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达与小站“四清”
[ 2000年第1期 陈伯达与小站“四清” 作者：刘晋峰 ]
1964年1月，根据中共中央的部署，开始在全国农村地区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的四清运动，当时我担任中共天津市南郊区委员会书记。1月14日，市委召开郊区区委书记会议，部署“四清”工作。会上，市委决定把南郊区所辖的小站地区(包括小站公社、北阐口公社和小站镇)列为“四清”首批试点单位。
小站地区位于天津市区的东南，小站镇以盛产驰名中外的小站稻和从小站练兵起家连出三任民国总统而闻名。
“四清”工作开始后，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陈伯达即来到天津，直接插手小站地区的“四清”运动。在不足一年的时间内，陈伯达到天津达23次之多，亲手策划、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使一大批干部受到残酷迫害，把小站地区乃至南郊区的工作搞得一团糟，使党的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下车伊始 妄诬清白
1964年3月5日，市委书记万晓塘通知我：陈伯达要在天津抓一个“四清”工作试点，现在人已到了睦南道市委招待所，要我去迎接他，并陪他到南郊区去视察。当时在我心目中，陈伯达是我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是中央首长。这样的人物亲自下基层抓试点，指导我们的工作，是我们求之不得的事。我立即赶到市委招待所，在市委领导的引荐下与陈伯达见了面。初次见面，陈伯达给我的印象是很严肃，很有些中央首长的架子和派头。慑于他的威严，加上他满口的福建话我也听不太懂，所以我只是跟他握了握手，说了几句表示欢迎的客套话，然后便驱车奔南郊西右营村。
进了村，先一起听了“四清”工作队的汇报，然后来到大队党支部书记张凤琴的家里。
张凤琴贫农出身，是50年代初期的村妇代会主任和农业合作社社长，1958年起担任村党支部书记。由于她工作出色，先后被评为劳动模范和全国三八红旗手，是一位很能干的基层干部。在张凤琴家，陈伯达只呆了20分钟，跟张凤琴谈了一会儿话，又在屋里屋外转了转。
张凤琴家当时新盖了三间土坯房，屋子里存有一些稻谷，这本来是几年来实行农业生产合作化、连年增产的必然结果，村里绝大多数社员家庭经济情况都是这样，丝毫不足为奇。可是，陈伯达回到工作队就武断地下结论说：“张凤琴不像贫农，她家比好多社员都富。她当了支部书记发了财，成了全村的首户。双层玻璃暴露了张凤琴。我看她贫农不贫、劳模不劳，是个政治化了的人物。”又说：“一眼就可以断定她是敌人，你们搞吧，这不会错的!”于是，在陈伯达这一番讲话之后，驻西右营村的“四清”工作队立即行动起来，根据“中央首长的指示”，匆匆忙忙地拼凑了张凤琴的“十大罪状”，把她确定为斗争的重点对象。
过了几天，陈伯达又要从天津市区到南郊区的坨子地村去视察。我和区委的几个同志专程去迎接并陪同视察。
进村后，我给他引见了幸福之路大队党支部书记陈德智，并介绍了一下坨子地村(该村为幸福之路大队所属的一个自然村)的情况。
不知不觉到了午饭时间，在坨子地村吃完了“忆苦饭”，陈伯达又走马观花地转了一圈，回来就发“指示”，下结论，说：“姜德玉(前任支部书记)十多年来就是采取一套反革命的两面手法来维持他的统治。他披着共产党员的外衣，戴着劳模的面具，表面上积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实际上却与地富反坏勾结在一起，为反动阶级服务，对群众进行压迫剥削”。
陈伯达到底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凭什么对一位基层党支部书记、农业生产的劳动模范搞这样的诬蔑?当时我实在是想不明白。说陈伯达是“火眼金睛”，一搭眼就能知道谁是坏人?可是我就算肉眼凡胎，政治敏感性比不上陈伯达，但我毕竟是在南郊区当了十来年的书记(我自1953年起即担任中共南郊区委书记)，这些基层党支部书记和劳动模范，都是在公社和区一级党委的培养下成长起来的，我认识他们，熟悉他们，平时与他们的接触也比较多，我怎么就没察觉到他们都是隐藏在革命队伍中的“坏人”呢?这种疑问，当时自然是不能讲出来的，只是在心里重重地画了一个问号，心情也因此而沉重起来。
陈伯达在坨子地村的一番讲话，被“四清”工作队奉为圭臬，姜德玉立即被确定为“四清”运动中的重点斗争对象。
3月31日，陈伯达又来到小站镇。同前两次到西右营和坨子地一样，他只是东转转、西转转，又听了一下驻小站镇“四清”工作队的汇报，当场就下了断言：“这个张玉仑(小站镇党总支书记)出身土匪世家，是个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张玉仑所把持的政权，是个反革命两面政权，我命令在10天之内、最多半个月内撤掉张玉仑的职务，夺回政权。”
这种语言，这种闭着眼睛胡说八道乱扣帽子的霸道行径与两年后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中的造反派语言如出一辙。“文革”中，江青、康生之流采取的正是这种做法——随便给某位干部扣上几顶帽子，然后组织专案人员“量”着帽子的大小给人家罗织罪名。这叫“先定罪，后找证据”。陈伯达的这种恶劣作风在小站“四清”中流毒甚广。经陈伯达一手炮制的三个“反革命集团”的主要成员都是在1964年就定性处理过的。但是直到第二年才凑出“材料”，强行定案。
在陈伯达的一手操纵下，张玉仑很快就被罢了官。“四清”工作队按照陈伯达的“指示”内容，迅速给张玉仑拼凑材料，编造历史，进行了残酷斗争。
一手炮制三个“反革命集团”
从1964年3月开始，陈伯达始终亲自指挥小站地区的“四清”运动。他初到小站，只走马观花地“视察”了三个村子，就妄下断言：“小站地区像国民党统治区一样漆黑一团，农村没有几个好干部。”据此，他发出所谓的指示说：“小站地区80％以上基层的政权不掌握在我们手里，要利用三个月的时间开展夺权斗争。”他发出这个“指示”的时候，小站地区的“四清”工作尚未完全铺开，真不知道那个“80％”的具体比率他是怎么“测算”出来的。而实际上，陈伯达在初到小站时只去了西右营、坨子地和小站镇三个村子。这三个村子，每个村各出了一个“反革命集团”。这就是说，陈伯达关于“80％”的推断还是“客气”的，在他心目中，小站地区真正是“漆黑一团”，是完全烂掉了。
在陈伯达的直接指挥下，小站地区“四清”工作队严格执行“中央首长”的“指示”，小站地区果然有80％的社队干部遭到了撤职、批斗，有的甚至被捕判刑，个别蒙受不白之冤的干部直到“文革”结束后才得到平反。以西右营村、坨子地村和小站镇为例，“四清”时共有干部191人，其中有137人被作为“打进革命阵营内部的阶级敌人”进行大会批斗；整个公社共有干部208人，其中136人被大会批斗。仅小站镇就有93名干部被强行送到板桥劳改农场集训、交代问题。西右营和小站镇共有28人被逮捕、判刑或扣留。一时间，小站地区生产停顿，民心惶惶，人人自危，真应了陈伯达的那句话，成了“漆黑一团”。
在陈伯达的指挥下，小站地区的“四清”工作是按以下步骤开展的：
先夺权。他认为“80％以上的政权不在我们手里”，因此，亲自指挥策划了三个试点村镇的所谓“夺权斗争”。
“夺权”之后，即转入了“清经济”阶段。“清经济”的基本要求和目标，一是经济联系政治，通过清经济划清政治思想界限；二是国家与集体、集体与集体、集体与社员的账目要三对口，做到，账目、单据、表格、物品、款项五相符；三是“一净四透”，即：手洗净，澡洗透，账目、财物、仓库清理透。同时处理“四不清”干部的经济退赔等。
“清经济”时，首先召开动员大会，发动群众”揭发村干部的问题，同时要求干部“自我洗澡”(检查交代)，干部之间还要“互相送礼”(互相揭发)。问题轻的、态度好的，在大会上检查后可以获得“解放”。检查不主动、不彻底的，请“四清”积极分子帮助“搓澡”，即在小组会上强力挤压问题。然后是查账。由查账小组审核财物管理，纠正违反规章制度的错误做法，揭发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等非法行为。第三步是查证落实，第四步是定案处理，对重点人物进行批斗，做好退赔工作。
“清经济”之后，转入“清政治”。首先进行的是“阶级复议”。当时陈伯达提出：小站地区阶级状况复杂，解放前藏污纳垢，解放后民主革命搞得也不彻底，阶级阵营很不清楚，有许多漏划的地主富农，有的人私自改变出身、成分，有的人甚至冒充贫农。因此要重新进行阶级复议。根据陈伯达的旨意，“四清”工作组织成立了以“贫下中农协会”成员为主、吸收已过关的一部分干部参加的阶级成分评议小组(也称委员会)。要求各家各户报阶级成分，填写登记表，写明解放前三年的生产资料占有情况、经营(生产)方式及生活状况。根据自报情况，公布第一榜。然后组织群众进行讨论、评议，重点抓两头，即漏划的地主、富农和错划的贫下中农，据此公布第二榜。第二榜公布后，对因有争议而未定成分的个别户进行调查再评议，最后将评议结果统一报“四清”分团，经“四清”分团审批后公布第三榜。
这次重新划定成分过程中，多数生产队划得过严，除一些领导干部横遭诬陷、被强行打成“地主分子”、“反动富农”和“土匪世家”之外，还有不少普通群众被凭空提高了阶级成分，受到打击和迫害。这次大规模的清理阶级队伍后，小站公社戴帽“四类分子”计有902人，仅小站镇就有戴帽“四类分子”55人。对这些人，一般是进行大会批斗后，交群众就地监督改造。对这次被“清查”出来的所谓漏划地主和富农则一律实行扫地出门，其房屋、家具被没收，债权一律废除，对“有破坏活动”的地富分子，实行新账老账一块儿算，层层开会进行批斗，“批倒批臭”后，有的被公安机关逮捕，交法院审判后判处有期徒刑，有的交给群众监督改造。
至于“清思想”工作，则贯穿于“四清”运动的全部过程，通过宣讲“双十条”(中共中央下发的两个文件)，清算“资本主义道路”，搞臭“资本主义思想”，使群众提高认识，划清敌我界线，采取人人过关的方式检查资本主义思想和行为。
最后是“清组织”。即整顿党的基层组织，建立领导核心，以“巩固四清成果”。由于陈伯达的亲自过问、插手，所谓的整顿变成了专整党员干部。据小站公社76个生产大队的统计，参加运动的干部有1268人，整出犯有各种错误和“罪行”的干部960人，改选的支部成员共105人，其中连任的只有37人。被开除党籍的28人，留党察看15人，劝退的一人，暂缓登记的21人，受其他处分的44人。
196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文件肯定了农村干部中的大多数是好的或比较好的，要求尽快解脱他们，逐步实行群众、干部、工作队三结合，并指出：“有些坏干部是会有集团的，但不把集团划得太多、划得太宽。”这个文件等于直接否定了陈伯达关于“小站地区漆黑一团”的错误估计。但，即使这样，也未能改变陈伯达对小站地区“四清”工作的看法。南郊区在贯彻“二十三条”后(当时我已被撤职)对干部重新分类排队，并对经济退赔工作也作了一些调整，解放了一批干部。但对陈伯达亲自定的所谓三个“反革命集团”涉及的246名干部却一律未作纠正。这三个“反革命集团”的冤案一直延续到“文革”中后期。
“清经济”阶段初期，在组织社队干部“洗手洗澡”、发动群众揭发干部的“四不清”问题时，运动出现了“三岔口”，即群众发动不起来，干部不能自觉地交代问题，工作队思想上产生了苦恼和畏难情绪，致使运动陷入停滞。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陈伯达窜到小站地区，亲自指挥小站地区三个试点单位的“四清”运动。他竭力夸大“敌情”，说“小站地区和国民党统治区一样”，要求工作队对“当地干部无论好坏，都要与他们保持一定的距离，划清界限。”工作队在陈伯达的指挥操纵下，很快完成了开展夺权斗争的舆论准备工作，并进入了实施阶段。
陈伯达认为，要真正搞垮“反革命集团”，夺回党政大权并非易事，靠当时工作队的力量是不够的。因此，他强令中共天津市委收缩其他区县的“四清”工作队力量，抽调人员加强小站地区工作队。3月下旬，市委陆续抽调了几千名干部加强小站地区“四清”分团的力量，市委书记王亢之、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方纪以及江枫等带领50名干警也来到小站地区投入“四清”运动。在陈伯达的授意下，《红旗》杂志社编辑部抽出10多位同志来到小站地区，帮助搞“四清”。小小南郊区，仅“四清”工作队员即达5000余人。
在陈伯达的指挥下，“张凤琴反革命集团”首先被炮制出来了。
张凤琴出身于贫农家庭，解放前当过童工、讨过饭，后到西右营村当童养媳。她苦大仇深，政治觉悟较高，在土改工作中表现非常积极，被吸收入党。1952年，张凤琴积极响应党的号召，组织了西右营村第一个农业生产互助组，转年又组织了西右营第一个初级合作社，先后担任村、乡妇联主任、初级社和高级社社长以及中共天津市南郊区区委委员、市妇联执委等职务，曾出席河北省党代会和全国妇女代表大会，多次被评为天津市农业劳动模范，并于1960年荣获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
就这样一位勤勤恳恳为党工作的好同志，却被陈伯达几句话就打倒了。陈伯达说她“在入党时自称贫农，实为富农。1954年她丈夫于占海有地49亩、骡子一头、大车一辆、水车一台、小农具齐全……”为了给张凤琴罗织罪名，陈伯达连起码的历史事实和一般逻辑都不顾了。1954年，全国解放已有5年之久，广大农民在政治和经济上早已翻了身，农民的日子过得好了，拥有了自己的土地和生产工具，这本来是共产党领导农民翻身得解放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可是陈伯达作为中共中央的领导成员之一，居然把成就当“罪行”!按照他们的逻辑，如果贫农在土改中分得了地主的土地和生产资料，那么贫农就不能再算是贫农，而要根据他所分得的包括土地、房屋在内的财产来重新划定成分和出身。以陈伯达的“理论水平”而论，他不可能“糊涂”到这种地步。他之所以用如此荒唐的逻辑一口咬定张凤琴是“富农出身”，完全出于他个人的政治目的。
“四清”工作队秉承陈伯达的旨意，为了把张凤琴的“富农成分”坐实，想方设法拼凑“材料”，竟凭空捏造张凤琴“全家每年雇短工120个”，继而又把张凤琴和她丈夫打成“混入党内的富农分子、地主阶级的代理人。”在政治上，硬说张凤琴“十几年来以反革命的两面手法，欺上压下，骗取领导信任，取得合法地位，一直保持了10年的劳模称号，窃取了省人民代表、公社党委委员等职，暗地里对抗党的政策，任用亲信，搞宗派活动，推行反革命的阶级路线，公开勾结地富分子，打击贫下中农、干部，并拉拢腐蚀党的干部。”陈伯达还污蔑张凤琴之所以连续10年获得劳模称号是“地主阶级代理人的有意栽培”，“是南郊区委执意要树立旗帜而一手提拔的。”
1964年5月5日，陈伯达在谈到西右营“四清”工作的性质时又说：“张凤琴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一帮子坏人勾结起来搞反革命。他们自称贫农、劳模、党员、干部，是挂羊头卖狗肉，公开干坏事，因为他们掌握了权力，上边有人支持。”6月底，陈伯达又连续两次到西右营村去催要张凤琴的材料，并提出“要把张凤琴的问题和与她有关的人联系起来，看看到底是什么关系。”又暗示工作队说：“任何问题不提到一定的高度都是不能解决的。”从后来的事态发展来看，陈伯达的这些讲话是针对我这个区委书记的，即暗示工作队：刘晋峰是张凤琴等人的“黑后台”。
按照陈伯达的“指示精神”，“四清”工作队紧锣密鼓地把张凤琴和与她有关的干部的问题整理成单项材料，又把相互关联的问题“串”起来(即把个别干部的错误硬性牵扯到张凤琴身上)，拼凑成一个所谓的“以张凤琴问题为中心，以反革命活动为主线，以工作关系、历史关系和社会关系、亲戚关系相联系的张凤琴反革命集团”。为了扩大这个反革命集团，工作队把东右营、西右营、北义庄等三个大队的7名主要负责干部都说成是冒充贫农、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将他们打成“张凤琴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张凤琴本人则被打成“反革命集团”的头子，说她“把持东右营、西右营、北义庄三个村的党政大权，形成了一个反革命黑帮，实现了资本主义复辟。”
在陈伯达的“导向”指挥下，“张凤琴反革命集团”终于炮制成功。仅仅一两个月的时间内，东右营、西右营和北义庄三个村子成了“阶级斗争的第一线”，被列入“张凤琴反革命集团”的共有88人，超过了三个村干部人数的总和。
以大体相似的方针，陈伯达还炮制了“张玉仑反革命集团”和“姜德玉反革命集团”。
陈伯达说：“刘晋峰不能复辟”
陈伯达为什么“恨”我?其实连我自己也说不清楚。如今能回忆起来的，大概有两件事我直接“得罪”了这位“中央首长”。
第一次是“四清”运动刚开始时，工作队要我介绍一下小站地区的基本情况，当时陈伯达也在座。我说，小站地区、公社、大队、生产队的干部在农业生产上是取得了很大成绩的，农业上连年增产就说明了这一点。干部们在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化运动中的表现也是积极的，是有贡献的。当然，一部分党员干部也有缺点错误，但他们的问题绝大多数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他们的工作成绩是主流，缺点、错误是次要的。因此，我建议“四清”工作应当以通过运动对广大干部进行教育、引导为主，对有缺点错误的同志可以进行批评，但不要以整人为目的，以整倒了多少人为成绩。我的这一番话等于无意中戳到了陈伯达的疼处，从他事后在小站地区“四清”工作中种种行为来看，他来小站地区抓“四清”工作试点的目的是为自己捞取资本，而在他心目中，整倒的干部越多，“挖”出来的“阶级敌人”越多，成绩才越显赫。我的讲话在无意中完全跟他唱了反调，所以，他从一开始就视我为眼中钉，把我当成了绊脚石，必欲拔除、踢开而后快。就在我这次介绍情况之后，陈伯达就向天津市委提出“撤刘晋峰的职、改组南郊区委”的建议。
第二次“得罪”陈伯达，是在对张凤琴问题的处理意见上产生了分歧。对于张凤琴，当时(指“四清之初)从市里到区里的看法还是比较一致的，认为张凤琴是一位勤勤恳恳的好同志，是一位称职能干的支部书记，正因如此，当初陈伯达到西右营视察的时候，我特意把张凤琴作为先进典型向陈伯达介绍，陈伯达听了我的介绍，才决定到张凤琴家里看一看。万没想到陈伯达只在张凤琴家呆了20分钟，就判定她“劳模不劳、贫农不贫”，回到市里就对市委书记万晓塘下命令：“撤张凤琴的职，如果不撤她就撤刘晋峰的职!”
“四清”工作队闻风而动，立即组织西右营村的社员群众揭发张凤琴的问题。而张凤琴坚持认为自己没什么问题可交代的，群众也表示揭发不出张凤琴的什么问题。工作陷入了僵局，陈伯达于4月初又来西右营，指使工作队强令群众揭发张凤琴的问题。天津市委不好公然违抗陈伯达的命令，只好召开市委会讨论撤销张凤琴职务的事。在会上，我再次为张凤琴申辩，我讲话的大意是，根据目前所掌握的情况，我认为撤张凤琴的职是不妥当的。当然，如果“四清”工作队今后发现了她有别的问题，则是另一回事。我的这个意见未被市委采纳，因为下达撤职命令的毕竟是中央首长陈伯达。最后，市委同意了陈伯达的意见，决定撤掉张凤琴西右营村党支部书记的职务。这次市委会议，陈伯达也在场，此外还有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河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远千里等同志。
会后，天津市委宣传部部长方纪和南郊区区委宣传部长陈喜荣起草了一个稿子，也就是关于撤掉张凤琴支部书记一职的决定通知书。4月25日，由工作队召集会议，意在把这个决定传达下去，陈伯达对我在市委会上的表态耿耿于怀，明知我不同意这个撤职决定，却偏偏强令我在会上宣布这个决定。按理，我应当照着稿念就是了，陈伯达纵然对我不满，至少他当时说不出什么来，因为他毕竟是实现了撤掉张凤琴职务的“愿望”。可是我始终认为，张凤琴根本就没什么问题，退一万步讲，就算她真的有问题，也还远远没弄清楚。一个童养媳，自幼吃尽了旧社会的苦，解放后一直跟着共产党，什么工作都是走在前头，党叫干啥就干啥，怎么干得好好的说撤职就给人家撤职呢?我心里不情愿，也不理解陈伯达为什么非要逼着市委做出这种决定。他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干吗跟一个小小的村支书过不去呢?在这种心理的支配下，我在宣布决定时就打了“折扣”，把“撤销……职务”说成是“暂时撤销……职务”。
我宣读这个决定时，陈伯达一直全神贯注地听着。如今想来，他大概就等着这一天呢，所以听得十分认真，听到我说“暂时撤职”，陈伯达立即大发雷霆，厉声责问：“刘晋峰你要干什么?撤职就是撤职，你为什么宣布暂时撤职?”我没有理他，转过头去默默地看着窗外，正是暮春时节，窗外是一片柳绿花红的勃勃生机，室内鸦雀无声，一派秋天的肃杀。陈伯达怒气未消，见我不理他，可能也不想降尊纡贵跟我当场争论，于是喋喋不休地又讲了一通话。我只顾想心事，陈伯达都讲了些什么，我一句也没听清。
我明白，坐在旁边的大名鼎鼎的陈伯达是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候补委员，曾经当过毛泽东主席的政治秘书，又是党内公认的大理论家。论地位、论马列主义理论水平，我都没法跟他比。论权力，他是党中央的核心领导成员，我只是一个区委书记，更是不可同日而语。可是，我并不是吃了熊心豹胆故意跟这位“中央首长”对抗，以当时的情况而论，我更不可能那么早就看出他是个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大野心家、阴谋家。我之所以敢于这么做，主要因为当时我们党内的民主空气还没有被弄到“文革”中那样的紧张程度，下级党员干部对上级领导的意见至少在形式上还是允许存在分歧的，“阶级斗争”的火药味还没有浓烈到完全封杀党内民主的程度。其次，凭的是一个共产党员的良心。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我有权利就这样一个具体问题保留我的意见，并准备在事后同陈伯达就此问题进行讨论或是申诉。我对于如此草率地撤掉一个基层党支部书记始终是不能同意的，我当时甚至以为这是“四清”工作队在背后捣了鬼，蒙蔽欺骗了陈伯达。我当时本能地觉得，陈伯达多半是不太了解情况，日后他了解情况后，会同意我的意见的，我没有想到的是，像陈伯达这种地位、这种水平的高级干部，居然会因此而恨我入骨，以致数年之后还耿耿于怀。以今天的观念来看，抛开陈伯达的政治立场和险恶用心不谈，单单以“人”的标准来衡量，他也算不上一个好人，因为他太小心眼儿，太没有气度了。
多半是我的“阳奉阴违”的态度激怒了陈伯达，导致他在张凤琴问题的处理上含有故意报复我的心理成分。7月5日，陈伯达第五次去西右营，恶狠狠地说：“我赞成把区委的两个部长(指宣传部长陈喜荣和农村工作部部长于荫田)和公社书记拉到西右营来，和张凤琴一起交给群众斗争。有病不能走，拿担架抬也要抬来!”7月21日，陈伯达居然违反党的组织原则和组织程序，在没有通知我们南郊区委的情况下就宣布开除张凤琴同志的党籍。
也许是因为个人恩怨(至少有这种因素在内)，也许是因为政治观点(陈伯达认为我头脑里没有“阶级斗争”这根弦)的不同，总之，陈伯达打定了主意，非要把我整垮不可。在亲手导演了“夺权”闹剧，亲手炮制了三个“反革命集团”之后，陈伯达强调：“反革命集团除了下边的根子之外，一般地讲，上边也有根子。正是由于上边的根子对这群反革命黑帮的包庇掩护，才使他们长期地存在下去。”他授意“四清”工作队，“要揪出三个反革命集团之后乘胜追击，挖出他们上面的根子。”
陈伯达没有打过仗，可是在指挥这场“挖总根子”战役的过程中却十分懂得“迂回包抄、各个击破、扫清外围、最后发起总攻”的战术。三个“反革命”的头子都是劳模，都是我们南郊区委一手培养起来的典型。先进典型变成了“反革命集团”，则南郊区委难辞其咎；我是中共天津市南郊区委员会的书记，是“党委一班人”的班长，如果党委成员“烂掉”了，那么我这个区委书记也就肯定不是好人了。于是，按照陈伯达的部署，工作队将区委、公社一级的领导干部中与三个“反革命集团”的头子有较多联系的人一一列了出来，把正常的工作关系一律说成“黑帮”关系，然后按图索骥，一层一层像剥笋一样“挖上边的根子”。
南郊区区委宣传部长陈喜荣受区委的委派并经工作队同意，于1964年3月来到西右营村，协助中宣副部长周扬及市委领导王亢之、方纪等人开展“四清”工作，并被安排为北阐口公社“四清”分团领导小组成员。只因为有一次在领导小组会上，他讲到“张凤琴的问题仍然是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不是敌我问题，有缺点错误可以对她批评教育”，由此惹恼了陈伯达，他当场就说：“陈喜荣是在搞政变!”并立即命令陈喜荣回区委停职反省，后又将其揪到西右营村进行大会批斗。最后，陈喜荣被定为“张凤琴反革命集团”的根子，罪名是“反对领导、破坏运动、保护坏人”。
区委农村工作部部长于荫田，只因为1956年在西右营村蹲点搞经营管理的时候曾在张凤琴家住过，居然也被定为“张凤琴反革命集团”在上边的根子。原天津三区区委组织委员吴海亮也被陈伯达定为“张凤琴反革命集团”的根子，理由是吴海亮“解放初期是天津县委驻西青党组织委员”，“是西右营乡韩玉昆、刘长江的入党介绍人”。而事实上，吴海亮从来没担任过西右营乡党委的组织委员，也根本不是韩玉昆、刘长江的入党介绍人。像这种一查档案就可以弄得清清楚楚的问题，在陈伯达的主观臆想下居然也成了“罪状”!区财贸办公室主任边华英，因为1958年“大跃进”期间曾与姜德玉一起搞过丰产田，便成了“姜德玉反革命集团”的支持者，被定为该“集团”上边的根子。此外还有区、社两级领导干部共11人，均被定为三个“反革命集团”在上边的根子。“根子”挖出来了，还要挖出“总根子”。“总根子”当然就是我了。
我被定为“总根子”的过程极其简单。在定三个“反革命集团”在上边的根子时，陈伯达说：“要把刘晋峰放上去。”工作队的人说：“已按您的意思把刘晋峰放上去了，但还没有填事实，不知怎么写。”陈伯达怒气冲冲地说：“不要事实!刘晋峰是南郊区委书记，这三个反革命集团的头子，都是他培养的劳模、党员干部，这就是铁的事实，是罪证!”于是，我被宣布为三个“反革命集团”的总根子，陈伯达强行命令天津市委：“必须撤刘晋峰的职，必须改组南郊区委!”
据实而论，当时天津市委对陈伯达这种横加干预、强迫命令的方式也是有看法、有抵触情绪的。可是，陈伯达的身分和权力摆在那儿，谁也不好公然违抗他的命令。记得在做出将我免职调离的决定之后，市委书记谷云亭和市农委主任贾林找我谈话，他们安慰我说：“晋峰同志是好同志，你先到杨柳青‘四清’分团十六街参加‘四清’当队员，改名叫刘涛。安心工作吧。”在当时著名的刘(晋峰)、陈(喜荣)、于(荫田)集团中，我虽然是“总头子”，但市委对我还是尽了最大的努力进行保护，让我改了名字，继续为党工作。我当时觉得既愤懑又可笑，心想，我打日本、打老蒋的时候都“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如今是共产党的天下了，我这个革命几十年的共产党员怎么倒变成“地下工作者”了呢!市委顶着巨大的压力千方百计保护我，我听了很受感动，二话没说就到杨柳青“四清”分团去报到了。相比之下，我名下的“黑集团”的两个“副手”的境遇就惨多了：区委宣传部部长陈喜荣被撤职、开除党籍，送到天津市公安局青泊洼农场去劳动改造；农村工作部长于荫田被撤职、开除党籍，送北郊苗圃劳动改造。
挖出了三个“反革命集团”，揪出了以我为首的“黑帮后台”，陈伯达觉得小站“四清”将要大功告成了。在他的督促下，“四清”各分团分别绘制了姜德玉、张凤琴、张玉仑三个“反革命集团”的社会关系分布图和历史大事记各一份。这个图表中，最上面的“黑根子”自然非我莫属，以下是区、社、队各级领导干部，层层分明，网络密布。此外，又专门编造炮制了一个“张凤琴反革命集团”展览，在天津水上公园和北京天安门城楼后面的午门公开展览，为陈伯达在小站地区捞取的这点“政治资本”大造舆论、大事渲染。“四清”运动后期，工作团按照陈伯达的旨意写出了“四清”工作总结，总结出了夺权斗争中的所谓经验。总结写完之后，陈伯达带着戚本禹等人专程来到了天津，修改这份总结报告(陈伯达本人也曾亲笔修改数遍)。最后，他把王亢之和方纪等叫到他的驻地，他一边翻看着稿子一边说：“就是这样了吧，以你们天津市委的名义上报中央。”这个政治骗子就是如此厚颜无耻，他亲手炮制了这份给自己“增光添彩”的总结报告，却授意以天津市委的名义报告中央!1964年9月25日，天津市委向华北局及党中央上报了这份《关于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报告》。10月24日，中共中央向全国转发了这个报告。
小站“四清”为害深远
历时一年多的小站“四清”，给小站地区的工农业生产和人们的思想带来了极大的混乱。“四清”结束后，小站地区的广大党员干部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然心有余悸。他们工作上患得患失，谨小慎微，不敢放手开展工作，惟恐言行有失而挨整。有些村干部动不动就躺倒不干，他们的家属也劝阻甚至哭闹着不让他们当村干部，理由就是一条：干下去没有好下场。结果，区委、公社的领导常常要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各村“扶班子”。“四清”运动搞乱了干部们的思想，领导班子各成员之间互不信任，相互提防，产生隔阂，致使正常的工作都无法开展。干部与群众之间的关系也变得疏远，形成了隔膜，彼此很难沟通了。
更严重的是，“四清”使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了极大的挫伤。“四清”前，南郊区的各项工作都是搞得比较好的，尤其是农业生产方面，粮食连年增收，自主经营十分活跃。以小站地区为例，“四清”前各社队普遍实行“三包一奖四固定”的农业生产责任制，较好地体现了按劳分配的原则，有效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而在“四清”运动开始后，这些责任制都被当作“物质刺激”、“工分挂帅”的资本主义倾向加以批判并废止执行，改为实行工分制。这种工分制呆板地将每个劳动力工作一天所应得的工分固定下来，每季度甚或每年才重新评定一次，而且评定时过分强调甚至单纯强调“政治态度”，因而形成了干与不干、干好干坏、干多干少都一样的状况，导致农民的劳动积极性一落千丈，严重阻滞了生产的发展。
陈伯达在小站地区大搞“极左”的一套，甚至不惜破坏党和国家的有关政策。例如，为了显示“四清”的成绩，标榜“四清”运动改变了农村面貌的“伟大成果”，陈伯达竟利用职权，公然违反国家农业资金专用的规定，强行挤占、挪用国家支农专项资金25万元，用作小站镇容建设。他为了显示“四清运动给广大农民带来了好处”，竟不准银行催收到期的贷款，不准粮食部门按包干任务合同征购粮食，把银行和粮食部门的上述正常业务工作说成是“压贫下中农”、“压四清运动”、“否定四清成果”。他指斥银行：“西右营大队的欠款是下台干部张凤琴欠的，现在‘四清’了，再收欠款就是给上台干部施加压力。”根据这种蛮不讲理的逻辑，陈伯达强令银行做出错误的决定：1965年的贷款全部免收，已收回来的也要全部退回生产队。此举使国家蒙受了巨大的财政损失。银行的个别收贷员对这个错误决定表示不理解，陈伯达知道后，竟下令将收贷员下放劳动。这种凭借手中的权力公然赖账的做法，实属闻所未闻!
国家银行的债都敢赖掉不还，粮食部门应当征购的粮食就更不在话下了。陈伯达一声令下，不仅应当征购的粮食不准再征购，而且已经由国家粮食部门征购入库的粮食也必须如数退还给生产队，仅西右营大队就从国家粮库中拉回稻谷85万市斤。北阐口公社粮食部门的一位负责人对这种作法表示异议，陈伯达当即下令将其撤职。
“极左”的思想、失去制约的权力，把陈伯达变成了小站地区乃至南郊区、天津市的太上皇。在这里，他一言九鼎、为所欲为，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将国家大法视如无物，把党的政策玩弄于股掌之上。在他的淫威之下，银行不敢收贷款，粮食部门不敢征购粮食。不惟不敢，还得额手称谢。在陈伯达“保护四清成果”的旨意下，各公社、大队和生产队层层虚估收入，不惜减少公共积累，架空分配，将集体经济淘洗一空，为的就是用一连串“辉煌”的数字衬托陈伯达个人的政治资本。
1970年8月23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陈伯达的反党阴谋被彻底揭露。全会按照毛泽东主席的意见，对陈伯达进行了揭发批判。1972年4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决定把批陈整风运动扩大到全国基层单位。天津市委遵照中央指示，于1972年至1973年结合清算陈伯达反党罪行的活动，对小站地区“四清”运动进行第一次复查和平反。经过复查，宣布张玉仑无罪释放，恢复党籍，对“张玉仑反革命集团”中受到错误处理的15名党员干部予以恢复党籍，恢复职务，补发工资；恢复张凤琴的党籍和职务，补偿其人民币1800元、粮食650公斤的经济损失。“文革”结束后，1978年至1983年，天津市委又派出调查组，对小站地区“四清”运动进行了第二次复查，为当年陈伯达一手制造的三个所谓“反革命集团”和改组南郊区委的冤假错案进行彻底平反。1979年4月17日，小站公社召开万人大会，为姜德玉彻底平反，恢复了姜德玉的党籍、原定的成分和劳模称号，并为他安排了适当的工作。
至此，小站地区乃至整个南郊区被陈伯达“翻”过去的天又一次翻了过来。
(本文作者刘晋峰，曾任天津市南郊区区委书记，天津市农委主任，副市长，市政协主席。文字经吴金良加工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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