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上，台下 — — 钱钢老师课上的生日报【50】
台上，台下 — — 钱钢老师课上的生日报【50】
文/杜晨薇
钱钢老师附言
作为典型的文革事物，打老师、毁庙宇、设“牛棚”等等，早被彻底否定。样板戏却不同。江青倒了，她的“杰作”还在，还是红色文艺。杜晨薇的讲述，让我们在高亢激越的唱腔背后，听到人的悲吟。谈论样板戏，不能离开语境。江青是否有艺术造诣？于会泳是不是戏曲改革的先锋？左派学者自可研究，然而无法改变样板戏是政治、是极权文艺范本的事实。
我的母亲出生在1967年6月17日（农历五月初十），文革开始后的一年，出生地在今山西省朔州市山阴县北周庄镇。
上世纪60年代山西的行政建制是五专四市，即晋中，雁北、忻县、晋东南、晋南五个专区，太原、大同、阳泉、长治四个省辖市。而当年的北周庄镇尚属于雁北专区。
《雁北报》是母亲出生地的地方报，该报创刊于在1958年。到了1993年，随着雁北专区和大同市的合并，《雁北报》正式更名为今天的《大同晚报》。遗憾的是，我没能找到母亲生日这天的雁北报。我的研究只能以《山西日报》和《人民日报》为材料基础。
1967年6月17日，中共中央内部发生了一件“大事”，它满满当当地占据了《山西日报》和《人民日报》的头版。是什么呢？原来，党中央领导人“忙里偷闲”，集体去看了一出京剧 — — 《智取威虎山》。
这出京剧不简单，它还有个名字叫“革命样板戏”。人民日报的社论紧跟潮流：“把革命样板戏推向全国去”。山西日报更是欢呼，“工农兵昂首屹立在文艺舞台上的新时代来到了”！革命样板戏在母亲生日当天的报纸上唱了“主角”。然而，什么是革命样板戏？恰巧，我打小就从长辈那儿耳濡目染，学了几句，先给大家来一段反串《沙家浜》感受一下：
1967年4月27日，江青接见《智取威虎山》主创人员时提出：把1964年夏季京剧现代戏汇演中涌现的《红灯记》、《芦荡火种》（即后来的《沙家浜》）、《智取威虎山》作为自己主抓的样板，加以宣传、推广，“样板戏”一词也由此发端。
此后，样板戏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展，很快便成为党报上的“常客”。
1966年10月24日，“样板戏”一词第一次以正面语义在人民日报出现 — — “没有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没有这场反击资产阶级的尖锐斗争，就没有《智取威虎山》这样好的 样板戏 ！”
1966年12月9日，“革命样板戏”作为一个完整概念第一次在《人民日报》出现：“《沙家浜》和其他 革命样板戏 的诞生，是毛主席文艺路线对以周扬为代表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文艺路线进行斗争的伟大胜利！”
而到了母亲生日的当天，不过一年多时间，“革命样板戏”已经成为头版头条，“八个革命样板戏”也作为一个整体概念成了约定俗成的宣传用语。（作者按：八个革命样板戏包括：京剧《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沙家浜》、《海港》、《奇袭白虎团》，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交响音乐《沙家浜》。）
“样板戏”一词的传播史恰恰反映了样板戏在当年神州大地上的传播态势。此后一直到1970年代初，样板戏始终在文艺界占据着垄断地位。“为了推而广之，由知识青年组成的宣传队伍还上山下乡到各地介绍、演出样板戏”，就连解放军的连队都要教唱样板戏。同时，样板戏还陆续被拍成电影……真可谓全国上下齐欢腾，好不热闹。
但，样板戏来了，地方戏走了。
文革开始后，地方戏遭到碾压。不仅剧种减少，剧团数量也大减。许多地方戏迅速衰落下来，而山西最著名的晋剧也在这时走向了低谷。
不少晋剧艺人被当作“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活靶子挨批斗。接着就是批判剧本、批判权威，有些地方还要把戏装烧毁，艺校停办。1967年以后，全省大大小小的剧团同意改唱样板戏，凡是上场艺人都要通过政审才能登台。
“三突出”来了，真实的人性走了。
时任上海文化系统革筹会主任的于会泳，也是上海两出样板戏《海港》、《智取威虎山》的实际主管，凭借几次接触江青并观察江青在戏改工作上的意见，总结出了刻画人物的“三突出”。即“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中心人物。”
在“三突出”的指导下，样板戏所刻画的人物只有绝对的好与坏，善与恶，英雄人物被神话，反面人物被魔化，而真实的人性则完全被抹煞。
政治立场来了，艺术争论走了。
在文化专制的环境下，“艺术”岂敢拿来争论？当时，凡事对样板戏的内容或艺术特征持不同意见，就会被江青拿政治立场的标准来衡量。轻则批评思想落后，重则化为右派敌人。
样板戏《红灯记》中李玉和的扮演者李少春以及作曲阿甲、刘吉典便是因为抵制江青意见而被打成“破坏红灯记的反革命分子”。尽管当时的李少春已经成为中国京剧院一团的团长，可仍不敌江青一句“你们把我的戏改坏了”。
此后，他还多次被打成了中统特务、黑帮，至死也没再返回舞台。
江青来，江青走，艺人苦了。
《红灯记》中铁梅的扮演者刘长瑜这样描述江青坐镇文艺的那段日子。“那时在我们院，贴我的大字报到处都是，说我是修正主义的苗子、狗崽子等，还说我作风不正什么的……那时江青也认为我对抗她，接着我就被停演了一段时间。但最后江青看来看去，还是觉得我眼李铁梅比较顺眼些，就没把我换掉。别人看我演李铁梅演得挺红的，都以为我一定很受宠，谁又能想到一走下舞台我就成了天天挨批的反面教材。”
1967年，“杨子荣”的扮演者童祥苓因姐姐是“反革命”而被迫离开了《智取威虎山》剧组。那个时候，他最多登上舞台的机会是挨批斗。这样的日子过了一年多，他不但写了近100份检查，还要劳动改造，负责清洗全剧团200人的碗筷。
同样遭恶的还有《沙家浜》中阿庆嫂的扮演者赵燕侠。当年，江青在人民大会堂公开点名称赵燕侠是反革命黑帮，必须要彻底打倒再踏上一只脚，叫赵燕侠永世不得翻身。
关于赵燕侠为什么受迫害？文革中有人说是因为江青送她的毛衣，她不穿，甚至摔在一边。可谓一件毛衣引发的“血案”。
赵燕侠真因一件毛衣“获罪”？或许是，但绝不止于此。
一次江青问起赵燕侠刘少奇跟她说了些什么，赵燕侠如实回答：“主席说我演的阿庆嫂不像……”一句话还没说完，江青就瞪大了眼睛：“什么主席？说清楚了是你们主席，还是我们主席？”赵燕侠哪里知道这背后还牵扯到两个主席、两条路线的斗争，白白“送死”。
排练期间，江青还喜欢行使父母职权 — — 给人改名。
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主人公，原名吴琼花，她下令改名“吴清华”。
江青审改钢琴伴唱《红灯记》时，对钢琴伴奏殷承宗说：“就凭你这个名字，我也要造你的反，你这是想继承你那个祖宗啊！
给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说戏时，江青突然转向吴清华的B角演员宋琛琛说：“你这个名字太长，就叫宋琛吧。”随后，她有走向另一位叫张婉昭的女演员，说：“张婉昭，你就叫张昭吧。不然你的名字要进宫廷了。”
而红极一时的《红灯记》中李玉和的扮演者钱浩梁也曾受此“恩典”。江青说：“小钱呐，咱也不要钱了，钱是资产阶级的。你就改叫浩亮吧！”
然而，随着四人帮的倒台，当年与江青交好的艺人，也免不了“成也江青，败也江青”的命运。
钱浩梁、于会泳、刘庆棠是当时最著名的“样板戏”三巨头。尽管他们的艺术造诣众人皆知，对于样板戏的创作和发展也做出了贡献，然而在政治上却借江青之棍打人，做了许多错事。“四人帮”粉碎后，钱、于、刘均被隔离审查，命途凄惨。
文艺本不该成为政治的傀儡和牺牲品，然而在革命样板戏的年代，一切都是那么身不由己。样板戏里的“英雄们”，有的一夜成名，有的白天接受审判晚上登台演戏，有的先红后落，有的先落后红……
姥姥记忆里的“三年文革”
母亲出生在文化大革命开始的年份，然而关于母亲出生当年的记忆，姥姥的一句话却让我震惊。
姥姥说：“生你妈妈的时候，文化大革命都结束了！”
怎么会这样？姥姥接着说：“说（文化大革命）有十年，那是人家大地什（即地方），咱这儿就斗了二三年，揪出些个吸洋烟（即鸦片）和搞破鞋的。你老姥爷（即姥姥的父亲）早些年在村里种洋烟，让人家给关进过公安局。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有人告发了，就被斗得整死了。等生你妈的时候，村里都斗完了。”
“……村里头人们都穷啊，姥姥19岁就跟了你姥爷，还住的土窑。……那会儿生一个孩子国家给养活，大队上给吃粮。（问：给多少？）给九成粮。（问：什么意思）就好比大人给一斤谷子，娃娃们就给分九两。人们都赶在2、3月份生孩子，赶秋了（即到秋天）就给发粮。要是生在阳历元旦以前的，当年的粮就不给了。……2、3月份生孩子的可多呢，别的姥姥也不知道了。”
中国就是一个“舞台国家”。在台上，有耀眼的聚光灯，有闪亮的服装道具，有英雄，有激昂的音乐和豪言壮语。在台下，却藏着命运的悲剧，藏着不可言说的无奈，更藏着寻常人的日复一日。
以姥姥为代表的亿万贫苦的人们，让我想起来“桃花源”里的住民，“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在那样恐怖的年代里，有台上的人，台下的人；被卷入洪流的人，远离风暴的人；被历史铭记的人，被历史遗弃的人。而全部的他们，和他们的全部，就组成了历史。
作者介绍
杜晨薇，2014级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财经传媒硕士毕业生，目前为上海解放日报记者
【下期预告】
报头和品牌标志一样，往往体现一份报纸的精神与风格，故而长期使用。出生在浙江的王一苇，却发现父母生日当天的两份《浙江日报》报头风格迥异。文革前后，报头频繁更换，藏着什么样的玄机？
欢迎继续关注7月8日第五十一期“钱钢老师课上的生日报”《浙江日报，一个报头的变迁 — — 王一苇妈妈的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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