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录

2002年6月14日，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召开第218次天则双周学术讨论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姚枝仲博士做了题为"市场化的增长和波动效应"的主题演讲。以下是本次演讲与讨论的主要内容。

姚枝仲：

我在这篇文章中主要是想通过理论和经验研究来理解中国的市场化过程对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波动的影响。我的论文有两个前提：一是只考虑到中国目前为止的市场化过程，不考虑别国市场化的情况；此外我只考虑市场化本身对经济增长与波动的影响，并不是讨论市场化过程中的所有问题。

第一个问题涉及到如何理解中国的市场化过程，中国有很多文献，尤其是过渡经济学就是讨论这个问题。我采用了张宇燕（1995）和张曙光老师（2002）等人的研究成果，的观点，中国的市场化理解为政府逐步放松对经济的管制的过程，但是我做了进一步的细化，这种管制包括投资管制、融资管制、劳动力市场管制，以及价格、利率和外汇管制。其中投融资管制主要是针对非国有经济而言的。

当然，这里所说的管制主要是指控制，跟西方经济学中所说的管制还不完全一样。不过在市场化过程中也存在着加强管制的现象，即所谓regulation。

樊纲教授提出了用体制结构系数——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的产出比——来表示市场化的过程和经济结构的变化。关于这个系数的描述，樊纲教授在他的论文中已经有比较详细的描述，不再赘述。

在讨论之前，我还要做几个限定：首先，我讨论的是封闭经济，所以对外贸和外汇的管制不做讨论；第二，我讨论的是一个特殊阶段：基本上放松了对非国有经济的投资管制，投资管制可以看作是一种产品市场的进入管制，当然还有一些行业没有放松投资管制，我们可以用一个投资管制系数来衡量放松投资管制的程度；第三，仍然对非国有经济有较严格的融资管制，获得银行贷款的可能性比较小；此外，我不讨论劳动力市场和利率与汇率市场的问题，因为过于复杂。

我建立了一个两部门模型：

国有部门：计划者持有资本并进行投资：

非国有部门：居民持有资本并进行投资：

其中最重要的是资本积累的情况，这里不考虑人口增长率、劳动增长率、劳动效率等等。国有部门的资本积累方程如下：

它的投资部分来源于产出减去劳动报酬的支出，假如没有税收，国有部门的资本收入全部用于了资本积累；投资的另一部分来源于银行对国有部门的净贷款，净贷款 是指从银行的贷款净额减去其银行存款净额的差。净贷款表示从银行转移过来的可以用于投资的收入。这是一个典型的凯恩斯式的收入支出平衡方程式。

非国有部门的资本积累方程如下：

非国有经济部门的资本积累 等于该部门的投资I2t减去其折旧δK2t。而投资I2t等于居民利用可支配收入进行的直接投资 ，再加上非国有经济部门从银行获得的净贷款 。

之所以采用银行净贷款的概念，是因为其中包含了很丰富的信息。假如在一个没有现金的经济中，所有的交易都要通过银行存款，投资会导致银行存款的减少，贷款和收入会导致银行存款的增加。贷款之所以会导致存款的增加，就是因为银行的货币创造功能。净贷款的概念会把这一部分排除在外：假如国有部门没有把贷款用出去，仍然存在银行中，那么就形成不了实际投资，也不会被计算在内。

投资需求函数跟它们的资本积累方程是不一样的，投资需求并不等于将要实现的投资，国有部门的投资需求函数如下：

国有经济部门的投资I1t是国有经济部门的资本收入(Y1t-W1t/Pt)、银行新增贷款 、贷款利率rt和融资管制系数bt的函数。

在该投资需求函数中，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就是货币供应量直接进入了投资需求函数。在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中，货币供应量是通过影响利率来影响投资的，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中，预见到的货币供应量仅对价格产生影响，而对投资、利率等真实变量没有影响。即使是未预见到的货币供应量也是通过意外供给曲线影响产出，而不是通过需求影响产出。当我们分析中国经济的具体情况时，必须注意到两个非常重要的事实：一个是利率在很长时间以内不是由市场决定的，而是被货币当局管制在某一固定水平，不能随货币供应量的变化而变化，货币供应量通过利率影响经济的渠道不存在。另一个是银行贷款规模对投资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企业一旦获得了贷款，就获得了购买力，就能产生投资需求。实际上，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信贷规模控制是最主要的货币政策操作手段，甚至到目前为止，中央银行仍然在通过"行长会议"等形式向商业银行公布指导性的贷款规模。一旦将贷款理解为货币创造的唯一来源，就能明白在中国货币供应量是决定投资的一个重要因素。当然，进入投资函数的不是货币供应量本身，而是货币供应量的增量，即与当年新增贷款对应的新增存款。

该函数中的另外一个重要系数就是融资管制系数bt，它表示对非国有经济部门的融资管制程度。bt越小，表示对非国有经济的融资管制越弱，bt=0表示对非国有经济部门完全放松融资管制。融资管制越强，国有经济部门从银行获得的资源越多，国有经济部门投资需求越强，国有经济部门的投资需求与融资管制正相关。后面还会详细讨论融资管制系数的具体含义。

非国有部门的投资需求系数和国有部门不太一样：

它是基于居民的收入并不完全用于投资，还可以用于消费和存款。这里把银行存款和投资分开是因为存在着对居民和非国有部门的融资管制，居民的储蓄存款并不一定转化为投资。

投资管制系数at反映对非国有经济的投资管制程度。at越大，表示对非国有经济部门的投资越强，因此，非国有经济部门的投资需求与at成反向关系。

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来源和使用：

居民可支配收入一部分来自于非国有经济部门的资本收入和劳动报酬收入，非国有经济部门的资本收入与劳动收入之和构成非国有经济部门所创造的总收入Y2t。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另一部分来自于国有部门的劳动报酬。此外，我做了一个关于居民可支配收入三种使用用途的比例的假设，虽然假设比较简单，但是后面用起来比较方便：

在一个无现金的经济中，居民的储蓄增量必然等于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所获得的贷款增量。

如果没有现金，没有利息支出，贷款会导致存款增加。在存款总量不变的情况下，所有银行存款总量的减少，必然导致居民存款的增加。从单个企业衡量，一个企业存款的减少，有可能是因为另一个企业存款增加，但是也有可能是因为居民储蓄的变化，此时不考虑贷款的变化了，因为它可能导致存款的变化。如果企业存款减少了，表明企业对居民的支付，居民存款会增加；居民存款的减少，表明对企业产品的购买，会使企业存款增加。此模型中只有一种支付，就是劳动报酬。

这个等式也是银行账户平衡的关系式。假如没有债券市场等其他市场，那么银行的资产方就只有企业贷款和中央银行的存款；银行的负债方就是企业存款，居民存款，以及中央银行的负债。中央银行存款和对中央银行的负债是相等的，所以排除了这一项之后，企业和居民存款作为银行负债方，企业贷款作为银行资产方。这样，居民储蓄存款的增加正好等于企业净贷款的增加。这个等式也可以看出，居民的储蓄可以通过银行可以转移到企业。如果对非国有部门存在比较严格的融资管制，居民储蓄存款就会全部转移到国有部门。

将两个资本积累方程相加，可以得到一个全社会资本积累方程：

其中：

下面主要谈谈投资管制系数和融资管制系数，因为这两个系数是影响投资尤其是非国有部门的投资的重要因素。

投资管制系数可以理解为产品市场的进入管制系数。在布朗查德的一篇论文中，研究了管制和放松管制的影响，也有产品市场的进入管制系数，他是用进入成本和产出之间的比来衡量的。我做的动态是分析，就不能沿用他的概念：

投资管制系数越大，管制程度越大；投资管制系数越小，管制程度越小。在纯计划经济条件下，投资管制系数为1，不允许非国有经济部门进行投资，这也是维持纯粹公有制的一个必要条件。

融资管制系数：

这一系数表示国有经济部门所获得的净贷款增量在居民储蓄存款增量中所占的比例。该系数为1的时候，完全管制，非国有经济部门不能从银行获得居民储蓄，居民的存款通过银行全部转移到了国有经济部门；该系数为0的时候，表明全部放松管制，居民储蓄存款全部转化为非国有经济部门的净贷款，这就与现在的西方经济学中没有多大的区别了，变成了储蓄和投资之间的转移。只有存在管制的情况下，居民储蓄才有可能转化为国有经济部门的投资。

从上面的几个公式，我们可以得到两个部门的资本积累方程：

这两个方程跟新古典经济学中有一些区别，我没有假设两个n和两个g是分别相等的。在假定后面相等的情况下，前面与新古典也有区别，首先就在于有一个比：国有部门的工资与国有部门产出之比，也就是劳动报酬在总收入中的份额。居民储蓄中有一部分转移给了国有经济部门。我们考虑b等于1的情况，也就是完全融资管制的情况，那么居民储蓄存款全部转移给了国有经济部门。国有部门的资本积累有两部分，一部分就是，国有经济部门的工资支出通过银行有转移到了国有经济部门；另一部分，我们看到体制结构系数J是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的产出比例。非国有经济部门的资本积累也有几部分，一部分是国有经济部门的工资支出，另一部分是非国有部门自己的投资，还有非国有部门从银行所获得的贷款资源。

在这两个方程中后面部分相同的情况下，可以形成一个稳态。在国有部门产出增加的情况下，非国有部门所获得的资本积累也有可能增多，反之亦然。如果没有融资管制，那么k1的变化就跟k2没关系。存在融资管制的情况下，可以实现稳态均衡。在两个部门之间没有效率差异和劳动增长率差异的情况下，通过资本积累和投资转移，能够实现一个稳定的均衡，并在此均衡中形成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之间的投资结构。下面是形成均衡的图：

通过这种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之间的资源转移，我们可以得出几个比较重要的结论：

第一个结论，放松投资管制和融资管制，都会导致体制结构系数的下降，也即非国有经济部门比例增大；

第二个结论，当存在比较严格的融资管制时，放松投资管制反而会导致国有经济部门稳态和资本存量的提高；也就是说，在我们改革的初期，允许非国有经济部门成长之后，国有部门的资本增长反而更快。

这个结论比较重要，因为它解释了一个现象：在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条件下，资本积累由政府的意向决定，压制消费，增加投资；但是在市场制的情况下，国有经济部门的资本积累速度反而更高，而且产出也会增长。由于国有部门的资本存量更高了，那么它的资本效率也更低了。在价格双双轨制的模型中，用非国有经济部门的进入和竞争加强也解释了国有经济部门在市场化过程中产出的增长。如果竞争加强的话，会导致效率更高，也就是在同样的资本积累情况下，产出会更多；但实际在改革过程中，资本积累的效率是降低的，是因为资本积累大大增加了。

第三个结论，放松融资管制对两个部门资本存量的影响是比较复杂的。在非国有部门的比例还非常小的情况下，会导致两个部门稳态情况下的资本存量同时增长；当非国有部门比例提高到一定比例、也即体制结构系数下降到一定量的时候，如果放松融资管制的幅度比较大，非国有部门主要依靠从国有部门转移的资源，会使国有部门稳态资本存量降低，而非国有部门的资本增加也达不到前面那个阶段的程度；当非国有部门的比例比较大的情况下，放松融资管制会导致国有部门稳态资本存量的减少，非国有部门稳态资本存量的增加。

这时的波动效应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非国有经济成长削弱在公有制情况下总需求制度性膨胀的基础，降低经济波动的幅度；

其次，放松投融资管制对投资需求造成冲击，非国有经济部门的投资需求会扩大，这种效应是扩张性的；

第三，目前，融资管制的情况下放松投资管制，会导致国有经济部门的稳态资本积累和资本效率降低，银行贷款的扩张能力随之降低，从而产生紧缩效应，这也是目前通货紧缩的一个制度因素。如果放松融资管制，就会消除造成紧缩的制度因素，促使非国有经济部门的扩张，最有利于坏账的消化。

下面对前面的理论做一个经验分析。

第一个图：居民可支配收入中消费（c）、储蓄存款（s）、投资（d）之间的比例。最上面的线是消费，中间的线是储蓄，最下面的线是投资。

从图中可以看到，居民消费从1980年就开始下降，说明放松投资管制之后，居民储蓄并没有降低，居民是减少收入中消费的比例，来增加投资的。但是1994年之后，居民的投资比率基本稳定不变，但是小费在增长，而存款比率在降低。这说明当前放松投资管制的潜力并不是很大的情况下，对融资的管制程度比较高，这是居民的投资比率不再扩张。随着消费倾向增强，消费比率上升，而存款比率下降。这也表明，国有部门从银行可获得的资金也减少，它的很多问题都显现出来了。要扭转这种情况，只有放松融资管制。

第二个检验是对体制结构系数做了一个估算：

从结果来看，还是比较符合现实的。国有经济比非国有经济的比例在市场化的过程中在不断的下降，但是从1997年之后，这个比率逐渐趋于稳定。这也对应于前面所讲到的融资管制比较强，非国有经济部门的发展受到限制，难以获得资源。

第三个检验是国有经济部门的效率，这里用的是国有部门的资本产出比。这个比率越大，表示国有部门的资本效率更低。

同样可以看到，从1997年之后，这个比率的上升趋势有所减缓，这可以理解为国有企业的改革所得到的结果。资本效率降低，也印证了我们前面所说的原因：国有部门所获得的资本积累更多，速度更快。这里我们的假定前提是资本的边际效率是低减的。

下面是我所做的回归检验：

第一个检验是居民投资比率的提高与国有经济部门资本效率的比较。本来我想考虑投融资管制对资本效率的影响，但是投融资管制系数比较难以衡量，所以用居民投资比率来衡量投融资管制程度，居民投资比率越大，表明投融资管制程度越小。如果β大于零的话，就说明放松投融资管制，会导致国有部门资本效率更低。回归的结果表明β是显著大于零的。

第二个检验，放松投资管制会导致体制结构系数的降低，也就是说s越大的情况下，J越小。而回归的结果也表明，β是显著小于零的。

第三个检验，放松投资管制对总需求波动的影响。总需求的衡量是比较麻烦的，可以用GDP来衡量。Yt中包含了供给的信息，也包含了关于资本积累的一些信息。所以在做这个检验的时候，我首先做了一个总需求波动对通货膨胀的影响。

假如我们的经济是需求拉动型的，我们就可以用投资管制放松程度与通胀的关系来解释投资管制的波动效应。其中 表示预期通货膨胀率；假设产出由总需求决定，因此实际产出的增长率 代表总需求的增长率，而总供给能力则由上一期的资本存量决定， 表示上一期资本存量的增长率，也表示本期供给能力的增长率，因此， 可表示超额总需求的变动； 为短缺指数，因为在市场化初期，仍然存在短缺，超额总需求一部分体现为价格上涨，一部分体现为短缺，短缺的存在将降低超额总需求引起的通货膨胀，故系数为负。 为一虚拟变量，表示价格改革所引起的物价突然上涨。

回归结果表明，α显著大于零，也就是说需求拉动型的经济增长的通胀效应还是很明显的。这个结论成立之后，我们考虑放松投资管制之后的波动效应。

St与
投资管制系数是相关的，投资管制系数越小，St越大；St的变化应该理解为对需求的扩张冲击，β应该是大于零的，回归结果也表明β是显著大于零的。这样得出的结论就是，放松融资管制的波动效应和增长效应还是比较明显的。

张曙光：

一个问题需要说明，在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之间进行资源转移的重要的联系就是居民储蓄。投资完全管制的时候，居民储蓄是完全进入国有部门的；管制放松之后，有一部分就可能进入非国有部门了。投融资管制程度的变化，会反映到宏观经济的变化上。这篇文章对90年代以来我国宏观经济的变化做出了自己的解释。90年代初，投资和融资管制都放松了，结果经济过热；90年代后期，融资体制倒退，又出现了另外的结果。我们看到，市场化是一个可逆的过程。下面请评议人评论。

范剑平（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副主任）：

这篇文章所谈到的问题有点像流体力学中的现象，如果把资金看作一个流，那么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两个龙头的开关和大小决定着资金的流向。在非国有经济比较小的时候，放松融资管制会使两者都增大；当非国有经济增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放松管制会使非国有经济获得更多资金，而国有经济获得资金减少。这也回答了我们现实生活中的一些问题。

从你的文章中看到，我国现在是投资管得比较松，而融资管得比较紧。投资和融资就像挖坑和栽树的关系，在以前，投资相当于企业挖坑，银行在其中栽树，但后来出现了非国有经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我们很多人都指责银行不向非国有经济贷款，而愿意向国有企业贷款。但是据我所知，现在很多大型非国有企业、或者说所谓的好企业都能比较容易地从银行获得贷款，要远远超过我们国有企业中的很多中小企业。所以与其把投融资部门分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不如分为大企业和小企业。银行在选择贷款企业的时候，已经早过了根据姓资姓社来决定是否贷款的阶段。到底投融资体制的倒退，到底是体现在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之间的差别，还是体现在大企业和中小企业之间的差别，是需要讨论的。

中国的投融资体制实际上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的过程。地方政府总想通过建立各种企业项目，向国有银行贷款，来从中央财政中分得更多的资金。而他们获得资金之后连本金都没准备还，这些是现在银行呆坏账的主要原因，这也是为什么我国的利率不起作用的原因之一。

赵农：

就我有限的宏观经济学知识，这篇文章还是比较新颖的。姚博士关于市场化的定义于国际主流的定义也基本相同，既定义为政府管制的放松，也定义为非国有部门的发展。你将经济抽象地分为国有经济部门和非国有经济部门，那么像乡镇企业这种集体经济不知道在你的体系中应该将它归为哪个部门。当然对纯理论分析来说，这个问题并是很关键。

在你的模型中将资本产出比作为一种资本效率的说法，但是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中，资本产出比所反映出来的效率的含义可能是不一样的。比如在资本能够被充分利用的时候，资本产出比可以作为一种衡量效率的方法，但是在进行大量投资的时候，这个比率还是否那么有效，是值得探讨的。此外，国民收入的循环过程和银行资金的流通过程基本是同等看待的，但是在传统的凯恩斯经济学中，一般是把这两个过程是分开的。

另外，你的这种两类部门的各自发展影响宏观经济波动的看法，实际上也存在着相反的逻辑，就是宏观经济波动影响到两类部门之间此消彼长的关系。比如在紧缩的条件下，我们更多采用的是财政政策，这种效应比信贷部门的资金流向对经济的影响更为明显，这时候可能国有经济部门得到的资源更多了。

柯容住：

这篇文章对非常复杂的宏观经济现象能够提供很专门的角度来解释，是非常有意义的。从经济增长的微观基础来看，无非是这样三类契约在起作用，一类是融资性契约，因为靠自身储蓄来筹资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第二类是雇佣性契约，你要招人，要买设备；第三类是购买契约，生产产品之后拿到市场去卖，别人付钱实现利润，实现马克思所说的"惊险的一跳"。你所说的对投资的管制是用投资成本来反映，但是这不能根本地反映投资管制的实质，这样在你那里投资性管制和融资性管制变成了一个硬币的两个方面：有人想花钱投资，却找不到投资的机会，另外有人想借钱，但是没有人借给他。但是我认为，投资性限制很难用一个对所有行业都一样的进入成本来解释，应该是另外一种比较复杂的管制形式。

另外，从体制改革来看，你的文章能不能进一步对中国的制度变迁做一个解释，建立在一种更为微观的基础上，解释它在机制上是如何实现管制、放松和重新管制的变化的，包括融资性管制和投资性管制相互匹配的问题。

韩朝华：

理论模型和现实往往有比较大的差距，比如存在融资管制时，国有部门与非国有部门的融资的难易程度。你的文章结论是国有部门很好融资，非国有部门很难融资，与现实有一定的吻合。但是到什么程度，是否像理论解释的那么清楚，值得商榷。非国有部门发展这么快，说明他们有融资的办法，比如戴红帽子等。他们大量地利用了政府的资源，这是中国的一个特点。

盛洪：

我理解这篇文章大概有两个意思，首先管制的变化带来了体制的变化，第二是制度的变化带来了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你设立了很多系数，比如管制系数，它们面临着巨大而复杂的制度安排，这种简化可能会忽略很多东西。管制应该有两个层面，一个是对非国有企业的进入管制，包括对产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管制；另一个是原来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宏观管制。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投融资的管制表现为对宏观经济状态的管制。当时有些说法，比如投资额度，信贷额度。理论上来讲它不是一种歧视，与国有部门与非国有部门无关，而是宏观经济控制与调整的一种手段。

在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要素价格是受管制的，偏低，所以有投资需求膨胀；而现在是投资需求不足。在那时的利率管制条件下，借贷利率是低于实际利率的，通货膨胀比较高。而现在通货紧缩，而且管制利率比较接近于市场利率。每次的紧缩政策所采取的都是投资额度和融资额度的管制，导致了国有部门的收缩，非国有部门的相对扩张。对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制度特点比较好的描述，应该是软约束问题，也就是说国有部门是软约束，非国有部门是硬约束。到了90年代，国有部门由财政的软约束逐渐变成了银行的软约束，有一种贷款冲动。但对于宏观经济状态的影响，还是与价格的市场化有关，从产品价格到要素价格。你的立意很好，但是可能需要更多的对制度的描述。

关权：

你这篇文章应该是一篇纯理论的研究，但是后面列了三个图，做了一下实证检验。我个人认为，纯理论的研究，就应该在理论那儿结束。考虑提出几个系数，够还是不够，应该增加哪个变量，模型中的数学结构等等。要证实你的理论，这三个表是远远不够的，还不如没有，因为这些实证分析经不起仔细的推敲。

姚枝仲：

在我的模型中，投资管制不是指的投资计划，而是指的对非国有经济部门的管制。但是这个模型可以有很多种组合，即使现在的融资管制放松了，这个模型也可以处理一些问题，尤其是存在融资管制的情况下，有居民存款向国有部门资源的转移，这个模型就能够说明一些问题。货币引入这个模型也是可以的，虽然在中国影响经济的利率渠道被堵死了，但是货币仍然可以通过信贷渠道来影响宏观经济。

张曙光：

这篇文章解释的90年代我们的改革走到现在所出现的宏观经济的问题。他的抽象肯定会舍象掉很多因素，这是必然的事情，不然就无法建立起理论模型。我们首先放开的是投资管制，也就是非国有部门的进入门槛降低了；但是80年代后期，融资管制并没有放开，非国有经济处于比较小的状态。只有当融资管制有所放松之后，储蓄加上个人投资，非国有经济才有发展。也就是说，只放开投资管制，不放开融资管制，非国有经济部门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陷入停滞，甚至萎缩。这也符合当前的经济现状。所以这篇文章可以用来解释当前的通货紧缩。

好了，今天的讨论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高 飞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