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儒文:民国前总理熊希龄毁家纾难
民国前总理熊希龄毁家纾难
--作者:龙儒文
熊希龄是近代中国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政治家和爱国民主人士,曾先后出任民国财政总长、内阁总理兼财政总长、平政院院长等要职。几经宦海沉浮之后,他辞去了一切行政职务,以社会名流的地位和身份,致力于慈善教育事业,迭任香山慈幼院院长、中华慈善团体联合会临时会长、世界红十字会中华总会会长等重要社会职务,积极投身于社会救济和慈善教育事业。
熊希龄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熊希龄深感“国难临头,已及眉睫”,若不奋起抵抗,“国亡无日”。将慈善事业与抗日救亡紧密联系起来,以自己的一系列实际行动,谱写了一曲抗日救亡乐章,直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谁袖手,甘奔北?谁屈膝,甘为贼?”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不久,熊希龄会见张学良,吁请他出兵抗日,收复东北失地。同时,他宣布香山慈幼院中学全部男生停止文化课学习,集中到北平青龙桥三校进行军事训练,准备将达到一定年龄的学生,输送给抗日意识较强的冯玉祥将军所统率的抗日部队做后备军。他多次亲临军训现场,鼓励学生说:“在此抗战时间,乃千载一时之机会,吾人不于此时努力尽责,更待何时?余意少壮青年,亦须于此时磨练困难,为国服务,读书何为?逃难何为?”
学生军事训练团团长、教官都由冯玉祥派现役军官担任,班主任则由熊希龄的大女婿朱霖担任。同时,他还特意请冯玉祥将军来到香山慈幼院,给学生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冯将军在风雨操场给全院师生讲演,声泪俱下痛骂日本鬼子,痛骂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大声问道:“我们能不抵抗,甘当亡国奴吗?”熊希龄和全院师生含泪振臂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誓死不当亡国奴!”
10 月 22 日,熊希龄登上香山,遥望东三省,感到“国难亟矣,内讧不息,外侮纷来,暴日恣睢,国将不国”,“香山红叶,昔日遇之欣赏不已,今则情随境变,哀乐悬殊矣。”于是愤笔疾书《满江红·辛未重九后观香山红叶》“以警诸生”:
锦绣山河,亘千里,晚霞明灭。悲不尽,群儿嬉戏,火焚安宅。栋析榱崩侨亦压,覆巢碎卵何消说,算只凭,铁血是英雄,俾斯麦。
谁袖手,甘奔北?谁屈膝,甘为贼?有男儿几个,懦夫千百。廉颇犹能夸健饭,马援不惜裹尸革。看纷纷,红雨滴苍苔,苌弘血。
12 月 20 日,熊希龄与马良等人组织成立中华民国国难救济会,发表主张抗战的宣言,并提出了抗日救国的三项主张,号召全国人民不要“坐视沦亡”,马上行动起来“共图抵抗”、“挽回国运”。 24 日,又与马良等联名致电国民党一中全会全体委员,“方今强寇深入,国防已破,存亡生死一发千钧”,希望尽快废除党制,组织人民代表机关,“惟望全体委员诸公从速赞同此议,一致通过,克日施行,以符民望而救国危。” 27 日,致电张学良、冯玉祥、阎锡山等将领,请他们统兵坚持抗日,共赴国难,“愿诸公立赋同仇,联集战线,正当自卫,拼死抗争,以护我疆土,以保我民族人格,本会誓为后盾。” 29 日,熊希龄又与赵恒惕等人组织成立驻沪湖南国难救济会,号召湖南人民“景曾(国藩)、左(宗棠)之遗规,踵黄(兴)、蔡(锷)之殊烈,执戈御侮。”
1932 年 1 月 10 日,熊希龄应聘为国民救国会指导委员。他臂缠黑纱,参与集会,亲临宋哲元将军的抗日队伍中,对士兵发表宣传抗日演说,讲到激愤处不禁潸然泪下。 13 日,他与马良、章太炎、朱庆澜等致电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等人,严历指责中央政府在大敌当前之时,不激起抗战,“守土大军,不战先撤,全国将领,猜贰自私,所谓中央,更若有无。诸公均称党国首领,乃散处雍容,视同秦越”,强烈要求他们“立集首都,负起国防责任,联合全民总动员,收复失地,以延国命”。
“一息苟存,誓当奋斗”
1932 年 1 月 28 日,淞沪战起,日军大举进犯上海。第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率领全军将士奋起抵抗,英勇杀敌。熊希龄 2 月 11 日致电十九路军称赞说:“贵军将士为国家保领土,为民族争人格,奋勇杀敌,捐躯赴死,极深敬佩。”他表示要“集社会资力,共商抚恤遗族办法”。希望蒋光鼐、蔡廷锴转告前敌将士,“力捍强敌,保卫疆土。其所有父母兄弟姊妹妻子之抚恤,均为国人后死者之责,决可使其放心瞑目也”。稍后他即组织“卫国阵亡将士遗族抚育会”,进行各项善后工作。他在国难救济会上提出了自己的救国筹金方案,按照从前募捐欧战时救济难民及北方五省旱灾救济成案,组织全国大募捐,并仿照陕西旱灾,北平所定“三元钱救一命之儿童证书”的办法,“以助长期抵抗之自卫能力,又使国家轻其担负”。
淞沪战事发生后,熊希龄立即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投入抗日,支援前线。 1932 年 2 月 12 日,他发布《香山慈幼院院长通告》,开展全院性的抗日救亡总动员。通告说:
国难临头,已及眉睫。沪上国军捐躯赴敌,敌方压迫,增援不已。是国家危急存亡之秋,亦即吾全国人民救国总动员之日也。空言愤激,无济于事,实际工作,端在此时。吾人须知不走死路,决无生路。必有少数人之能死,然后乃有多数人之能生。国若能救,虽死亦荣;国不能救,虽生亦辱。荣辱之机有如反掌。虽然徒以效死望人,而己身不为之先,是懦夫也。余虽六十老翁,此心不甘亡虏,一息苟存,誓当奋斗。本院平日既以爱国主义教育诸生,值此危时岂能坐视!故于全国人民救国总动员之前,先为本院师生救国之总动员;于本院师生救国总动员之前,先为余一家救国总动员。
随后,他分别对自己一家人投入抗日救亡活动作了安排:他既已决心出赴国难,决定立即组织全院校务维持委员会以代自己管理一切校务,准备全力以赴为前方殉难将士之遗族,担任统筹抚恤教养之责;其女婿朱霖“本属飞机制造专家,此时应尽其所能以任前方航空队之修造诸工作”,不久去了江西南昌第一飞机制造厂;其女熊芷则“遵其先母(朱其慧)遗意,应即组织女红十字救护队,前往战区尽其救护伤兵”。同时,他组织院内 200 余男生为义勇军,开赴抗日前线;组织女生参加红十字救护队,往战区医院帮助看护伤兵及难民。
通告在京沪各大报上刊出后,香山慈幼院师生纷纷向熊希龄递交请愿书,要去前线支援十九路军。熊希龄对师生们的爱国行为十分赞许,并在全院通报收养陶继昌等 10 几位同学为他的义子,立即组织了一个有 30 多名师生参加的红十字会战地救护队,在北平石驸马大街家中举办救护短期训练班。当救护队离开北平前往上海前线时,熊希龄又派女儿熊芷到车站代为送行。
熊希龄和香山慈幼院学生在一起
救护队开赴前沿昆山不久,蒋介石调离了十九路军的后防部队,十九路军腹背受敌,被迫停战,全国闻之哗然,谴责之声随处可闻。熊希龄闻讯后,立即致电上海各团体救国联合会,“望坚持抵抗,督促反攻”,以“驱逐淞沪日军出境”。他被上海 81 团体推为代表,赴北平会见张学良,并致电国民党二中全会和国民政府行政院,呈请“即颁命令,收复失地”。
“若不舍己,何以救群”
在抗日救亡活动中,决心奔赴国难的熊希龄,办的两件事格外令人瞩目:一是为自己在香山建了生圹;二是将自己的家产全部捐充慈善教育事业。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 62 岁的熊希龄目睹日军占辽沈,略吉黑,攻锦州,“亡国险象,一时齐现”,他不甘当亡虏,决心与全国人民一道共赴国难,乃于同年 11 月,在香山北辛村熊家墓园夫人(朱其慧)墓旁,为自己修了生圹;“一·二八”战起,熊希龄又自撰了墓志铭,曰:
色身非净,法相非真,四大和合,亦非我身。何物为我,我实不存,我既无我,朽骨何灵?凡相虚妄,焉用佳城?世间儿女,此理莫明,仍其愚孝,谓乃安心。余纵遗属,死难执行,未能免俗,聊后云云。今当国难,巢覆榱崩,若不舍己,何以救群?誓身许国,遑计死生,或裹马革,即瘗此茔,随队而化,了此尘因。我不我执,轮回不轮。
1932 年 10 月,熊希龄又将自己积攒多年的全部家产,悉数捐充儿童福利事业,组成了“熊朱义助儿童幸福基金社”,设总社于北平石驸马大街家中,由亲友 54 人组成董事会管理,负责开办北平昭慧第一幼稚园、北平昭慧托儿所、北平昭慧民众工校、天津昭慧第二幼稚园、香山昭慧第三幼稚园、芷江彝公图书馆、长沙南郊彝公小学校、芷江双陵第一小学校、芷江双陵第二小学校、芷江双陵第三小学校、芷江双陵第四小学校、凤凰县双陵第五小学校等 12 项慈善教育事业。所捐财产包括公债股票面额大洋 340200 元,股票面额银两 62000 两,房地契原价或领价大洋 132077.14 元,另外还有 42 处房地契无原价或领价,有一家股票因故未登记面额无法计价。熊希龄在捐赠说明书中对这些家产的来源作了说明:
余幼承祖父母、父母之庭训,陶熔造就,以至于今,不敢有所私利,以贻先人之羞,故自前清末以迄于民国二十年,除应得薪俸之外,丝毫未敢别有取与。统计光绪三十三四年各局差薪金一万五千余元,宣统元年至三年财政监理官、奉天盐运使薪金二万余元,民国元年至三年总统府顾问、财政部总长、国务院总理、热河都统薪俸平均三万余元,民国三年至十三年煤油矿督办、总统府顾问薪俸平均十万余元,其在十年内之水灾河工等督办,多尽义务,不领薪俸,以其为社会事业也。又民国十五年十七年,尚有两淮盐商总会会长薪俸,约六万余元,中国银行实业银行董事薪俸,约一万余元,此外则袁项城总统任内赠送迎养川资六千元,靳云鹏总统任内赠送赴湘川资五千元,综计此二十五年中,余所得者共二十四万六千余元。余素不理家人生产,而自奉甚薄,并无他好,其所入者,咸以交之于熊夫人,一切家事,余不过问也。熊夫人即以余之所入,经营公债股票房产等贸易事业。二十五年来苦心孤诣,亏少盈多,今另册之所列各家产,皆熊夫人一手之所经营也。
熊希龄的这一义举,表明了他矢志于慈善而献身于国难的决心和意愿,深受时人赞誉。 1949 年 10 月,董事会立下一碑,赞扬他:“于举世财产私有制度时代,独倡此举,实为社会主义之先进者!”
熊希龄建好生圹和全捐家产之后,了无牵挂,遂以孑然之身投入抗日救亡。
“期必进,谁能缩,期必死,谁能辱”
1933 年元旦,驻锦州日军第八师团铁甲车炮击榆关,欲占领长城各口,直取平津。驻守榆关六二六团在何柱国将军“坚决抵抗”的命令之下,奋力阻击,多次打败日军的进攻。由于中国政府没有通盘筹划,不久,榆关失守,热河沦陷,灾区既广,灾民尤多。
同年 3 月 26 日,熊希龄以世界红十字会中华总会会长的名义,偕长女熊芷率领红十字会救护队,亲往长城前线救死扶伤。在喜峰口、古北口前线,他有感于“此间军民,均有爱国抗敌之勇气”,遂在平津登报,声明辞去一切救国、政务、社会、学术等团体委员、董事、理事等各职,专门从事救护工作。他平时在乡间主持救护工作,战时则前往前线,“日出于枪林弹雨之中,尽瘁于救死扶伤之事”。
熊希龄先组织 14 个救济队,开赴朝阳、凌源、开鲁、秦皇岛等地,救济伤兵难民。承德失守后,战事扩大,他又重新组织了 10 多个救济队,由他和许兰洲率领,赴喜峰口、古北口、冷口、泺县及长城一带开展救护工作。他同时设立后方临时医院于北平,设立难民收容所 10 余处于平、津、察。当长城前线形势日趋紧张,各地难民蜂拥平津之际,他又增设 10 余处难民临时收容所,前后收容难民 5 万多人。
古北口失守后,我军坚守南天门,战事进行得最剧烈。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熊希龄不顾个人安危冒险前往石匣镇,慰问抗日将士,填满江红词赠黄杰将军,讴歌抗日英雄,鼓励官兵战斗到底。词曰:
石匣天门,潮河岸,峻崖高瀑。观壁上,雷霆舞击,鹰颤飞逐,马革裹尸芹菜岭,刀锋冲血南香谷。幸三湘子弟擞精神,光民族。期必进,谁能缩,期必死,谁能辱。看老罴当道,指挥牙纛。玉璧摧搂惊大敌,渑池奋翼支残局。听讴歌,吾楚有英雄,心诚服。
此词歌颂的是抗日将士,但从词中谁也不难看出作者的心赤、骨傲、正气凛然。
“余亦国民一分子,应为国家社会稍尽义务”
熊希龄从长城返回北平不久,即赴南京参加国难会议,因与国民党意见不合,对南京国民政府消极抗日不满,乃愤而中途退席北旋,陡发肝疾,几濒于危。 1933 年 5 月 28 日,他以老迈之躯,带病赴沪,为红十字会筹集赈款,以援助东北抗日义勇军。次年 10 月,他再次奔赴上海,出席全国慈幼领袖会议,旧病复发,经久不愈。在病中,熊希龄痛感山河破碎,身世飘零,夫人已逝,内顾无助,事业无托,倍觉孤寂。病愈后,经女儿熊芷和侄女朱曦撮合,于 1935 年 2 月在上海与复旦大学教授毛彦文女士结婚。
1937 年夏,熊希龄偕夫人毛彦文赴青岛,主持合办婴儿园事宜,筹备工作刚刚结束,“七七”事变发生,华北战起,熊希龄夫妇无法北返,忧心如焚,无奈之下,于 7 月 21 日乘船赴上海。岂料刚抵上海, 8 月 13 日,日军再次进犯,淞沪会战点燃了中国全民族抗战的火焰。
是时,熊希龄与毛彦文正住在爱麦虞限路(即现在的绍兴路),日军沿着租界外围攻打南市,以肇嘉浜为界,浜南(属南市区)成了战场,遍地火光冲天;浜北(属法租界)也流弹纷飞,伤及行人。熊希龄的住处,“无日不闻枪炮飞机之声,无日不见房屋被火之光”,亲友纷纷劝他们离沪远避。面对亲友的好心劝告,熊希龄义正辞严地说:“国难当前,余亦国民一分子,应为国家社会稍尽义务,以求其良心之所安,故决计留沪,与红十字会同仁从事救护工作!”
熊希龄留下来以后,会同上海红十字会同仁,偕毛彦文日夜穿行于伤兵和难民之间,从事救护工作一月有余,设临时医院 4 所,难民收容所 8 处,救出伤兵 1000 余人,难民 15 万多人。另与湖南同乡会救出难民 1000 余人,资遣 5000 多人。
熊希龄与毛彦文
11 月上海失守, 12 月 13 日南京沦陷。熊希龄避居上海租界,精神痛苦异常,决心立即离沪返湘,继续为抗日募捐。只因此时长江航运已断,陆路战事阻塞,无奈于 12 月 16 日同夫人毛彦文挤上一艘法国邮轮去香港,拟绕道广州返湘。不料 18 日抵港后, 25 日突发脑溢血,不治身亡。
熊希龄在香港不幸逝世后,湖南省政府派员赴港迎棺,暂葬于香港华人永远坟地。蔡元培先生当时也在香港,亲笔为熊希龄书写墓碑,并撰联高度赞扬熊希龄,投身抗日救亡的壮举,联曰:“宦海倦游,还山小试慈幼院;鞠躬尽瘁,救世惜无老子军。”
转自《史客儿》
转自《民间历史》网( www.mjlsh.usc.cuhk.edu.hk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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