填写《鉴定表》，先作“自我鉴定”，接着是“队长鉴定”。队长在为知青分别作“鉴定”时，先用几句话评价知青的表现，再对每名知青的表现作出“好”或“较好” 或“一般” 或“较差”或“差”的总体评价。
在“被鉴定”之前，场里已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每个生产队挑选两名学习辅导员，我被场领导指定为三队两名学习辅导员中的一员。在我唯一参加的一次辅导员学习讨论会上，我还被推选为记录员。但因为劳动第一天我对队长不尊，在“被鉴定”时，我在队长笔下得到的是“表现一般”的总体评价。
一次“被鉴定”， 180 多名知青就人为地被划分为五个不同等次，应验了大人物的话：“凡是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
上山下乡运动，对大多数知青来说是残酷的折磨。我们知青一个月只有 30 斤口粮，一个月只能吃上几两肉。从早到晚，大家都处在饥饿、半饥饿状态。每天 6 点多钟，在队长催促下，大家就要饿着肚子开工。我个子小，最怕挑重担。每次挑大粪，我都早早赶去，挑两只最小的桶，每次只挑六七成满，也不在乎队长的冷眼。
赶牛车，也是重活。一次，队长派我赶牛车，一不小心，我竟然被牛重重地踩了一脚，左脚的拇指甲被踩脱，鲜血直流。我以为拇指甲从此再也长不回，当天给到吴川浅水林场落户的一名高中女同学去信，说我因伤“残废”了。那女同学急切回信询问：“友，你究竟伤在哪里？”
果场生涯，几乎与文娱活动绝缘。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是知青每天生活的真实写照。我唯一看的一场电影，是在晚饭后不辞劳苦跑了好几里路，到邻近村庄露天看的。
1975 年，在落户 1 年多后，场里对三队的知青进行了调整，抽调部分知青充实长坡 ( 地名 ) 生产队的力量。长坡更偏僻，离三队有好几里之遥，生活条件自然更艰苦。一些“表现好”“表现较好”，更多的是“表现一般”“表现较差”“表现差”的知青，被发配到了长坡队。我因得罪了队长，自然逃脱不了被发配长坡队的厄运。
未到长坡队，知青们已听说不少关于长坡的不雅传言。 20 多名知青到长坡队后，长坡队更是发生了不该发生的惨案：长坡队队长妻子上吊而死，轰动整个果场。无独有偶，队长妻子上吊而死事件平息不久，知青欧某也步其后尘成了“吊死鬼”。
幸运的是，被发配长坡队之前，我已暂别水果场。这一暂别，后来更成为长别，使我躲过了长坡岁月。
早在 1974 年 3 月底，在我落户水果场近 100 天时，我就和近百名同时落户的知青一起，被抽调加入以干部为主体的“吴川县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我这一去，就是整整 4 年，而且等来了久违的高考。因而极其幸运地暂别水果场，继而永远离开了水果场。一起参加“吴川县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的近百知青，因工作能力差异，有的一去仅几个月，像我一样没被中途“遣返”的，仅十几人。
被抽调参加“吴川县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离开水果场前，水果场召开了一次全体知青大会。几名场领导的讲话十分搞笑，至今依然记忆犹新。
记得那次大会主要针对知青的现实表现而开。分管政工的女副场长首先讲话。她神情严肃地列举了男女知青中发生的一些不健康现象，如有的男知青借故单独和女知青在一起；有的男知青有意识用身体触碰女知青；有的男知青晚上喜欢进女知青宿舍等……列举完毕，她用更严肃的口吻说：“凡是男的和女的在一起，都是男的心怀鬼胎！”
这时，一名男副场长插话：“结果是女的心怀鬼胎！”
多年后，我把这次搞笑的会议写进一篇文学作品，作品结尾是：也许是由于场领导及早给知青们打了“预防针”，插场期间， 180 多名知青都没有发生“怀鬼胎”的悲剧。
知青被抽调参加“吴川县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后，工资照旧由水果场发。知青的月薪最初是每月 18 元。落户一年半后，由知青转为果场工人，月薪提高到 29 元。为使知青们“全力以赴”搞运动，工资由果场转到工作队发。因而，抽调参加“工作队”的 4 年间，我仅仅回过 3 次水果场。
第一次回场，是在 1976 年 7 月间。我由于在工作队工作出色，得到了被推荐选拔读大中专学校的机会，回到水果场场部，和一同在工作队被推荐的十几名知青一起，接受党和人民的“选拔”。
那次“被选拔”的经历，富有戏剧性。 30 年后的 2006 年，我以《一次失败的“被选拔”经历》为题，写下了那次“被选拔”的过程－－
7 月，一年中最炎热的月份，也是色彩斑斓的月份。呈现在知青们眼前，可能是红色，也可能是黑色。
7 月的一天，十几名已“被推荐”的知青聚集在水果场办公室，接受党和人民的“选拔”。
主持“选拔”的是县委组织部副部长林广和县教育局李股长。“被选拔”的名额只有 6 个，意识着我们当中大部分将成为拥有黑色的失败者。
“选拔”过程十分民主。在林副部长、李股长主持下，先由我们知青分别口头提名，每人限提六人，然后累计提名票数，提名票数居前六位者将“被选拔”。
20 多平米的水果场办公室异常安静，静得可以听到彼此的呼吸声。我们十几名知青轮番站起来，从各自的口中说出一个个名字。每个人都仔细地听着、计算着，大家都知道自己得到的提名数的份量，它有可能改变整个人生！
轮到姓李的女知青提名了。在座十几名知青数她和我有交情：童年时她和我同在县委大院居住 ; 读高中时，她是我的邻班同学；不久前，我用自行车搭载她从水果场回城，一路五十里车轮飞转，上坡也视若平地。我想，她没理由不投我一票。
也许是她太紧张了，也许是我在她心目中份量不够重，口齿伶俐的她在一口气提了六个人名后，才记起了我。于是，我十分失望而又有所安慰地得到不被认可的一票。命运真是捉弄人，仅仅因为这名女知青在关键时刻的健忘，最终我以一票之差名落一姓孙的女知青之后。而“被选拔”的六人最终有四人通过“复审”进了湛江财贸学校等中专学校。
林广是我童年时的大朋友。我名落孙山，他也觉得很遗憾，悄悄地安慰我说：“大家互相不够了解。”
第二次回水果场，是在 1977 年 10 月下旬。得知国家恢复高考，我回水果场办理报名手续。由于有了“一次失败的‘被选拔’经历”，我一直不相信单凭考试成绩就能上中专、上大学，压根不把即将到来的高考放在心上。那天回水果场时，遇见单名“群”的美女，她口口声声唤我“大学生”，令我十分尴尬。我回答她：“如果我有大学读，狗都有毛料裤穿！”
当我第三次回水果场时，日历已翻到了 1978 年 2 月末的一页。我口袋里已装着中山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回水果场是办理户口迁移，永别“知青生涯”。那天，水果场的女副场长对我热情有加，亲自带着我，分别骑着自行车，从场部到长坡队 ( 这是我唯一一次到我所在的生产队 ) ，再从长坡队到中山公社 ( 因区域变更，此前黄坡水果场已更名为中山水果场，由原来隶属黄坡公社，变更为隶属中山公社。 2003 年，中山再并入黄坡。 ) 办理户口迁移。据说，数以百计的知青，我是唯一享受到女副场长陪同办理户口迁移的幸运者。
1978 年 3 月，我远赴广州，开始了四年大学生涯。此后，我很少得知水果场的消息，只知道 1979 年后，绝大部分知青陆续返回了城市，开始了新生活。
对上山下乡运动，有人认为是对人民的愚弄和变相迫害。林立果 ( 林彪之子 ) 等起草的所谓反对毛泽东的纲领性文件《五七一工程纪要》指出，让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变相劳改。邓小平在 1978 年曾说：“国家花了三百个亿，买了三个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也不满意。”由此可见，上山下乡运动是“文化大革命带给老百姓的共同灾难”。
有网民评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特殊的历史为一代青年提供的一条特殊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有宝贵青春的荒废，有美好理想的破灭，有生活信心的动摇，更有一代知青的奋斗业绩。在国家最艰难的岁月，是他们同当地人民一起，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支撑着共和国大厦。较之后来的青年，他们更多一些对人生艰辛的领悟，更多具有吃苦耐劳的品格。“知青”二字已不是单纯字面上的含义，而是那段特殊经历赋予他们的一种“资格”。
也有网民评说：伟人“圣旨” ( 当时的“最高指示” ) 遂下：“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收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说是知青，其实他们中有多少人真正有知识呢 ? 到农村接受什么教育？无非是去开荒种地，缓解城市就业压力。“伟人”认为红卫兵们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便将他们弃之山野农村，任其自生自灭。直到“伟人”到马克思那儿报到后，这些该学知识时没学到知识、该成家时没成家、该立业时没立业、在农村备尝生活艰辛的弃民们才获准陆续回城。
回顾我的知青岁月，我还算是十分侥幸的。尽管我的知青生涯长达 4 年多，但实际在果场时间不足百日，其余时间被“以工代干” ( 以工代干指未办提干手续选调工人从事干部岗位的工作 ) 参加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基本摆脱了沉重的体力劳动，随后迎来了改变命运的高考。后来由于国家对知青的“补偿”，我和许许多多知青大学毕业重新被分配工作后，知青期间和读书期间被计算成连续工龄。因而，我 1982 年 1 月大学毕业刚被分配工作，我就拥有了 10 年工龄。然而，这点微不足道的“补偿”，能“补偿”知青们虚度的青春吗 ? 假如不是“文革”，我完全可能早在上世纪 70 年代之初就步入大学的校门，不至于在失学 3 年、待业半年、上山下乡 4 年多后，才挤进大学的校门！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连同广义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从上世纪 50 年代中期延续到 70 年代末，前后经历 25 年。经过统计，知青总数达 2000 万人之多。这 2000 万知青的宝贵青春，无法用价值来衡量，更无法用任何东西来“补偿”。希望我们这一代和我们的后代，永远不要忘记“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
( 作者简介：广东省作协会员，吴川市政协文史委委员，原吴川市文联副主席。 )
转自《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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