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反华大合唱”淹没的第二次亚非会议 — — 钱钢老师课上的生日报【35】

2016-08-15 作者: Yiwei Wang

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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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反华大合唱”淹没的第二次亚非会议 — — 钱钢老师课上的生日报【35】

Yiwei Wang

May 9, 2016 · 8 min read

文/徐小童

钱钢老师附言

“反华大合唱”一语，文革前的学生耳熟能详。反华的领唱自然是美苏，而合唱队员中，竟有中国多年倾力拉拢的亚非国家。徐小童讲述的“第二次亚非会议”搁浅记，显示了文革前中国外交的尴尬。这是试图率领“世界的农村”（亚非拉）去包围“世界的城市”（欧美）所遭遇的挫折。这段历史可以帮助我们理解邓小平后来说的话：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

1965年6月29日，星期二，小暑。我的母亲出生在贵州的一个普通家庭里，在环山而建的城市中，得名“雪松”。这一天，原本是第二次亚非会议召开的日子。

然而母亲生日当天的《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第二次亚非会议再次延期。“延期”，还是“再次”，是什么原因？

也许你没听说过“第二次亚非会议”，但你一定在准备高中会考的时候听过“万隆会议” — — “三次力挽狂澜展伟人风采”的周总理在会议上提出“求同存异和十项原则。万隆会议其实就是第一次亚非会议。它由印度、印度尼西亚、缅甸、锡兰（现斯里兰卡）和巴基斯坦五国发起，29个亚非国家和地区参与，并在1955年4月18日至24日于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万隆会议，是美苏冷战格局下，刚刚独立的亚非国家之间的“抱团取暖”。

尝到了第一次的甜头，在筹备第二次亚非会议这件事上，中国相当积极。这也与中国的外交处境有关。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中苏交恶，中国的外交战略从“一边倒”转向“两个拳头打人”，打的既是帝国主义，也是苏联修正主义。与“老大哥”闹翻的经济代价是沉重的，中国需要新同盟。

于是，中国试图在世界两大极之外，召集一帮穷兄弟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强权，保持中立，谋求合作。时任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的陈毅，肩负着与亚非国家和地区的外长协商解决争议、顺利召开会议的重任。

北非陆地面积最大的国家阿尔及利亚曾是法国殖民地，直到1962年7月3日才脱离殖民地身份。同年9月，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成立，“民族解放运动”领导人本·贝拉任第一届政府总统。为支持阿尔及利亚的民族独立运动，第二次亚非会议原定于1965年3月10日在阿首都举行。

然而，在“谁能参会”的问题上，各国纷争不断：印度想邀请苏联，中国当然第一个反对；阿尔及利亚想邀请联合国秘书长，中国当时还没恢复联合国席位，正闹着别扭，当然也不肯；印度尼西亚拒绝邀请马来西亚，中国支持，但别的国家又有意见……陈毅4月份飞往阿尔及利亚参加筹备会议，却未能与各国达成共识。最后，阿尔及利亚只好提出，由于“物质、技术原因”，將会议推迟到6月29日，也就是我妈妈生日当天举行。

筹备会议失败的阴影下，“反华大合唱”初露苗头。中国和印度在苏联问题上掐架，与1962年中印爆发边境战争有很大关系。当时两国在藏南边境干了一仗，关系恶化。印度在筹备会议上提议苏联有参会资格，并积极寻求他国支持，也有跟中国对着干的意思。

支持中国的声音也在减弱。原本坚定发声反对印度提案的巴基斯坦，1965年陷于与印度在克什米尔地区的全面冲突，自顾不暇，难以在会议上为中国发声。

印度尼西亚在1965年的“变天”，更是致命一击。印尼曾经是荷兰殖民地，在1945年宣布独立。苏加诺出任独立后的首任总统，亲苏亲共，特别与中国关系密切。1965年9月30日，印尼发生“九·三〇”事件，一批军官试图推翻苏加诺政权。军队高层苏哈托镇压政变后趁机篡权，掌握实际权力。“变天”后的印尼开始大规模“排华”运动，反共的主张令印尼在冷战期间获得美国在经济、外交上的支持。动荡中的印尼，在延期后的第二次亚非会议筹备过程中，不再为华坚定发声。

刚独立的亚非国家，大多陷于贫困渴望发展，需要强权国家资金上的支持。印尼的政权更迭，越南战争的升级，是两大强权国家冷战中，弱小国家的必然选择，或主动，或被动。

会议延期的“表面和平”，本已经不起更大风浪。然而东道主阿尔及利亚又出了一个更大的幺蛾子。会议开始前十天，时任阿国防部长的胡阿里·布迈丁发动军事政变，逮捕了总统本贝拉，成立了以布迈丁为主席的革命委员会。

当时，周恩来和陈毅正在飞往当时的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简称阿联，埃及和叙利亚组成，但当时叙利亚已退出）访问的途中，原本打算从开罗直接前往阿尔及尔出席会议。一下飞机，他们就听说了“六一九事件” 的情况，但周恩来在当天晚上的讲话中表示，“中国政府一贯支持第二次亚非会议的召开”。第二天，中国外交部的负责人约见了21个亚非国家的使节，表示会议将如期进行。

阿尔及利亚此时已无暇自顾，阿外长通过阿联的纳赛尔总统，向中国表达了推迟会议的愿望。28日，考虑到阿国内局势动荡，在阿拉伯、非洲国家的代表提议下，会议再次延期至1965年11月5日，地点仍在阿尔及尔。

最好的时机已经错过，历史犹如急速收缩的漩涡，将亚非国家与中国的关系拖入无可回转的泥潭。曾经期望的“国际歌”，却成了“反华大合唱”。一些国家由于经济困难，希望得到美国援助，表示不愿公开反对美帝国主义；政权更迭后的阿尔及利亚改变态度，公开支持邀请苏联与会，且表示将邀请联合国秘书长和联大主席出席会议；阿联也由于需要依附苏联对抗以色列，转而与中国敌对。

其他亚非国家之间也是龃龉不断，印度和巴基斯坦为克什米尔问题发生冲突，两国关系紧张。有些国家不肯原谅布迈丁发动政变，对到阿尔及尔参加亚非会议持抵制态度。亚非国家间刚刚建立的同盟犹如海滩沙堡，一夜间便消失的无影无踪。

原本一心想促成会议的中国，在外交上频遭重创，这时只好以强硬姿态示人。1965年10月27日，人民日报用加粗字体写了个大标题《中国政府郑重宣布不参加导致分裂的亚非会议》，给新中国的外交寒冬取了个“恰当”的名字：反华大合唱。这场合唱中，美苏是定调的鼓，印度是最响亮的小号，曾经与中国共患难的不少亚非国家经历政权更迭，“变天”后的他们是声调高昂的木管长笛。

1965年11月3日，《人民日报》头版刊文，第二次亚非会议不定期延期举行。一年以后的1966年，中国走向“文化大革命”。

而再次提起“第二次亚非会议”，也已是四十年后。2005年，“万隆会议”五十周年之际，第二次亚非会议由南非和印度尼西亚牵头，在雅加达举行。政治版图斗转星移，但“经济话题将会唱主调”。2015年4月，习近平出席在印尼举行的纪念亚非会议60周年活动。当一切归于平静，“万隆精神”时有宣传，这段动荡历史却少有人提。

花絮：我是“穿青人”

每次自我介绍的时候最讨厌两件事。一个是解释我为什么要叫“小童”，因为我完全无法解释，名字也不是我能取的。母上大人童心未泯，还美其名曰，“和邓小平有异曲同工之妙”，留下我一脸无奈。于是编了一个野史：我属鸡嘛，童字就是金鸡独“立”，脚踩“土”地，在“田”里找吃的。

另一个是解释我的民族。我的民族是穿青人，不在56个民族里。没有看错，中国不止56个民族。还有许多像我一样的未识别民族。前几年在选秀节目里大火的杨二车纳姆，头上顶着大花那位，是摩梭人，也不在五十六个民族之列。我和母亲的户口本上，身份证上都写着：“穿青人”，而不是“穿青族”，因为五六十年前，我们没有经过国家的认证成为“五十六支花”之一。

曾经追问过外公，我们民族到底算什么，外公扔下一句“哎呀，就是彝族的一支”，就转身去吃肉喝酒了。我在港大冯平山图书馆翻找到一本贵州志，里面提到我的老家，毕节市纳雍县，其实是彝语音译而来，似乎为外公的说法提供了一些证据。但当年国家识别民族时，费孝通老先生认为，穿青人其实是明朝“改土归流”时，移民到贵州的汉人。

众说纷纭，不知真相。我常问妈妈，咱们有没有什么拉风的传统节日呀，衣服呀，甚至语言，她也没什么答案。而我们年轻一代，对穿青人的传统更是知之甚少了。根据南都周刊2010年的报道，在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穿青人的数量多达约67万，占全国未识别民族人口的90%以上。在贵州，穿青人和五十五个少数民族一样，享有贵州的民族优惠政策。但作为一个未获官方“认证”的民族，它的文化传统似乎正在迅速流失。