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驾机起义”背后的两岸宣传战 — — 钱钢老师课上的生日报【28】
“驾机起义”背后的两岸宣传战 — — 钱钢老师课上的生日报【28】
文／冯梓莹
钱钢老师附言
冯梓莹和做下一则生日报演示的刘乐凯，曾组成“乐莹莹组合”，在课堂上讲述同一主题的不同故事：同胞间，驾机驾艇，你起义过来，我叛逃过去；大气中，则有或刚或柔的攻心广播。这是两岸军事对峙时期的特有景观，愿它永远成为历史。
1963年的中国，大饥荒刚过，这一年夏天，在受灾不算太严重的广东小城鹤山，我的爸爸出生了。据说我奶奶说,生我爸爸的时候，她一边流着汗、一边还啃着鸡腿，这可以说是当年给产妇补身体的高级营养品了。我爸爸是家中的长子。在饥荒后段年份能怀上并顺利产下一个男胎，我爷爷当时想必也是乐坏了。
爸爸的生日是1963年6月23日，饥荒余波未尽，我想头版必定会有关于粮食收成的新闻，回看我爸爸出生当天的《南方日报》，果不其然，《海康乐昌积极扩大晚造种植面积》一文讲的是我党准备带领我省人民查灭荒地，扩大种植面积，打算借此把早造的损失补回来。
但更吸引我注意的，是头版底部转载的一篇人民日报社论，标题是《台湾军政人员的光明出路》,评论内容是赞扬台湾空军飞行员徐廷泽驾机“起义”，回归祖国怀抱的行为 — — 他驾着台湾军队的战斗机，径直从台湾新竹飞到了福建龙田。
旁边另有一则新闻介绍徐廷泽受到了叶剑英元帅的接见。
“驾机起义”这个名词于我来说相当新鲜，它指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地区和台湾地区海峡间飞行员驾机飞到对岸的事件。当时不只有台湾飞行员飞到大陆，也有解放军空军飞到台湾。这些“起义”事件主要发生在1945年到1989年，两岸关系仍然处在敌对状态的年代。
放到现在，这种事件基本不可能发生，一是两岸关系缓和升温多时，现以经济旅游文化交流为主导，二是现代军事防御系统发展迅猛，一架陌生飞机进入领空，相信很快就会遭到拦截，或许根本没有降落的机会。
对于解放军，徐廷泽事件是“起义”、是“革命”，那台湾的媒体又会怎样报道这一事件呢？“叛逃”？“失节”？答案其实是，没有报道。台湾作家管仁健《你所不知道的台湾》中提到，当年徐廷泽起义时，台湾中央社发稿只称一飞行员因天气恶劣失去联系，没有后续报道。在新闻媒体只是官方宣传喉舌的年代，越能震动社会的新闻越容易“被消失”，仿佛没有发生过。
徐廷泽是1949年后“驾机起义”飞往大陆的第一人，却远不是最后一个。《军事历史》杂志2010年第5期《新中国成立前后国民党空军飞行人员驾机起义探析》一文，详细统计列出从台湾“驾机起义”到大陆的飞行员共有98名，主要集中在1960年之前，1960年之后仅有5人。
这些台湾飞行员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中共党报的报道，表示他们是出于“对祖国热爱”和“思想觉悟高”。一定程度上，这也是现实情况。新中国成立前期和早期，飞行员主要都是因为政治理念不合，负气从台湾回到大陆。
虽然台湾报纸抹去了从台湾逃到大陆的飞行员纪录，那么反向的“驾机起义”，它们总该有报道吧？通过港大的新闻数据库搜索关键字，我发现了不少相关新闻，至少收集到了12名“义士”的名字。比如台湾联合报一篇题为《愤懑情绪日增 匪机起义势必踵至纷来》的报道，就记录了1962年3月3日，解放军海军航空兵的飞行员、湖南人刘承司驾驶米格-15战斗机从浙江路桥起飞，在桃园军机场降落。
据说，刘“起义”的诱因，仅仅是由于没有得到发给他的飞行员手表 — — 在物资匮乏的当时，手表是一件奢侈品。因此才有“刘义士谈大陆惨状”的副标题。这里的“惨状”少不了对大饥荒的描述。而刘承司更应庆幸，就在他逃离的第四年，另一场浩劫开始，无人能置身事外。也许，这也是大陆的叛逃行为大部分集中在六、七十年代的原因。
“驾机起义”风潮后期，“投诚飞行员”的数量，成为了两岸政治宣传战成效的较量。两岸宣传手册和广播的内容、方向和基调，其实基本相同：一是打“亲情牌”，飞行员与家人海峡分离、不时听到宣扬“弃暗投明”的广播宣传，自然让军人萌生到对岸回家的想法。
更吸引人的是“名利牌”，从1955年起，两岸当局都分别针对“驾机起义”人员实行丰厚的奖赏办法，主要是根据飞机的机种来判定奖赏标准，越先进的飞机，获得的奖励则越大。
以徐廷泽为例，他驾驶的是一架美制F－86F喷气战斗机，这可是当时台湾当局空军的主力机型，当年用于装载大名鼎鼎的响尾蛇导弹。他获得了2500两黄金的奖赏，这在当时相当于8.75万美元，约等于21万多元人民币。这是多少钱？60年代初毛主席的月薪是404.8元，一个北京工厂高级干部的月薪大约100元；那就是说徐廷泽带着一架飞机“起义”归来，就获得了毛主席44年的年薪，工人干部甚至需要不吃不喝179年才能存到这样的巨款。除此之外，徐廷泽还加官晋爵，被授予了少校军衔。1988年开始，两岸政治对立缓和，这才逐步取消了这些奖赏办法，从此“投诚”与“叛逃”的新闻也从我们的视野里消失了。
在两岸告别敌对关系的今天，追查这些“义士”的后续故事，他们迥异的处境难免让人唏嘘。从台湾来到大陆的“义士”大多享受着国家福利、安享晚年，随着宣传战一起退出了历史舞台；而从大陆去到台湾的“反共义士”有部分人移民到美国或加拿大颐养天年。也有更戏剧性的新闻，“反共义士”卓长仁、姜洪军因挥霍黄金和投资失败而被迫走上绑架杀人的犯罪道路、最终被枪决，后来还有“反共义士”李显斌在1991年回山东探望老母亲时在青岛机场被逮捕，并最终被以“叛变投敌罪”判处15年有期徒刑，2002年虽获假释出狱，但同年12月李显斌在上海逝世。
今天“驾机起义”的故事早已封存在历史里，不会再次发生。但两岸关系的钟摆，仍在不停摇晃，前路未卜。
作者介绍
冯梓莹，2014级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硕士毕业生，目前为香港彭博商业周刊/中文版记者
【 下期预告 】
1963年和1964年的生日报，谈到中苏关系和国际局势，总绕不开一个词，“九评苏共”。
王萌爸爸出生的日子，正值“九评”第一篇发表。这洋洋二十万言到底说了什么？为什么每一篇都从人民日报头版整版起多版刊登？它们又是如何诞生的？王萌将为我们揭开“九评”神秘的面纱。
继续关注4月22日第三十期“钱钢老师课上的生日报”《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一场旷日持久的“口水仗” — — 王萌爸爸的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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